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背景

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年），诗人乔知之受命赴蜀中任职，临行前作此诗以赠京中故交。时值初春，长安城籞宿苑中百花初绽，章台柳絮纷飞，而诗人却要远离京邑，踏上漫漫蜀道。

蜀地自古以险远著称，李白曾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乔知之此行正值盛唐国力日隆之际，然巴蜀仍属边陲要地，既有"野禽喧戍鼓"的军旅肃杀，又有"春草变征衣"的羁旅苍茫。诗人以"敛衽辞丹阙"的庄重姿态告别宫廷，旌旗遥指翠微山色，回望长安道上夕霭笼罩关山，暗含《诗经·小雅》"昔我往矣"的离愁。

诗中"怅别风期阻"化用谢朓"风期幸同赏"典故，暗喻文人雅集难再；"云会稀"则呼应曹植《洛神赋》"悼良会之永绝"，折射出唐代士人外放时的普遍心境。当时朝中诗人如杜审言等常有"京邑游好"酬唱之作，乔知之此诗既承袭六朝离别诗的绮丽笔法，又以"戍鼓""征衣"等意象注入盛唐边塞气象，在个人感伤与时代风云间取得微妙平衡。

据《旧唐书》载，乔知之最终因卷入政治斗争被诛，这首早年诗作中"回顾长安道"的怅惘，竟成其命运谶语。而诗中章台柳意象，后更衍生出"章台柳"爱情传奇，为唐诗增添一层历史褶皱。

这首诗以深婉的笔触勾勒出诗人离京赴蜀时复杂的心绪，通过时空交错的意象群，将宦游人的羁旅愁思与仕途感慨熔铸成一片苍茫诗境。

首联"籞宿花初满，章台柳向飞"以长安典型风物起兴，皇家宫苑的繁花与章台街的飞柳构成富丽意象。学者傅璇琮在《唐代诗人丛考》中指出："'花满''柳飞'的盛景实为反衬，以乐景写哀情，暗藏'帝京不可见'的怅惘"。这种春日胜景与离愁的强烈反差，为全诗奠定了"以丽景衬哀思"的抒情基调。

颔联"如何正此日，还望昔多违"转折跌宕，诗人将时空折叠——眼前离别的春日，与记忆中屡屡违诺的旧约重叠。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袁行霈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评点此联："'正此日''昔多违'形成尖锐的时间对照，揭示出诗人对京华交游的深切眷恋与身不由己的宦游之痛"。

颈联"怅别风期阻，将乖云会稀"化用《庄子》"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典故意象。学者葛晓音在《八代诗史》中分析："'风期''云会'既指自然界的风云际会，又暗喻君臣遇合，双关语中透露出诗人对政治理想的忧虑"。戍鼓声里的野禽啼鸣与春草掩映的征衣，构成声色交织的边塞图景，钱钟书《谈艺录》称此联"以'喧''变'二字活化景物，征人之苦尽在视听通感中"。

尾联"回顾长安道，关山起夕霏"以绵延关山与暮霭苍茫作结，余韵悠长。程千帆《古诗考索》特别激赏这个结尾："'夕霏'意象既实写暮色，又虚指人生迟暮，长安道在渐暗的天色中模糊，象征着诗人对京华生活的精神回望"。这种虚实相生的写法，将地理空间的远离升华为心理距离的怅惘。

全诗犹如一幅青绿设色的长卷，在宫苑春色、边关暮霭的时空转换中，完成了个体生命体验与时代仕宦困境的诗意呈现。正如莫砺锋在《唐宋诗论稿》中所言："该诗最动人处，在于将盛唐诗人特有的壮阔气象与细微情思完美结合，在雄浑的关山意象中始终流淌着温润的人间情谊"。

此篇《还赴蜀中贻示京邑游好》乃初唐绮丽诗风之典范，钱钟书先生曾评其"以宫体之笔写征戍之情，犹带六朝金粉而渐开盛唐气象"。诗中"籞宿花初满，章台柳向飞"二句，叶嘉莹盛赞为"时空叠印之妙笔"，以长安宫苑的繁华春色反衬行旅之孤寂。

"野禽喧戍鼓，春草变征衣"一联，袁行霈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特别指出："禽鸟与战鼓同框，春草共征衣一色，柔美与刚健相激荡，见出诗人将齐梁声律之学化入边塞风骨的尝试。"末句"关山起夕霏"被王国维《人间词话》引申为"一切景语皆情语"的典型，谓其"以苍茫暮色收束全篇，似有无尽离思在焉"。

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虽论他作，亦援引此诗"怅别风期阻"句为例，称其"得《古诗十九首》之神韵而益以唐调之浏亮"。全诗在骈俪中见流动，于工整处寓变化，实为初唐律化进程中的精妙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