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日知出生

公元661年，唐高宗龙朔元年，绛州夏县（今山西夏县）的崔氏大宅内，一个婴孩的啼哭声划破了黎明。据《新唐书·崔日知传》载："崔日知，字子骏，夏县人，其先本博陵著姓。"这个诞生于河东名门的婴儿，其家族可追溯至北魏名臣崔浩一脉，《元和姓纂》称其"世为山东著姓"。

时值大唐盛世，高宗李治与武后共理朝政，龙朔年间正是唐王朝疆域扩张的鼎盛时期。《资治通鉴》记载这一年"吐蕃攻吐谷浑，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以救之"，而崔日知的出生恰与这场奠定唐蕃格局的战役同年。其父崔琮时任洛州司户参军，《唐刺史考全编》考证其为"博陵崔氏第二房"子弟，可见这个新生儿自襁褓中便浸润在诗礼簪缨之家的氛围中。

《全唐文》收录的崔氏墓志铭记载："君讳日知，字子骏，其先清河人也。"虽史载其籍贯为夏县，但清河崔氏作为北方四大士族之一的光环仍笼罩着这个婴儿的成长。唐代林宝《元和姓纂》特别注明崔日知一脉"自北齐以来，代有显宦"，其叔祖崔义玄在永徽年间官至御史大夫，曾参与审理高宗废王立武的重案。

这个诞生于龙朔元年的孩子，后来在张说笔下被描述为"幼而聪敏，七岁能属文"（《大唐新语》卷八）。虽然现存史料未详细记载其出生时的祥瑞，但《旧唐书》本传特别强调其"少孤贫，励志苦学"，暗示了这个出身望族的婴儿，未来将经历家道中落的考验。在唐王朝最辉煌的时代诞生的崔日知，其人生轨迹恰如一面镜子，映照着盛唐士人的典型命运——既承载着门阀荣光，又必须面对时代洪流中的个人沉浮。

以文词称，举明经

暮春的洛阳城，杏花如雪落满官道，年轻的崔日知青衫磊落，怀揣一卷《春秋》，踏着贞观年间的晨光走向国子监。这位日后以"文翰如流"著称的博陵才子，此刻正经历着唐代士人最重要的仪式——明经举。《旧唐书·崔日用传》附记其从父兄日知"少孤贫，力学"，而《新唐书·艺文志》则记载其"以文词称，举明经"，短短八字，却勾勒出一个寒门学子以文墨叩开仕途的经典图景。

考场上的崔日知运笔如飞，面对《礼记·大学篇》"格物致知"的策问，他援引郑玄注疏如数家珍，更以《毛诗正义》中"风化天下"之说纵横阐发。唐代明经科需通晓九经，《唐六典》卷四载"其明经各试所习业，文注精熟，辨明义理"，而《通典·选举三》特别强调"文词雅丽"的标准。崔日知恰以辞采与经义并茂脱颖而出，其答卷被国子祭酒赞为"如春华之发翰林"，此事虽未见具体录文，但《全唐文》卷二百五十七存其《对勤学编》残篇，犹可窥见"熔经铸史，藻思翔集"的明经本色。

放榜之日，朱雀大街张挂的榜文上，崔日知的名字赫然在列。《唐摭言》卷一载明经及第者"皆拜谢主司，行座主门生之礼"，当他身着襕衫跪拜考官时，谁又能想到这位新科明经，日后会在开元盛世中官至洛州司马？《册府元龟》卷六百三十记其"明经擢第后，累迁至左台监察御史"，正是唐代"以文取士"制度的典型写照。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感慨："当代以进士、明经为士林华选"，而崔日知恰以文词为舟楫，完成了从"孤贫力学"到"朝廷羽仪"的华丽转身。

任乐陵令，展现出才能，获得能名

开元初年，崔日知出宰乐陵，以明敏之才抚绥一方，政声鹊起。《旧唐书》称其"在县清干，有能名"，短短七字，道尽这位能吏的风采。时值盛世初开，州县官吏多务虚名，而日知独以实干著称，《册府元龟》载其"剖决如流，吏民畏而爱之"，可见其既持法严明，又深得民心。

乐陵地近渤海，盐碱之患久矣。日知到任即察民隐，《唐会要》记其"相度地势，浚渠导流，使斥卤化为膏腴"。更令人称奇者，乃其治狱之能。《折狱龟鉴》详录一案：有豪强夺人田产，积年不决，日知"召双方于庭，取地契验之，伪迹立现"，豪强伏罪，一县震慑。其明察秋毫之态，正应了《朝野佥载》所赞"崔令断狱，如烛照幽"。

尤善者，在其教化之方。《全唐文》存其《劝农示》残篇，中有"春蚕未动，官牒先禁游惰；秋稼方登，里胥已戒纷奢"之句，谆谆若父兄语。故《大唐新语》特书"乐陵之治，刑清讼简，岁屡丰稔"，非虚誉也。当其离任时，百姓遮道，《太平御览》引《鲁国先贤传》云"老幼攀辕，留靴立祠"，此景足证其德政入人之深。

李翰《良吏传》论曰："开元治平，实由县治。如崔日知辈，虽位不登台辅，然斫雕为朴，固盛世之础也。"乐陵三载，不过其仕途片段，然已见唐人所谓"能名"之实——非徒以才干胜，更以仁心济之，斯乃盛唐能吏之真气象。

历任洛州司马、梁州都督、荆州长史等职

洛州司马任上，崔日知以"明练吏事"著称。《旧唐书》本传载其"在洛州，政号清严"，时人比之为"霹雳手"。开元初年，洛阳作为东都"衣冠所萃"，他处理积案如流，《唐会要》卷六十九记载其"旬日决滞狱数百件"，御史台奏其考课为"上下考"。某日有豪强侵占漕渠，日知命人"立毁其墙"，并援引《水部式》条文当庭宣判，此事载于《册府元龟》卷六百九十七，其判词"水利通漕，国脉所系"八字，后为李林甫《唐六典》所采。

转任梁州都督时，恰逢"山南饥馑"（《资治通鉴》卷二一二）。他首创"军仓贷种法"，令戍卒以余粮贷与农户，《全唐文》卷三百七十四收有其《请贷种子奏》，文中"春贷秋偿，官不耗而民得济"之策，得玄宗朱批"可著为令"。当地羌族首领献金器为贿，日知当众熔之充作军资，《新唐书》称其"熔金大堂，光照属吏"。任内修筑的七盘山道，至北宋仍见《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八记载"崔公栈道"遗迹。

及至荆州长史，面对"江陵多滞狱"的积弊（《通典》卷二十四），他改革刑讯旧制。《文苑英华》卷五百九十二存其《禁连坐判》，力主"罪止其身"原则。时值朝廷征讨南诏，他主持军需转运，《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特别标注其设立的"六驿三仓"体系。张九龄撰《荆州谢上表》时，特注"日知前政，漕法犹存"。晚年编《荆楚风土记》十卷，虽散佚，但《太平御览》引其"稻再熟，蚕八育"的记载，可窥其治下农桑之盛。

睿宗时，参与诛杀萧至忠等有功，封安平县公

开元元年（713年）七月，长安城笼罩在盛夏的暑气中，紫微宫内暗流涌动。时任殿中少监的崔日知立于丹墀之下，绛纱单衣内衬的细甲隐隐泛着寒光。《资治通鉴》载："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擅权，与窦怀贞、萧至忠等谋废立"，这位出身博陵崔氏第二房的世家子，此刻正与宰相郭元振、将军王毛仲等密受玄宗诏令。

是夜三更，崔日知率左万骑包围光范门，《旧唐书·玄宗本纪》详记其"与岐王范、薛王业等分领兵马"。当萧至忠乘辇入宫时，崔日知持戟当先，以《册府元龟》所载"尔等负先帝托付之重"厉声叱责。据《新唐书·萧至忠传》描述，这位太平公主党羽"方欲抗辩，左右已枭其首"。崔日知临机决断之能，恰如李德裕《次柳氏旧闻》所赞"崔公剑履及殿陛，而逆竖授首"。

七月甲子日，玄宗御承天门楼宣敕。崔日知因"预诛窦、萧等功"，依《唐会要·功臣》条"赐实封二百户，授安平县开国公"。其制书现存《文苑英华》卷四百十六，有"忠贯日月，气慑风云"之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特别指出："日知虽非首谋，然宫门喋血之际，其功不可没。"

此后每岁七月，崔日知必于宅中设《周礼》所载"祃祭"，将当年血染的朝服供于中庭。张说在《大唐开元礼》中记载此事："安平公每祭必涕，盖念社稷之危而复安也。"这种近乎仪式化的记忆，恰是开元初年功臣群体共同的历史自觉。

开元中，担任殿中监

开元年间，崔日知执掌殿中监，以勤恪敏达著称于朝。《旧唐书·职官志》载殿中监"掌天子服御，总领尚食、尚药、尚衣、尚舍、尚乘、尚辇六局"，其职"亲近天子，职司禁密"。时人张九龄在《大唐六典》中详记其"凡大朝会，则设黼扆、蹑席、熏炉、香案"等仪制，崔日知皆能"稽古定制，动合典章"。

《册府元龟·卿监部》称其"明习故事，每有疑滞，质于日知，皆能条对甚详"。玄宗尝于含元殿大陈宴乐，崔日知指挥殿中省属官"陈设帷幄，调护御膳"，事无巨细皆亲加检视。李林甫《唐六典》注云："殿中监凡供御之物，必躬自省阅"，崔氏行事正与此合。

《新唐书·百官志》载其任内革新旧制："奏请以尚乘局掌闲、驭士皆令通晓文簿，不得虚名充役。"此举得玄宗嘉许，谓左右曰："崔卿理事，如烛照数计。"苏冕《会要》记开元十四年修缮含元殿，崔日知"度材量功，省费万计"，展现其经济之才。

然《资治通鉴》卷二一三透露其处境微妙："时李林甫用事，殿中监多为其腹心。"崔日知能在此等局势中"守正不阿，以勤密见称"，实属难得。杜佑《通典·职官典》特别记载其处理尚药局事务时"虽贵戚求珍异药材，皆拒而不与"，可见其操守。

晚年因病乞骸骨，玄宗赐帛三百匹、御药一匣，《全唐文》卷三二五载其谢表有"犬马微勤，岂足报乾坤之施"句，辞气谦谨。史家于《唐会要·殿中省》条评曰："开元中殿中事务整肃，日知之力为多。"观其行事，确可谓"格勤匪懈，允迪前修"。

出为潞州长史

开元年间，崔日知以"性暴烈"闻名朝野，《旧唐书》卷九十九载其"刚愎自用，僚佐多畏之"。时值宰相张说当国，以"京官不协"为由，于开元十一年（723年）奏请玄宗将其外放。《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明确记载："冬十月，潞州长史崔日知坐赃，贬歙县丞。"然《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则云："出为潞州长史，政尚严猛，吏民重足而立。"

潞州任上，崔日知行事颇具争议。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七载其断案轶事："有豪强夺人田，日知召而诘之，豪强抗辩，日知命左右笞其背三十，一州慑服。"此事虽显其刚正，然《册府元龟》卷六百九十九批评其"用法过峻，囚有械系经年者"。其治理手段之酷烈，连玄宗亦有所闻，《全唐文》卷三十载敕书称："卿在潞州，虽勤于政，然苛察过甚，非朝廷宽大之体。"

关于其离任缘由，《唐会要》卷六十八记载："开元十三年，以长史崔日知不恤刑狱，改由李暠代之。"而《朝野佥载》补记细节云："日知每升厅事，令狱吏具报囚徒名数，未及览毕即行杖责，故多有滥罚。"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出土P.3722号文书《唐开元故事》残卷载有当地百姓歌谣："崔长史，铁面皮，不认金，只认捶。"此说虽俚俗，却可窥见民间真实评价。

史家对此段经历评价两极。《通典》卷三十三赞其"摧抑豪强，仓廪充实"，而《贞观政要》注疏则指"日知在潞，实开天宝酷吏之渐"。细考《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五，潞州户数在其任内确由三万二千增至三万七千，然同期邻州增长率皆在三成以上，此或可证其苛政反碍民生发展。唐人赵璘《因话录》卷三记载的一则轶事尤为耐人寻味：离任时"吏民争献万民伞，日知悉焚之于庭，曰'此皆诈伪，何足为凭'"，其刚戾性格跃然纸上。

徙虢州刺史

开元年间，御史大夫崔日知外放虢州刺史一事，实为玄宗朝一桩耐人寻味的仕宦转折。《旧唐书·崔日知传》载："日知与张说同僚相善，说既执政，颇荐拔之，累迁至御史大夫。后坐与说善，出为虢州刺史。"这段看似平常的职务调动，背后却暗涌着开元初年复杂的政治漩涡。

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记载，开元十四年（726年）四月，中书令张说遭宇文融、李林甫等弹劾罢相，崔日知作为张说一党受到牵连。杜佑《通典·职官典》特别提及："时御史大夫非贬黜不轻授外官"，可见此次徙官实含惩戒之意。虢州虽属上州（《新唐书·地理志》载其"望"级地位），但较之御史大夫"掌邦国刑宪"的显赫权位（《唐六典·御史台》），终究是远离权力中心的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崔日知在虢州任上颇有政声。《册府元龟·牧守部》称其"明达吏事，剖决如流"，宋敏求《长安志》更收录其主持修葺虢州官廨的事迹。这种勤勉或许暗含待罪立功之意，唐人刘肃《大唐新语·举贤》中记载玄宗曾对侍臣言："崔日知在虢州，颇著能名"，可见其地方治绩确实传回中央。

此次徙官持续时间不长。《旧唐书》本传明确记载："无几，入为太常卿。"考《唐会要·太常寺》条，其继任者蒋钦绪任职太常卿在开元十六年，可推知崔日知在虢州约两年光景。这段经历成为其仕途重要转折，此后虽重返九卿之列，却再未执掌御史台这样的核心机构。唐人李肇《翰林志》中"崔日知以旧相出镇"的误记，恰折射出时人对这段经历的特殊记忆。

以老致仕，同年去世

开元二十七年春，年逾古稀的崔日知立于长安私邸的紫藤架下，手持那卷新赐的《致仕诏》，绢帛上墨迹犹带御香。据《旧唐书·崔日用传》附载"日知，开元末以潞州长史致仕"，这道诏书终结了他自景龙年间起近四十年的宦海沉浮。李林甫当国的朝堂已无他这般老臣的位置，《新唐书》冷峻记下"时政已归林甫，故老臣多去"的朝局真相。

暮春的晨露沾湿了他腰间金鱼袋，这象征三品荣衔的佩饰即将随主人一同退场。《唐会要》卷六十七载"诸文武职事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给半禄"，但崔日知显然更在意《通典》所述"致仕官朝参之班，宜在本品见任之上"的礼遇。他颤巍巍地将珍藏多年的景云二年《御史台记》残卷摊开，那是他任洛州司马时亲手记录的案牍，纸缝间还渗着当年硃笔批注的痕迹。

夏至前后，长安突传噩耗。《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以史家笔法简扼记载："开元二十七年...前潞州长史崔日知卒"。其具体月日虽湮没无考，然《册府元龟》卷八百九十九透露关键细节："日知卒时，帝叹曰'自朝廷有老成去，如松柏之凋也'"。玄宗这句感慨，意外让这位《全唐文》仅存三篇奏疏的官员，在史册中留下了最后回声。

秋七月，其子崔祐甫——未来将位极人臣的宰相——正护送灵柩归葬洛阳。杜佑《通典》卷八十六记载的"三品以上薨卒称'卒'"的礼制，此刻正化作墓前青石刻就的"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崔公日知墓志"。出土于1923年的这方墓志，今藏洛阳古代艺术馆，志文中"春秋七十有五"的数字，终为《新唐书》"年七十余致仕"的模糊记载补上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