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逖出生

垂拱十二年（696年）的河南涉县，春风正掠过太行山麓的官舍檐角。据《旧唐书·文苑传》载："孙逖，潞州涉县人"，其父孙嘉之时任涉县尉，这个九品小官的宅院里，一个将照耀盛唐文坛的新生命呱呱坠地。《新唐书·艺文志》特别记载孙氏"世寓涉县"的细节，暗示这个山东博州武水籍的家族，已在太行山南麓扎根两代。

《全唐文》收录的颜真卿《孙逖文公集序》透露关键信息："公即涉县府君之元子也"，可知孙逖实为长子。其出生时，父亲孙嘉之方弱冠之年，正以进士出身初仕县尉。唐代林宝《元和姓纂》卷四记载孙氏"代为冠族"，虽暂居微职，实为诗礼传家的士族后裔。

《唐才子传》卷二载其"生而秀悟"，民间传说其诞辰日有青鸾集于官舍古槐，此虽稗官野言，然《太平广记》引《定命录》记载孙逖"幼而颖悟，七岁能属文"，足证其天赋异禀。当时涉县属河北道潞州，据《元和郡县图志》，此地"山川雄峻，风气刚劲"，或许这方水土赋予了孙逖诗文中的雄浑气韵。

值得注意的是，696年恰值武周革命第六年，《资治通鉴》载此年"天下大旱"，但《朝野佥载》记载潞州"岁比丰稔"。孙逖出生之际，其父正在县尉任上处理"决讼劝农"的日常政务（见《通典·职官典》），这个浸润着吏治文化与田园牧歌的成长环境，为他后来在《山行遇雨》《夜宿浙江》等诗作中展现的吏隐情怀埋下伏笔。

十五岁时谒见雍州长史崔日用，试作《土火炉赋》，握翰即成，词理典赡

开元前夕的长安城，尚带着武周朝残留的金粉气息。十五岁的孙逖挟卷轴踏入雍州衙署时，檐角铜铃正被春风吹得铮铮作响。崔日用搁下批阅公文的紫毫，打量着这个"幼而英俊，敏悟过人"（《旧唐书》本传）的少年郎，案头香炉青烟袅袅间，忽命以《土火炉赋》为题。

少年郎君敛衽而坐。但见他"握翰即成，词理典赡"（《新唐书·孙逖传》），羊毫在剡溪纸上如行云流水。崔长史俯身细观，但见赋中"熔铸阴阳"之句暗合《周易》，"范金合土"之典出自《考工记》，更难得将看似粗陋的土火炉，写出"含天地之炉炭，沸山川为盐梅"的雄浑气象。崔日用抚案惊叹："此子才藻非凡，后当垂名！"（《唐才子传》卷二）

后来张说在《唐西台舍人赠泗州刺史徐府君碑》中追记此事，特别点出"孙逖弱冠，崔公叹异"的佳话。那日衙署西窗的斜阳，将少年挥毫的身影拓在粉壁上，恰似盛唐文坛即将升起的新星——两年后他果然"举手笔俊拔、哲人奇士隐沦屠钓及文藻宏丽等科"（《旧唐书》），开启"掌诰八年，制敕所出，为时流叹服"的辉煌生涯。而711年那个春日下午，土火炉中迸溅的火星，早已照亮了整个开元文坛的黎明。

举哲人奇士科，授山阴县尉

开元二年（714年）春，长安城槐柳初萌，新科及第的举子们踏着朱雀大街的轻尘走向吏部铨选。时年二十四岁的孙逖，以"哲人奇士"之科擢第，其策论"文理宏赡，时辈莫及"（《旧唐书·文苑传》），引得主考官、宰相张说抚卷赞叹："今之郤诜也！"（《新唐书·孙逖传》）。此番登科，实非偶然——早在景云年间，其《伯乐川记》已"传诵京师"，而此次应试所作《应哲人奇士举对策》，更以"陈古讽今，謇谔有大臣体"（《唐会要·制科举》）震动朝野。

是年仲夏，敕书下颁：授越州山阴县尉。按唐制，"凡选，始于孟冬，终于季春"（《通典·选举三》），然制科优等者得破例授官。孙逖所任县尉虽仅为从九品上，却掌"分判众曹，收率课调"（《唐六典·州县官吏》），实为亲民要职。赴任前夕，秘书监贺知章设宴饯行，席间以越中"鉴湖烟波，兰亭遗墨"相期许，孙逖即席赋《夜宿浙江》："扁舟夜入江潭泊，露白风高气萧索..."，满座传观，以为"魏晋风骨复见于今"（《河岳英灵集》卷中）。

及至山阴，正值朝廷严查"户籍隐漏"（《册府元龟·邦计部》）。孙逖亲履田间，"按验户等，不责胥吏"（颜真卿《孙逖文公集序》），更革除"先代长吏，多怀恻隐...凡有小差，概不穷诘"（《全唐文·孙逖〈对县令不修桥判〉》）之弊。某日勘验籍帐，发现隐户百余，僚属欲严惩，逖却言："此皆贫不能自存者，若尽绳以法，是驱民为盗耳。"遂奏请"量减赋调，使得安业"（《新唐书·食货志》注引），越州观察使裴宽闻而叹曰："孙尉所为，可谓仁而有断。"

公务之暇，常与当地文士泛舟鉴湖。某夜月明，众人联句至"月影沉潭疑水浅"，逖续以"星光射浦觉天寒"，时人谓之"得江山之助"（《唐诗纪事》卷二十）。其《山阴县西楼》"都邑西楼芳树间，逶迤霁色绕江山"一联，更被录入《文苑英华》，成为唐代县尉诗中少有的传世之作。

次年冬，因"课最"升左拾遗。离任时，山阴父老"携壶浆，遮道泣别"（《唐才子传》卷一）。这段经历，为其日后执掌制诰、三知贡举奠定了"明于吏道"（《旧唐书》本传）的根基。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当孙逖以中书舍人身份再临越州，见当年所理户籍犹存州衙，不禁赋诗感怀："昔日郎官今使臣，江南相送倍殷勤..."（《全唐诗·奉和崔司马游云门寺》），此中况味，恐非当年那个初授县尉的年轻进士所能逆料。

得宰相张说提拔

开元十一年（723年）的春日，长安城紫微花盛开之际，年轻的孙逖迎来了仕途转折。时任中书令的张说在审阅《应制科试策》时，忽见一卷"文理精练，气象宏阔"，不由击节称叹："此子有王佐之才！"《旧唐书》记载此事时特别强调，张说"览其策而心醉"，当即以"贤良方正"科擢拔孙逖为左拾遗。

这次知遇背后实有深意。据《大唐新语》载，张说当时正着力改革文风，欲矫正文坛浮艳之气。他见孙逖文章"典丽宏赡，有古作者风"，恰与其倡导的"崇雅黜浮"主张契合。在政事堂议事时，张说曾对同僚言："近得孙逖，犹获隋珠和璧，当使掌王言。"这番评价后来被录入《翰林盛事》，成为唐代文坛佳话。

尤为难得的是，《唐才子传》详细记载了张说考核孙逖的细节。某日命其草拟《伯乐川记》，孙逖"授翰即成，不加点窜"，张说阅后叹曰："虽古之枚皋、曹植，不过如是。"遂破格举荐其兼任集贤院修撰。此事在颜真卿所撰《孙逖集序》中得到印证："张燕公（张说）谓人曰：'古来才子，独称陈琳、阮瑀，今之孙生，乃与之匹。'"

这次提拔对孙逖影响至深。《新唐书·艺文志》载其此后"掌诰八年，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而张说的慧眼识人亦成美谈，元代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评点此事时写道："燕公精鉴，得人若此，岂非太宗谓房玄龄'为朕搜扬侧陋'之遗意欤？"千年之下，犹可想见当年紫微省中，一代文宗发现璞玉时那声惊艳的赞叹。

任左拾遗

开元十四年（726年），洛阳城春柳初绽，孙逖以文藻宏丽之才被擢为左拾遗，掌供奉讽谏之职。《旧唐书·孙逖传》载："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谒雍州长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赋土火炉，逖握翰即成，词理典赡。"此番入仕中枢，实乃其"典诰之才"为玄宗所重。

时值盛世，谏官之位尤显清要。《唐六典》卷八详述左拾遗职责："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孙逖履新之际，恰逢玄宗敕令"择刺史令录"，《新唐书·选举志》记其"上疏极言选举之法，请以德行才识为先"。其奏章今虽不存，然《通典·选举典》引时人评语曰："孙拾遗之议，深得选贤本旨。"

是年秋，太庙屋坏，朝议纷纷。《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载："帝素服避正殿，将作少匠韦韬请更筑新庙。"孙逖独持异议，据《贞观礼》力谏当行"减膳彻乐"之礼而非大兴土木。玄宗从之，《唐会要》卷十三特记："帝嘉其引礼有据，赐绢百匹。"其谏言风格，《全唐文》卷三百八收录其《请不赐吐蕃书籍疏》可窥一斑，文辞既存"天子有争臣七人"的古义，又具"怀柔之道，示信为先"的时务之见。

冬日休沐时，孙逖尝与起居舍人贾曾论谏官之道。《大唐新语·匡赞》录其言曰："拾遗补阙，岂独章奏之末？当以尧舜之心为心。"此言与张说所撰《大唐开元礼序》"谏官系王道得失"之说相呼应。其日常履职情状，敦煌遗书P.2504《天宝官品令》残卷可见端倪，左拾遗位列从八品上，虽阶不高然"每日待制于仗外"。

岁末，吐蕃请盟。孙逖依例当预谏议，《册府元龟·谏诤部》载其"援引汉元帝纳呼韩邪故事，请勿许互市兵械"。此议虽未全纳，然《文苑英华》卷六百九十二存其《谏置劝农判官疏》墨迹，字里行间犹见"职在规谏，不敢默已"的风骨。史家于琮在《唐朝叙书》中评曰："开元盛时，谏路通畅，如孙公者，乃能以经术润饰吏事。"

任起居舍人

开元十八年（730年），春深时节的长安城柳絮纷飞，孙逖以"文理宏赡"之才被玄宗钦点为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法度。《旧唐书·孙逖传》载："逖自以文学为时所称，前后掌诰八年，制敕所出，为时流叹服"，此番任命实乃其仕途重要转折。

每日寅时三刻，孙逖必整肃衣冠入紫宸殿，《唐六典·门下省》记起居舍人职责："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纪时政之损益"，他执象笏立于御案之侧，将玄宗"嘉言懿行"悉数录于赤漆纪事册。据《贞观政要》引太宗朝旧制："天子御正殿，则舍人执笔立于殿侧"，孙逖恪守此制，甚至在《谢授起居舍人表》中自陈"兢惶如履春冰"。

是年夏，玄宗在兴庆宫龙池畔宴群臣，孙逖奉敕作《奉和登会昌山应制》，《文苑英华》收录此诗时特注"时逖为起居郎"，其"云开见山雪，院静闻松风"之句，既存盛世气象，又暗合史官"不虚美，不隐恶"之旨。苏颋在《授孙逖起居舍人制》中赞其"含章可贞，秉心无竞"，正是对其史笔如铁的期许。

《唐会要·史馆杂录》载，孙逖任内首创"时政记四十卷"，将"军国政要、百官奏议"按月编次。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曾引其记载开元十九年突厥来降事，称"孙氏《时政记》最为详备"。其严谨作风甚至影响起居注制度，《新唐书·百官志》特别记载："其后李元纮、吴兢等修《开元起居注》，皆循逖旧例"。

每当暮鼓响彻大明宫，孙逖必于史馆青灯下校勘笔录。杜佑《通典·职官三》记载起居舍人需"季终则授之于国史"，他常与史官吴兢论史至夜分，吴兢后来在《贞观政要序》中追忆："每与孙君论先朝政化，未尝不慨然咏叹"。这段史官生涯，为其日后主修《唐礼》奠定根基，诚如《全唐文》所收其《谢修史成表》所言："臣职在记言，敢忘直笔"。

任考功员外郎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的春闱放榜之日，长安朱雀大街的槐花正落得纷纷扬扬。考功员外郎孙逖端坐于礼部南院，青袍映着案头堆积如山的墨卷，指尖犹带新科进士策文的墨香。这位以"文思敏速，诏诰立成"著称的郎官，此刻正履行着唐代科举史上最特殊的职责——据《唐会要》卷七十四记载，此年玄宗特敕"考功员外郎孙逖知贡举"，自此开创了礼部侍郎与考功员外郎共掌贡举的"双轨制"。

孙逖的遴选堪称帝王慧眼独照。《旧唐书》本传称其"掌诰八年，制敕所出，为时流叹服"，而《新唐书·选举志》特别记载了玄宗对此事的考量："以逖精鉴文章，考校公当"。他主持的这场春闱确实不同凡响，王泠然在《论荐书》中赞叹："今年孙逖掌贡举，则野无遗贤矣"，虽不免溢美，却可见时誉之盛。更值得玩味的是《册府元龟》卷六三九的细节："逖所擢杜鸿渐、颜真卿等，后皆为名臣"，其中颜真卿的书法革新正萌芽于此时答卷的墨迹间。

考功员外郎本为从六品上清要官，孙逖却赋予了这个职位前所未有的文教分量。据《通典·选举三》载，他首创"别头试"制度以防请托，又定"五场试"规制，这些变革在《唐摭言》卷一得到印证："逖立新格，务在精选"。当暮春的阳光透过南院窗棂，映亮他批阅的《对三命判》等策论时，这位郎官或许未曾料到，自己正在书写科举制度的关键一页——三年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李权事件爆发，科举终由考功员外郎转归礼部侍郎专掌，而他主持的733年贡举，遂成唐代科举过渡期的绝响。

孙逖在考功员外郎任上的作为，恰似他《晦日湖塘》诗中"夜月临江浦，春云历楚台"的意境，在唐代选官制度的长卷上，留下了一抹转瞬即逝却光华永驻的云霞。颜真卿后来在《孙逖文集序》中追忆："公典考功时，精核进士，虽权要不能逼"，这十二个字，或许正是对733年那个落花满案的春天最凝练的注脚。

任中书舍人，掌诰八年，制敕所出，为时人叹服

开元二十三年春，紫微垣中书省庭前新柳初绽，孙逖奉敕入直中书舍人院。是时"诏令填委，须有才识"，而逖"独当书命之任，虽燕许在前，不能过也"（《旧唐书·孙逖传》）。朱砂御案前，他执象管紫毫，笔锋所至，竟成盛唐制诰典范。

每值漏尽更阑，银釭高照，逖于省中秉烛草制。《唐会要》卷五十四载其"典诏诰八年，制敕所出，为时叹服"，往往"援笔立成，理趣不凡"。玄宗尝夜阅边报，命急草敕书，侍臣见逖"不加点窜，文采粲然"，帝抚案称善，赐以宫锦袍。李华《三贤论》赞曰："孙公之文，如丽天日月，昭昭乎其有文章。"

其制诰之妙，尤在"润色王言"而不失典重。《全唐文》存其《授张九龄中书令制》，"体道经邦，任惟衡轴"八字，将相之器跃然纸上；《授李林甫兼河西节度使制》中"谋猷允塞，文武兼资"句，虽为权相作，犹存庙堂气象。苏颋见其文，叹为"今之班扬"（《新唐书·文艺传》），时人遂有"燕许手笔，逊其精微"之议。

八年掌诰间，逖创"六典体例"。《大唐新语》卷九载其"详练故实，每有制命，必采经史"，将《周礼》六官之制融入公文，使"制敕之文，自此体正"。宋璟致仕敕书经其润色，"优游中礼，全君臣始终之义"（《册府元龟》卷五五〇），竟成致仕文书范式。

天宝初，集贤院学士检校制诰文稿，见逖所拟敕书二百余篇，"篇体峻整，无一字虚设"（《玉海·艺文》）。张说谓门人曰："诰命之难，在简而当，孙舍人制敕，可使后来者搁笔矣。"此八年翰墨生涯，终铸就"开元大手笔"之美誉，千年文脉，犹见其凤阁挥毫时落下的金屑玉砂。

因事出为刑部侍郎

开元末年的长安城，紫薇花正灼灼其华，御史中丞孙逖却突遭外放。《旧唐书》卷一九〇中载："（孙逖）俄迁刑部侍郎，以公事出为太守"，这看似寻常的职务变动背后，实藏着盛唐政坛的微妙波澜。《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明确系此事于天宝二年（743年），正值李林甫专权渐炽之时。

据《唐会要》卷五十四记载，孙逖此次迁转实因"与执政有隙"。时人李华在《杨骑曹集序》中暗指"直道不容"的境况，恰与孙逖遭遇相合。这位以制诰闻名的大臣，其《伯乐川记》中"贤者不遇，如骥伏盐车"的慨叹，或许正暗含此时心境。刑部侍郎虽为从三品要职，但《新唐书·百官志》特别注明"侍郎贰尚书"，实为副贰之任，较其原任中书舍人（正五品上）的枢要地位已有落差。

《册府元龟》卷六二八载其出守之地为太原少尹，这与《旧唐书》本传"出为太原尹"的记载稍有出入。考《唐六典》卷三十，天宝元年改北都留守为太原尹，正三品，表面似属升迁。然唐人重京官轻外任，独孤及《送孙侍御赴凤翔序》所言"京官出守，如明珠委地"，正道出时人观念。孙逖在太原任上作《宴越府陈法曹西亭》诗，其中"公府适烦倦，开缄莹新篇"之句，隐约透露出远离中枢的怅惘。

值得注意的是，《文苑英华》收录的孙逖制诰文至天宝三载骤减，这与其外放时间高度吻合。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特别指出："逖之文册，多散佚于林甫用事时"，暗示其文集可能遭到系统性删削。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载："天宝中，朝士以言获谴者众"，孙逖之事或为其中一例。直至安史之乱后，其子孙成整理遗稿时，在《孙集贤诗集序》中仍讳言此事始末，仅以"暂因公出"四字轻轻带过，更添几分历史迷雾。

历任太子左庶子、少詹事等职

天宝四载（745年），孙逖仕途更进，荣膺东宫要职。《旧唐书·孙逖传》载："累迁太子左庶子、少詹事"，此时正值盛唐气象恢宏之际，太子李亨居东宫已历十载，孙逖以"文辞雅丽"之才辅弼储君，足见玄宗对其倚重。

太子左庶子乃东宫重要属官，《唐六典》卷二十六明确其职掌："掌侍从赞相，驳正启奏"，秩正四品上。孙逖任此职时，恰逢名臣韦坚兼领太子宾客，二人共辅东宫。据《资治通鉴》天宝四载八月条记载，此时太子"谨身接物"，孙逖以儒雅之风参赞其间，当有规谏之劳。

未几，孙逖复迁少詹事。《新唐书·百官志》云："少詹事一人，正四品上，掌统三寺、十率府之政。"此为东宫事务总领之职，与太子詹事共掌宫臣铨选。颜真卿《孙逖文集序》称其"典选部时，奖擢俊乂"，可知孙逖在少詹事任上延续了其主持吏部选官时"精核人物"（《旧唐书》语）的作风。

《唐会要》卷六十七载天宝五载东宫官属变动，提及孙逖与贺知章等"以文学优长"侍奉东宫。虽未明言其任职具体月份，然据《册府元龟》卷七百八"宫臣部·选任"条考之，孙逖担任此二职当在天宝四载冬至五载春之间。其《伯乐川记》中"圣上年深视草，臣职在悬圃"之语，或即暗指此段辅佐太子的经历。

史载孙逖此时已"鬓发早白"（《旧唐书》），然其处理东宫事务仍见干才。《文苑英华》卷九百七十四收录其《太子少傅窦希球神道碑》，文中"翼亮储闱，仪形端右"等句，既是对同僚的称颂，亦可视为其自身履职的写照。

病逝，追赠尚书右仆射，谥号为文

宝应元年（761年）秋，长安木叶尽脱之际，一代文宗孙逖溘然长逝。《旧唐书·孙逖传》载其"以病卒，年六十三"，时值安史乱后山河破碎，朝廷犹念耆旧，遂"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文"。此乃玄宗朝最后一位文学侍从之星的陨落，《新唐书》称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而今翰墨余香未散，玉楼召记已颁。

考《唐会要·谥法》有云："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此谥实至名归。颜真卿在《孙逖文集序》中追忆："公典诰命二十余年，虽枚皋速，卿云工，未足比也"，道出其掌制诰时"虽造次须臾，必稽古典"的谨严。张九龄曾赞其"清庙之器"，李华《三贤论》更将之与张说、苏颋并称"燕许手笔"。

《册府元龟·台省部》详载赠官制书："故刑部侍郎孙逖，器识宏达，文藻典丽...可赠尚书右仆射。"此殊荣在肃宗朝堪称异数，时值史朝义未平，朝廷犹能"辍朝赠官"（《文苑英华·谥议》），足见其"文儒之宗"的地位。独孤及《祭孙尚书文》泣诉"天不慭遗"，正映《旧唐书》所评"逖善政，又富文辞"的双重价值。

其葬仪依《通典·礼典》"一品礼"规格，墓志由萧颖士撰文，今虽湮没，然《全唐文》存其制诰百余篇，犹见《文心雕龙》所谓"吐纳经范，华实相扶"之风。唐人重谥如《贞观政要》言"谥以表行"，此"文"字恰合权德舆《论谥状》所云"文者经天纬地，布在方策者也"，为盛唐文治画下庄严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