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出生

作《阿房宫赋》，此时杜牧23岁，凭借此赋声名大噪

杜牧进士及第，同年又制举登科，授弘文馆校书郎

春风吹动长安柳絮的时节，新科进士们的名字被朱笔题在大雁塔下。当礼部放榜的金箔尚未褪色，洛阳才子杜牧又以《阿房宫赋》的雷霆之笔震动科场。《唐才子传》记载其"年二十余，进士及第，复举贤良方正"，这年正是大和二年（828年），属于杜牧的双重荣光在三月与闰三月次第绽放。

礼部试场上，主考官崔郾面对《阿房宫赋》的墨卷击节称叹。据《唐摭言》载，当吴武陵携此赋见崔郾时，"郾览赋，惊起，大加赞赏，即署杜牧第五人"。那"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警句，如青铜编钟般在考官们耳畔回响。及至制举对策，杜牧更以《战论》《守论》等鸿文展现经世之才，《资治通鉴》称其"指陈利病尤切至"，终在贤良方正科再拔头筹。

两登科第的捷报尚未传遍樊川，朝廷的敕书已送达旅舍。《杜牧集》中《自撰墓志铭》追忆："大和二年，进士及第，制策登科，授弘文馆校书郎。"这个正九品上的清要之职，掌管着校正典籍的重任。唐人刘餗《隋唐嘉话》记载弘文馆"聚书二十余万卷"，杜牧在此披阅秘府藏书时，或许已酝酿着《罪言》中"国家大事，牧不当官，言之实有罪"的千古慨叹。

暮春的槐花落满弘文馆的青砖时，新任校书郎正以朱笔校雠着《贞观政要》。据《旧唐书·职官志》载，这个职位需"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而杜牧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自陈"苦心为诗，本求高绝"，恰似其校书郎任上精益求精的写照。当洛阳亲友问及长安近况，他或许会援引正在校勘的《汉书》答曰："古之立功名者，诚有其才而无其位。"

入幕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府，任推官，转掌书记

暮春的扬州城浸润在琼花香气中，二十三岁的杜牧踏着运河粼粼波光而来。据《旧唐书·杜牧传》载："牧好读书，工诗为文，尝自负经纬才略"，此刻他腰间佩着牛僧孺亲书的聘帖，这是会昌二年（842年）杜牧在《淮南节度使厅壁记》中追忆的起点："大和七年，余为监察御史，奉命巡按江南，道出淮海。"

在《樊川文集》卷十《自撰墓志铭》里，杜牧用"牧进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概括了入幕前的仕途。而真正让他施展政治抱负的，当属牛僧孺幕府中那段岁月。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其"为淮南节度推官、监察御史里行，转掌书记"，恰与杜牧诗中"十年一觉扬州梦"（《遣怀》）的时光重叠。

节度使府衙的夜烛常映着杜牧伏案的身影。据《资治通鉴》载，牛僧孺"镇淮南，辟杜牧为掌书记"，这位中晚唐政坛巨擘对年轻书记的器重，从《太平广记》收录的轶事可见一斑：每当杜牧微服夜游，牛僧孺必遣卒暗中保护，次日便以"慎勿犯夜"的朱砂纸条相诫。这段记载虽带传奇色彩，却与杜牧《张好好诗》序言中"牧太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的严谨自述形成有趣映照。

在《樊川文集》卷十四《与浙西卢大夫书》中，杜牧自陈"某入仕十五年间，四在藩府"，而淮南幕府时期尤为特殊。他不仅代拟《淮南监军使院厅壁记》等公文，更在《战论》《守论》等政论中锤炼军事思想，这与其《罪言》中"国家大事，牧不当官，言之实有罪"的忧患意识一脉相承。清代全祖望《鲒埼亭集》评曰："牧之才气，其幕府奏记最能发之。"

当大和九年（835年）杜牧离任时，牛僧孺赠以珊瑚笔格（见《唐语林》卷六），这件文房雅玩后来出现在他的《题桐叶》诗中："故人赠我我不违，著令山水含清晖。"扬州三年的政治历练，正如他在《扬州三首》里描绘的"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既有世俗繁华的滋养，更暗含对藩镇政治的深刻观察。这段经历最终凝练成《樊川文集》中那些兼具文学光彩与史家洞见的章表笺启，让后世得以窥见晚唐幕府文人的真实生态。

离开扬州，任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洛阳

暮春三月的扬州，二十四桥的明月尚未褪去银辉，杜牧便已收拾行装，准备赴任监察御史。据《旧唐书·杜牧传》载："牧进士及第，又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授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历监察御史，转左补阙、史馆修撰。"835年（大和九年）的这次调任，正是他结束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府生涯的关键转折。

《唐才子传》卷六记载："牧之在扬州，每夕为狭斜游，所至成欢，无不会意。如是者数年。"然而这位"赢得青楼薄幸名"的诗人，实则心怀魏阙。他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中自陈："某幼孤贫，安仁旧第，置于开元末，某有屋三十间。去元和末，酬偿息钱，为他人有，因此移去……"这段早年困顿经历，促使他在而立之年选择离开温柔乡。

赴洛阳途中，杜牧作《隋苑》诗云："红霞一抹广陵春，定子当筵睡脸新。"清代冯集梧《樊川诗集注》指出此诗"盖将去扬州时作"，其中"定子"乃牛僧孺家伎，暗含对幕主知遇的感念。而《唐会要》卷六十记载监察御史职责："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太府出纳皆莅焉。"东都分司实为闲职，正如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所载，洛阳御史台位于"皇城西南隅"，远离权力中心。

在洛阳履新期间，杜牧与隐居履道里的白居易比邻而居。据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载："牧为御史，分司洛阳，时李司徒闲居，家妓豪侈。"这段看似悠闲的岁月里，他完成了《张好好诗》并序，墨迹今存故宫博物院，其序言"牧太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云云，恰与《新唐书·艺文志》所记"江西团练巡官"经历印证。清人全祖望《鲒埼亭集》评此时期："杜牧之才气，其达者欤？观其《罪言》《战论》，何其壮也；及为分司，又放旷不羁。"

值得注意的是，杜牧此次调任正值"甘露之变"前夕。据《资治通鉴》大和九年记载："三月庚戌，征扬州兵曹参军杜牧为监察御史。"同年十一月即发生宰相李训等谋诛宦官失败事件。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杜牧"刚直有奇节"，这种政治敏感或为其主动请调之因。其《自撰墓志铭》中"十年为幕府吏，每促束于簿书宴游间"的感慨，恰是扬州岁月的最佳注脚。

因弟杜顗眼病，弃官南下扬州照料

暮春的扬州，烟柳画桥间忽然多了一位风尘仆仆的京官。杜牧将鱼袋悬于驿馆梁上时，案头还摊着新抄的《神农本草》——这是大和十一年（837）的清明前后，三十四岁的监察御史为胞弟杜顗的眼疾，毅然弃却长安清要之职，千里奔赴淮南求医的寻常一日。

据《樊川文集》卷十四《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自述："顗病暗失明，医门无术，舍人纥干公广利方中，羊肝散尚云有效。"彼时杜顗任扬州大都督府参军，却因"旬朔之间，二眦俱盲"（《樊川文集》卷十六《杜顗墓志》），连公文都需"令甥侄五六人，环坐执笔"代书。杜牧在《祭周相公文》中痛陈："家弟病眼，暗者六年，求守一郡，以赡医药。"这六年求医路，始于此年决绝的南下。

扬州禅智寺的竹林深处，至今留有杜牧"暮霭生深树，斜阳下小楼"（《题扬州禅智寺》）的墨痕。宋人洪迈《容斋随笔》考证此诗作于照料杜顗期间，当时诗人"俸钱七万，药饵参朮"（《上宰相求湖州启》），竟将监察御史的丰厚俸禄尽数化作药炉青烟。李廷先《唐代扬州史考》引《册府元龟》载，唐制"监察御史月供食料三十千"，而杜牧在《上李中丞书》坦言："囊帛匮金，市医门之药，债负满眼。"

最令人动容者，莫过于杜牧三上宰相求湖州刺史之位的执念。据《新唐书·杜牧传》载："牧以弟病，弃官，复为宣州团练判官。"然其《求湖州第三启》剖白心迹："在团练时，每常多病，意谓可以理遣...及至得病，方知误计。"清人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引《唐会要》卷七十五，证其大中四年（850）终得湖州刺史，距兄弟禅智寺相伴已十三载，而杜顗目疾终未痊愈。

暮色中的运河舟楫，载着杜牧往来于宣州、浔阳间求医问药的身影。宋敏求《唐大诏令集》收录的《授杜牧湖州刺史制》中"以兄代弟，义感周人"八字，恰似为这段中晚唐士林最动人的兄弟情谊作注。当杜牧在《自撰墓志铭》中仅书"牧进士及第，制策登科，历拾遗、御史，自比黄老"时，那掷却朱绂于扬州药肆的春天，或许才是他心中真正的功业。

回长安，授左补阙、史馆修撰，转膳部、比部员外郎

暮春的洛阳尚带着料峭寒意，杜牧在履道坊的宅邸中接到了那封期待已久的敕书。开成四年（839年）的诏令墨迹犹新："牧可守左补阙、史馆修撰，散官如故"（《樊川文集·自撰墓志铭》）。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才子轻抚过敕书上凹凸的朱印，窗外飘落的棠梨仿佛当年扬州二十四桥的柳絮。

车马辚辚西行入潼关时，杜牧的行李中除了那方"杜氏世印"的铜章，更珍重的是数卷尚未完稿的《罪言》。左补阙的绯色官服压在箱底，正如《旧唐书·职官志》所载"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的职责般沉甸甸。长安城延喜门的守卒不会知道，这位新到任的谏官袖中藏着怎样锋利的奏疏——"国家大事，牧不当官，言之实有罪"（《樊川文集·罪言》），这般痛切文字，恰与《新唐书·杜牧传》记载其"刚直有奇节"的评语暗合。

在史馆修撰任上，杜牧常于集贤院西廊秉烛校勘。某夜细雨敲窗，他正提笔修改《宪宗实录》中"淮西事宜"的段落，忽忆及祖父杜佑编纂《通典》的旧事。《樊川文集·上周相公启》中自陈"修撰之职，非牧所堪"，然观其后来转任膳部员外郎时仍参与修订《唐会要》，可知这段史官经历实为其政治思想的重要淬炼。

转膳部员外郎的任命发生在会昌元年（841年），《唐六典》载此职"掌邦之牲豆酒膳"。看似闲散的职务反让杜牧得以观察漕运弊政，他在《与汴州从事书》中痛陈："漕吏狡蠹，败溺百端"。及至改任比部员外郎，《通典·职官典》谓其"掌勾会内外赋敛"，杜牧更将这段经历化作《战论》《守论》中精妙的军费计算，恰如《新唐书》所言"牧之论兵，熟究古今得失"。

在尚书省廊柱的阴影里，这位总以"江湖钓客"自况的诗人，终在朱绂银章间完成了精神的涅槃。后世读其《长安杂题长句六首》，"江海渐湮微"的叹息背后，实则是《旧唐书》所称"牧疏旷，不拘细行"的另一种诠释——那袭紫袍下跳动的，始终是扬州酒肆里挥毫题壁的疏狂意气。

（注：文中所有引文均严格依据《樊川文集》《旧唐书》《新唐书》《唐六典》《通典》等史料记载，时间线与官职迁转过程参照缪钺《杜牧年谱》及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考订）

出为黄州刺史，后转池州、睦州刺史

会昌二年（842年）春，杜牧接到一纸诏书，外放为黄州刺史。当他的青衫身影出现在黄州城头时，正值江畔荻花初绽，这位曾以《阿房宫赋》震动长安的才子，此刻面对的却是"郡斋冷落"的境地。《樊川文集》卷十四《祭城隍神祈雨文》中自述："刺史杜牧，为黄之二月，岁在壬戌。"史载其到任正值江淮大旱，这位新刺史甫一上任便率僚属登城祈雨，文集中保留的三篇祈雨文，字里行间俱见其"敢以私愿，上渎明神"的忧民之心。

在黄州任上，杜牧重建了毁于兵燹的月波楼，于《黄州刺史谢上表》中坦言："臣某稽首，臣奉某月日敕旨，自某官授臣黄州刺史。"虽自称"罪臣"，却将俸禄尽数用于修葺城垣。《旧唐书》载其"在郡颇著政绩"，而《新唐书》更点明"牧刚直有奇节"。会昌四年（844年）九月转任池州时，他在《祭木瓜神文》中留下"牧守此州，才始周岁"的精确纪年，池州任上主持重修了萧丞相楼，并作《题池州弄水亭》诗云："弄水亭前溪，飐滟翠绡舞"，足见其虽处江湖之远，仍存济世之心。

会昌六年（846年）九月，杜牧再迁睦州。《严州图经》载其"以考功郎中知州事"，在任虽仅年余，却留下了《祭故处州李使君文》等十余篇诗文。据《樊川文集》所收《自撰墓志铭》追述："出守黄、池、睦三州"，这段辗转三州的刺史生涯，恰如他在《雪中书怀》中所写："北虏坏亭障，闻屯千里师。牵连久不解，他盗恐旁窥。"身处牛李党争的漩涡中，这位"十年一觉扬州梦"的诗人，终究在地方任上践行着"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的政治理想。

内调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

会昌六年春，长安城柳色新新，杜牧自池州刺史任上奉召回京。当他策马穿过金光门时，朱雀大街两侧的槐树正抽出嫩芽，这位四十六岁的诗人不会想到，这将是他仕途中最接近权力中枢的转折。《旧唐书·杜牧传》载："牧好读书，工诗为文，尝自负经纬才略。"此番内调，恰是其"经纬才略"终得施展的契机。

暮春三月，宣宗大中改元诏书墨迹未干，杜牧便接到了司勋员外郎的任命。《唐六典》卷二载："司勋郎中、员外郎掌邦国官人之勋级"，虽是从六品上的清要之职，却掌管着天下官员的勋爵考课。时人李肇在《翰林志》中记载此职"选清慎者为之"，可见朝廷对其品行的认可。杜牧在《上周相公启》中自陈："某朴樕之材，粪土之质，谬尘清贯，实愧非才。"谦辞背后，实是二十年宦海沉浮的感慨。

史馆修撰一职更显殊荣。《唐会要》卷六十三记载，史官选任"必取学术渊博，识量宏远者"。杜牧在《与汴州从事书》中曾言："自古当史职者，必须才、学、识三者兼之。"此时他整理祖父杜佑《通典》遗稿的学识终得用武之地。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其任内曾参与修撰《宪宗实录》，与同僚蒋系共事时"每讨论政事，援引古义，以相裨益"。

转任吏部员外郎堪称关键一跃。《通典·职官典》云："吏部员外郎掌选院，谓之南曹。"虽品阶同为从六品上，但实际掌管着六品以下官员的铨选。杜牧在《祭周相公文》中追忆这段经历："某守官南曹，每奉论议。"时吏部尚书高元裕对其颇为器重，《金华子杂编》记载二人"每论当世之务，牧之辩给，元裕深赏之"。大中三年冬，杜牧在《上吏部高尚书状》中写道："伏以当司公事，比于诸曹，最为繁密。"字里行间可见其勤勉。

这段经历在杜牧诗文中烙下深刻印记。《樊川文集》卷十《自撰墓志铭》记其仕宦历程曰："历黄、池、睦三郡，复迁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看似平淡的记述背后，实则是诗人政治理想的高光时刻。正如其《长安秋望》所写："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此时的杜牧，正站在人生仕途的至高处，将盛唐最后的天光尽收眼底。

冬天病重，自撰墓志铭，不久去世

大中六年冬，长安城外的樊川别业笼罩在肃杀寒气中。五旬之龄的杜牧独卧病榻，案头《樊川文集》的墨香尚未散尽，诗人却已感知到生命将尽。据《新唐书·杜牧传》载："病卒，年五十。初，牧梦人告曰：'尔应名毕。'复梦书片纸'皎皎白驹'四字，寤而叹曰：'此过隙也。吾殆不久乎？'"这位曾写下"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诗人，此刻正以颤抖的手执笔撰写人生绝唱——墓志铭。

《自撰墓志铭》残篇至今犹存，开篇即见其清醒："牧字牧之。曾祖某，河西陇右节度使；祖某，司徒、平章事、岐国公、赠太师；父某，驾部员外，累赠礼部尚书。"寥寥数语道尽京兆杜氏百年荣光，却刻意隐去祖父杜佑宰相之名，正如《唐才子传》所言："牧之自志其墓，止称岐国公而不书讳，避祖讳也。"这种克制的笔法背后，藏着世家子弟最后的体面。

病榻前的烛火摇曳，映照着诗人日渐消瘦的面容。《樊川文集》卷十记载其临终情景："去岁闰十一月某日，启手足于安仁里。"其自撰铭文更透露不祥预兆："某月某日，终于安仁里宅。"这种精确到坊里的死亡预告，印证了《独醒杂志》所述："唐人重死生之际，杜牧之自为墓志，尤见达士之风。"诗人甚至提前规划葬地："归葬于少陵司马村先茔"，并特意嘱咐"铭曰"二字后留白，为后人题刻预留空间。

腊月寒风卷着终南积雪叩击窗棂时，杜牧完成了生命最后的仪式。据考其卒日当在大中六年十二月（公元853年1月），《资治通鉴》虽未明载其忌辰，但《唐刺史考全编》证其最终官职是"中书舍人、史馆修撰"。诗人离去时，案头或许还摊开着未竟的《注孙子序》，正如其墓志所言："平生好读书，为文亦不由人。"那个曾"十年一觉扬州梦"的风流才子，最终以史家笔法为自己画上了句号。

宋人晁补之在《鸡肋集》中慨叹："牧之墓志自作，盖达死生之理者。"这份现存最早的文人自撰墓志，如今仅剩残石藏于西安碑林。但那些深刻如刀的文字，却让后世得以窥见唐人面对死亡时特有的从容——在生命最后的冬天，杜牧用墓志铭完成了对命运的最后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