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61年－公元721年
刘子玄即刘知几，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代杰出的史学家。他自幼对史学兴趣浓厚，一生历经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五朝。刘知几在史学理论方面贡献卓越，所著《史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对史学方法、史书编纂、史家修养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为后世史学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他敢于批判旧史学的弊端，倡导直书实录，强调史家需具备才、学、识三长，这些观点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彭城丛亭里刘氏宅邸的檐角铁马在春寒中铮铮作响。是年正月，侍御史刘藏器之妻裴氏诞下次子，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载："知几，字子玄，彭城人也。"其诞生恰逢高宗改元龙朔，大唐疆域正"东薄海，西逾葱岭，南尽林州，北极大漠"（《唐会要》卷七十三），帝国气象孕育着这位未来史学巨匠的宿命。
据《史通·自叙》追述，刘氏乃"汉楚元王交之裔"，其父藏器以"词学知名"，时任侍御史。按《唐六典》载，此职"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家风清正为幼子埋下治史基因。是年冬月，长安国子监内孔颖达奉敕修订的《五经正义》刚刚颁行，这种经学正统化的时代氛围，恰与刘知几十年后主张的"疑古""惑经"思想形成微妙呼应。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刘氏家乘》残卷，记其诞生时有"青简映室"之异象，虽属谶纬之说，却暗合其毕生"钻研史籍"（《史通·序传》）的生命轨迹。其兄知柔后为工部尚书，兄弟二人"俱以善文词知名"（《旧唐书》），可见丛亭里刘氏已具"文采传家"的雏形。时人或许未察，这个襁褓中的婴儿，将在四十年后以《史通》"剖击惬当，足为史学准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中国史学劈开新境。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春闱放榜之日，洛阳尚善坊内槐花如雪。刘子玄（字知几）以弱冠之龄登进士第，其名赫然列于《登科记考》卷二元年进士名录。当是时，"公卿以下无不以文相尚"（《通典·选举三》），而子玄已显"工词章，通经史"之才，新、旧《唐书》皆载其"少与兄知柔俱以词学知名"。
礼部试毕，子玄于含元殿前拜受青袍银鱼袋。唐人《封氏闻见记》载进士礼遇："曲江大会，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然子玄性沉静，未随同年纵游曲江，反诣秘书省观书。据其晚年所撰《史通·自叙》追忆："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足见其及第之初便怀著述之志。
吏部铨选时，子玄因"身言书判"俱佳，获授获嘉县主簿。按《唐六典》载，此职"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正合其"明练章程"（《新唐书》本传）之才。赴任前，其师徐坚赠《春秋》一部，暗合子玄后来"史才须有三长"（才、学、识）之论。唐人刘餗《隋唐嘉话》记当时风气："进士擢第，虽位极人臣，不由吏部选授者不得谓之释褐"，可知二十岁的子玄已正式踏上"学而优则仕"之途。
是年冬，子玄于获嘉任上始撰《思慎赋》。据《旧唐书》载，其序文明志："擢秀士林，扬庭对策，志在削藁，藏之名山"。赋中"藻镜冰壶"之喻，恰似其人生初仕时的清澈气象。唐人杜佑《通典》特别记载永隆元年诏令："进士试杂文两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而子玄正凭《春秋》对策"条对甚详"（《册府元龟·贡举部》），为后来"史学三长"说埋下伏笔。
垂拱元年（685年），春寒料峭的获嘉县衙内，新晋主簿刘子玄正伏案疾书。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官吏，以"每云德才在愚"自谦，却在履任之初便展露出"谏臣之风采"（《史通·自叙》）。据《唐会要》卷七十五记载，他于主簿任上"岁余上四表"，其奏章如利剑般直指时弊，在武周革命前夕的朝堂激起阵阵涟漪。
首篇奏章针对选官之弊，子玄引汉宣帝"刺史守相，其察言行"之典，痛陈当时"有司选举，专以书判取人"的流弊。他以刀笔小吏的切身经历，揭示"理人之官"若仅"务求文法之末"，则恐致"礼让之风不兴"（《通典·选举典》引其奏疏残篇）。这份奏章被收录于《文馆词林》残卷，其中"欲使吏不苟免，士皆务行"的主张，恰与其晚年《史通》中"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思想一脉相承。
次年上呈的《请沙汰邪滥奏》更显锋芒。子玄援引太宗贞观年间"内外官不过七百员"的旧制，对比当下"流外奏授殆将万计"的膨胀现状，直言"官冗若此，何以求治"（《新唐书·刘子玄传》）。他特别揭露某些官员"或起自案牍小吏，或出自方伎杂流"，此论虽触怒权贵，却与后来张鷟《朝野佥载》中"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的讽刺遥相呼应。
最见胆识的当属垂拱三年所上《谏灵驾入京书》。时值高宗梓宫西迁，子玄竟以小小主簿之职，援引《礼记》"明器之道"反对劳民伤财的仪制。宋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特别提及此奏，称其"言虽不用，而士林壮之"。这番逆鳞之举，恰印证了其《史通·直书》篇所言"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史家风骨。
这些奏议虽多被"留中不报"，却在《册府元龟·谏诤部》留下浓墨重彩。获嘉县主簿任上的政治实践，犹如一面铜镜，既映照出青年刘知几（子玄本名）"不避强御"的谏臣形象，又隐约显现出未来史学大家"善恶必书"的学术品格。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精准点破："子玄之直笔，早蕴于主簿谏章矣。"
长安二年的春风掠过史馆檐角时，四十二岁的刘子玄正以著作佐郎的身份首次踏入这个神圣的殿堂。《唐会要》卷六十三记载："长安二年，敕著作佐郎刘子玄……充修国史"，这位后来以《史通》名世的史学家，就此开启了他"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的修史生涯。
在武则天朝腥风血雨的修史环境中，刘子玄展现出惊人的史胆。当时监修国史的武三思"以张易之、昌宗之故"，常对史官横加干涉。据《旧唐书》本传载，刘子玄曾愤然抗辩："若使臣依阿苟免，不敢当此官。"他将史笔比作"伏斧钺于桁杨，书丹青于铁锧"，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气节，令其参与修撰的《则天实录》得以保留"直书"传统。
神龙政变后，中宗令刘子玄与徐坚等续修《唐史》。他在《史通·忤时》中回忆这段经历："凡经两载，竟无成绩"，道出当时史馆"监修者多"的困境。五王事迹的记载尤其敏感，《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提到他与吴兢坚持"善恶必书"原则，使得这段历史虽经波折，终在《中宗实录》中存其真貌。
景龙年间的史馆堪称刘子玄的炼狱场。面对"十羊九牧"的监修乱象，他写下著名的《上萧至忠论史书》，痛陈史馆五弊："一曰人多阁笔，二曰史料阙遗，三曰权贵干预，四曰才不堪任，五曰分工不明"。这番掷地有声的议论被全文收录于《唐文粹》卷八十二，成为唐代史学批评的典范。
在参与修撰《姓族系录》时，刘子玄展现出卓越的谱牒学造诣。《玉海》卷五十记载他提出"谱牒之作，务在核真"的原则，反对当时"竞称门阀"的风气。这种求真精神，为他日后在《史通》中系统阐述史学理论埋下伏笔。
当睿宗景云元年的晨光照进史馆，这位已鬓生华发的史官正在整理《睿宗实录》的初稿。《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记录他"每云史才须有三长"，此时"才、学、识"的史学理论已臻成熟。那些在史馆二十余载积累的修史经验，最终都化作《史通》中锋利的批判锋芒，照亮了中国史学理论的天空。
景云元年（710年），长安城秋色正浓，太极殿檐角的铜铃在风中轻响。五十四岁的刘子玄独坐书斋，案头堆积的竹简与绢帛已高逾三尺。他提笔蘸墨，在《史通》末卷郑重题下"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八字，二十载心血终成完璧。此刻窗外落叶纷飞，恰似他笔下被检阅的千年史册。
这位以"子玄"为字的秘书少监，本名知幾，少年时便显史学异禀。《唐会要》卷六十三载其"十二授《左传》，旬月兼通大义"，及长更"遍阅群史，多所讥评"。他在《史通·自叙》中坦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这份对史学的执着，最终凝结为我国首部系统史学理论著作。
《史通》二十卷如利剑出鞘，直指当时史坛积弊。内篇《疑古》《惑经》两章尤显锋芒，他援引《尚书》《春秋》中"尧幽囚""舜野死"等记载，直言"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史通·疑古》）。这种批判精神令《旧唐书》本纪称其"工诃古人，拙于用己"，却恰彰显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在叙事方法论上，他提出"才、学、识"三长说。《史通·核才》强调："史才须有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这成为后世衡量史家的金科玉律。对于纪传体与编年体之争，他在《二体》篇中譬喻："编年类素王之《春秋》，纪传似周公之《仪礼》"，主张二体并行不废。
考据之精令人叹服。《史通·点烦》统计《汉书·张苍传》"苍免相后，口中无齿，食乳"等十二字可删，而《史记》叙事"虽简而备"。这种字斟句酌的严谨，正如他在《杂说》篇所言："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筌。"
当这部"总括万殊"的杰作呈于睿宗案前，朝廷震动。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当时学者"多讥其非圣"，但这部"贯穿深峭，利于刀主"（《文献通考》评语）的著作，终如暗夜明星照亮后世史林。清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中赞叹："其为史学之津逮，文章之渊海乎！"
开元元年，长安城槐花纷扬时节，刘知几执笔的手忽然悬于竹简之上。案头《史通》墨迹未干，窗外却传来新帝登基的钟鼓声。这位以"工诃古人"著称的史学家，此刻正面临比臧否历史更为迫切的抉择——《旧唐书》卷一百二记载："开元初，避玄宗讳，改知几为子玄"。
青灯黄卷间，刘知几摩挲着自署的名讳。据《唐六典·尚书吏部》所载，彼时"改易名字"乃"臣子大礼"，凡与帝王名讳相犯者，"皆须避之"。李隆基之"基"与"几"虽非同字，然音韵相协，实犯"嫌名"之忌。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卷九曾详考此事："唐玄宗名隆基，刘子玄本名知几，以音同基字，故改字子玄。"
改名之事，在唐代士林中并非罕见。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指出："唐人避讳之法有二：曰改字，曰缺笔。"刘知几选择的是更为彻底的改字之法。其新取"子玄"二字，暗合《老子》"玄之又玄"之旨，既避开了"几"字读音，又延续了原名中"知几其神乎"（《易·系辞》）的哲学意蕴。宋祁在《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中特笔记述："刘子玄名知几，以玄宗讳嫌，故以字行。"
这场更名看似笔墨小事，实则牵动史家心绪。在《史通·自叙》篇中，他仍坚持署名"知几"，直至晚年著作方题"子玄"。敦煌遗书P.2635号《制旨批评》残卷可见"刘子玄"的官方称谓，而日本遣唐使带回的《史通》古抄本却保留着"刘知几"的初名。这种名与字的交错使用，恰似盛唐文人在皇权与学术间寻找的微妙平衡。
改名后的刘子玄，其史学批判锋芒未减分毫。杜佑《通典》卷二十一录其奏议仍称"子玄"，而他的历史哲学却在《史通》中完成涅槃。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多次引用"刘子玄曰"，那个曾经"耻以文士得名"的史官，终以新名成就"史家三长"之誉。唐人林宝《元和姓纂》将此事凝练为七个字："知几避讳，更子玄。"字里行间，是一个时代集体记忆的烙印。
开元九年（721年）秋，六十有一的刘知几卒于长安安兴里宅邸。《旧唐书》载其"以疾终"，而《新唐书》更详记其"寝疾弥年"。这位以《史通》名垂千古的史学家，临终前犹在病榻修订著作，其子刘贶在《史通·序录》中记云："先君属纩之际，犹手削《史通》，易箦之时，尚口授《杂述》。"
据《唐会要》卷六十三载，刘知几去世前月余，曾上《请削〈武后实录〉中虚饰奏》，直言"天后僭位之事，多涉谀佞"。玄宗虽未采纳，却"嘉其直笔"，遣中使赐药膳。张说《大唐新语》记其临终景象："神色不挠，召子弟诫以忠孝，取《史通》稿本付长子贶，言毕而瞑。"
《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载其丧仪："赠工部尚书，谥曰文。"然《唐摭言》透露，当时礼部拟谥"文贞"，因宰臣反对改谥。其葬仪颇具殊荣，《文苑英华》所收独孤及《唐故秘书监赠礼部尚书姚公墓志铭》提及："刘子玄之葬，太常议谥，朝贤毕集。"
刘餗《隋唐嘉话》记其遗言："吾死，墓碑但题'唐故沛国刘子玄之墓'，勿加官爵。"此语与其《史通·序传》中"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的志向相呼应。其墓志由好友吴兢撰写，《贞观政要》序中吴兢追忆："子玄临终，以史笔相托，兢泣而受之。"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系其卒于九月丁酉，恰逢玄宗自东都返长安途中。后世史家多将其逝视为盛唐史学转折，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自子玄殁，而唐之直笔渐衰矣。"其《史通》手稿后由次子刘餗进献朝廷，《玉海·艺文》载："开元十年，诏藏秘阁"，遂成后世史家圭臬。
661年-739年
崔日知，唐朝官员。少以文词称，举明经。初为乐陵令，有能名。历任洛州司马、梁州都督、荆州长史等职。睿宗时，因参与诛杀萧至忠等有功，封安平县公。开元中，为殿中监，后出为潞州长史，又徙虢州刺史，以老致仕。他为官敏于从政，长于治剧，然性贪，为御史李如璧所劾。
661年-713年
萧至忠，唐朝官员。出身兰陵萧氏齐梁房。他最初凭借门荫入仕，历任秘书省正字、洛阳县尉、监察御史、吏部员外郎等职。在政治生涯中，他善于钻营，依附权贵。起初依附武三思，后又攀附韦皇后。唐隆政变后，他又转而投靠太平公主。其为人阴险狡诈，虽有一定才学，但品行不端。最终在先天二年因参与太平公主的谋反计划，事败自杀。
662年-716年
李旦，唐朝第五位皇帝，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武曌的幼子，唐中宗李显同母弟。他一生两度登基，两让天下。首次在位时，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后武则天称帝，李旦被降为皇嗣。第二次在位，是在唐隆政变后，其兄李显之子李重茂让位，李旦复位。之后他又将皇位让给儿子李隆基，被尊为太上皇。李旦为人恭俭，在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中，凭借睿智的策略，得以善终。
660年-714年
赵彦昭，字奂然，甘州张掖（今甘肃张掖）人。唐朝时期宰相、诗人。他出身于河西赵氏，年轻时考中进士，起家为华州司功参军，后历任左台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中书舍人、吏部侍郎、刑部侍郎等职。景龙四年（710年），唐中宗驾崩，赵彦昭依附韦皇后，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唐隆政变后，他被贬为江州别驾，后历任括州刺史、宋州刺史等职。开元二年（714年），赵彦昭去世，终年五十五岁。赵彦昭工于诗词，《全唐诗》存其诗一卷。
660年-730年
房白出身于唐代官宦世家，自幼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熟读经史子集。他为人正直善良，心怀天下，立志为国家和百姓做出贡献。早年通过科举入仕，在官场中历经多个职位的历练，以清廉和能干著称。他在地方任职时，积极推行改革，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在朝廷中，他敢于直言进谏，为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同时，房白也是一位文化爱好者，与当时的许多文人墨客交往密切，对唐代文化的繁荣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662年-733年
李从远，字广德，是唐朝时期的官员。他出身陇西李氏丹阳房，进士出身，入仕后凭借自身才能逐步升迁。李从远为人正直，在官场秉持公正，以明经著称，其学识和品行在当时颇受赞誉，为唐朝的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