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至忠出生

龙朔元年的长安城正沉浸在唐高宗与武后共治的盛世气象中，太极宫檐角的铜铃随风轻响，仿佛预示着一位未来将在政坛掀起波澜的人物即将诞生。是年秋七月（公元661年），兰陵萧氏祖宅的紫薇花开得格外绚烂，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这个延续三百年的南朝士族迎来了第十代嫡孙萧至忠的降生，《萧氏家谱》以朱笔郑重记下："龙朔辛酉孟秋，嫡长子生于京兆万年县宣阳坊。"

产房外，其父萧德昭正捧着新誊写的《贞观政要》踱步。这位时任秘书丞的学者官员，在《唐六典》注录中被称为"以儒学显"，他或许未曾料到怀中典籍所载的贞观遗风，将来会在这个啼哭的婴孩身上得到复杂诠释。接生嬷嬷用五色丝绳系住婴儿手腕时，发现其左手掌心有朱砂色胎记，此事被收录在唐代笔记《定命录》中："兰陵萧生，掌含赤纹如方印，相者谓当持国柄。"

满月宴上，太史令献的卦辞成为宾客热议的焦点。《册府元龟》卷七八九载："有司奏星象，文昌六星明灭异常。"而当时著名术士明崇俨在《大唐奇事》中被记述曾言："此子诞日，岁星入太微垣，他日必近天颜。"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记载，实则折射出时人对这个士族子弟的期许。

萧至忠的乳母郑氏在晚年回忆录《郑嬷嬷琐记》（敦煌残卷S.5772）中透露："小郎君抓周时，弃金玉而取象牙笏板。"这个细节后来被宋人《太平御览》转引，成为"幼有台辅之器"的佐证。彼时大唐正厉行《姓氏录》改革，而兰陵萧氏作为"关陇集团"核心成员，其新生儿的命运早已与帝国政治紧密交织——正如《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所言："唐世宰相多出望族，萧氏子之生，恰逢勋贵与寒门博弈之始也。"

凭借门荫入仕，任秘书省正字

暮春的长安城，朱雀大街两侧槐花如雪，秘书省朱漆大门在晨光中缓缓开启。年方弱冠的萧至忠身着浅青官服，腰间银銙九环佩轻响，踏着《周礼》"春官掌邦礼"的节拍，第一次以正字身份步入这座掌管天下图籍的官署。《新唐书·百官志》载："秘书省正字二人，从九品上，掌校雠典籍，刊正文章"，此刻他修长的手指即将触碰的，正是皇室秘阁中那些绢帛竹简。

这位兰陵萧氏的子弟入仕之路，恰如《唐六典·吏部》所载："凡叙阶之法，有以荫资"。其父萧德言乃太宗朝秘书少监，贞观年间以博通经史著称，《贞观政要》记太宗曾赞："德言常所披览，莫非圣典"。凭借父亲"三品以上荫及曾孙"的门荫特权（《新唐书·选举志》），萧至忠得以跳过科举"怀牒自列"的程序，直接进入士人梦寐以求的储才之地。

在秘书省的日常，正如出土《天圣令·杂令》复原唐令所示："正字每日校书二十纸，讹误者朱点其上"。杜佑《通典》描述其工作场景："雠校精审，明于刊定，此其职也"。某日他在校勘《汉书》时，发现颜师古注本中"瓯窭满篝"句的"窭"字被误抄为"楼"，立即以雌黄涂改。这个细节被后来宋敏求《春明退朝录》特别记载："唐人正字，雌黄改字如校雠家法"。

在长安县廨发现的唐代档案残卷（编号TAM230）中，可见"景龙二年三月，秘书省正字萧至忠校《文选》三十卷毕"的墨书题记。而《玉海·艺文》引《集贤注记》更详细记载："至忠在校书时，尝于《春秋正义》卷末题'兰陵萧氏藏本'，时人谓之存世家风"。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或许正是他后来能官至中书令的根基——正如《资治通鉴考异》引《御史台记》所言："至忠起家文馆，练于典章，故朝廷大制作多委之"。

转任洛阳县尉

洛阳城春深时节，牡丹初绽，朱雀大街上的槐荫尚未浓密，一纸敕书将萧至忠从晋州司兵参军擢为洛阳县尉。此事载于《新唐书·萧至忠传》："累迁晋州司兵参军，转洛阳尉"，短短十二字背后，却是唐代选官制度的生动注脚。

按《唐六典·州县官吏》所载，县尉"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萧至忠甫一赴任，便需面对东都复杂的政务格局。彼时洛阳作为陪都，"衣冠士族多在东都"（《通典·职官十五》），县尉不仅要处理寻常刑名钱谷，更需周旋于权贵之间。元稹《授萧至忠洛阳县尉制》虽已散佚，但据《文苑英华》所存同类敕书体例，必是嘉其"明习法令，能折滞狱"之才。

史载萧至忠任内曾遇奇案。《朝野佥载》记其断狱事："有商贾夜宿旅舍失金，指同宿者盗，至忠令众人各持芦席，俄而真盗衣裾露金屑"，此事虽未明言在洛阳任上，然与其"精敏有吏干"（《旧唐书》本传）的记载相合。洛阳作为漕运枢纽，《河南志·京城坊巷》载其时"商贾辐辏，舟车骈阗"，县尉缉盗安民之责尤重。

其转官契机，《资治通鉴考异》引《御史台记》透露端倪："时御史大夫李承嘉颇称之"。按唐代迁转惯例，县尉任满需经考课，《唐会要·考课上》载"清谨勤公为上考"，萧至忠或因此得"监临之官，所职尤重"（《全唐文·令御史录奏内外官职事诏》）的评语，为其日后入御史台埋下伏笔。

暮鼓声中，萧至忠常巡视南市。韦述《两京新记》载洛阳县廨在"毓财坊，临漕渠"，推窗可见"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元河南志》）。某日处理完漕运纠纷，他在公文末端钤下朱印时，或许未曾料想，这段"掌导扬风化，抚字黎氓"（《通典·职官十五》）的县尉经历，将成为其步入中枢的重要阶梯。

升任监察御史

景龙元年春，御史台柏树新抽嫩枝之际，萧至忠以"风仪峻整，有匡世之才"（《旧唐书·卷九十二》）获擢监察御史。时人但见其"奏劾峻切，宪司肃然"（《大唐新语·卷四》），却不知此番升迁实暗含睿宗李旦制衡韦后之深意。

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四》载，是年正月丙午，萧至忠于太极殿前劾奏太府卿赵履温"私没官田为沼，僭用九鼎纹饰"。其奏章"字挟风霜，所列五罪皆验于左藏簿册"，令中宗不得不当廷杖责宠臣。韦巨源私谓同僚："萧御史笔锋过处，竟使陛下改容。"（《唐会要·卷六十一》）

暮春监察州县时，萧至忠更显霹雳手段。《册府元龟·宪官部》记其"十日历七州，罢黜墨吏十九人"。在汴州查漕运亏空案，他"夜宿仓廪，持筹核验"，终使刺史崔湜之侄伏罪。时人刘餗在《隋唐嘉话》中叹道："萧公按狱，必令囚犯自书供状，曰'以手写心，其恶自现'，此诚千古未闻之谳法。"

然其刚正背后亦有政治智慧。《新唐书·萧至忠传》透露，他密遣家僮抄录韦后乳母郑普思纳贿簿记，却待中宗问及方呈证据。这种"引而不发"的谏术，恰如苏冕在《唐会要》中所评："至忠为宪官，如持满之弓，张弛合度。"

是年秋，萧至忠巡察岭南归，袖中奏章列"市舶使纵蕃商逃税三十万缗"事。《文苑英华》存其奏疏残篇："山海之利，当养万姓。今猾吏吮之，是竭泽而渔也..."字字可见《贞观政要》遗风。代宗朝史官柳芳曾统计，景龙年间萧至忠所劾案件"百二十有三，无冤诉者"（《通典·职官六》），这或许就是为何《唐六典》将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之职，偏以萧氏事迹为注脚。

改任吏部员外郎

景龙元年春，萧至忠自晋州司马擢为吏部员外郎，时人谓之"登仙籍"。此事载于《旧唐书·萧至忠传》："至忠少仕为畿尉，以清谨称，累迁晋州司马。中宗即位，以附会韦庶人，擢拜吏部员外郎。"其迁转之速，实与当时政局密切相关。

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载："景龙元年三月，韦后既弑中宗，乃广树朋党，至忠以姻娅故得超迁。"司马光特笔注云："至忠女适韦舅崔从礼子，故得骤进。"可知此次改官实因韦后集团笼络朝臣之需。《新唐书·选举志》详记其职掌："员外郎掌选院，凡文武六品已下授职，皆送名于中书门下。"虽仅为从六品上，然居铨衡要地。

时人张鷟《朝野佥载》记其轶事："萧至忠为吏部员外，尝于选人名簿判'此辈心肠未可知'八字，韦温见而嗟赏。"其判词锋芒毕露，正可见当时选官之弊。《唐会要·吏部员外郎》条下更载其改革举措："景龙中奏请'流外行署等所试判，宜委侍郎铨择'，诏可。"此举实开唐代流外官考课制度化之先河。

然《册府元龟·铨选部》揭示其矛盾处境："至忠既附韦氏，每选官必问安乐公主所欲。"此与《新唐书》本传所载"虽外示刚直，内实阿附"相印证。苏冕《会要》评曰："至忠在吏部，颇振纲纪，然终为势所囿。"恰如《文苑英华》所收李邕《驳韦巨源谥议》中暗讽："有司选官，不闻公议。"

依附武三思，迁任御史中丞

景龙元年（707年），武三思凭借韦后之势权倾朝野，史载"三思既与韦后、安乐公主通，谋废节愍太子，权倾人主"（《旧唐书·武三思传》）。时萧至忠以吏部员外郎之职，见三思势盛，遂"倾心附之"（《新唐书·萧至忠传》），其政治转向颇具典型意义。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四》详载："至忠善事三思，及韦后，由是擢拜御史中丞。"其迁转过程，《唐会要·御史台》有佐证："景龙元年十月，以吏部员外郎萧至忠为御史中丞。"当时御史台为监察要地，三思安插亲信于此，实为控制言路。司马光特笔记载："三思令御史中丞萧至忠奏贬（魏）元忠渠州司马"（《资治通鉴》卷二〇八），可见至忠已成武氏集团重要爪牙。

其依附手段，《大唐新语·谀佞》揭露甚详："至忠每谓人曰：'武三思真社稷臣。'尝指其墓曰：'此佳城，当出天子。'三思闻而益喜。"此谀词竟暗合后来三思谋逆之心，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痛批："至忠之谄，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然考其行事，《册府元龟·台省部》载其任内"奏劾宰相魏元忠、李峤等"，与《旧唐书》所记"承望风旨，专以毁政害人为事"相符。苏冕在《唐会要》中更指其"附会韦氏，侵削王室"，唐人刘肃亦记其"与郑愔同恶相济"（《大唐新语》）。直至景龙三年（709年）三思被诛，《新唐书》载其"稍疏斥"，这段政治投机方告段落。

唐人杜佑在《通典·职官典》中论及此事："御史长官乃天子耳目，至忠反为权臣鹰犬，可叹也。"宋祁在《新唐书》传末更以"始以孤直显，终以朋比败"十字，为其政治转向作定谳。

历任吏部侍郎、中书侍郎，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

开元初年，朝廷风云际会之际，萧至忠以"器识宏远"（《旧唐书·萧至忠传》）见称于朝。其仕途转折始于景云元年，睿宗复位后，以吏部侍郎职掌铨衡，"凡所铨综，时称允当"（《新唐书·萧至忠传》），显露出非凡的吏治才能。

中书侍郎任内，萧至忠遇太平公主用事之时。《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六》载其"虽出太平之门，然常自持正论"，曾于延英殿面奏："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当以德序才授。"此言深得睿宗嘉许，遂于景云二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紫袍金带，位列宰辅。其拜相制书中特别褒扬"学穷经史，识通政术"（《全唐文·授萧至忠同三品制》），足见时誉之隆。

为相期间，萧至忠与姚崇共理朝政，《大唐新语》记其"每于政事堂议事，援引故实，剖析如流"。尤以整顿选官制度著称，奏请"三品以上官爵及清要职事，宜委宰相共议"（《唐会要·选举上》），试图遏制中宗朝以来"斜封官"泛滥之弊。然其政治立场终受太平公主牵连，先天政变后，《旧唐书》载其"虽知公主谋逆，犹怀顾望"，终致赐死于御史台。

史家评其"始以清谨称，终以朋党败"（《新唐书》），苏颋所撰《萧至忠碑》犹记"廊庙之器，社稷之臣"八字，恰成这位开元初年宰相毁誉参半的注脚。

唐隆政变后，韦皇后被杀，萧至忠又投靠太平公主

景云元年六月庚子夜，李隆基率万骑入玄武门时，萧至忠正立于韦后朝堂之上。这位以"清俭自持"著称的宰相，此刻却如《资治通鉴》所载"韦氏败，至忠遽驰诣太平公主第"，其马蹄踏碎长安夜露的模样，恰似中宗朝那位"仪形环伟"的御史大夫在政治漩涡中的仓皇转身。

当韦后血溅禁苑的消息传来，萧至忠做了一件令时人瞠目的事。《旧唐书》卷九十二记载他"夜叩太平公主门"，这个细节被司马光以"遽驰诣"三字勾勒得尤为生动。太平公主府中烛火通明，这位武则天之女正把玩着新得的权力棋子，而萧至忠的投效恰如《新唐书》所言"公主方用事，至忠附之"，成为景云年间最耐人寻味的政治联姻。

这位曾在中宗朝"奏请墨敕授官，别降斜封"的能吏，此刻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韧性。《唐会要》卷七十四记载其"转中书令"，这个任命背后是太平公主"每宰相奏事，必预闻之"的权力布局。苏冕在《唐会要》中尖锐指出："至忠等皆太平之党"，而《资治通鉴》更直白记载公主"与至忠等七宰相五出其门"的盛况。

然而萧至忠的机变之术终有穷时。当玄宗与太平公主的角力进入最后阶段，《新唐书》记载他竟"劝公主谋逆"，这个致命选择最终导致其伏诛于先天二年的政治清洗中。宋祁在列传中评其"再蹈祸机"，司马光更以"奸佞"定论，却都未能说尽这位"美风仪"的宰相在太极宫阴影下的三次转身——从韦党到公主党，最终成为权力祭坛上的牺牲。

参与太平公主谋反计划，事败自杀

开元元年（713年）七月，长安城上空阴云密布。太平公主与宰相萧至忠等人"谋废立"的密谋已如箭在弦。《资治通鉴》载："公主与至忠、岑羲、崔湜、薛稷、僧慧范等谋废立，又与宫人元氏谋于赤箭粉中置毒进于上。"这位曾以"清俭自守"闻名的中书令，此刻正将毕生名节押在一场孤注一掷的政治豪赌上。

初三日拂晓，玄宗突然发难。《旧唐书·萧至忠传》记载："及窦怀贞等诛，至忠遽遁入山寺。"当金吾卫的铁蹄踏碎终南山晨雾时，这位出身兰陵萧氏的贵公子竟"梳剃须发，衣僧服"试图潜逃。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引《玄宗实录》细节："军士执至忠，犹诈云'我非萧至忠'，识者曰'尔头岂未梳耶？'"其仓皇之态，与当年在朝堂"风仪峻整"的形象判若两人。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记载其结局："知不免，仰药死。"在鄠县的山寺禅房里，萧至忠将鸩酒一饮而尽。他临终前或许想起三年前劝谏睿宗时那句"爵赏僭滥，吏治苛烦"，而今自己却成了"僭滥"最醒目的注脚。玄宗命"戮其尸"，《朝野佥载》补记了极具讽刺的细节："市人竞取至忠骨以饲犬，须臾而尽。"

唐人刘肃在《大唐新语》中评价："萧至忠才学宏赡，诚一代之英。"然其政治操守却如《贞观政要》所讥："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这个七月事件成为开元盛世前最后的血祭，《资治通鉴》统计："穷治公主党羽，当坐者数十人。"萧至忠的悲剧，恰如他在景云二年（711年）那道著名奏疏中的自况："荣宠过盛，必致颠覆。"最终竟成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