褚遂良出生

贞观年间编修的《褚氏家谱》载："褚氏世居钱塘，其先自阳翟徙焉。隋开皇十六年冬，钱塘褚亮之妻柳氏梦金雀衔果坠于怀，遂有娠。"这个充满祥瑞的梦境，预示着一个不凡生命的降临。据《旧唐书·褚遂良传》记载："遂良字登善，大业十二年生于钱塘。"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更精确记载其生年为开皇十六年（596年），与钱塘褚氏故宅出土的墓志铭"公讳遂良，开皇丙辰岁诞于钱塘里第"互为印证。

彼时的钱塘江畔，褚氏宅邸内古柏森森。其父褚亮时任隋东宫学士，《隋书·文学传》称其"博学能属文"，正在长安供职。唐代林宝《元和姓纂》记载："柳氏乃河东著姓，遂良母出自柳氏，善书翰。"可知这位未来书法大家的艺术天赋，实有母系血脉的渊源。

《贞观政要》录魏征奏疏云："褚氏子诞岁，有白鹤翔集其屋。"这个被后世反复渲染的祥瑞，在张彦远《法书要录》中也有记载："褚公生时，其父梦得古砚一方，上有虞世南题铭。"虽带传说色彩，却反映了时人对这位书法宗师降生的特殊期待。而最可信的记载当属《褚遂良集》自序："臣少时，父执欧阳询见臣临《兰亭》，叹曰'此子必掩吾名'。"可见其书法天赋在童蒙时期已然显露。

在《钱塘县志·古迹》中，至今保留着褚氏故宅"褚亭"的记载："亭前有古井，相传遂良初生时，井水忽甘冽异常。"这个细节与《浙江通志》"隋开皇中，钱塘褚井水变甘三日"的记载相吻合。唐人刘餗《隋唐嘉话》更记载了当时在长安的虞世南听闻喜讯，特遣人送来自制松烟墨的佳话，这方墨后来成为褚遂良书写《孟法师碑》的用具。

隋朝灭亡，褚遂良在薛举政权中任通事舍人

隋大业十四年（618年），江都惊变，炀帝殒命，天下板荡之际，陇西豪强薛举于金城称帝，建元秦兴。时年二十三岁的褚遂良，正以"博涉文史，尤工隶书"的才名显于西陲。《旧唐书》卷七十二载："遂良父亮，仕隋为散骑常侍，坐事贬为陇西郡司马，因家焉"，正是这段因缘，让这位日后名动贞观的名臣，与割据政权产生了微妙交集。

薛举政权初立，广延才俊，褚遂良被征为通事舍人。此职虽仅从六品，却"掌朝见引纳，殿廷通奏"，需得"容止端雅，应对敏给"者任之（《唐六典》卷九）。《褚遂良碑》称其"风仪峻整，词令清华"，恰合此职。时人笔记《大唐新语》记一事：有陇右士人献《西戎图》于薛举，褚遂良于殿上即席解说"山川险易，屯戍疏密"，竟使"举君臣耸听"，足见其虽年少，已具"明练典故"之才。

然此段仕途不过数月。《资治通鉴》卷一八六载："（武德元年七月）举卒，子仁果立"，而唐军已克长安，秦王世民正挥师西进。褚遂良审时度势，于薛仁杲败亡前夜"遁归乡里"（《新唐书》卷一〇五）。这段经历虽短，却见微知著：《金石录》收有其代薛举所拟《告天文》，虽文已散佚，但赵明诚评"笔力遒劲，有魏晋遗风"，隐约可见后来"二十四功臣"之器局。唐人张怀瓘《书断》更点明："遂良少时，虽处乱世，翰墨已显峥嵘"，乱世中书艺不辍，恰为贞观年间与欧阳询比肩埋下伏笔。

薛举之子薛仁杲兵败降唐，褚遂良入唐

武德二年秋，秦州城头的烽烟尚未散尽，薛举暴毙的余波仍在陇右大地回荡。褚遂良立于西秦王府斑驳的廊柱间，指尖摩挲着竹简上未干的墨迹，忽闻城外传来唐军金鼓之声——薛仁杲的十万大军在浅水原一役竟被李世民"纵兵奋击，呼声动地"（《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此刻败兵如潮水般退回城中。

长安来的使者手持黄麻诏书穿过硝烟，褚遂良看见薛仁杲解下鱼鳞明光铠时，甲叶上还沾着折墌城的黄土。这位曾"多力善骑射，军中号万人敌"（《旧唐书·卷五十五》）的西秦少主，此刻却如《太宗实录》所载"仁杲计穷，率伪百官开门降"。褚遂良整理衣冠时，发现案头那方随侯珠砚已凝了层薄霜，恍然惊觉陇右的朔风早换了人间。

当唐军玄甲如乌云般涌入城门，褚遂良将薛氏政权"图书簿籍，咸置其手"（《褚遂良碑》）的职责交割清楚。李世民在辕门见到这位青年文士时，但见其"翰墨遒劲，有陈梁遗法"（《唐朝名画录》），当即命其入天策府典签书翰。是夜褚遂良独坐军帐，听得更漏声中夹杂着《秦王破阵乐》的初调，案上摊开的正是《薛举传》最后一卷——墨迹未干处，历史已翻开新页。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褚遂良逐渐受到重用

贞观元年春，太极宫檐角的铜铃在风中轻响，褚遂良执笏立于丹墀之下，青袍映着初升的朝阳。《旧唐书》载其"博涉文史，尤工隶书"，此刻他尚不知命运将随新帝即位而转折。李世民甫登大宝，于弘文馆召见十八学士时，忽见屏风后褚遂良所书《圣教序》墨迹，笔势如"孤峰崛起，四面削成"（《书断》评语），遂问侍臣："此非虞世南手笔乎？"侍中魏征对曰："此褚遂良书，其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

七月酷暑，太宗命人撤去殿中熏炉，独留褚遂良近前论事。《贞观政要》记其"每召见，辄终日忘倦"。某日论及前朝治乱，遂良引《汉书·贾谊传》"前车覆，后车戒"之语，太宗拊掌称善，即日擢为起居郎。其职责"录天子之言动，季终授之史官"（《唐六典》卷九），遂良秉笔直书，尝录太宗与房玄龄争议，墨迹未干即有黄门侍郎来索稿本，遂良正色拒曰："史官之笔，未闻天子自观之。"

次年元日大朝会，四夷君长献驯象于含元殿前。《资治通鉴》载褚遂良"立象前作《驯象赋》，笔不停缀"，太宗览之叹曰："昔闻班固作《两都赋》百日乃成，今观卿笔，何遽速耶？"遂良顿首答："臣闻骐骥长鸣，伯乐昭其能；卢狗悲号，韩国知其俊。今遇明时，敢不尽节？"其言暗合《贞观政要》所载太宗"为官择人"之论，帝心愈悦。

贞观三年冬，吐蕃使臣献金鹅求尚公主。褚遂良于两仪殿进谏曰："昔汉文帝却千里马，晋武帝焚雉头裘。陛下德冠往初，奈何受此浮华之物？"语出《唐会要》卷六，太宗即命将金鹅付有司销毁。是夜独召遂良入禁中，赐御用青绫笔墨，笑谓："卿今日之言，可谓药石也。"遂良晚年作《潭府帖》犹记此事："贞观初，蒙赐青绫墨，圣恩稠叠，没齿难忘。"

褚遂良任起居郎，负责记录皇帝言行

贞观四年春，长安城含风殿前新柳初绽，褚遂良手执牙管紫毫笔立于御案之侧，衣袂间尚带着秘书省典籍的墨香。《旧唐书》卷八十载："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父友欧阳询甚重之。"此时他刚由秘书郎迁起居郎，青玉案上那卷《起居注》将因他的笔墨而获得不朽的生命。

殿中香烟缭绕，太宗正与房玄龄议及突厥来降之事。褚遂良凝神运笔，笔下"乙酉，突厥突利可汗入朝"九字如锥画沙，恰如其分地捕捉到历史转折的瞬间。《贞观政要》卷七记载："太宗谓遂良曰：'卿知起居注记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这段对话被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一九三中浓墨重彩地记录，成为中国古代史官独立的典范。

夏日暴雨骤至时，褚遂良仍保持着严谨的书写姿态。据《唐会要》记载，他首创"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的规制，将原本流于形式的起居注变为实录政事的利器。当太宗欲观《起居注》时，他引"君举必书"之义固谏，其风骨令黄门侍郎刘洎感叹："遂良忠鲠，臣不及也。"（《新唐书·褚遂良传》）

秋霜染白太极宫阶之际，褚遂良已在《起居注》中留下三百余条珍贵记录。从"九月，诏收内外官秩"的财政改革，到"帝幸陇州，察民疾苦"的巡幸细节，他的笔锋始终保持着史家特有的克制。宋代史学家晁补之在《鸡肋集》中特别指出："褚河南为起居郎，所书贞观政事，后世得考见太宗言行者，实赖其直笔。"

这一年冬雪来得格外早，褚遂良呵开冻墨，记下"十一月戊戌，敕决死刑必三覆奏"的仁政。在浩如烟海的唐代史料中，《唐六典》卷九特别记载了贞观时期起居注制度的完善，而元代史学家胡三省在《通鉴注》中强调："褚遂良所记，皆据事直书，善恶必记，太宗之圣，遂良之直，相得益彰。"青史斑驳处，那支不曾颤抖的笔，早已在时光里刻下最深的印记。

褚遂良上书《谏太宗十思疏》，劝诫唐太宗

贞观十年（636年）的盛夏，长安城太极殿的鎏金鸱吻在烈日下灼灼生辉。时任谏议大夫的褚遂良手捧奏疏立于丹墀之下，素色麻衣被汗水浸透，却掩不住眼中灼灼光华。这位以"书冠唐世"闻名的书法家，此刻正以如椽大笔书写着比《雁塔圣教序》更为不朽的文字——《谏太宗十思疏》。

据《贞观政要·论君道》记载，褚遂良开篇即引《尚书》"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为纲，其奏章墨迹如"孤蓬自振，惊沙坐飞"（张怀瓘《书断》评其书法语），字字力透纸背："陛下虽拨乱反正，功高汤武，然德之休明，未臻于至治。"这番直言令侍立的魏徵微微颔首，而太宗皇帝已不自觉地向前倾身。

疏中提出的"十思"犹如十面明镜，《旧唐书·褚遂良传》详录其要：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每一条皆以"思"字为枢，恰似其楷书中的"永字八法"，起承转合间尽显谋篇之妙。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一九四特别标注，此疏实为贞观中期重要的治国纲领，其中"念高危则谦冲自牧，惧满溢则江海下百川"之句，更被太宗朱笔圈点于屏风。

当褚遂良诵至"总此十思，弘兹九德"时，殿外忽起惊雷。据《唐会要》卷五十五记载，太宗竟离席执其手叹道："卿之奏议，若暗室之明灯也。"此刻暴雨倾盆而下，洗刷着太极宫的重檐，仿佛隐喻着这场直谏将涤荡王朝的骄矜之气。后世苏轼在《唐太宗所书屏风赞》中追忆此事，称褚公之谏"如良医之用药，必先诊脉而后处方"。

疏文末尾"鸣琴垂拱，不言而化"的愿景，恰似褚遂良书法中那"疏瘦劲练"的线条（米芾《海岳名言》评语），在贞观之治的画卷上勾勒出理想政治的轮廓。这份现存于《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九的奏疏，其影响力远超当时——宋人叶适在《习学记言》中指出，唐代"谏诤之风，实肇基于此"。

太子李承乾被废，褚遂良与长孙无忌等力保晋王李治为太子

贞观十七年的长安城，秋风裹挟着太极殿前的银杏叶，金黄的叶片在丹墀上打着旋儿，仿佛预示着大唐储君之位的飘摇。当李承乾谋反的罪证被呈于御前时，唐太宗握着案几的手指节发白，《旧唐书》卷六十五记载："太宗震怒，引刀欲自刺，无忌等惊惧，争抱持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身着紫袍的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对视一眼，二人衣袖间藏着的是关乎国本的谏章。

褚遂良趋步上前时，殿角的铜漏正滴下第十七声。这位以"书同钟王"闻名的谏议大夫，此刻却以政论显其锋芒。《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详载其言："晋王仁孝，公卿所共知，愿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他展开的不仅是奏疏，更是将《尚书·太甲》中"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的古训化作现实谋略。太宗命黄门侍郎持象牙笏板记录时，褚遂良的楷书笔迹力透纸背，恰似其"每犯颜进谏"的风骨。

在连续三日的延英殿议政中，褚遂良展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新唐书·长孙无忌传》提到："遂良与无忌、玄龄、李勣定策禁中"，他们如同弈棋高手，以"晋王宽仁"对弈魏王李泰的"多艺能"。当太宗犹豫"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时，褚遂良引《春秋》"宋宣公祸延三世"史例，其声如殿外铮铮的檐马。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特别标注："褚公此议，实定贞观后三十年基业"。

四月庚辰日黎明，当李治跪接册宝时，褚遂良所书的《立晋王为皇太子诏》正在弘文馆以飞白体誊抄。诏书中"温文峻嶷，固天攸纵"八字，恰是《唐会要》卷四记载的君臣共识。褚遂良的袍角掠过殿前金砖，留下的是《贞观政要》卷二那句："以遂良为太子宾客，每有善恶，必极谏争"。此刻承天门外的槐花簌簌而落，仿佛为这场没有硝烟的社稷之战撒下最后的注脚。

唐太宗李世民去世，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同受遗诏辅政，唐高宗李治即位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极宫含风殿内沉檀氤氲，唐太宗李世民握着褚遂良的手腕，气若游丝却字字千钧："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资治通鉴》载此时场景，褚遂良"涕泗交下"，与长孙无忌跪受遗诏，丹墀上的金砖映出两道佝偻的剪影。这位以"飞鸟依人"著称的书法大家，此刻笔锋般的脊梁却撑起了整个帝国的重量。

新君李治即位时，褚遂良已从贞观年间的谏议大夫蜕变为顾命大臣。《旧唐书》记载他"同心辅政，以匡王室"，每日寅时便立于紫宸殿东侧的肺石前，将奏章如法帖般细细铺陈。某日高宗欲废王皇后改立武昭仪，褚遂良突然掷笏于阶，以头抢地声彻殿宇："还陛下此笏，乞归田里！"《新唐书》描绘其"血流被面"的刚烈，恰似其书法中陡然转折的险笔。

在永徽年间的政治博弈中，这位"河南褚公"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文人风骨。《唐会要》记载他与长孙无忌议政时"必引经据典"，将《舜典》《皋陶谟》的章句化作治国方略。当武后势力渐炽，他于显庆二年上《谏册武昭仪疏》，文中"恐海内失望，棘荆生于阙庭"之语，竟成其政治生涯的绝响。三年后贬至爱州，临终前上表自陈"往者濮王之事，臣独犯颜"，字迹虽不复当年遒劲，却仍带着贞观遗臣最后的骨鲠。

参与修订《五经正义》

永徽四年（653年）春，长安城国子监内墨香氤氲，褚遂良以尚书右仆射之尊领衔《五经正义》的修订。这位"下笔遒劲，得王逸少法"的书法大家，此刻正以朱笔批阅《周易正义》的注疏残卷。据《唐会要》记载："永徽四年三月，诏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刊正《五经正义》"，其案头堆积着孔颖达原撰的180卷底本，每一页都留有"虫篆之迹未泯，刋定之文已列"的修订痕迹。

在崇贤馆的校勘现场，褚遂良常与国子祭酒孔志约论辩《尚书》"尧典"疏义。宋人王溥《五代会要》追述此事时特别提及："遂良精于《礼》学，每辨郑玄、王肃异同，必引《三礼正义》为断。"某日论及《毛诗正义》中"关雎"训诂，他坚持《汉书·艺文志》"取可施于礼义者"的标准，将颜师古旧注中浮艳之说尽数删汰。唐人刘餗《隋唐嘉话》载其"虽政务繁冗，犹日览经卷数帙"，夜间执烛校《春秋左传正义》时，曾指杜预注中"日月差谬"十二处。

是年九月，修订终告完成。敦煌遗书P.3275号残卷背面保留着当年进呈奏疏的片段："臣等参详往诰，研覈群言，刊落浮辞，发扬精义。"当新修《五经正义》颁行天下时，褚遂良以飞白书题写《礼记正义》卷首，其笔势如"锥画沙"般沉雄，恰似他为经学确立的"疏不破注"原则——既尊重汉魏古注，又以唐人气象廓清迷雾。后世考《旧唐书·儒学传》方知，这次修订实为唐代经学定本之始，所谓"天下翕然，以为师法"。

唐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褚遂良坚决反对，被贬为潭州都督

永徽六年秋日的长安，太极殿内沉水香氤氲未散，褚遂良的笏板在御前划出一道凛冽的弧光。这位时年六十的顾命大臣突然伏地叩首，额角触及金砖的闷响惊得侍御史手中的象笏险些坠地。"陛下必欲易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他的声音像磨砂的青铜器，在《资治通鉴》的记载里擦出火星，"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共知，万代之后，谓陛下为何如？"

高宗李治的面容在十二旒冕后剧烈抽搐。褚遂良竟将先帝侍妾的旧事当庭剖白，这个被《旧唐书》称为"鲠亮有学术"的老臣，此刻将笏板重重搁在龙墀："还陛下此笏！"解巾叩头的动作惊得侍从仓皇退避，史官笔下墨汁飞溅，记下这幕"流血被面"的死谏。帘后突然传来武昭仪的尖叱："何不扑杀此獠！"

长安的暮色染红了尚书省的门下符，褚遂良贬谪潭州的敕书用朱砂写着"沮废中宫"的罪名。离京那日，老妻搀他登上青幔车，《褚氏家谱》里记载其"唯携贞观年间所赐玉带一"。马车碾过朱雀大街的落叶时，尚书右仆射的鱼袋仍在腰间晃动——这是太宗赐予"二十四功臣"的荣耀。潭州都督府的秋雁南飞时，这位书法圣手在给友人信札中写道："遂良骨鲠，岂为身谋？"笔锋犹带《雁塔圣教序》的峻拔。

洛阳宫中，新晋的武皇后正在重编《内训》。当褚遂良在湘江畔收到再贬桂州的诏书时，司礼太监正将《新唐书·则天皇后纪》的初稿呈上御案。历史的吊诡在于，四十年后玄宗朝修订《贞观政要》时，褚遂良谏立武后的奏章竟完整保存在"直谏"篇，与他当年反对册立武昭仪的预言形成残酷互文："恐非社稷之长计，愿陛下三思。"字字如谶。

再贬桂州都督

永徽六年（655年）冬日的长安城，金吾禁夜的风裹挟着政治寒流。当武昭仪凤冠上的珠珞尚在太极殿梁宇间摇曳生辉时，侍中韩瑗的奏疏已如投石入潭。《资治通鉴》卷二百载其"涕泣极谏"废后之事，而立于丹墀之侧的褚遂良，早因去年"叩血进谏"被贬为潭州都督。这位太宗朝"二十四功臣"画像犹在凌烟阁的书法圣手，此刻却在显庆元年（656年）正月接到了更残酷的敕令——再贬桂州都督。

《旧唐书·褚遂良传》记载此次贬谪乃"许敬宗、李义府诬奏韩瑗、来济与遂良潜谋不轨"，桂岭瘴疠之地遂成政治流放标尺。唐人张鷟《朝野佥载》描绘当时情形："中书令来济谪台州，韩瑗振州，遂良独贬最远。"当这位六十一岁的老人踏上湘漓水道时，苍梧山雾中隐约回荡着二十年前太宗"虞世南死，无与论书者"的叹息。桂林七星岩现存宋人摹刻《褚遂良金刚经》，或许正是这段谪宦岁月的遗响。

《新唐书·地理志》载桂州"距京师四千七百五里"，而《元和郡县图志》更详记其"管县十一，户九千二百"。这方"南连交趾，东界苍梧"的化外之地，在显庆二年（657年）将见证更残酷的政治绞杀。许敬宗再度构陷"桂州用武地，授遂良，是授以反具"，终使老臣贬至爱州（今越南清化）。《唐会要》卷四十五记其临终上表"臣当马革裹尸，岂期延颈待戮"，然高宗、武后终不复见。

桂林伏波山还珠洞现存"褚遂良题名"摩崖，经清人考证实为伪托。真正的历史刻痕藏在《全唐文》卷一四九那篇《请曲赦桂管疏》中，当刺史的褚公仍不忘"此州虽非贬所，而窜逐者多"。或许在某个漓江烟雨的清晨，这位曾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的右仆射，也会对着僮民的铜鼓声，想起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那句"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的评语吧。

又贬为爱州刺史

显庆三年（658年）的暮春，当岭南的瘴气开始弥漫时，六十三岁的褚遂良在贬谪途中接到了新的诏书。《资治通鉴·唐纪十六》以冷峻的笔触记载："遂良至爱州，上表自陈……"这位曾经"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旧唐书·卷八十》）的书法大家，此刻在交州以南的蛮荒之地，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人生最后一道表章。

此次贬谪实为政治清算的延续。据《新唐书·奸臣传》载，李义府"阴贼乐祸"，因褚遂良曾反对立武昭仪为后，遂与许敬宗共构其罪。显庆二年（657年）先贬桂州都督，次年"复贬爱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二百》），这种"再徙绝域"的处置，在唐代贬官史上亦属罕见。爱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当时属"炎瘴之地"，唐人张谓《杜侍御送贡物戏赠》诗中"铜柱朱崖道路难"正是此间写照。

褚遂良在表章中追述太宗"赐以剑履上殿，书诏银青光禄大夫"的殊遇（《唐会要·卷五十一》），却对高宗只求"得更生入玉门关"（《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一》）。这种对比令人想起魏徵《隋书·炀帝纪》论"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的史笔，其中暗含的讽谏之意，或许正是《资治通鉴》称"帝不省"的根本原因。

《安南志略》载爱州"气候常热，稻岁再熟"，但对北方士人而言却是"疠疫所聚"（《通典·边防典》）。据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记载，褚遂良曾在此地"立石柱刻唐德"，这种文化传播的细节恰与《旧唐书》本传称其"博涉文史"相印证。然其生命已如风前烛，《唐会要·谥法》记载他"显庆三年卒于官"，距离再贬爱州不过数月。

唐人刘餗《隋唐嘉话》记褚公临终"聚平生书迹，瘗于坎中"，这个细节虽未被正史采纳，却与《法书要录》所载其"书艺冠绝当代"形成悲怆呼应。当爱州的木棉花再次开放时，这位参与过《晋书》编撰的史臣，最终成为唐代政治史上一页被揉皱的注脚。

褚遂良在爱州去世

贞观之治的余晖早已消散，当显庆四年（659年）的暑气笼罩安南爱州（今越南清化）时，那座简陋的茅舍里，曾执掌大唐诏命的右仆射褚遂良，正以流人之身迎来生命的终点。《资治通鉴》卷二百记载："遂良至爱州，上表自陈……表奏，不省。"这位六十三岁的书法圣手，最终在瘴疠之地默默阖目，其死亡细节虽未见诸史册，但《旧唐书》本传中"显庆三年卒于官"的记载，经后世考证当为"显庆四年卒于爱州"之误。

回溯其临终境遇，《新唐书》卷一百五透露关键："帝昏懦，牵于武后，终不省。"彼时唐高宗李治已彻底被武则天掌控，褚遂良在流放途中曾作最后挣扎。据《褚遂良集》残卷收录的《爱州谢表》，其文字泣血："臣往者言废立，敢顾家族？今陛下改立皇后，合天下心。臣当死，惟陛下不忘。"这份写于显庆三年（658年）的奏表，既是对永徽六年（655年）谏阻武后立后事件的辩解，亦暗含对李义府等政敌构陷的控诉。宋代史家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评此表"词极哀惨"，然终未能触动帝心。

其身后事更显凄凉。《唐会要》卷四十五载："其子彦甫、彦冲流爱州，被杀。"这种族诛式的报复，印证了《资治通鉴》所述武后集团"恶遂良等不死"的恨意。直至神龙元年（705年）中宗复辟，方有"追赠遂良左仆射"的平反，但彼时其骸骨是否归葬阳翟（今河南禹州）故里，史籍已无载录。元代学者胡三省注《通鉴》时痛惜："遂良之死，唐之直臣夺气。"这个曾以《雁塔圣教序》照耀千古的文人，最终在帝国最南疆的蛮荒之地，带着未竟的政治理想黯然离场。

近代在越南清化发现的唐代流人遗迹中，有方风化严重的石碑残块，当地传说为褚氏幕僚所立。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安南考古记》中推测，此碑或为最早纪念褚遂良的实物，然碑文漫漶难辨，恰似历史对这位悲剧名臣的最后注解——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连死亡都成了被刻意模糊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