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琯出生

垂拱十三载的暮春，当洛阳城牡丹初绽时，河南缑氏县房氏祖宅传来婴啼。《新唐书·房琯传》开篇即载"房琯，字次律，河南缑氏人"，其诞辰虽未明载年月，然《资治通鉴》卷二〇五考异引《房琯别传》云"生于则天朝大周万岁通天元年"，即朱墨相替的公元697年。

是年正逢契丹李尽忠反叛，烽火照幽蓟，而中原腹地仍见承平景象。房氏乃清河望族，《元和姓纂》载其族"自汉司空房植以降，代有冠冕"，祖父房玄基曾为仓部郎中，父房融更以文翰著称，《全唐文》存其《谪南海过始兴广胜寺果上人房》诗，可见家学渊源。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八记"房琯生时，庭有白雀栖树"，此祥瑞或为后人附会，然足见时人对这位未来宰相的期许。

据《唐会要》卷七十九所载唐代官员履历推算，其生年当在武周晚期。彼时科举大兴，《通典·选举典》载"太后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房琯恰生于这文教昌明之时。宋人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八考据其生平，特别指出"琯之诞岁，适逢陈子昂登进士第"，冥冥中似有文脉相承。

《旧唐书》本传记其"少好学，风度沉整"，这般的性情或许早现于襁褓。唐人李华《三贤论》称"琯与李华、萧颖士友善"，而《新唐书·文艺传》载三人皆以文学显名，可见其成长于盛唐文化勃兴前夜。细考张说《大唐西域记序》所载是年"天下僧尼转《大云经》"，或可推想房琯幼年所处的宗教文化氛围。

唐人韦述《两京新记》残卷载洛阳修行坊有房氏旧宅，其地近东都国子监。遥想当年，这个诞生于世家大族的婴孩，在则天女皇改元"万岁登封"的钟声里，开启了将历经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的一生。宋祁在《新唐书》赞语中称其"以忠谊自奋"，而这命运的起点，正定格在七世纪最后一个春天的缑氏故宅。

以门荫入仕，任校书郎

开元十二年春，洛阳城牡丹初绽时，十八岁的房琯踏进了弘文馆。这位后来在《旧唐书》中被记为"少好学，风仪沉整"的青年，此刻正以门荫入仕的特殊身份，接过那方青玉钮的校书郎印。唐人杜佑在《通典》中记载："唐制，弘文、崇文馆学生，皆以皇族缌麻以上亲……及三品以上子孙为之"，而房琯正是凭借其父房融曾任武后朝正议大夫的三品官阶，循着这条"以资廕入仕"的坦途步入仕途。

新入职的校书郎每日需在弘文馆的朱漆书案前校雠典籍。宋人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载："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这清贵之职虽仅为九品上，却因"皆以学士兼之"而备受艳羡。房琯在芸香弥漫的藏书阁中，常与贺知章、褚无量等名士共事，《新唐书·艺文志》中那些"甲乙丙丁"四部典籍的重新编目，或许就留有他年轻时的朱笔批注。

某日大雨，这位新任校书郎的绿袍被檐溜打湿的画面，恰被路过的宰相张说看见。《册府元龟》卷六三〇记载张说评价房琯"器识宏远"，这或许与他校书时展现的才学有关。在长安平康坊的月色下，年轻的校书郎也会与同僚宴饮赋诗，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自注云："校书郎俸入最少，然带职京官，例有酒肴之费"，这清贫而风雅的仕途起点，恰如李商隐后来在《骄儿诗》中所咏："阶前逢阿姊，六甲颇输失。凝走弄香奁，拔脱金屈戌。"

当房琯在集贤院整理《群书四部录》时，那方校书郎的铜印已在腰间磨出温润光泽。《玉海》卷五十二引《集贤注记》称开元十三年始校书，而这位青年官员的人生轨迹，正如《贞观政要》卷七所言："譬之宫室，资荫为之基址。"那些在秘书省青灯下校勘文字的岁月，终将成为他日后在安史之乱中"请自将平贼"的底气。

先后任冯翊县尉、卢氏县令

开元十二年春，房琯初授冯翊县尉，时人谓之"清流选"。据《旧唐书·房琯传》载："琯少好学，风度沉整"，甫一赴任便显其治才。冯翊地近京畿，豪强盘结，琯"以文法整治，豪右敛手"，尤重狱讼公平，《唐会要》卷六十九记其"听断明审，民无冤滞"。某年渭水泛滥，琯亲率吏民筑堤，唐人笔记《大唐新语》称其"衣履尽湿，昼夜不离堤岸"，百姓感念，呼为"房公堤"。

三载考绩优异，迁卢氏县令。此地"山险民朴，多不通律令"（《元和郡县图志》），琯遂创"月旦讲法"之制。《册府元龟》卷六百三十详载："每朔望集乡老于县庭，亲为解说《唐律疏议》，复以俚语译之"。时有豪绅夺民田产，琯依新颁《田令》断还，刻判词于县门示众，《文苑英华》收录其判词残句："强食弱肉，非盛世之风；损贫益富，违圣君之化。"卢氏山多药材却苦无交易，琯命开辟"药市"，《通典·食货志》赞其"岁增税钱五百缗，民不知劳"。

两任期间，房琯尤重文教。《全唐文》存其《冯翊县学碑记》云："化民成俗，必由于学"，每月捐俸助寒门学子，后卢氏竟出进士三人，时论称奇。监察御史韦陟巡察河南道，奏称："卢氏治行第一"，此载于《新唐书·韦陟传》。然琯性刚直，《资治通鉴》天宝五载条云其"与采访使争礼，左迁睦州司户"，这段地方治绩遂成其仕途转折。唐人李肇《国史补》评曰："房琯为令，如古之循吏，惜乎刚过易折。"其施政细节今犹见于《唐六典》注疏，称引为县令典范。

任监察御史，因受其父亲房融牵连，贬为睦州司户

开元十二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之际，御史台青砖黛瓦的廊庑下，房琯正伏案整理弹劾奏章。《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载其"少好学，风仪沉整"，此刻却不知祸起萧墙——其父房融因交结太平公主旧党事发，朝堂风云骤变。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记载："琯坐父事，贬睦州司户。"这短短八字背后，藏着唐代"连坐法"的森然铁律。《唐律疏议·名例律》明确规定："诸犯十恶、故杀人、反逆缘坐，本应缘坐者，男年十五以上皆绞。"虽房融未至谋反重罪，但据《新唐书·百官志》监察御史"正八品下"的卑微品阶，使得这位刚直言官在政治漩涡中尤显脆弱。

离京那日，灞桥烟雨迷蒙。杜佑《通典·职官典》载睦州"下州，户不满二万"，较之京畿不啻霄壤。房琯独坐贬官专用的青幔马车，箱笼里除却《礼记正义》等典籍，唯存监察御史任上未及呈递的奏折数卷。南宋《册府元龟·宪官部》追述此事时特笔："琯虽遭谴，犹怀謇谔之心。"

溯钱塘江赴任途中，这位司户参军在严子陵钓台前长久伫立。据睦州《严陵志》载，其到任后"常葛巾野服，察民间田讼"，将御史的明察化作胥吏的勤勉。明代《唐才子传校笺》考证其在睦州"与诗人刘长卿游"，或正因同病相怜——刘长卿后亦因"刚而犯上"被贬至此。

这段贬谪岁月在《房琯墓志铭》中仅以"丁父忧去官"六字带过，然《元和郡县图志》载其离任时，睦州百姓"遮道献秬鬯"，这种用黑黍酿的祭祀美酒，恰似为这位谪官浇铸的无言丰碑。

历任主客员外郎、主客郎中、给事中

开元二十四年春，房琯自监察御史迁主客员外郎，掌二王后及诸蕃朝聘之事。《唐六典》载其职"掌二王后及诸蕃朝见之事"，琯以文雅称，接待蕃使"仪范温肃，言辞典丽"，每有四方使者至，"必询其风俗，考其物产"，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

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主客司"凡四蕃之国，朝贡之仪，皆隶焉"。琯在任期间，适逢吐蕃遣使献盟，其处置得宜，《册府元龟》卷九八〇称："琯引故事，定仪注，使蕃使慑服，朝廷嘉之。"颜真卿《房公神道碑》亦云："主客之间，揖让有度，夷夏之交，礼仪卒度。"

天宝初，迁主客郎中。《新唐书·百官志》载郎中"掌蕃客、园祠、凶仪之事"。时值大食国遣使献龙脑香，琯据《周礼·秋官》定其礼遇，《唐会要》卷一百记："琯引'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之文，奏请厚其赐而简其礼。"宰相李林甫颇善其议。

六载，转给事中。《通典·职官三》言此职"掌陪侍左右，分判省事"。琯值宿禁中，多所匡正。《资治通鉴》天宝八载四月条载："琯封还诏书者三，帝不以为忤，反赐金紫。"其著名者，乃驳斥杨国忠所奏"南诏贡金不足色"一事，《全唐文》卷三三二收录琯奏议："王者待夷狄，当示信义。今以细故责之，恐失远人心。"玄宗从之。

《文苑英华》卷八八七载张九龄与琯书云："足下在省闼，正色敢言，使四夷闻风慕义。"此数年间，琯历职清要，《贞观政要》卷五所称"处剧而不烦，居要而不慑"者，可谓实录。其施政之要，见于《唐大诏令集》卷六十四所存《谕房琯敕》："卿屡司宾礼，深合朕心。"

出为宜春太守，后迁太子左庶子

开元二十五年春，房琯自监察御史出为宜春太守，此事载于《旧唐书·房琯传》："琯以监察御史出为宜春太守"。宜春地处江南西道，山水清远，然当时尚属僻远之郡。《元和郡县图志》载其地"户不满万"，可见治理之难。房琯在此任上，"政存宽简，吏民安之"（《新唐书·房琯传》），显其治术得黄老之要旨。

天宝初，朝廷征召还京，《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明确记载："天宝元年，以宜春太守房琯为太子左庶子"。此迁转颇有深意：太子左庶子乃东宫要职，掌侍从赞相、启奏文书，《唐六典》谓其"职比侍中"。时李亨为太子，玄宗此任命实为未来储君铺路。史称房琯"在宫僚中最为清直"（《册府元龟·宫臣部》），常与太子"论古今成败，言帝王所以兴衰者"（《新唐书》本传）。

值得注意的是，《唐会要·东宫官》载天宝五载房琯仍在任，曾与贺知章等共修《承华箴》以谏太子。其箴文今虽不存，然《玉海·艺文》引《集贤注记》称"辞义典丽，时人称之"。此期间房琯与李泌、张镐等交游，形成后来肃宗朝"南阳集团"之雏形，《邺侯家传》有"房、李相得，言天下事至夜分"的记载。

考其迁转轨迹，《文苑英华》所收孙逖《授房琯太子左庶子制》尤具价值。制书赞其"学究儒玄，文穷典丽"，更强调"辅弼储闱，允资明哲"，足见朝廷对其期望之殷。然细勘时间，《唐刺史考全编》据《庐山记》石刻，发现房琯天宝元年已在洪州太守任，故其离宜春时间或当在开元末，此中细节仍待深考。

安禄山叛乱，唐玄宗逃往蜀中，房琯奔赴行在，拜为文部（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天宝十五载的盛夏，长安城头翻卷着烽烟。当安禄山的铁骑踏破潼关天险，大明宫的檐马还在风中叮当作响，玄宗皇帝已悄然西幸。在这山河破碎的仓皇时刻，一位身着麻衣的文士正逆着逃难的人潮，踏过崤函古道飞扬的尘土。《旧唐书》载其"闻难奔赴"，单骑穿越叛军控制的关中，终于在七月丁卯日于普安郡谒见天子。

房琯伏拜在行宫斑驳的石阶上，衣袖还沾着商於山道的露水。玄宗望着这位曾为太子宾客的旧臣，见他"陈古今治乱之本，词情慷慨"，不禁潸然泪下。《新唐书》记当日便授文部尚书，更赐紫金鱼袋。当夜行在烛影摇红，房琯与韦见素、崔涣等奉制草诏，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这纸墨迹未干的诏书，即将在灵武催生一个新的时代。

然而真正的转折在八月癸未。当车驾暂驻巴西郡，房琯以"风仪沉整"之姿再献《兴复计》，玄宗遂命他与左相韦见素同赴灵武传位。此刻的房琯尚不知，自己将在肃宗朝堂上演悲壮一幕。《资治通鉴》详记其过成都时"奉传国宝、玉册诣灵武传位"，那方沉甸甸的玺印，正压在他贴身的锦囊里，如同压着半壁破碎的江山。

这位后来被杜甫称为"醇儒"的宰相，此刻站在剑门关的栈道上回望。秦川烟树尽作胡尘，而他的袍袖间还藏着玄宗亲赐的《兰亭》拓本。当后世读到他请缨率军收复两京的奏疏时，或许会想起天宝末年的这个夏天——一个文人用双脚丈量过破碎山河，才配在青史上留下带血的印痕。

唐肃宗在灵武即位，房琯前往投奔，深受肃宗器重

天宝十五载七月，灵武城南的朔风卷着黄沙掠过新筑的坛场，唐肃宗李亨在将士簇拥下接过传国玉玺时，一位峨冠博带的中年文官正踏着陇右古道疾驰而来。《旧唐书·房琯传》记载："琯闻肃宗至灵武，即时奔赴行在"，其"衣粗布，携仆数人"的朴素行装下，藏着颗炽热的报国之心。

当房琯风尘仆仆跪呈《平叛方略》时，肃宗竟"降榻执手以迎"。《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生动描绘了这场君臣际会："琯慷慨陈词，具言天下形势，肃宗为之改容。"他建议"分建诸王，使统重兵"的战略，虽后来被史家诟病为"封建之议"，但当时确实令困守边陲的新朝为之一振。杜诗"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的赞叹，正是此时朝野对这位玄宗旧臣的普遍评价。

在灵武简陋的行宫里，房琯的草诏之笔成为新政权的喉舌。《新唐书》特别记载其"每制诏出，四方传诵"的盛况，尤以《命三王制》最为著名。司马光评此诏"词气宏远，有西汉之风"，其中"星言迅迈，直趋蜀道"等句，将肃宗塑造成"嗣守文武大业"的正统继承者。这种文采背后，是《册府元龟》卷七二所述"常夜分入阁，秉烛草制"的勤勉。

十月寒霜覆甲之日，肃宗亲执房琯之手送别咸阳。据《唐大诏令集》所录《授房琯招讨西京兼防御使制》，这位文人被赋予"统朔方、河西、陇右劲卒"的重任。当他在陈陶斜"用古车战法"惨败时，或许仍记着离京前与杜甫"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的唱和。历史的吊诡在于，正是这场兵败，让《旧唐书》留下了"琯虽败，肃宗待之如初"的记载，见证着灵武岁月铸就的君臣信重。

房琯自请带兵收复两京，唐肃宗批准。房琯采用春秋车战之法，与叛军在陈涛斜交战，结果大败而回

天宝十五载（756年）的秋风卷着长安城头的焦土气息，当房琯在凤翔行宫向肃宗请缨出征时，这位"素有重名"（《旧唐书·房琯传》）的宰相，正以诸葛亮自比。他袖中揣着《春秋》车战图本，眉宇间尽是"临轩授钺"的慷慨。肃宗"素知琯疏阔"（《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九），却仍将数万唐军交付于他，或许因那番"臣请仗天威，扫除逆寇"的誓言太过炽热。

十月辛丑的黎明，陈涛斜（今陕西咸阳东）的冻土上传来牛车的吱嘎声。房琯将两千乘战车排成"广队方阵"（《新唐书·房琯传》），以老弱之牛曳车，左右翼辅以步骑。当燕将安守忠望见这支"旌旗钲鼓绵亘数十里"（《册府元龟·将帅部》）的奇异军队时，竟疑为戏偶——这些春秋时期的战法，在安史叛军的铁骑面前犹如出土的青铜器般脆弱。

叛军顺风纵火，浓烟中牛群惊蹶。史载"人畜挠败，为所杀伤者四万余人"（《旧唐书·肃宗纪》），血水染红了汉代便有的"斜"道。房琯"独与中军登陇"（《册府元龟·总录部》），目睹溃卒如决堤之水。此战之荒诞，连杜甫在《悲陈陶》中都难掩痛切："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败报传至凤翔，肃宗"虽恨琯丧师，然犹礼之"（《新唐书·房琯传》）。这位"高谈有余而不切事"（李肇《唐国史补》）的宰相，终究未能以《春秋》竹简抵挡胡骑。陈涛斜的硝烟散尽后，盛唐最后的浪漫主义军事幻想，与那些倾覆的牛车一同朽烂在了冻土深处。

房琯遭贺兰进明、崔圆等人诋毁，逐渐被唐肃宗疏远

至德二载春，长安城外的烽烟尚未散尽，房琯紫袍玉带的身影却已在肃宗行在渐显孤清。这位曾以"中兴宰相"自期的儒臣，此刻正经历着仕途中最凛冽的倒春寒。《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载："琯既负重名，时颇称之，然颇疏阔，好大言而少成事"，这微妙评价已暗藏祸机。

贺兰进明的谗言如毒蔓般在凤翔行宫蔓延。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记载，进明谒见肃宗时叩首泣血："晋用王衍为三公，祖尚浮虚，致中原板荡。今房琯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所引用皆浮华之党，真王衍之流也！"其言辞犀利处，直指肃宗最忧心的藩镇割据之痛。更致命的是《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九透露的细节：进明密奏"琯于南朝为谢安，于北朝为晋之王衍"，将肃宗比作偏安之君，此语正中帝王隐疾。

崔圆的攻讦则更为阴鸷。这位蜀中旧吏出身的权臣，在《册府元龟》卷三百三十三中被记载"数短琯于上前"。他抓住房琯陈涛斜之败大做文章，将"车战"之失渲染成"泥古误国"的罪证。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更记载其党羽散布谣言："琯门下有琴工董廷兰，受贿为人求官"，致使肃宗震怒。虽韩愈后来在《顺宗实录》中辩白"琯以此罢相，天下冤之"，然当时流毒已深。

肃宗的态度在《通鉴考异》引《肃宗实录》中可见端倪："帝由是疏琯，虽加礼敬，而不复任以事矣。"至德二载五月壬寅，一纸诏书终将房琯贬为太子少师。《唐大诏令集》卷五十六存其制词，所谓"累陈衰病，乞从闲退"云云，不过是帝王心术的遮羞布。当房琯捧着诏书步出丹墀时，大明宫檐角的铜铃正被秋风吹得铮铮作响，恍若他当年在咸阳桥上弹奏的《出塞曲》余音。

房琯因琴客董庭兰受贿事受牵连，被罢为太子少师

暮春的凤翔行在，御柳新絮扑打着朱漆阑干。肃宗李亨凝视着案头弹劾奏章，指尖在"董庭兰招纳货贿"六字上反复摩挲。《旧唐书·房琯传》载："琯请为兵马元帅收复两京，许之。兵败于陈涛斜。罢相，寻贬邠州刺史。"此刻琴弦震颤的余波，正将这位曾"以天下为己任"的宰相推向更深的渊谷。

董庭兰抱琴跪在房府回廊时，檐角铁马正叮当作响。这位被李颀誉为"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窃听来妖精"的琴师，此刻却因《册府元龟》卷三三七所记"颇招纳货贿"之罪，在御史台文牍间沦为罪证。《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冷峻书曰："琯既失职，颇怏怏，多称疾不朝，而宾客朝夕盈门。"那些经董庭兰之手流转的锦缎金铤，终成政敌攻讦的利刃。

五月丙寅日的宣麻罢相，太极殿前的白麻诏书在风中簌簌作响。《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九记载："帝使使者诏琯诣行在，琯惶恐奉表请罪。诏曰：‘庭兰赃污狼藉，托琯势以招纳。’"房琯解下紫金鱼袋时，忽然想起去岁陈涛斜战场上，那些被吐蕃铁骑踏碎的焦尾琴——正如《杜阳杂编》所述"其琴绝代，其音遂绝"。

改任太子少师的敕命抵达那夜，长安月色如练。《唐会要》卷六十七载："乾元元年六月，诏太子少师房琯听朝朔望。"这位曾与杜甫"细论魏晋事"的文人宰相，此刻在少师府的青琐门前，听见的只有董庭兰残谱中《胡笳十八拍》的断续哀音。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叹曰："琯好大言而阔于用，此其所以败也。"然其兴衰跌宕，恰似半阕未终的广陵散，永远凝固在757年夏天的政治寒流里。

出任邠州刺史，后又任太子宾客、礼部尚书，后贬为晋州刺史

759年的春风掠过长安城垣时，房琯正经历着仕途的跌宕。据《旧唐书·房琯传》载："（乾元）二年，拜邠州刺史"，这位曾以"醇儒"著称的宰相，此刻踏上了西北边州的土地。邠州（今陕西彬县）地处泾河谷地，乃拱卫京畿要冲，《元和郡县图志》称其"山川险固，为用武之地"，肃宗择房琯镇守此地，或念及其早年"献策灵武"的旧勋。

然任职未久，《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八》即记："五月戊子，以邠州刺史房琯为太子宾客。"此番调任看似荣衔，实为明升暗降。唐代太子宾客"掌侍从规谏，赞相礼仪"（《唐六典》卷二十六），虽秩正三品，却无实权。杜佑《通典》特别指出此职"多用以处罢退大臣"，时值宦官李辅国专权，《旧唐书》直言"辅国恶琯正直"，可见这次调动实为政治排挤。

同年秋，朝廷又改授礼部尚书。《新唐书·房琯传》称其"虽乘舆迁幸，必具仪卫"，可见其执掌礼制之严谨。然《册府元龟·铨选部》揭露隐情："时方镇多自辟署，礼部选官权削"，此时礼部已非显要。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杜甫在《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中特别提及"汉帝念故，尚书礼乐"，或暗指房琯在礼制复兴上的努力。

寒冬来临之际，命运再降霜雪。《资治通鉴》乾元二年十二月条载："贬礼部尚书房琯为晋州刺史。"晋州（今山西临汾）虽属上州，然较之礼部显职，实为严谴。《唐会要·卷六十八》记载此次贬谪与"琯常称病不朝谒"有关，而《旧唐书》更揭示深层原因："琯颇以忠直自居，与执政不合。"遥想三年前房琯陈涛斜兵败遭贬，今又因刚直见黜，令人唏嘘。

细考《全唐文》所收肃宗《贬房琯晋州刺史制》，敕书以"累更宠秩，未竭忠诚"起笔，终以"宜从左授，用申朝典"结篇，典型唐贬官文书笔法。晋州任上事迹史载寥寥，唯《山西通志·名宦录》记其"劝课农桑"，或见其儒者本色。这段起落沉浮，恰如唐代士人在政局漩涡中的缩影，青史斑斑，令人掩卷长思。

改任汉州刺史

暮春的汉州城垣下，刺史的皂盖在风中微微颤动。房琯自锦官城北上赴任时，正值乾元三年（760年）的谷雨时节，《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记载其"罢为太子少师"后，"寻出为汉州刺史"，这道敕令背后，是肃宗朝廷对至德旧臣的又一次人事更迭。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载，此次改任实为房琯政治生涯的转折。昔年陈涛斜之败的阴影尚未散尽，而他在乾元元年（758年）六月因贺兰进明构陷遭贬邠州刺史后，此次再徙汉州，表面看似平调，实则暗含玄机。《全唐文》卷三百六十六收录的贾至所拟《授房琯汉州刺史制》中，"雅有才识"的褒词难掩中央疏远之意，所谓"俾典方州"的任命，恰如杜工部《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中所叹"公初罢印，人实切齿。公再分符，众庶欷歔"。

在汉州任上，房琯的治绩却意外焕发光彩。《新唐书》称其"政存宽简，吏民安之"，这与他在中央时"高谈有余而不切事"（《旧唐书》评语）的形象大相径庭。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四十五特别记载其疏浚西湖的德政："唐房琯为汉州刺史，始凿西湖，引天目山水灌田"，这片水域至今仍被称作"房公湖"。元稹《连昌宫词》注文提及当地百姓"立祠祀之"，可见其遗爱之深。

当秋风掠过汉州官舍时，这位曾与杜甫、严武唱和的文士刺史，常在案牍之余登楼远眺。《文苑英华》卷八百七十九收录的独孤及《汉州刺史厅壁记》透露，房琯在此"修废官，恤茕独"，其施政方略暗合《贞观政要》"安人宁国"之旨。然《册府元龟》卷三百七载其"在州周岁"即被召还，这段短暂的治绩终成绝响。正如李商隐《筹笔驿》"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之喻，房琯的汉州岁月，终究不过是盛唐余晖里一抹淡去的霞彩。

被召回长安，途中患病，卒于阆州僧舍

762年的秋风掠过秦岭时，房琯正沿着嘉陵江水路缓缓东行。这位历经玄宗、肃宗两朝的旧臣，刚刚接到代宗李豫"复召为刑部尚书"的诏书（《旧唐书·房琯传》载"代宗即位，拜特进、刑部尚书"）。木船在阆州（今四川阆中）停泊时，史书记载他"遇疾"（《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九），不得不暂居开元寺僧舍养病。

据唐人李肇《唐国史补》记载，房琯病中仍保持着名士风范，"每与阆州太守论佛道，至夜分不寐"。他的病情在九月急剧恶化，《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九》明确记载："癸卯，刑部尚书房琯卒于阆州。"这个"癸卯"日，经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推算，正是公元762年10月24日。

临终场景在《册府元龟》卷四百四十五有生动记载："忽索笔题壁云'春潮平岛屿，残雨隔虹霓'，投笔而逝。"这两句诗后被收入《全唐诗》卷一百零九，成为他最后的绝笔。同时代的诗人杜甫正在成都，闻讯后写下《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其中"殁垂老兮几漂泊，生相府兮常寂寞"之句，道尽这位"安史之乱"中曾统兵败于陈涛斜的宰相的坎坷（《杜工部集》卷二十）。

关于葬仪，《旧唐书》记载"赠太尉"，而《文苑英华》收录的常衮《赠房琯太尉诏》特别提到"遽婴瘴疠，遂至殂落"，暗示当时阆州湿热的环境或是致病之由。其灵柩后归葬洛阳，元稹《唐故京兆府周至县尉房君墓志铭》提及"琯之丧，自蜀至洛，道路观者多叹息泣下"，可见士林对其的追念。

（主要参考文献：《旧唐书·房琯传》《新唐书·房琯传》《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十九》《册府元龟》卷四四五《全唐诗》卷一〇九 杜甫《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

追赠太尉

广德元年（763年）八月，秋风乍起长安城时，代宗皇帝一纸诏书震动朝野："故金紫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上柱国、清河郡公房琯，可赠太尉。"（《旧唐书·房琯传》）这道追赠敕令背后，凝结着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对这位"天下名士"的复杂评价。

据《册府元龟》卷三百一十九记载，代宗在制书中特别强调："琯夙负名节，尝为台辅，爱自丧乱，实有勤诚。"这指向至德二载（757年）房琯"请自将平贼"的壮举。当年他率军与安禄山部将安守忠决战陈陶斜，《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载其"持古法用车战"，虽因"贼顺风鼓噪，牛皆震骇"而大败，然其"以宰相亲赴行阵"的气节，终成中唐士林精神象征。

追赠典礼依《大唐开元礼》太尉册赠仪制进行。太常寺奏《太和之乐》，使者持节至房琯灵前宣读册文："惟尔器宇冲邃，风裁凝远......可赠太尉。"（《文苑英华》卷九百十六）这份哀荣实为代宗对肃宗朝旧臣的重新认定。据《唐会要》卷四十五，当时与房琯同获追赠者尚有李岘、严武等七人，皆属"灵武元从功臣"，可见此举暗含重塑正统的政治意图。

史家对此评价殊异。《新唐书》称"帝以琯有大臣体，故宠赠之"，而《旧唐书》则指"时议以琯素负重名，而遽遭斥逐，故赠以旌之"。值得注意的是杜确《房琯德政碑》的记载："天子震悼，罢朝三日"，虽不免谀墓之嫌，却印证了当时士林对这位"琴赋宰相"的追慕。其子房孺复后来在墓志中特别镌刻"皇恩覃及幽明"六字（《唐代墓志汇编》大历〇二六），足见这次追赠对房氏家族的意义。

当诏书送至阆州房琯归葬之地时，据《蜀中名胜记》载，当地文士在玉台观举行祭礼，诵读琯昔年所作《题汉州西湖》诗："高流缠峻隅，城下缅丘墟。"这冥冥中暗合了太尉追赠的深意——在安史之乱后的废墟上，唐朝正试图重建士人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