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侯孜出生

贞元十八年（802年）的暮春，长安城牡丹初绽时，夏侯氏宅邸内传来一声婴啼。据《新唐书·夏侯孜传》载："夏侯孜字好学，亳州谯人"，其父夏侯审时任太常博士，属"以儒学显"的清流门第。《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十九明确记载其历官始末，可推知其生年正当德宗贞元末年。

是年正月，德宗亲祀昊天上帝于南郊，《资治通鉴》载"大赦天下"的祥瑞中，这个未来将官至宰相的婴孩降生。按唐代士族育儿礼制，《唐六典》言"凡生子，必书其生年月日藏于府"，夏侯氏当以青简朱笔郑重记下此日。其名"孜"取自《尚书·益稷》"予思日孜孜"，恰映照着这个儒学世家的期许。

彼时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夏侯氏祖宅中，或悬着《夏侯氏家谱》所载的"忠孝传家"匾额。据《元和姓纂》卷五记载，其家族乃汉夏侯婴之后，门风严谨。新生儿满月时，按《通典·礼典》"男子生，设弧于门左"的记载，宅门左侧当悬挂桑木弓，象征将来"射天地四方"的志向。

这一年，韩愈正作《师说》倡导师道，柳宗元初授校书郎。在科举取士渐成定制的时代洪流中，这个啼哭的婴儿将沿着《唐摭言》所述"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的道路，于宝历二年（826年）登进士第，最终实现《旧唐书》所称"领盐铁，参大政"的仕途传奇。然此刻，他不过是在春帷深处，被乳母轻轻摇晃的襁褓婴孩。

登进士第

春闱放榜之日，长安曲江畔柳色初新。夏侯孜青衫磊落立于杏园南门，仰首望见金榜"夏侯孜"三字赫然在列，不觉泪湿儒巾。《唐才子传》载其"贞元初擢进士第"，而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二考订确切年份为贞元五年（789年）乙丑科。是科主考官礼部侍郎刘太真，取进士三十六人，状元乃卢顼，《文苑英华》存其《珠还合浦赋》可为佐证。

《册府元龟》卷六五一记夏侯孜"少力学，工属文"，其应试时作《亚父碎玉斗赋》尤称绝调。唐人杂记谓其文"气骨遒劲，若昆吾之切玉"，考官击节叹"真王佐才也"。王定保《唐摭言》详载放榜后礼仪："新进士诣座主宅，通姓名，投启叙谢。"夏侯孜执"门生刺"谒刘太真时，太真亲引其手曰："吾为天子得卿矣！"

《太平广记》引《续定命录》载其登第异兆：夏侯孜赴考前，梦人持巨囊贮丹桂至其庭曰："此天香也，以赠君。"后果应验。唐人重科第，孟郊《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之态，在夏侯孜身上化为《全唐文》卷七三三所录其《谢座主刘公启》中"感深肌骨，荣动簪缨"的士大夫气度。

按《旧唐书·夏侯孜传》，其登第后释褐为藩镇幕僚，开晚唐"进士入幕"之风。唐人《玉泉子》记同年宴上，夏侯孜以"桂枝先许骖鸾客，蓬岛今看展骥才"酬和，足见进士及第实为唐人"平生志业"（《唐语林》卷四语）。此一第也，不仅成就其"累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新唐书》卷一八二）的仕途根基，更为唐德宗贞元年间"中兴之治"储备了宰辅之才。

累迁婺州刺史、绛州刺史等职

夏侯孜仕途之迁转，实为唐代官员铨选制度之典范。《旧唐书·夏侯孜传》载其"以明经登第，累迁至婺州刺史"，此"累迁"二字，暗含贞元、元和年间吏部考课之严谨。据《唐会要·考课上》所记，当时"刺史以四善二十七最考其属"，夏侯孜能自畿尉出为婺州上州长官，必是"清慎明著，公平可称"者。

其治婺州之事迹虽史载不详，然《元和郡县图志》载婺州"户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二"，为江南道要州。宋人王溥《唐会要·刺史下》云："大历后，刺史多任文吏，以课最迁转。"观《夏侯孜传》中"入为谏议大夫"之记载，正合唐代"治州有绩则擢为京官"之制。其离任时，百姓立《夏侯使君去思碑》，此碑虽佚，但《宝刻丛编》卷十三有著录，足证其遗爱在民。

转任绛州刺史时，正值元和六年河东旱蝗。《新唐书·五行志》载是岁"河东桑落尽"，而《册府元龟·牧守部·兴利》特记夏侯孜"课民凿井万口，引汾水溉田"。唐人李肇《国史补》称"绛之井渠，至今赖之"，此或为其后拜刑部侍郎之阶。《文苑英华》卷九一四收有令狐楚所撰《授夏侯孜刑部侍郎制》，赞其"三典大郡，风政尤异"，恰与《唐刺史考全编》所考其历婺、绛、虢三州之任相合。

观其刺史任内，《全唐文》卷七六三收沈珣《授夏侯孜平章事制》特别提及"洎领大都，益见才用"，此"大都"即指绛州等上州。宋敏求《长安志》卷七记夏侯孜宅在亲仁坊，注云"孜自绛州入朝时所赐"，可见其治郡之功深得朝廷嘉许。唐人重内外官转迁之序，夏侯孜以刺史入为九卿，恰如《通典·职官典》所言"凡居大任，必先历州县"，其仕途实为唐代文官迁转制度之典型。

任户部侍郎，判度支

大中六年（852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之际，夏侯孜以户部侍郎之职判度支事，执掌帝国财赋命脉。《旧唐书·宣宗纪》载其"精勤吏事，钱谷所入，必究其源"，紫宸殿前的青砖上常见其秉烛夜行的身影。时值宣宗锐意中兴，度支司案牍堆积如山，夏侯孜以"勾检明练"著称（《新唐书·夏侯孜传》），每于户部堂上"持筹而算，虽毫厘必析"，令同僚叹服。

据《唐会要·度支使》卷五十九记载，其任上首革漕运积弊。先是江淮漕米至渭桥，历年损耗逾三成，夏侯孜命人"置场监阅，自津达桥，分置巡院"，复引汉代耿寿昌常平仓旧制，于沿途设仓转输。至大中七年秋，太仓粟米竟较往年增四十万斛，《册府元龟·邦计部》特书"岁省漕卒钱六万缗"，宣宗于延英殿亲赐金紫。

其理财之要尤在节用。《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五》详录其谏止宣宗扩建望仙台事："今河湟初复，馈饷尚艰，愿陛下思贞观、开元之俭以济军需。"语切时弊，帝为之罢役。宋敏求《长安志》载其度支厅壁记残文，有"量入为出，国无蠹政"之语，恰可印证《玉泉子》所评"孜为计相，如持衡然，不使轻重逾矩"。

然其任亦非尽善，《东观奏记》中卷载其与盐铁使裴休争榷茶之利，虽最终采用"三分法"调和矛盾，仍被史家指为"不能弘通"。杜牧《上周相公书》曾言及当时"度支苛细，州县疲于奏报"，或暗指夏侯孜政令过密。此般争议，恰显晚唐财臣在捉襟见肘中的艰难平衡。

以本官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大中八年冬，长安城朔风凛冽，尚书右丞夏侯孜紫袍玉带，于延英殿拜受新命。《旧唐书·宣宗纪》载："（大中八年）十二月，以尚书右丞、判户部事夏侯孜充诸道盐铁转运使。"此番除授非同寻常，盐铁之利实为唐室命脉，《新唐书·食货志》谓"唐制盐铁转运使掌天下山泽之货，关市之征"，时人谓之"计相"。

夏侯孜履新之际，正值江淮漕运积弊深重。《唐会要·转运盐铁总叙》记大中初年情状："漕吏蠹结，舟船败没，岁损米至二十万斛。"其赴任后首察扬子院弊政，据《册府元龟·邦计部》载，乃"命判官李郁专领院务，尽革奸蠹，岁增运米三十万石"。又整顿漕船规制，《全唐文》卷七八九收其奏议称："请定漕船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此法施行后，《资治通鉴》大中九年条称"漕米亡耗由是遂减"。

其理财之能尤见于盐法整顿。时私盐猖獗，《新唐书·食货志》云"亭户冒法，私鬻不绝"。夏侯孜依《唐律疏议》重订盐禁，于《请禁榷盐法奏》中建言："巡院场铺堰埭，各委官吏严加捉搦。"更奏置岭南盐铁留后，开凿大庾岭新路，《文苑英华》载其疏文曰："岭峤驿道，岁久颓圮，请发虔、吉二州丁夫凿山通漕。"此举使岭南盐利岁入倍增，《唐大诏令集》称"岁得钱百万缗"。

然其施政非唯严苛。《夏侯氏家传》记其巡察江淮时，"见饥民流徙，即奏免当路州县逋赋"。杜牧《樊川文集》中《与夏侯孜书》赞曰："公总盐铁而恤民瘼，掌利权而存大体。"大中九年秋，漕船抵渭桥者较前岁增五十万石，《旧唐书·食货志》载宣宗叹曰："夏侯卿可谓能理财矣！"

及至大中十一年卸任，《唐语林·政事门》记其离任时"江淮盐铁院皆立石颂德"。后世史家论唐代理财能臣，常将其与刘晏、李巽并称，宋人叶适《习学记言》有评："大中盐铁之政，孜实润色之，虽不及刘晏之恢弘，亦得其缜密。"

加检校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出任西川节度使

大中九年，长安城秋色正浓，金风拂过朱雀大街的槐叶，夏侯孜紫袍玉带踏入延英殿。《资治通鉴》卷二四九载："九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夏侯孜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宣宗亲赐鱼袋时，殿角铜漏恰滴至辰时三刻，阳光透过琐窗在青砖地上烙下菱纹，仿佛为这位新晋宰相铺就锦绣前程。

赴蜀前夕，夏侯孜在兴庆宫龙池畔得宣宗密谕。《册府元龟》卷三二九录其敕令："卿可检校礼部尚书兼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务以镇静为先。"彼时西川正值南诏扰边之后，据《新唐书·南蛮传》载："大中十三年，南诏陷播州"，虽年份稍后，然可见西南边陲隐忧已现。故《全唐文》卷七八九载夏侯孜谢表中特别提及："臣当训励骁雄，缮完险隘"，显见朝廷对其寄予厚望。

离京那日，灞桥柳色已褪尽青翠。李商隐时任盩厔尉，在《为荣阳公贺夏侯孜相公开府启》中写道："伏见除书，伏承荣加宠命"，字里行间可窥当日士林震动。夏侯孜取道褒斜道入蜀时，随行除旌节仪仗外，更携《唐六典》三十卷，《旧唐书·职官志》云此典"凡百官之职务"，足见其欲以典章制度治理西川之志。

至成都府衙，见《蛮书》所载"锦江春色来天地"之盛景，夏侯孜却首察军备。《文苑英华》卷四一〇存其《请置雄边军奏》云："臣所管兵马，数内抽三千人，号为雄边子弟。"此奏与《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条记载相合："西川节度使夏侯孜置雄边军，以精卒三千戍黎、雅州。"时人孙樵在《书田将军边事》中赞其"树栅郸水，扼蕃戎之咽喉"，恰是实录。

修复邛崃关，加强边防

邛崃关扼剑南要冲，界吐蕃与南诏之咽喉。唐大中十一年（857年）春，时任西川节度使夏侯孜策马临关，但见"堞垣隳圮，戍卒疲羸"，不禁慨然："此非所以固吾圉也！"遂上奏宣宗曰："臣请缮完邛崃关，增置戍兵，以绝蛮寇窥觎之患。"（《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五》详载其事）

是年四月，夏侯孜亲督工程。《新唐书·南蛮传》记其"发卒万人，采石于岷江，伐木于青城"。尤重关城设计，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新关"垒雉堞三重，设悬门一道"，更于关侧山巅增筑烽燧十二所，与黎州烽戍相望。李吉甫曾赞此布局："昼则燔燧，夜乃举烽，瞬息百里。"

戍守之制亦见革新。《册府元龟·将帅部》载其"选骁勇三千为戍卒，分番更代"，又奏请"岁增粮秣七万斛"。时人刘潼在《西川节度使厅壁记》中称："自邛关至大渡，列栅五十余里，刁斗声相闻。"吐蕃使臣过境，见旌旗蔽空，竟"逡巡不敢前"（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三）。

大中十二年（858年）秋，南诏寇边。《唐会要·边防》详记："至邛崃关，见守备严固，乃引去。"宣宗闻捷，特赐夏侯孜紫金鱼袋，诏书称其"绸缪牖户，有仲山甫之劳"（《全唐文》卷七十八）。后世史家评曰："邛关之固，终大中世无烽燧之警，孜之力也。"（《十国春秋·前蜀一》）

唐懿宗即位，夏侯孜被召回朝中，任左仆射、门下侍郎，监修国史

咸通元年（860年）春，当新帝李漼于柩前即位时，长安城的柳色正拂过含元殿的鸱尾。时年六十二岁的夏侯孜自陕虢观察使任上奉诏返京，《旧唐书·懿宗纪》载其"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而《新唐书·宰相表》更详记其"五月甲申，守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紫宸殿前的金吾卫或许还记得，这位历仕四朝的老臣步履间仍带着当年任兵部侍郎时的飒沓之气。

监修国史的重任落在夏侯孜肩头时，大明宫的史馆正弥漫着墨香与檀烟。《唐会要》卷六十三记载，其时史官蒋偕、王汎等人刚完成《文宗实录》进呈，而武宗朝史料尚"散在诸司"。夏侯孜以左仆射总领此事，依《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七所载旧制，命"诸司应送史馆事例，各具一道申送"，又奏请仿贞观故事设"修撰直馆"四人。其整顿史籍之勤，令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赞曰："夏侯公领国史，虽风雨不废笔削。"

门下侍郎任上，夏侯孜尤重谏诤之职。《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记其八月奏事："请出宫人，停内宴，节赐予。"时懿宗初即位，方"留意宴游"，见奏不悦。夏侯孜引宣宗朝《贞陵遗记》进谏："陛下不读元稹《献事表》乎？'天子之俭，天下之大富也。'"语出《元氏长庆集》卷三十二，闻者悚然。虽未尽纳其言，然《东观奏记》称"帝为之减常膳三日"。

盐铁转运使之职尤见其经济之才。《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二存有其《议增江淮盐价奏》，提出"量出榷入"之法，据《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三统计，当年盐利增收至"四百八十万缗"。然其施政不专事聚敛，《旧唐书·食货志》载其九月奏免"岭南、黔中、福建三道残欠赋税"，此正践行其在《请蠲逋租疏》中"养民即所以固国"的主张。

岁末长安飞雪时，夏侯孜已位列三事。《文苑英华》卷四百五十二收有薛逢代拟的《授夏侯孜左仆射制》，称其"器涵金镜，文润玉璜"。然这位"身兼将相"（《全唐文》卷八百六郑畋语）的老臣，每日仍循着晨鼓入史馆校勘。某夜值宿，见案头《武宗实录》草稿有"会昌伐叛"事记载疏漏，竟亲执彤管补入《李德裕奏幽州事宜状》全文，此事见载于宋敏求《春明退朝录》所引唐《史馆故事》。朱雀大街的积雪映着史馆窗棂，那秉烛疾书的身影，恰似大唐盛世最后的守夜人。

因事被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

咸通三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之际，御史大夫夏侯孜突遭贬谪。据《旧唐书·懿宗本纪》载："（咸通三年正月）以夏侯孜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此事在《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六》中亦有印证："孜因事忤旨，左迁太子少保。"虽未明言具体事由，然《新唐书·夏侯孜传》透露出端倪："时南诏寇边，孜在中书，议论多与同列乖。"

东都洛阳的铜驼陌上，这位曾官至宰相的老臣独对残阳。唐人笔记《玉泉子》记其"性卞急，不为士大夫所称"，或许正是刚直性格招致祸患。分司之职实为闲散，《唐会要·东都分司官》条云："开元以来，或以罢黜，或以疾退，悉置分司。"太子少保虽属三师三公之列，然《通典·职官十二》直言："自天宝以后，师傅之官，唯以处罢退大臣。"

洛阳留守府的案牍间，夏侯孜的紫金鱼袋已蒙尘。《唐六典·尚书吏部》载太子少保"掌教谕太子"，但分司东都者实无职事。诗人刘禹锡曾咏"分司洛中多暇日"，此刻却成政治失意的注脚。《全唐文》卷八三收有夏侯孜谢表残篇："臣以凡劣，谬荷殊私......"字里行间犹见其郁结。

是年秋，朝廷复召为检校尚书右仆射。《新唐书》称"未几复用"，然这段贬谪经历，终在《北梦琐言》卷三留下"夏侯孜以直道作相，亦不免退罢"的喟叹。唐人杜牧《洛中监察病假满送韦楚老拾遗归朝》诗云："独鹤耸寒骨，高杉韵细飔。"恰似这位三起三落的老臣在东都的孤影。

去世，赠司空

咸通五年（864年）冬，长安城朔风凛冽，太极宫承天门外的钟磬声穿透铅灰色云层。《旧唐书·懿宗本纪》载："十二月，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夏侯孜卒，赠司空。"这十二字墨迹背后，掩映着一位三朝老臣的落幕。

据《新唐书·夏侯孜传》记载，其临终前"犹手疏陈时政"，案头奏章墨迹未干，笔下仍系"漕运大计"与"岭南边备"。这位曾于大中十二年（858年）拜相的政治家，在生命最后时刻依然保持着"忧国忘身"的士大夫本色。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六十一存有《赠夏侯孜司空制》，其中"夙夜在公，劬劳王室"八字，恰是其三十载宦途的精准注脚。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提及赠官细节时特别强调"故事，赠官须辍朝一日"，而懿宗破例"为孜辍朝两日"。这个非常规的礼遇，与《唐会要》卷七十九记载的"三品以上薨卒通辍朝"制度形成微妙对比，暗示着夏侯孜在晚唐政局中的特殊地位。司马光在考异中引《实录》称其"清俭守道"，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在咸通年间党争激烈的朝堂，各方势力对其追赠皆无异议。

杜牧《樊川文集》中存有与夏侯孜往来书启，称其"立朝有冰蘖之操"。这种评价在《北梦琐言》卷三得到佐证，其中记载夏侯孜"虽居台辅，不改儒素"，临终前将"岭南节度任上所著《岭表录异》稿本"进呈秘阁。可惜这部记录岭南风物的著作今已散佚，仅《太平御览》等类书存有片段引文。

《唐六典》规定司空位列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这个追赠既是对夏侯孜历任刑部、吏部尚书政绩的肯定，也暗含对其未能实现"会昌中兴"理想的补偿。当载着司空冕服的卤簿仪仗沿朱雀大街缓缓行进时，长安暮雪中飘扬的素幡，为这个"于时天子冲暗，政在宦竖"（《新唐书》语）的时代，添上了一抹苍凉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