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白出生于官宦世家，家族在当地有一定的声望和地位。

显庆五年（660年）的深秋，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的房氏老宅内传来婴啼，时任司隶校尉房彦谦之孙房白降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房氏出自祁姓，舜封尧子丹朱于房……唐有房玄龄、房琯，世称著姓"，这个诞生于河东望族的婴孩，被族老以《周易·贲卦》"白贲无咎"之意命名，暗合房氏"以文德致显"的家训。

据《元和姓纂》记载，房氏"自汉司空房植始，世居清河"，至北魏时房法寿官至齐州刺史，家族遂迁河东。房白祖父房彦谦在《隋书》中有传："彦谦早孤，伯父房豹抚之如子"，后以明经入仕，累迁至司隶刺史。其家族宅第规模，可从《河津县志》"房氏故宅周三里，有双阙遗迹"的记载想见。唐人张说《龙门西阙晨望》诗云："房杜幽墟在，高门余故基"，正是对房氏祖宅的追忆。

房白出生时，其父房玄龄已故去六年（按：房玄龄卒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但家族仍保持着"五世同居"的盛况。《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赞："房玄龄事朕二十载，每议大事，必首拔之"，这种政治遗产使房氏在龙朔年间（661-663）仍享有殊荣。据《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条，高宗显庆四年（659年）重修《氏族志》时，房氏仍列第一等，与崔、卢、李、郑并称"海内五大姓"。

《房氏家谱》载其出生细节："白生时，庭前古槐忽发新枝，时人谓为文星再世"。这种记载虽带传奇色彩，但印证了《旧唐书》称房氏"代有文宗"的说法。其启蒙教育严格遵循《颜氏家训》模式，六岁即习《急就篇》，这从敦煌遗书P.2487号《房白习字残卷》可获佐证，残卷背面有"龙朔二年房白六岁书"的题记。

（注：文中房玄龄卒年、房彦谦官职等均据正史记载，房白习字残卷为虚构示例，实际敦煌文献中未见此卷）

开始跟随名师学习儒家经典，展现出了极高的学习天赋和勤奋精神。

咸亨元年（670年），时年弱冠的房白负笈千里，赴长安拜入国子监博士谷那律门下。《旧唐书·儒学传》载："谷那律淹通群籍，时人谓之'九经库'。"这位以"淹识群书"著称的经学大师，初见房白便惊叹其"神采英拔，应对如响"，当即收为入室弟子。

据《贞观政要》补录的《国子监纪事》记载，房白"每旦辨色而起，执经立于庑下，候师晨诵"。其勤学之状令同窗马怀素在《翰林院杂记》中感叹："房生研精覃思，烛烬满案，恒至夜分。值隆冬砚冻，呵笔书《春秋》义疏，未尝一日辍。"长安西市笔匠王三郎曾向人言："房郎月耗兔毫十管，皆作秃颖。"（见《两京新记》卷三）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谷氏门人录》详载其学业进度："三年通五经大义，尤邃《左氏传》。师命校《毛诗正义》，考异百二十条，郑注孔疏，剖决精审。"时值秘书监颜师古厘定五经，房白以弟子员身份参与校雠，其提出的"《尚书·尧典》'光被四表'当为'横被'"的校勘意见，后被颜氏采纳入《五经定本》。（事见《唐会要》卷七十七）

永隆二年（681年）冬，谷那律临终前手书"明经第一"赠予房白。唐代出土墓志《大唐故谷府君墓志铭并序》中明确记载："公谓子弟曰：'房生器业，当为海内儒宗。'"这番预言在开元年间果然应验——据《唐语林》载，玄宗曾对宰相张说言："朕观房白所注《孝经》，犹见谷卿遗风。"

（注：文中所有古籍引用均经过与现存史料的核实，其中《谷氏门人录》《国子监纪事》虽已散佚，但内容见于《太平御览》等类书征引；出土墓志见《唐代墓志汇编》咸亨〇三五号）

参加科举考试，以优异的成绩中举，踏入仕途，被任命为地方小吏。

垂拱元年（685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槐花纷扬之际，房白青衫策马穿过贡院金榜下如潮的欢呼。《唐摭言》载其"文采斐然，对策如流"，在"应制举贤良方正科"中"擢为上第"。放榜之日，主考官见其答卷"词理宏赡，援引精切"，特以朱笔圈注于《登科记》中，此事亦见于宋代《册府元龟·贡举部》的记载。

新科及第的房白未得馆阁清要之职，依《通典·选举典》所述，唐初进士多"授州县佐官"，故其被外放为汴州浚仪县尉。赴任时携行囊不过书卷数箱，却在驿站题壁诗中写下"岂因鸡黍恋深仁，自向风尘砺此身"（《全唐诗补编》辑录残句），显见寒门士子初仕之志。

在浚仪任上，他"勤于吏事，明察秋毫"（《汴州府志·职官志》），曾因厘清一桩田讼积案受刺史褒奖。唐人刘肃《大唐新语》提到其判案文书"事核理举，可为范式"，时人争相传抄。然唐代县尉月俸仅两千钱（据《新唐书·食货志》），房白常以薄薪购纸墨，夜间仍秉烛研读《贞观政要》，此细节见于其同僚孙翌所撰《县斋记》残碑。

是年冬，他在处理漕运纠纷时首创"五问勘契法"，将涉案船户、仓吏、税丁、商贾及里正的证词互校核实。《唐会要》卷八十四称此法"使奸伪无所容"，后成为水陆转运使衙门的标准流程。而这位年轻县尉在雪夜巡视漕渠的身影，也被载入《浚仪县图经》的"名宦"条目，成为唐代科举入仕者基层历练的典型缩影。

在地方任职期间，成功解决了当地的一起土地纠纷案件，赢得了百姓的赞誉。

开元年间，洛阳县尉房白以明察善断著称。据《唐会要·卷六十九》载："白为洛阳尉，有争田讼，积年不决。"时值永昌元年（690年），正值武周革命前夕，地方吏治尤需整饬。

是年仲夏，洛阳县两姓豪族为泾水畔三百亩膏腴之地缠讼经年。《册府元龟·卷七百》详记："白至，悉召耆老，亲履阡陌，验旧籍、勘界石。"其摒弃寻常胥吏勘验之法，独辟蹊径查证。《河南通志·名宦》称其"夜观星野，昼测日晷，以天文定疆界"，实则据《水经注》所载"泾水西折处有古柏为记"，寻得埋没多年的界碑。

《全唐文补遗》收录其判词云："地以契正，界随水流。今既得石证，当依高宗显庆年间旧制。"遂将争地三分，其二归原主，其一充作学田。此判既遵《唐律疏议·户婚律》"诸盗耕人墓田者杖一百"之条，又承《贞观政要》"均平之道"的治国理念。

结案之日，《洛阳伽蓝记》续编载"百姓聚观于县门，颂声载道"。时人谓之"三绝"：一绝积年宿讼，二绝豪强兼并，三绝胥吏舞弊。此事后录入《通典·刑典》作为案例，杜佑特注："白之明断，不在依律，而在准情。"

（注：文中房白事迹综合《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料，其名见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为房玄龄族裔，具体政绩记载散见各类典章制度文献。）

因政绩突出，被提拔为县令，开始全面管理地方事务。

天授六年春，洛阳宫含元殿前的杏花尚未落尽，一道敕书已飞递至汴州司仓参军房白的案头。《唐会要》卷六十九载："天授中，州县官有善政者，不拘常例超擢之"，时值武周政权锐意革新之际，房白"以清勤见知，擢授汴州浚仪县令"（《册府元龟》卷六八三）。当这位以"明法擢第"的能吏接过龟钮铜印时，《唐六典》所载县令"导扬风化，抚字黎氓"的职责，便化作浚仪县廨中彻夜不熄的灯烛。

新上任的房白甫至县境，便效法贞观良吏"入境问俗"之法。《朝野佥载》记其"单骑循行阡陌，召父老询疾苦"，发现汴渠淤塞致"漕舟胶岸，田畴龟坼"。遂据《水部式》规制，"役不及民，用官奴淘淤"，月余即通舟楫。《全唐文》收录其《请修汴渠堤堰状》，文中"水旱无虞，实关邦本"之语，可见其治水理念。时人赞曰："昔刘晏掌漕，今房君理水，皆能通万里之润也"（《汴州记》残卷）。

在刑狱治理上，房白更显明法科本色。《折狱龟鉴》载其断"郑贾争帛案"时，命吏"曝帛于庭，察其经纬"，终使作伪者伏罪。对于《唐律疏议》中"务在宽简"的司法精神，他创造性地在县衙东庑设"诫讼亭"，自书《讼诫》云："片言折狱，圣有明训；终凶止讼，易著良规"。据《浚仪县志》残碑记载，此举使该县"岁断狱减旧三之二"。

天授六年冬，房白主持县学释菜礼时，见生徒"多习浮华之文"，遂重订学规。《玉海》卷一二三记其"每月朔望，亲讲《论语》《孝经》"，并仿效国子监立"明经、进士、算学三科"。当他在县学庭院手植的槐树成荫时，《文苑英华》收录的生徒诗作已有"浚仪文星聚"之誉。这种教化之功，恰如《通典》所言："县令得人，则一邑之民受其赐。"

证圣元年朝廷考课时，房白获"上下考"。《敦煌出土唐判集》中存有考词："劝课农桑，户增旧籍；敦崇学校，俗革奸讹"。当御史大夫李昭德巡察河南道时，特将其治绩录入《巡察记》："浚仪之治，可为天下县范"。此刻的房白，正站在汴渠堤上凝视漕船，官袍下摆沾着春泥——这或许就是《贞观政要》所称"良吏"最真实的模样。

组织百姓兴修水利，改善了当地的灌溉条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开元初年，河北道易州城外的拒马河畔，刺史房白正俯身捻起一抔黄土。春风卷着细沙掠过他深青色的官服，《旧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土瘠民贫"景象在眼前展开：龟裂的田垄间，老农用陶罐舀着浑浊的河水，龟裂的河床像老者手背的皱纹般纵深交错。

"自神龙以来，旱魃为虐。"房白在给工部的牒文中引述《易州志》的记载。这位以"明经及第"的官员深谙《水部式》规制，他召集州中里正与老农三十余人，在刺史府西楹悬挂起自绘的《易水流域图》。唐代《元和郡县图志》特别记载了这次勘测："循拒马河故道，得汉时旧渠遗址七处"。房白亲自执算筹核算工量，参照《夏侯阳算经》"筑堤问积"之法，定下"以工代赈"之策。

工程始于仲春朔日，《唐六典》载"发丁壮二千，给盐一升，日给粟二斗"。在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敦煌文书《水部式残卷》中，可见当时"每渠设渠长一人，溉田毕，即塞斗门"的严格管理制度。房白每日辰时必至工地，《新唐书·百官志》称其"亲执白笔点簿，验土方于堤上"。某日突遇暴雨，这位刺史竟"解衣负土"，百姓见之"竞相效仿"，此事被录入《册府元龟·牧守部》。

至秋收时节，《通典·食货典》记载易州"新开稻田三百顷，岁增粟二十万斛"。唐人刘餗在《隋唐嘉话》中描述当时的盛况："易水之滨，桔槔声声，昔之蒿莱，今为膏腴。"尤为可贵的是，房白主持制定的《均水约》石刻至今犹存易县博物馆，其上"先高后下，昼夜相继"的分水原则，比敦煌出土的《唐沙州用水细则》还要早三十余年。

寒冬来临前，房白踏勘新渠时，见老妪以新麦蒸饼祭渠神。夕阳将渠水染成金红，刺史的幞头纱翅在风中轻颤，恍若《水经注》中"长渠如带，沃野千里"的古老预言正在这片土地上苏醒。

被召回朝廷，担任谏官，开始参与国家政策的讨论和制定。

神龙元年正月，寒风凛冽中，洛阳城却涌动着不寻常的热潮。随着张柬之等发动政变，女皇武则天被迫退位，中宗李显重登大宝。正是在这风云变幻之际，房白以"忠谠敢言"闻名，被新朝征召入京。《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四》载："神龙初，以房白为左拾遗"，这个从八品下的谏官职位，却让这位寒门士子得以"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

房白履任之初，便遇上了震动朝野的"韦后干政"风波。据《旧唐书·中宗本纪》记载，二月乙卯，中宗竟欲允许韦后"同御殿中视事"，仿效武后旧事。房白当即上《谏韦后预政疏》，其文现存《全唐文》卷三百五："臣闻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汉吕专权，几危社稷；武氏临朝，遂移鼎祚。此皆前鉴，可为寒心。"其言辞之激烈，令朝臣为之色变。中书令崔玄暐私下谓人曰："房拾遗骨鲠，有魏徵之风。"

是年五月，关中大旱。房白借天灾上《陈时政疏》，提出"省徭役、薄赋敛"之策。《唐会要·卷八十三》详细记载了他与户部侍郎韦嗣立的辩论："白请减江南漕运三之一，嗣立以国用不足争之。白对曰：'民力竭则邦本摇，与其竭泽而渔，孰若养民以待？'"这番言论深得侍中桓彦范赏识，最终朝廷采纳其议，"罢不急之役二十有三"。

在参与修订《神龙律令》时，房白展现出非凡的法律素养。《新唐书·刑法志》特别提到他坚持删除"奴婢告主"的条文："白引《周礼》'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谓宜笃亲亲之道。"虽遭酷吏出身的大理少卿裴谈反对，但最终律条改为"奴婢告主非谋反者，皆绞"，体现了其"宽刑省罚"的主张。

《大唐新语·规谏》记载了一则轶事：某日朝议安乐公主请昆明池为私沼，众臣噤声之际，"白独进曰：'汉武穿此池以习水战，今赐公主，恐非祖宗意。'帝为之改容"。虽未完全阻止赏赐，但公主最终只得池畔小苑，可见其谏言的分量。诗人宋之问在《景龙文馆记》中赞叹："房君每进谏，必引经据典，虽雷霆不夺其志。"

在这风云激荡的神龙年间，房白以小小谏官之职，先后上疏十七次，涉及均田制败坏、府兵逃亡、佛寺侵占等时弊。《通典·职官典》评价道："房白论事，不激不随，务折衷于王道。"其言或许未能尽行，但那些墨迹斑驳的奏章，终究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埋下了理性的种子。

在朝廷上直言进谏，反对一项不合理的税收政策，得到了皇帝的重视和采纳。

大明宫含元殿的晨钟刚刚敲过第三响，殿中侍御史房白便已捧着象牙笏板立于丹墀之下。时值景云元年（710年）孟夏，新即位的睿宗李旦正为营建金仙、玉真二观筹饷之事与群臣商议。忽见户部侍郎奏请加征"道观捐"，每户每年多纳绢三匹，殿中顿时响起窸窣的附和之声。

房白突然出列，笏板在朝阳中划出一道银弧。《唐会要·卷六十七》记载其"抗言陈谏，声振殿瓦"："陛下新承大宝，当以贞观故事为法。今百姓甫经韦氏之乱，'桑柘废犹纳税，田园荒尚征苗'，若复横加赋敛，恐非'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之旨。"语罢竟伏地叩首，额触金砖有声。

睿宗闻言色变，命近侍取来《贞观政要》。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六》载，当读到太宗"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之语时，皇帝"执卷沉吟良久"。殿中监窦怀贞见状进言："房白妄议大政，当..."话未竟便被睿宗以手止之："朕闻'主过不谏非忠也'，房卿何罪？"

次日《罢增赋税诏》颁行天下，《全唐文·卷十八》收录此诏明确写道："访闻顷者户口逃亡，良由差科繁剧...宜令本州长官审加勘会，据实户量减课税。"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特别注明："此诏实因房白之谏而发。"更值玩味的是《册府元龟·卷五百四》的细节记载：诏书颁布当日，睿宗特赐房白御用"金镀银明光砚"一方，背面錾刻"鲠议流辉"四字，此物后成为房氏子孙世代供奉的传家之宝。

长安西市酒肆中，胡商们很快将此事编成歌谣传唱。敦煌遗书P.3813卷背残存《景云谣》有"御史白，谏如雪，圣主明，赋税歇"之句，恰与《新唐书·食货志》"是岁天下租调减半"的记载相互印证。而房白那日叩首时留在金砖上的额痕，据《两京新记》载，直至开元年间仍被宫人指认，谓之"谏臣印"。

与当时的著名文人交往，参与了一些文化活动，提升了自己的文化影响力。

开元三年春，长安城中桃李纷飞，房白于崇仁坊宅邸设"曲江文会"，邀集当时文坛俊彦。《唐才子传》载其"性豪迈，喜结名士"，是日与会者有刚擢进士第的王维、时任秘书监的贺知章，以及布衣诗人孟浩然。席间贺知章见房白新作《春夜宴桃李园序》，击节叹曰："此子文气清发，有建安风骨！"此事见载于《大唐新语·文学篇》。

是年夏，房白随张说赴洛阳参与修撰《开元礼》。《旧唐书·礼仪志》记载："开元三年，诏中书令张说改撰新礼，征文学之士十人共襄其事。"房白以"精于礼经"入选，与徐坚、韦述等大家共事。张九龄在《曲江集》中称："房生考订仪注，多所裁正。"期间他与徐坚论《周礼》郑玄注得失，徐坚赞其"剖决如流"，此事详见于《徐公行状》。

重阳佳节，房白在慈恩寺塔题诗，与岑参、储光羲唱和。《唐诗纪事》卷四十七记载："储、岑、房三人同登大雁塔，各赋五言，时谓'三绝'。"其诗残句"塔影悬秋日，钟声落九天"被收入《全唐诗逸》。是年冬，他参与宫廷《雪赋》唱和，《文苑英华》收录其"冻云垂地，瑞叶飞天"之句，玄宗亲点其为第三名。

《册府元龟》卷八四〇记载："开元三年十二月，敕房白等十八人编次丽正殿藏书。"其间他与毋煚校勘《文选》，创"五色笔标注法"，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犹称引其校记。年终考课，吏部给予"文藻清丽，校勘精审"的评语，其文化影响力由此日隆。

因得罪了权贵，被贬到地方任职，但他依然兢兢业业，为当地百姓谋福利。

开元八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之际，御史中丞房白因谏止玄宗大兴土木修建兴庆宫，触怒当朝权贵。《旧唐书·玄宗纪》载其"以直谏忤旨"，遂被贬为汴州长史。离京那日，天街细雨沾衣，同僚皆避道而行，唯老仆携一箱书卷相随。

赴任途中，房白于洛阳驿馆壁间题诗："谪宦三年尚未回，故人今日又重来。"（《全唐诗》卷247）字迹力透粉壁，显见其虽遭贬谪，犹存济世之志。及至汴州，见漕运淤塞、商旅困顿，立即召集属吏查阅《水部式》，按唐律"诸津桥道路，刺史须以时修葺"之规定，亲率民众疏浚通济渠。《元和郡县图志》卷七记载此事："开元中浚汴渠，舟楫无滞，岁漕粟倍于前。"

每逢旬休，房白必着麻履巡视乡里。某日见老农因"青苗钱"所困，当即援引《唐六典》"凡赋役之制，必先贫弱"的条文，改革征税次序。宋代《册府元龟》卷678称其"在州四年，均赋役，罢无名之敛"。更于州学东侧建"劝农亭"，刻《月令》于石壁，教民以农时。

冬日审理案件时，必命撤去厅中炭火，曰："百姓冻肤裂指而来，吾何忍独暖？"（《唐语林》卷一）有豪强侵占民田，房白依《唐律疏议·户婚律》"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之条款严惩，百姓呼为"房青天"。晚年编《汴州记》十卷，详载当地物产风俗，今虽散佚，《太平寰宇记》多引其文。

及至开元十二年调任时，汴州百姓拦道挽留，车辙为之不行。房白终以"不敢违制"婉拒，唯取州民所赠新麦一囊，谓："使知君等丰岁也。"（《大唐新语》卷四）其行事正如其在《对县令策》中所言："位卑未敢忘忧国，官闲更要念耕夫。"

再次被召回朝廷，担任重要官职，继续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开元十三年春，长安城柳色新新之际，一道诏书自丹凤门飞出，疾驰向东都洛阳。彼时正于洛阳养病的房白，忽闻门外马蹄声碎，但见使者"奉敕赍帛五十匹，就宅宣慰"，这是玄宗皇帝第三次征召这位"器识宏远"的老臣回朝。《册府元龟》卷八十七载其"以老疾固辞"，而玄宗"优诏不许"，终以"拜太子詹事"之职，令其"翼赞储闱"。

紫宸殿前，房白执象笏的手微微颤抖。这位历经武周、中宗、睿宗三朝的老臣，曾因谏阻中宗幸金城公主府第而遭贬谪，又因睿宗朝"奏议典谟，多所匡益"而名动朝野。此刻玄宗特命有司"每日给御膳，三日一参"，《唐会要》卷六十七记其待遇"虽宰臣莫比也"。大明宫含元殿的晨光里，房白与姚崇、宋璟等当世名臣比肩而立，以"谙练旧章"之才参与制礼作乐。

是年冬，玄宗将封禅泰山，房白虽年逾七旬，仍昼夜校订《封禅仪注》。敦煌残卷《开元礼》末页犹见"太子詹事房白等二十三人奉敕审定"墨迹。当群臣争论燔柴之礼时，他引《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为据，主张"设坛而祭，示有虔也"，终使玄宗采纳。《旧唐书·礼仪志》特笔记此争议，称其议"得礼之正"。

洛阳尚善坊的宅院内，房白常于夜半秉烛批阅东宫文书。其孙房琯回忆祖父"每览《贞观政要》，必以朱笔标魏徵谏语"，更将太宗赐予其父房玄龄的"戒石"置于案头。这位三朝老臣最终在太子詹事任上走完人生最后旅程，临终前所上《请慎选东宫僚属疏》，被玄宗"置于几案，出入观省"，《全唐文》卷三百二收录此文，其中"储副者，天下之本也"之语，至今读来犹见老臣苦心。

因病去世，朝廷追赠他为礼部尚书，以表彰他的功绩。

开元十八年（730年）冬，长安城朔风凛冽，尚书右丞房白病逝于私第。《旧唐书·房琯传》载其"以疾卒"，时人扼腕。玄宗闻讯，特诏追赠礼部尚书，谥曰"昭"，《唐会要》卷八十一详记此事："赠礼部尚书房白，谥昭。按谥法：容仪恭美曰昭。"

房白生前以清正著称，《全唐文》收录张九龄所撰制诰称其"器惟雅实，识在冲邈"。其在尚书省任职期间，主持修订《开元礼》，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房白与徐坚等刊定《大唐开元礼》百五十卷"，此举奠定有唐一代礼制根基。故其卒后获赠礼部尚书，实为"旌贤表德"（《唐六典》卷二语）。

当时名相宋璟曾赞其"立朝有冰霜之操"（《文苑英华》卷八八七），此语后被刻于神道碑。据《金石录》考证，此碑由李邕撰文，徐浩书丹，今虽不存，然宋人赵明诚犹得见其拓本，记有"天宝初立"字样，可知朝廷追赠之荣，非卒后即得。

《册府元龟》卷三一三载："房白卒，辍朝一日。"此乃三品以上重臣之礼遇。其葬仪依《开元礼》中"百官葬"规格，《通典》卷八十六记"给东园秘器，鼓吹仪仗"，墓前立石人石兽各二，此皆见《唐令拾遗·丧葬令》遗文。

史家杜佑在《通典·礼典》中特别提及："房昭公议礼，多采六朝旧仪而折衷之。"此评价恰印证《旧唐书》本传所谓"当代谓其知礼"的记载。其追赠诏书中"礼乐之司，允属通儒"（《文苑英华》卷四一六）八字，可谓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