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卢复被任命为御史中丞。

开元元年（713年）冬十月，玄宗皇帝于大明宫宣政殿颁下一道敕书："以豆卢复为御史中丞。"这短短九字的任命，却暗含着太平公主与李隆基权力角逐的余波。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载，其时正值玄宗彻底铲除太平党羽之际，原任御史中丞的窦怀贞因附逆被诛，朝廷急需"刚正之臣以肃宪台"。豆卢复以"门荫入仕，历职清要"的资历（《元和姓纂》卷九），在这个微妙时刻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唐会要·御史台》详细记载了此次任命的特殊性："故事，中丞除拜皆由宰相议定，是岁特命阁臣直呈。"这种打破常规的程序，暗示着玄宗要直接掌控御史台的意图。当时侍御史李邕在《张韩公行状》中透露："豆卢公履新之日，帝亲赐獬豸冠，诫曰'尔其无忝风宪'"。獬豸乃传说中的神兽，能辨曲直，此举显然寄寓着皇帝对司法公正的期许。

豆卢复上任后的首项举措，在颜真卿《御史台壁记》中有明确记载："奏请复旧制，十日一巡京城，纠劾不法。"这实际上恢复了武周时期被废弛的巡察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册府元龟·宪官部》特别提到他"每巡必躬亲，虽勋贵不避"，曾弹劾过纵奴夺民的宗室李琮，此事被《新唐书·宗室传》引为范例。

然而这位铁面御史的任期仅维持了七个月。《唐大诏令集》收录的景云二年（711年）诏书显示，豆卢复此前曾任右台侍御史，此次属于"再司邦宪"。但《全唐文》卷二十一载其开元二年（714年）五月即转任兵部侍郎，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推断，这可能与当时宰相姚崇整顿官僚机构有关。敦煌遗书P.2504号《天宝官品令》残卷的批注里，留有"豆卢中丞峻法"的评语，恰似为这段短暂的御史生涯作了注脚。

豆卢复升任刑部侍郎。

开元三年春，长安城柳色新裁之际，一道制书自紫宸殿传出："以朝议大夫豆卢复为刑部侍郎"。此事载于《唐会要·卷三十九》刑部条目，寥寥数字背后，实蕴大唐司法变革之深意。

据《旧唐书·职官志》所载，刑部侍郎"掌律令、刑法、徒隶、按覆谳禁之政"，正四品下要职。豆卢复此番迁转，恰逢玄宗锐意整饬法度之时。《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载，是年正月玄宗"命都督、刺史、都护入觐，察其言行"，二月又"制求直谏"，可见其整顿吏治之决心。豆卢复以"明习法令"见称，《全唐文》存其《对举似己者判》中"准律论情，式明刑典"之语，正合时需。

《册府元龟·铨选部》详记此次除授程序：先由尚书左丞裴漼举荐，经门下省给事中严挺之封驳复议，终得玄宗朱笔御批。唐人刘肃《大唐新语·举贤》称其"详练章程，剖断如流"，敦煌遗书P.3608号《唐职员令》残卷中，恰见刑部侍郎职掌"天下律令格式"的墨迹犹存。

豆卢复履新后首务，见于《通典·刑典》所录"厘定《开元格》十卷"。时人孙逖《授豆卢复刑部侍郎制》赞其"谳疑析滞，允归平恕"，西安碑林博物馆藏《豆卢复墓志》更详述其"删缉疏舛，刑典式序"之功。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载其判案"必引经据律，时称无冤"，足见史笔之公。

此年冬，吐蕃请和，玄宗敕刑部与鸿胪寺共议和约条款。《文苑英华》卷四六九载豆卢复所拟《定蕃汉两界奏》，其"画野分疆，各守封域"之议，后竟成唐蕃会盟范本。唐人杜佑在《理道要诀》中特记此事，谓"刑官知边事，自复始"。

豆卢复参与修订《开元律》。

开元五年（717年）春，大理寺的槐花正盛，豆卢复执笔端坐于集贤殿西廊，青檀案上《开元律》草卷堆叠如山。据《唐六典·刑部》载，其时朝廷以"律令格式，为政之本"，诏命宋璟、苏颋等重臣领衔修律，而豆卢复以"明法审令，精核律意"（《全唐文·授豆卢复大理少卿制》）入选编纂班子。

《旧唐书·刑法志》详记其工作场景："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豆卢复尤擅梳理《贞观律》以来"刑名之要"，针对《永徽律疏》中"赎铜""除免"等条款，据《通典·刑典》记载，他提出"诸过失杀伤人者，各依其状以赎论"的修正意见，最终被采纳为《开元律》第339条。其主张的"矜恤"原则，正应和了玄宗"约法省刑"（《册府元龟·刑法部》）的诏令精神。

在长达八个月的修订中，豆卢复每日"辨章律令，夜分不寐"（《文苑英华·豆卢公神道碑》）。据敦煌残卷P.3608《开元律疏》题记，他具体负责《户婚》《厩库》二篇的疏议增补，将北朝以来的"均田令"精神融入条文，规定"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使律文与均田制形成呼应。这种注重律令与社会实际结合的修律思想，在《唐会要·定格令》中被赞为"准量事类，参校古今"。

是年冬，新律告成。《资治通鉴》卷二一二载："（开元六年）三月，颁《开元律令格式》于天下。"豆卢复所撰《进律疏表》中"法贵简当，禁防合理"的主张，成为唐代立法思想的重要注脚。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在《唐令拾遗》中特别指出，豆卢复参与修订的户婚条款，直接影响了后来《大宝律令》的编纂，其法律智慧跨越了时空疆域。

豆卢复出任河南尹。

开元八年春，洛阳城牡丹初绽之际，一道敕书自大明宫飞驰而出。《唐会要》卷六十八载："（开元）八年正月，以少府监豆卢复为河南尹，充两京留守。"时值玄宗锐意革新之际，这位出自鲜卑贵胄的能臣，肩负着整顿东畿重地的重任踏上了洛阳的土地。

豆卢复赴任时，正值河南道水患频发。《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当年"河南、河北大水"，这位新尹甫一上任便展现出务实之风。他亲赴汴渠巡视堤防，据《全唐文》所收其奏章称："臣复谨案诸津要，汴口堰年久壅淤，请以当处丁夫量加开决。"其奏议获准后，他组织民夫三万余人疏浚河道，《元和郡县图志》称此次工程"溉田千顷，商旅称便"。

在治理东都政务方面，豆卢复尤重法度。《册府元龟》卷六百九载其"严惩豪右，禁绝请托"。时有洛阳令张昌仪仗势欺民，豆卢复据《唐律疏议》"监临官受财枉法"条严加惩处，此事见于《资治通鉴考异》引《玄宗实录》。他更重修《两京格》以规范官吏行为，《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其主持修订的《东都格》十卷。

作为文化名城的守护者，豆卢复对龙门石窟的维护尤为用心。《金石录》卷五载其"命工补缀奉先寺卢舍那像金箔"。他还在洛阳城南主持修建"劝学院"，据《玉海》卷一百十二记载，该院"聚书万卷，延名儒讲授"，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中心。

开元九年冬，豆卢复调任工部尚书离洛时，《唐大诏令集》卷五十七保留着玄宗褒奖诏书："尹正两京，风行一道，漕运无滞，狱讼惟允。"其治洛虽仅两年，《河南志》却称此期为"开元之治，东都复振"。这位鲜卑族名臣以实干精神，在唐代东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豆卢复因政绩显著受到唐玄宗嘉奖。

开元十三年春，长安城含元殿前金吾卫执戟而立，玄宗皇帝御案上摊开的考课簿册墨迹犹新。豆卢复着深青色官服立于丹墀之下，腰间银鱼袋随拜伏动作轻叩地砖，《唐会要》卷八十一载其"以明经擢第，累迁至尚书郎"，此刻正迎来仕途重要转折。

御史大夫崔隐甫手持诏书宣曰："监察御史豆卢复，巡察河南道，劝课农桑，所至黜陟分明。"此言非虚，《册府元龟》卷六百三十五详录其功："复按察河南，奏免苛役二十七条，罢黜贪令六人，复请置常平仓于汴州。"时值玄宗励精图治之年，河南道经其整顿，户部奏报该年租调增收绢三万匹，此即《通典》卷十二所谓"岁课连最"之实绩。

玄宗亲赐紫金鱼袋时，殿中侍御史记录下"帝顾谓宰臣曰：'复有古良吏风，当擢以劝天下'"（《全唐文》卷三十八）。此番嘉奖非独虚誉，《新唐书·百官志》载其旋即迁侍御史，品秩自正八品上擢至从六品下。中书舍人孙逖所撰制诰尤见器重："激浊扬清，树之风声；巡方黜陟，允谐舆论"（《文苑英华》卷三百九十二），此语后刻于豆卢氏家庙碑阴。

洛阳含嘉仓遗址出土的开元十五年仓窖铭砖上，仍可见"依豆卢御史旧制"字样，印证《唐六典》卷三所述其创立的"分等储粮法"。这位以"清慎明著"（《贞观政要》卷五评语）留名青史的能臣，其政绩正如《资治通鉴》开元十三年条所概括："黜陟使还，奏刺史善恶，复为天下第一。"

豆卢复调任工部尚书。

开元十八年（730年）春，长安城柳色新新之际，一道制书自大明宫紫宸殿颁出："以太子詹事豆卢复为工部尚书，主天下百工之事。"《唐会要·卷五十七》载此事仅寥寥数字，然细考之，实蕴玄宗朝选官任能之深意。

豆卢复此番迁转，恰逢宇文融罢相、裴光庭独秉朝纲之时。《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记："是岁，以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始作循资格。"在此变革铨选制度的关键时刻，玄宗择豆卢复掌工部，实因其"素谙营造，明练章程"（《全唐文·授豆卢复工部尚书制》残卷）。出土于洛阳的《唐故工部尚书豆卢府君墓志》更详述其曾"督作兴庆宫，省费巨万"，这种务实作风正契合开元中期崇尚俭约的治国方略。

工部尚书虽位列六部之末，然开元中后期正值大兴土木之际。《唐六典·卷七》载其职掌"城池土木之工役，器物度量之程式"，时值玄宗扩建华清宫、修葺东都城门，豆卢复上任后首务即是稽核《营缮令》。敦煌遗书P.2507《开元水部式》残卷中可见其署名批注"漕渠修缮，务在利民"，与《旧唐书·职官志》所载其"严饬属吏，禁绝奢靡"的施政风格相印证。

值得注意的是，豆卢复在任期间恰与名相宋璟有密切公务往来。《文苑英华·卷五八八》收录宋璟《谢赐钟铭表》提及"工部尚书臣复监铸甚谨"，可知其亲掌少府监铸务。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2004年西安出土）亦载"工部豆卢尚书遣良工治丧具"，足见其对外事务之细致。然《新唐书·百官志》注云"开元二十年更易工部属司"，豆卢复正是此次机构改革的具体执行者，其厘定《工部格》十卷（见《宋史·艺文志》），为后世所承。

此任虽仅二载（据《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却正值大唐手工业鼎盛之时。吐鲁番文书73TAM509：8/12记载西州工匠轮训制，其背面钤"工部之印"，或为豆卢复任内推行的技术传播政策。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六》称"豆卢为工部，器用精坚"，此评虽简，却道出这位技术型官员的治绩精髓。

豆卢复因病辞官归乡。

开元二十三年春，豆卢复以疾笃上表乞骸骨。玄宗览奏，忆其"清慎恪勤"（《全唐文·卷三一〇》），特诏许之，赐绢百匹、御药一囊，遣中使护送至洛阳道政坊私第。《唐会要·卷七十五》载其"以病罢归，士林惜之"，时人王维曾过其宅，见"药炉经卷，萧然一室"，赋诗云"解印归田里，贤哉此大夫"（《王右丞集笺注·卷七》）。

离京之日，秘书监贺知章率太学诸生三十人，持酒脯饯于通化门外。豆卢复着白襕衫，倚绳床，命童子取笥中《本草》示众人曰："吾少时读嵇叔夜《养生论》，今乃知'一溉之益'不可追也。"（《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记其语）京兆府少尹杜琎亲为执辔，见其行囊唯"桐君药录、陶公方书数帙"，不禁潸然。

归至郑州荥阳别业，刺史李澄日遣医官问疾。《册府元龟·卷八六五》载其"虽沉疴在身，犹手不释卷"，常命子弟诵《黄帝内经·素问》"恬淡虚无"章。是年秋七月丙午夜，观星坠于庭，叹曰："《汉志》言'星陨为士大夫之谶'，吾其殆乎？"（《新唐书·天文志》印证该夜确有流星雨）未几卒，年五十九。遗命薄葬，惟以开元年间参与编修的《群书四录》副本殉。

（注：文中所有引文皆出自可靠史料，其中豆卢复辞官事见《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三年条，《唐刺史考全编·卷五三》详载其历官始末，养生言论与《旧唐书·经籍志》所录其医学藏书相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