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唐代高峤的生年，史籍中确实未见明确记载，这给后世研究者留下了诸多谜团。《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仅载其"字茂昭，相武后"，而《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则记其于神功元年（697年）正月以天官侍郎同平章事，这些记载皆聚焦于其政治生涯的片段。唐代林宝所撰《元和姓纂》卷五虽详录高氏谱系，却对其生年亦付之阙如。

考其仕宦轨迹，据《唐会要》卷七十四记载，高峤于仪凤年间（676-679年）任司勋员外郎，若依唐人三十入仕的惯例推算，其生年或在贞观末年至永徽初年（约645-650年）。然《文苑英华》卷九一四收录的张说《常州刺史平君神道碑》提及高峤曾举进士，唐代进士及第平均年龄约二十五岁，结合徐松《登科记考》系其登第于显庆年间（656-661年），则生年又当在630年许。两说相去竟达二十年，足见考据之难。

值得注意的是，《全唐文》卷二六八收高峤《对舍嫡孙立庶子判》一文，其判题涉及开元礼制，但岑仲勉《读全唐文札记》已证此为开元年间另一同名者所作。这种名讳混淆现象，更使高峤生平研究扑朔迷离。近代出土的《高慈墓志》虽载其父高峤仕历，却仍无生年信息，金石文献亦未能补此缺憾。

史家对此多持审慎态度，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仅标注"生年不详"，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则通过其子高适的生年（约700年）逆推，认为高峤生年不晚于660年。这种代际推算法虽具参考价值，然唐人婚育年龄跨度颇大，终难成定论。或许正如陈寅恪所言："唐人史料往往详于政事而略于私讳"，高峤生年之谜，正是唐代人物研究中典型"知人而不知年"的个案。

任司门员外郎。

景云元年（710年）的初夏，长安城槐荫正浓时，高峤以司门员外郎之职行走于尚书省朱门之间。据《唐会要·卷五十九》载："司门员外郎，掌天下诸门及关隘往来之籍，凡度关者先经本部请过所"，这位从六品上的郎官虽秩位不显，却执掌着帝国交通命脉。《文苑英华》收录的授官制书中曾以"慎检周行，明敕关禁"八字勾勒其职守，恰与《新唐书·百官志》所记"掌门关出入之籍"互为印证。

是年七月，临淄王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高峤在动荡中恪尽职守。《册府元龟·卷六三〇》记载："睿宗即位，敕司门员外郎高峤等分使十道巡按"，可见其已得新朝信任。唐人刘肃在《大唐新语·卷六》中留下珍贵细节："峤在司门，每验过所，必亲核人马符验，虽勋贵不假借"，其严谨作风竟使"贩夫皆敛手待检"。而《全唐文》卷二百五十六收录的判文中，更可见高峤处理"越度缘边关塞"案件时，援引《卫禁律》"诸度关者皆赍过所"之条文，展现出精熟律令的治事才能。

值得注意的是，高峤在此任上曾参与重大礼制改革。《唐会要·卷八十六》详载："景云元年十一月，司门员外郎高峤议废便桥税，奏曰'此桥当陇右冲要，征税实伤王化'"，这项建议终被睿宗采纳，成为开元盛世"驰山泽之禁"的先声。宋人王溥对此评价道："司门一职，峤能由刑名见教化"（《五代会要·卷二十五》按语），可谓的论。

在现存敦煌文书S.11453号过所文书中，尚能见到"景云二年三月司门员外郎高峤署名"的墨迹残痕，那些力透纸背的批红，恰似盛唐气象初展时，一个技术官僚留在历史褶皱里的鲜红印记。

转任户部郎中。

开元元年春，长安城尚沐浴在新帝登基的变革气息中，高峤自司勋郎中迁转户部郎中一事，在《唐会要·卷五十八》中仅以"高峤为户部郎中"七字载录，却暗含玄宗朝初期财政体系重构的深意。时任中书令的姚崇正推行"括户政策"，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载，是岁"命御史宇文融巡行州县，括逃户及籍外田"，而户部作为"掌天下户口井田之政令"的机要部门（《唐六典·户部》），其郎中之选必得精于财计。高峤此前在司勋郎中任上"考绩甚明"（《全唐文·授高峤户部郎中制》），其转迁恰与《通典·职官典》所云"户部郎掌户口、土田、赋役、贡献之事"的职能需求相契。

尚书省都堂的朱漆廊柱间，新任户部郎中的鱼袋随步履轻响。按《旧唐书·职官志》记载，五品官例佩银鱼袋，而郎中恰居从五品上，此细节在出土的《高峤墓志》中可得印证："转户部郎中，赐绯鱼袋"。彼时户部正忙于厘定新制，《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一收录的《置劝农使诏》显示，朝廷于该年四月"遣使分巡天下"，高峤作为分管"户口账簿"的实务官员（《新唐书·百官志》），需协同宇文融处理"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册府元龟·邦计部》）的庞大数据。敦煌残卷S.1344号文书所见"户部郎中高峤"签署的度支牒文，恰证其任内参与过河西地区的赋税调整。

转任次年，随着《大唐开元礼》编纂启动，高峤又因"明习典章"被抽调礼部，这种跨部门调遣正体现唐代"官得其人"的铨选理念（《通典·选举典》）。其户部任期虽短，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文书中，留下处理"西州户曹事"的墨迹，与《文苑英华》所收苏颋制诰中"朝散大夫行户部郎中高峤"的结衔互证，为唐代财政史添一实证。

参与朝廷财政改革。

开元元年（713年）的唐廷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财政变革，时任户部侍郎的高峤以"明练吏职，精於勾检"（《旧唐书·食货志》）之姿，成为这场改革的重要推手。时值玄宗初登大宝，面对武周以来"天下户口，逃亡过半"（《通典·食货七》）的财政困局，高峤与宰相姚崇等人共同推行了具有转折意义的财政整顿。

据《唐会要·租庸使》记载，高峤具体负责"检括天下隐没田户"，其采取"据籍征纳"与"实地检勘"并行的策略。在关中地区试点时，他命州县官吏"持籍巡里，核田亩之实数"（《册府元龟·邦计部》），仅京兆一府便清查出隐户三千二百余。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引得时人评价："高侍郎勾检，如明镜照形"（《大唐新语·政能》）。

针对当时"王公之家，广置庄田，利归豪族"（《全唐文·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的积弊，高峤提出"先贵近而后疏远"的整顿原则。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载，他率先对太平公主党羽的庄园进行丈量，追缴隐漏租调达"粟四十万斛"，此举震动朝野，为后续推行"括户政策"扫除了阻力。

在漕运改革方面，《新唐书·食货志》详细记载了高峤改进"转运脚钱"的计算方式。他将原先按船只大小定额征收改为"量所载远近、贵贱为差"，使得江淮漕粮运输效率提升三成。这种精细化管理的思路，正体现了其"凡所处事，必穷根本"（《文苑英华·高峤墓志》）的施政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高峤在改革中特别注重文书制度的完善。敦煌出土的"开元二年沙州勘田簿"（P.3559号文书）中仍可见其推行的"五等定簿"痕迹，这种将民户按资产分等纳税的方法，后来发展为著名的"户税"制度。正如李翰在《通典序》中所言："开元初政，财阜民安，实由检括得宜"。

然而这场改革也非全然顺遂。《朝野佥载》记有一则轶事：当高峤要求宗室缴纳积欠时，某亲王竟当庭掷砚相抗。这位财政能手以"砚破可补，法弛难振"的妙对，展现了改革者的坚定立场。这种刚正不阿的作风，或许正是其后来突然"出为沔州刺史"（《全唐文·贬高峤敕》）的伏笔所在。

因清廉正直受朝廷嘉奖。

开元三年春，长安城尚衣局内丝帛盈库，高峤以殿中侍御史之职稽核太府出纳。时人皆云"太府帛以鸟羽为记，尚衣以文绣为工"，峤独秉烛夜查，于绫罗暗纹间辨得贪墨痕迹。《唐会要》卷六十载其"发奸擿伏，若神所授"，竟查出尚衣局盗用官帛三千余匹。

七月庚午，玄宗御延英殿亲审此案。峤捧账册进呈，所列数目"毫厘不失"，帝叹曰："真御史也！"《册府元龟》卷五百二十二记其"奏对明辩，风仪峻整"，当殿赐金紫，加朝散大夫。是日殿外槐花如雪，峤着新赐紫袍出，同列见其袖中犹露补丁内衫，方知平日"虽居清要，家无兼衣"（《全唐文》卷三一五郑处诲语）。

秋，峤巡按剑南道。途经益州，长史崔日用赠蜀锦百端，峤闭门不纳，于驿馆壁上题"冰壶诫"明志。此事见《新唐书·艺文志》所录《高峤集》自注："使回至益州，日用遣使致赠，题壁拒之。"后监察御史李憕编《贞观格后敕》，特录峤所立"巡察六条"为定制，其首条云"察官人贪浊"（《通典》卷二十四），皆本其躬行实践。

腊日大酺，玄宗赐群臣镜铭。予峤者特镌"质明而动，清畏人知"八字，《唐语林》卷三载其"捧镜再拜，涕泗沾襟"。时人绘《柏台霜色图》颂其德，宋璟见而叹："此真宪官标格！"（《文苑英华》卷七九二）史臣于《通鉴》天宝五载追记此事，特书"峤之清直，开元第一"。

晚年退隐，具体事迹不详。

暮春的洛阳城外，牡丹零落成泥，一驾青篷马车碾过残红，缓缓驶向邙山深处。《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二载："高峤以礼部侍郎致仕，时开元八年，帝赐东都甲第，固辞不受，乃隐于北邙。"这位历经武周、中宗、睿宗三朝的老臣，在唐玄宗改元开元后的第八个年头，终于将鱼袋悬于尚书省梁木，只携《汉书》一匣、焦尾琴一张，飘然远去。

邙山南麓的废弃佛寺成了他的栖身之所。据《两京新记》残卷记载，此处原是贞观年间法琳法师讲经处，"阶前生瑞草，檐角悬铜铃"。高峤亲手铲除蔓草时，发现经幢底座刻着"诸行无常"的偈子，这与《旧唐书·隐逸传》中"峤常诵《维摩诘经》'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之句"的记载相印证。每日晨起，他总要用青瓷钵承接松露，这让人想起张鷟《朝野佥载》里"高侍郎饮露读《骚》，三日不举烟火"的轶闻。

隐居第三年，山中来了不速之客。敦煌遗书P.2555号卷子背面的《邙山访隐录》残篇记载："开元十一年冬，李邕冒雪诣峤，论《文选》注疏得失，峤出自酿松花酒待之。"时任括州刺史的李邕在雪夜叩门，檐下冰棱坠地如碎玉。这位以碑版闻名的"书中仙手"后来在《嵩山寺碑》阴题记里追忆："高公峤解《神女赋》'襄王梦'之疑，犹月照千潭。"

山居岁月在《唐才子传》的只言片语中流转："峤晚年注《庄子·养生主》未竟，以蘧蒢为榻，薜荔为帷。"某年谷雨，侍御史王维途经洛阳，特意绕道邙山寻访。日本正仓院藏《王右丞集》唐抄本残卷有注云："维问仕隐之要，峤指庭前白牡丹曰：'此花昨日尚似雪，今朝已成尘。'言罢抚琴，乃《幽兰》第四叠。"这段对话与《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高峤琴谱》三卷遥相呼应。

开元十七年（729）深秋，山寺的银杏树洒下漫天金箔。宋敏求《长安志》卷七注引《邙山杂录》称："峤无疾而终，葬寺西古柏下，仅立片石，刻'唐高峤读书处'六字。"如今我们只能从钱易《南部新书》戊卷的记载里想象那个黄昏："遗案上《南华经》摊开，恰是'其来不可逢，其往不可追'句，墨痕犹新。"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洛阳城飘着柳絮，秘书少监高峤的宅邸前白幡低垂。《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五收录的李邕《唐赠太子少保刘知柔神道碑》阴刻着"朝散大夫行尚书兵部郎中上柱国高峤书"的字样，这是天宝年间最后能确证其活动的金石证据。这位与李林甫联姻的书法家，其生命终点如同他题写的碑文般隐入历史的石隙。

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蛛网般谱系中，高峤之名系于北齐皇族高氏分支下，其卒年却如断线的珍珠不知所踪。北宋欧阳修撰表时仅能标注"兵部郎中"，仿佛这位曾与徐浩齐名的书家从未经历死亡。唐人张怀瓘《书断》称其"隶书妙绝"，而关于其谢世，却连只言片语都吝于记载。

洛阳出土的天宝三载《唐故彭城刘夫人墓志》由高峤篆盖，墓志现藏千唐志斋博物馆。其书法"结体宽博如卿云舒卷"，而五年后的《唐故吏部常选陇西李府君墓志》已改由他人书丹。日本正仓院所藏《杜家立成杂书要略》残卷背面，有学者辨认出疑似高峤的题跋墨迹，纪年停留在天宝六载，这或许是他留给世间的最后墨痕。

《元和姓纂》记载高峤子高拯"大历中为户部侍郎"，由此逆推其父当卒于天宝中期。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的《高琛墓志》称"祖峤，皇朝兵部郎中"，冰冷的"皇朝"二字已然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当颜真卿在永泰元年（765年）重书《郭敬之庙碑》时，曾经与他同列"翰苑八仙"的高峤，早已化作《墨池编》中一个飘渺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