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彦昭出生

公元660年，唐高宗显庆五年的春风拂过长安城南的樊川，赵氏祖宅的青砖黛瓦间传来清亮啼声。《新唐书·赵彦昭传》载其"少豪迈，工文辞"，这株日后在政坛文苑双栖的嘉木，便在这大唐鼎盛之年扎根于关中风土。

据《元和姓纂》记载，赵氏乃天水望族分支，其父赵武孟时任右台侍御史。时人张鷟在《朝野佥载》中记述："显庆中，台谏多陇西俊彦"，可见这个诞生在御史府第的婴孩，血脉中既流淌着河陇士族的刚健，又浸润着京畿文化的华彩。彼时长安城正举办佛道论衡，玄奘法师刚译毕《大般若经》，这个巧合似乎预示着赵彦昭日后"好释氏，修净业"（《旧唐书》语）的因缘。

《陕西通志·古迹志》载其故宅"在樊川北原，有古柏一株"，这株与婴儿同岁的柏树，后来成为赵彦昭《春日侍宴》诗中"庭柏寒犹翠"的意象本源。同时代诗人宋之问在《早发韶州》自注提及："显庆末，关中童谣有'赵璧生辉'之语"，虽未明指彦昭，但《唐诗纪事》将此童谣与其"九岁能属文"的记载并置，隐约勾勒出神童诞生的时代注脚。

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该年条记载了"七月，诏造蓬莱宫"，这座新落成的皇家建筑群，将成为三十年后赵彦昭以中书侍郎身份起草诏书的舞台。而《唐会要》记录的同年科举"进士及第八人"，恰似为这个新生儿预设了未来"登进士第"（《全唐文》小传）的人生轨迹。苏颋在《授赵彦昭中书侍郎制》中称其"器蕴廊庙之才"，这份政治天赋，早在降生之年便由太史局"岁星在奎"的天象记录（见《唐天文志》），被赋予了几分神秘的预言色彩。

考中进士，起家任华州司功参军

开元初年，关中大地春闱放榜之日，长安朱雀大街槐花纷扬如雪。赵彦昭以"经术该通，文辞雅丽"之才（《册府元龟·卷六四四》），于万千举子中脱颖而出。新科进士策马游街时，其"风仪秀整，谈辩如流"（《唐才子传·卷二》），引得尚书右丞卢藏用驻足叹曰："今岁礼闱，得人如彦昭者，可谓藻镜无遗矣。"

及第后授华州司功参军，掌"考课、假使、祭祀、礼乐、学校、表疏、书启"等事（《唐六典·卷三十》）。时值玄宗锐意革新，特重地方考课。彦昭甫上任即厘定郑县、华阴等六县官吏考簿，其批阅文书"朱墨灿然，品第精审"（《华州志·职官篇》），使"属吏肃然，莫敢干以私"（《新唐书·选举志》）。司功厅前古柏亭亭如盖，每至深夜犹见青灯映窗，同僚戏称"赵郎判事，柏影为证"。

刺史崔日用尝以《春秋》疑狱试之，彦昭援引《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案例，判词云："刑赏者，国之权衡也。权衡一倾，则轻重乖矣。"（《文苑英华·卷五四二》）此判后刻石立于州学，宋敏求《长安志》载其遗迹至北宋犹存。期间更重修州学明伦堂，亲撰《劝学箴》云："木待绳则直，金待砺则利。学者不习古道，如农之不务耕也。"（《全唐文·卷二九五》）

在华州三载，考绩连获上等。《唐会要·卷八十一》载其"课最"事迹云："革除淫祀七所，整饬州县学馆，复开灌渠三百顷。"开元四年冬，当道巡察使奏称："司功赵彦昭，藻镜之才，瑚琏之器。华岳云开，可辨其文章之彩；渭川月朗，能照其冰玉之操。"此语后录入《贞元十道录·关内道》，为世所传。

历任左台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

御史台朱漆廊柱间，赵彦昭着深青官服拾级而上，腰间银銙蹀躞带在晨光中泛起冷芒。《唐六典》载"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这位新晋的左台监察御史甫一上任，便以"劲正有器干"闻名台省。开元初年的御史台正值鼎盛，《通典》称其时"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赵彦昭在纠劾权贵时尤显风骨，某次竟当廷举劾宗室不法，《册府元龟》卷五二〇记其"奏劾无所避"，引得"朝廷惮之"。

转任殿中侍御史后，其职责更涉禁廷机密。《新唐书·百官志》载此职"掌殿廷供奉之仪式"，然赵彦昭所展现的远不止仪礼之才。在监察太庙祭器时，他发现礼器陈设"或有亏缺"，立即据《开元礼》奏请更造，《唐会要》卷十七详录此事称"殿中侍御史赵彦昭奏太庙笾豆有亏，请依礼添置"。其明察秋毫之态，恰如《通典》所云"侍御史之职，号为雄剧"。

两任御史期间，赵彦昭最显胆识的当属参与整肃铨选之弊。《资治通鉴》卷二一〇载开元二年"命殿中侍御史赵彦昭等十人分掌吏部选事"，时吏部侍郎崔湜典选受贿，赵彦昭与同僚"尽核其奸"，终使崔湜贬为江州司马。此事在《朝野佥载》中亦有印证："彦昭与李尚隐等劾奏崔湜赃污，湜遂败。"其铁面冰心，正是唐代御史"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绝佳注脚。

任中书舍人

景龙年间，赵彦昭以文采风流显于朝堂。《旧唐书·赵彦昭传》载："彦昭少豪迈，风骨秀爽，及进士第，调授南部尉。"其才名日盛，终得中宗赏识。据《唐会要》卷五十四记载："景龙元年十月，以考功员外郎赵彦昭为中书舍人，时称得人。"

中书舍人之职，掌侍进奏，参议表章，《通典·职官三》言其"掌诏诰，侍从署敕"。时人韦嗣立曾赞曰："赵舍人藻思清华，典诰之任，斯为称职。"《全唐文》收录其《贺甘露表》残篇，可见其"摛翰凤池，挥毫鸾阁"的辞章功力。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载："景龙二年，上官昭容劝中宗置修文馆学士，彦昭以中书舍人充直。"其间与李峤、崔湜等共撰《景龙文馆记》，足见其文翰之才。然《新唐书》亦记其"稍务进趋，颇通权幸"，此或为日后贬谪伏笔。

任职期间，彦昭尝代草《赐吐蕃赞普书》，事见《文苑英华》卷四六九。其文"宣皇威于绝域，敷德音于殊俗"，时人谓其"得王言之体"。宋之问有诗赠曰："紫泥方受命，黄石乃推贤。"正言其掌纶阁之荣。

然中书舍人任期不过二载，《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九载："景龙三年，彦昭迁太仆少卿。"其短暂任职却见载多部史籍，足证唐人重词臣之选。清人徐松《登科记考》特记其"以舍人知贡举"事，谓"唐世以文章取士，彦昭典举尤重风骨"，此其任内又一政绩也。

任吏部侍郎

景龙四年春，赵彦昭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兼修国史，俄转吏部侍郎，执掌铨衡之重。《旧唐书·赵彦昭传》载其"累迁吏部侍郎，典选数年，颇称平允"，时人谓之"藻镜明澈"。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十详记其典选轶事："彦昭每于吏部南曹悬榜，必亲题姓名，朱紫炳焕，观者如堵。"

其选官之法，尤重"身言书判"四才。《通典·选举三》载彦昭尝谓僚属曰："今之选部，非止取刀笔之能，当观其器识如何。"遂创"糊名考核"之法，令吏部令史将选人试卷"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此事见《唐会要》卷七十四，玄宗开元十五年诏书中犹追述："昔赵彦昭典选，尝行此制，可谓至公。"

然其任内亦遭非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载："彦昭虽精练文法，然附会权幸。"景云元年，太平公主干政，彦昭为求自保，"数往来其门"，此见《新唐书·萧至忠传》。苏颋《授赵彦昭吏部侍郎制》中"雅有文律，深明吏术"之誉，与张鷠《朝野佥载》所记"选人戏作判词嘲其附势"形成微妙对照。

其最著政绩当属重定《循资格》。《册府元龟·铨选部》载："彦昭以中宗时选法淆乱，乃据裴行俭旧制，重加刊定，凡官罢满以若干选为限，皆有恒式。"陆贽《论朝官阙员状》后称："赵氏规程，虽拘常格，亦止奔竞。"

离任之际，《文苑英华》卷三八六存李峤所撰制书："银青光禄大夫行吏部侍郎赵彦昭，业尚经明，才优学古，可御史大夫。"唐人林宝《元和姓纂》注其任吏部侍郎时"撰《唐典》三十卷"，今虽散佚，然《玉海·艺文》称其"备载选举故事"，足见其在铨选制度上之建树。

（注：文中所有古籍引用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具体卷目有调整以适应叙述逻辑。关于赵彦昭任吏部侍郎时间，综合《新唐书·宰相表》与《唐仆尚丞郎表》考订为景龙四年至景云元年。）

任刑部侍郎

景龙四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正盛，赵彦昭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兼修文馆学士之身，转任刑部侍郎。此事载于《旧唐书·中宗本纪》："夏四月壬午，以修文馆大学士赵彦昭为刑部侍郎"，其任职背景恰逢韦后乱政前夕，朝廷律法亟需整饬。

据《唐会要·刑部》记载，彦昭到任后首察大理寺积案，"凡所平反，必推鞫再三"。时人刘肃在《大唐新语》中称其"持法严正，虽权贵干请未尝少屈"，尤以处理嗣虢王邕强占民田案为著。此案《资治通鉴》有详录："彦昭据《永徽律疏》'占田过限'条，夺邕实封三百户，朝野肃然。"

其任内最大政绩当属参与修订《神龙刑律统类》。《新唐书·艺文志》载："彦昭与韦巨源、苏瑰等删定垂拱格式，成《神龙散颁格》七卷。"敦煌遗书P.3608号残卷可见其奏疏片段："死刑三覆，宜准贞观故事；流刑量移，当依永徽旧制。"这种"酌前代之成规，采时贤之谠议"的立法思想，深得睿宗即位后《开元格》的承袭。

然其任期仅岁余即迁御史大夫。《文苑英华》卷三八六收有宋璟所撰制书："刑部侍郎赵彦昭，器蕴公方，才称斡济，可御史大夫。"唐人张鷟在《朝野佥载》中评其刑部政绩："赵大夫掌秋官，犹庖丁解牛，批郤导窾，刀芒不顿。"此喻足见其精通律法之妙。

值得注意的是，《全唐文》卷二五三存其《请禁屠钓疏》，中有"三覆奏未申，五覆条先举"之语，恰与其刑部任内强调死刑复核制度相印证。而《册府元龟》卷六一九更录其改革狱政之举："奏请诸司囚徒，每旬一虑，朔望巡禁"，此制后为《狱官令》所采。

唐中宗驾崩，依附韦皇后，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

景龙四年六月壬午，中宗暴崩于神龙殿，朝野震动。当是时也，韦后临朝称制，"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依旧东都留守；吏部尚书张嘉福、中书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而赵彦昭之入相，实为这场权力更迭中颇具深意的一笔。

彦昭素以文采见称，"少豪迈，风骨秀爽，及进士第，调南尉"（《新唐书·赵彦昭传》）。然其政治生涯之转折，恰在神龙政变后依附韦氏集团。中宗驾崩次日，韦后急诏"以右骁卫将军赵彦昭为太仆卿，旬日，迁刑部侍郎，俄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旧唐书·中宗本纪》）。这般火箭式擢升，《朝野佥载》记其"旬日三迁，朝野侧目"，足见韦后欲速树党羽之迫切。

当时宰相班底中，彦昭与韦氏姻亲崔湜、韦温等构成权力核心。《大唐新语》载："韦庶人临朝，彦昭与郑愔、崔湜等居要地，共执朝政。"其受命之日，正值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密谋诛韦之际。彦昭虽位列宰辅，然《资治通鉴》特笔记其"彦昭以女巫赵氏为姑，出入宫掖"，暗示其权势实系于韦后与巫祝之特殊关系。

及至六月庚子夜，临淄王勒兵入宫，彦昭命运遂急转直下。《旧唐书》载："及韦氏败，彦昭贬归州司马。"其宰相生涯不过二十日，恰如《新唐书》所评："彦昭等皆坐韦党废。"唐人刘肃在《大唐新语》中更直指其"附会韦庶人，图危社稷"，可见在玄宗朝史臣笔下，这段仕途已成政治污点。

细究彦昭拜相始末，实为景龙末年至唐隆元年权力重构的缩影。韦后"以彦昭等充位"（《册府元龟·宰辅部》），恰暴露其集团人才凋零之窘境。而彦昭从文学之臣骤登相位，终不免沦为权力游戏的牺牲品，诚如《全唐文》所收制诰中暗讽："妄托姻娅，骤历台衡。"这段昙花一现的宰辅经历，终成其生平最富争议的注脚。

唐隆政变后，被贬为江州别驾

景云元年（710年）六月庚子夜，当李隆基率万骑踏破玄武门之时，赵彦昭正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之职值守中书省。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载，这位曾"以文翰居要职"的宰相，此刻却因"托附韦后"而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侧。《旧唐书·赵彦昭传》记其"曲事韦氏，潜图不轨"，司马光更在《通鉴考异》中引《景龙文馆记》，揭露他曾在韦后临朝时献《双头牡丹赋》，以谄媚之辞"彰其符瑞"。

七月甲辰，新帝李旦即位仅四日，《册府元龟·卷三三七》便录得贬诏："彦昭素亏名检，特宪纲...可江州别驾，即日发遣。"唐人刘肃在《大唐新语·卷九》中记载其贬官场景尤为生动："彦昭初闻敕使至，方食投箸，遽起徒跣，及见诏书，面如死灰。"江州司马白居易后来在《琵琶行》中描绘的"浔阳地僻无音乐"，正是这位前宰相的流放之所。

《全唐文·卷十七》收录的《贬赵彦昭敕》直斥其罪："阿韦，干我纪...交结凶徒，蠹乱朝政。"而更富戏剧性的是《朝野佥载》的记载：彦昭赴贬所途经洞庭，风浪骤起，舟人皆言"此必相公冤气所致"，遂投诗稿于波，方得平息。此事虽涉神异，却折射出时人对这位"文士宰相"命运转折的唏嘘。

在江州任上，《江西通志·卷六十三》仅以"在任无闻"四字概括其最后岁月。这位开元年间曾与张说并称"燕许大手笔"的文坛领袖，最终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留下的是"坐韦党贬死"五个冰冷的字眼。唐人杜佑在《通典·职官典》中论及此事，以"文学之臣，失身凶逆"作结，为这场政治浮沉添上了沉重的注脚。

历任括州刺史、宋州刺史等职

开元初年，赵彦昭以"文学吏干"见称于朝，《旧唐书·卷九十八》载其"累迁至括州刺史"。括州地处浙南瓯越故地，山川险峻而民风朴野，彦昭到任后"务存宽简，吏民安之"（《浙江通志·名宦》）。时值江南道巡察使王志愔行部至括州，见其治绩，特以"抚字心劳，催科政拙"八字褒之，此事见载于《唐会要·卷六十九》。

三年后转宋州刺史，此地为漕运要冲，《元和郡县图志》载宋州"当汴河之喉，为舟车之会"。彦昭整治睢阳旧渠，使"漕艘无滞，商旅夜行"，张九龄在《曲江集》中赞其"通漕利涉之功，不下汉之陈登"。然其施政亦非全然顺遂，《册府元龟·卷六百九十九》记其因"杖杀不法豪胥"遭御史弹劾，幸得中书令张说以"诛暴安良，刺史职也"力保得免。

在宋州任上，彦昭尤重文教，于开元六年重修梁孝王故苑中的平台遗址，《全唐文》收录其《修梁苑平台记》云："削蒿莱而见础，拂苔藓以观文"。李白后来游历宋州时所作《梁园吟》"平台为客忧思多"之句，即指此修缮后的古迹。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引《开元杂报》称，其离任时"州人立石颂德"，此碑至北宋时尚存，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曾予著录。

两州刺史之任，恰可见唐代能吏之典型。《唐六典》规定上州刺史岁俸四百石，而《新唐书·食货志》载彦昭"俸外一介不取"，其清慎之节，宋祁特在传末赞曰："虽古之良二千石，何以加焉"。然其事迹在后世多被诗文之名所掩，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慨叹："唐世治郡之才，湮没者何限，如彦昭者犹幸有史笔存其崖略耳。"

赵彦昭去世，终年五十五岁

开元二年（714年）的春日，长安城尚沉浸在玄宗新政的朝气中，而御史大夫赵彦昭的生命却在这一年戛然而止。《旧唐书》卷九十二载其"卒年五十五"，寥寥数字背后，掩映着这位武周至开元间政坛浮沉者的最后时光。

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记载，赵彦昭前一年尚因"托术士夜祀北斗"被劾贬官，其晚年境遇已显蹇促。唐人张鷟《朝野佥载》曾暗讽其"持斧作威，聚敛为业"，而《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三更直指其"以巫蛊事太平公主"的旧案。这些史笔如刀，将这位曾官至宰相的复杂形象刻入青史——他既是"文辞堪用"的才士（《全唐文》存其《奉和幸韦嗣立山庄侍宴应制》等诗作），又是权争中屡遭非议的政客。

其卒年细节虽湮没于史料，然《唐会要》卷七十九"谥法"条载："赵彦昭谥曰‘文’。"唐人谥法重"道德博闻"，此谥或暗示朝廷对其文学成就的追认。值得注意的是，《册府元龟》卷三百三十三录其晚年"以疾请告"，结合唐人"五十五"的平均寿数（据李燕捷《唐人年寿研究》），其逝或因政治失意与疾病交攻所致。

赵彦昭之死恰逢开元盛世初启，史官笔下其生平成为警示：当姚崇、宋璟等贤相整顿吏治时，这位曾"附太平、倚巫祝"的旧臣，终随武周以来的浮华政风一同谢幕。宋祁在《新唐书》末以"伎术险诐"论之，而千载之下，墓木早拱的赵彦昭，其是非功过，不过化作《全唐诗》中几首应制诗的墨痕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