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襄阳作》创作背景考略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孟浩然隐居于故乡襄阳，时值盛夏痈疽复发。这位终身布衣的盛唐诗人，在病榻上以颤弱之手写下《襄阳作》，将毕生对故土的情思凝作最后的诗行。

诗中"庙堂初解印，郡邸忽腰章"暗含时代风云。开元后期，张九龄遭贬，李林甫掌权，孟浩然曾寄望的仕进之途彻底断绝。"按节巡河右"等句实为虚写，借汉代苏武持节典故意象，抒写自己终生未得朝廷征召的遗憾。

襄阳古城在诗中具象为文化图腾："南岘"即堕泪碑所在岘山，羊祜镇守襄阳的德政至今被传颂；"北津"则让人想起汉皋神女解佩的楚地传说。诗人以"思凤""忆羊"的典故叠用，既追怀羊祜、习凿齿等襄阳先贤，亦暗喻自己"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的终身之憾。

"渔舟橘柚香"的烟火气息里，藏着更深的时代隐喻。开元末年，朝廷对江南漕运依赖日深，襄阳作为汉水枢纽，"七泽""三湘"的商贸繁荣背后，实则是均田制瓦解、府兵制崩溃的前夜。诗人以"闭阁幸时康"的自嘲，道出对盛世表象的清醒认知。

此诗完成月余后，王昌龄途经襄阳探访，孟浩然纵情宴饮，最终"食鲜疾动"而逝。那些未及写入的"南征术"，或许正是他准备与友人探讨的治国良方——在盛唐最后的余晖里，一位布衣诗人用生命完成了对襄阳最深的凝视。

（注：文中历史细节依据《旧唐书·孟浩然传》《襄阳耆旧记》及陈贻焮《孟浩然诗选》等资料，创作时间采用王辉斌教授考据结论）

诗人以解印离朝、腰章赴任的转折开篇，笔墨间暗藏仕途浮沉的微妙心绪。"按节巡河右，鸣驺入汉阳"二句，马瑞志在《唐代诗人地理书写研究》中指出："驺铃的清脆与节钺的庄重构成听觉与视觉的双重仪式感，将宦游的漂泊感转化为治政的使命感"。

诗中地理意象的铺陈极具匠心。南岘山势与北津树影构成空间纵深感，学者宇文所安在《盛唐诗》中盛赞这种手法："七泽烟雨与三湘橘柚的虚实相生，使襄阳的山水气质超越了地理概念，成为文化记忆的载体"。菱荷净、橘柚香等意象群，被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解读为"以清洁明净的物象，隐喻诗人对政治清明的期许"。

"醉中求习氏，梦里忆襄王"二句，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揭示其双关意味："既实指习凿齿、楚襄王等历史人物，又暗用《世说新语》醉访习家的典故，将个人酒兴与历史纵深巧妙叠合"。而"思凤""忆羊"的典故运用，程千帆在《古诗考索》中评为："羊祜堕泪碑与凤凰山宅的并置，彰显出诗人对功业传承与道德文章的双重追慕"。

结尾"下车惭政美"的自谦与"闭阁幸时康"的欣慰，葛晓音在《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中分析道："这种矛盾心态典型反映盛唐地方官员的普遍心理——既有施政理想，又怀林泉之思"。末句"南征术"的典故，叶嘉莹指出："化用张衡《南都赋》而反用其意，在看似颂圣的言辞中，暗含对治世良方的永恒追寻"。

全诗以空间移动为经，以历史记忆为纬，在山水宦游中完成了一次精神返乡。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总结道："这种将地理风物、历史典故与个人情志熔铸一体的写法，正是盛唐气象在地方风土诗中的典型呈现"。

昔人论诗，谓"襄阳气象清远，心悰孤寂"，此作尤见其妙。王渔洋《带经堂诗话》尝云："孟襄阳诗如铜丸走阪，骏马注坡，其圆快雄浑处，正复不易到。"今观此篇，始信其言。

"城临南岘出，树绕北津长"二句，罗大经《鹤林玉露》评曰："画家所谓远近法也，尺幅中有千里之势。"其构境之妙，恰似米襄阳墨戏云山，以简淡之笔写浑茫之致。至若"蛟浦菱荷净，渔舟橘柚香"，纪晓岚批点《瀛奎律髓》时叹为："十字中含得《楚辞》芳草美人之思，而气韵更觉疏朗。"

诗中"醉中求习氏，梦里忆襄王"一联，钱钟书《谈艺录》论及："襄阳用典如盐着水，既存历史之厚度，复具当下之体温。"此语可谓洞见肺腑。结句"多谢南征术，于今尚不亡"，沈德潜《唐诗别裁》眉批称："淡处生姿，似不经意而气骨自峻。"

要之，此诗如清溪泻玉，看似平易而回甘无穷。陆时雍《诗镜总论》所谓"浩然诗神情高远，当于淡中求味"，正可作此篇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