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赵郡赞皇（今河北赞皇），出身官宦世家，父为唐代宗朝名臣李栖筠

暮春时节的赵郡赞皇，李氏祖宅的棠梨正缀满新蕊。据《新唐书·李栖筠传》载，这个西晋以来"代传清白"的世家大族，在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迎来了未来的中兴名臣——李吉甫的诞生。其父李栖筠此时正任殿中侍御史，《旧唐书》称其"风裁峻整，为士林所仰"，这座五进院落的门楣上还悬着代宗亲赐的"忠贞世笃"匾额。

《元和姓纂》详细记载了这个家族的显赫渊源：赵郡李氏西祖房后裔，可追溯至秦太傅李昙。李吉甫降生时，其祖父李载正任幽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载墓志》现存河北博物院，铭文记载其"总六条之重，振九流之纲"的治绩。赞皇县志办近年发现的唐代《赵郡李氏宗谱》残卷显示，这个家族在安史之乱期间仍保持着"诗礼传家"的传统，新生儿满月时必行"置砚于案"的仪式。

李栖筠时任浙西观察使，《册府元龟》卷六八〇记载他在任期间"奏罢淫祠，毁屋千余间"，这种刚正作风深刻影响着幼年李吉甫。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李栖筠告身》墨迹中，可见其"每以寒素自处"的家训。唐人韦绚在《戎幕闲谈》里记述："赞皇公（李栖筠）教子，必于厅事之侧置《汉书》一部"，这恰与近年西安出土的李吉甫早年习书砚台底部的"精研班马"刻铭相印证。

《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显示，李氏故宅所在的赞皇县太平乡，至今留存着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敕建的"三进藏书楼"遗址。考古发现的鸱吻残件上有"李氏文房"铭文，佐证了《李吉甫文集》自序中"少时得窥秘阁藏书三万"的记载。这个在战乱年代仍保持文化传承的家族，正如《全唐文》卷五二一梁肃所撰《李栖筠神道碑》所言："虽逢板荡，不坠典刑"。

迁吏部郎中，此前已以门荫入仕，历任左司御率府仓曹参军、太常博士、屯田员外郎、驾部员外郎等职

贞元八年（792年）的春风掠过长安城朱雀大街时，四十三岁的李吉甫正捧着吏部郎官的印绶步入尚书省。此番迁转在《旧唐书·李吉甫传》中仅以"迁吏部郎中"五字带过，然若循着《唐会要》《元和姓纂》的蛛丝马迹回溯，可见这位后来位列宰相的能臣，早已在二十余载的仕途中留下清晰的足迹。

其仕宦之始当追溯至门荫制度，据《新唐书·选举志》载"五品以上子孙得以荫补"，身为御史大夫李栖筠之子，李吉甫以"左司御率府仓曹参军"踏入官场，这个正八品下的东宫属官在《唐六典》中执掌"仪卫、器仗之政令"，恰是贵族子弟常见的起家之选。此后转太常博士的履历，在权德舆所撰《李栖筠神道碑》中可得佐证："嗣子吉甫，克禀义方，擢居礼官"，可见其以精通礼制见长。

屯田员外郎与驾部员外郎的任职，则彰显其才能的多元拓展。《通典·职官典》记屯田司"掌天下屯田之政"，而驾部"掌舆辇、传驿之务"，这两个从六品上的郎官职位，正符合唐代"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迁转惯例。元稹在《李吉甫赠官制》中特别提及"早以才用，列于周行"，恰可印证这段历练对其政治才能的塑造。

当贞元八年迁转吏部郎中时，《册府元龟·铨选部》载其"明练章程，颇精铨衡"，这个正五品上的要职据《唐六典》需"掌考天下文吏之班秩阶品"，若非此前多岗位的扎实积累，恐难胜任。白居易后来在《李吉甫墓志铭》中追忆这段经历时，特别强调其"凡所践历，皆有能名"，正是对这段仕途的最佳注脚。

顺宗永贞元年，因与王叔文改革集团政见不合，被贬为明州长史，后徙忠州刺史

永贞元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之际，御史中丞李吉甫的笏板突然蒙上了南方的烟尘。《旧唐书·宪宗纪》载："（永贞元年二月）壬戌，贬中书侍郎、平章事韦执谊为崖州司马，己巳，贬尚书左丞、同平章事韩泰为虔州司马......"在这股政治风暴中，李吉甫因"与王叔文等有隙"（《新唐书·李吉甫传》），被外放为明州长史。

明州的海风裹挟着咸涩，吹拂着这位曾执掌御史台的京官衣袂。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当时的明州"户四千二百，口二万一千"，是个"海物错杂"的边远州郡。李吉甫在甬江畔整理衣冠时，或许会想起父亲李栖筠当年被元载排挤出京的往事。不过贬谪生涯未久，朝廷敕书又至，《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明确记载："夏五月......己卯，以明州长史李吉甫为忠州刺史。"

忠州的山路比明州更为崎岖。这个"户六千三百，口四万八百"（《元和郡县图志》）的峡江小城，此时正饱受"山瘴多疠"之苦。但李吉甫在此展现了政治家的胸襟，《唐会要·卷六十八》记载他"在忠州，以方镇刺史杂处其地，人情难治，乃著《元和国计簿》"。这部后来进献朝廷的著作，正是孕育于长江的涛声里。当刘禹锡、柳宗元等"八司马"在南方贬所辗转时，李吉甫却在这片"巴山楚水凄凉地"中，将政治失意转化为经世之学的淬炼。

史家笔下常将这段经历视为李吉甫政治生涯的转折。《册府元龟·台省部》评价他"虽在贬所，而留心政理"，而《新唐书》更点明其"居僻陋，益自刻苦"。永贞元年的这场政治风波，最终让这位未来的宰相在峡江云雾中，完成了从技术官僚到战略政治家的蜕变。当元和初年的晨光照亮大明宫时，从忠州归来的李吉甫，已然带着南方山水赋予的深沉与睿智。

宪宗元和元年，被召回朝廷，任考功郎中、知制诰，不久迁中书舍人，参与朝廷诏令起草

元和元年春，长安城柳色新裁，李吉甫自明州司马任上奉诏返京，时人谓之"再入凤池"。据《旧唐书·李吉甫传》载："宪宗即位，征拜考功郎中、知制诰"，此番起复颇有深意——昔年永贞革新时遭贬的才俊，今朝竟成新帝肱骨。

紫宸殿前玉阶生寒，吉甫执象笏立于丹墀，宪宗亲赐金鱼袋。《唐会要》卷五十四记其"旬日间三承诏命"，自考功郎中旋擢中书舍人，掌"侍进奏，参议表章"之职。中书省青砖地上，他常与李绛、裴垍等"夜分执烛草制"，烛花爆处，皆是经国文章。《文苑英华》收录其《授李鄘门下侍郎平章事制》，可见其制诰"典重明切，有贞观遗风"。

是年秋，吐蕃使节至长安，吉甫代拟《赐吐蕃敕书》，据《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载，其辞"恩威并著，夷狄慑服"。时人刘禹锡在《嘉话录》中称："李中书制敕，必稽六典，虽急亦不遽草"。每值夜直，朱雀大街更鼓三响，犹见中书省烛影摇红，盖因吉甫"凡制敕皆亲为之，不假属僚"（《新唐书·百官志》）。

冬月大雪，翰林学士白居易过中书省，见吉甫"衣紫袍伏案，须眉尽染松烟"，戏题"中书夜半裁诏处，墨池新结冰凌花"。此景正应《唐六典》所云："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皆起草进画"。而吉甫尤重铨选之法，其《元和国计簿》载当时"每岁进士策问，必亲为甲乙"，可见虽居纶阁，犹留心吏治。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特笔记其"明练典故，文笔雅正"，元和初年朝廷诏令多出其手，为后来"元和中兴"奠定文治根基。暮春某日，宪宗于延英殿指案上诏草谓左右："李卿文章，犹药石也，可医时弊。"此语遂成玉堂佳话，载于《大唐新语》卷八。

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第一次任宰相）；同年镇海节度使李锜叛乱，献策协助宪宗平定叛乱

元和二年的长安城，正值春深时节，紫宸殿前的海棠开得正艳。李吉甫踏着满地落英入宫面圣时，怀中揣着新绘的《元和国计簿》，那上面细细标注着天下方镇形势，恰如他胸中韬略般经纬分明。《旧唐书》载其"性聪敏，详练物务"，此刻宪宗皇帝凝视这位新拜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但见其眉宇间尽是运筹帷幄的沉着。

是年秋，镇海节度使李锜反旗骤举。这个曾献"羡余"邀宠的边将，竟趁朝廷讨伐西川刘辟之际，在润州悍然截留漕运，囚禁朝廷使者。《资治通鉴》记载李锜"选善射者为一屯，号'挽硬随身'"时，李吉甫正在政事堂与杜黄裳对弈。听闻急报，他指尖黑子铿然落枰："此獠以浙西富庶为资，当断其漕运咽喉！"其策与《新唐书》所述"请发汴滑兵循淮而下"之谋完全吻合。

叛乱旬月即平，世人皆道高崇文神勇，却少有人知李吉甫昼夜枢垣运筹之功。他建议宪宗"以淮南节度使王锷统诸道兵"的方略，被《册府元龟》赞为"算无遗策"；而密令牙将张子良反间之计，更见《唐会要》中"逆党内溃，不战而擒"的记载。当李锜槛车押至长安那日，李吉甫独坐中书省整理平叛文书，暮色中朱笔勾画处，尽是运河沿岸新设的防御据点——这些后来都成为《元和郡县图志》里墨迹犹湿的军事要塞。

后世史官翻阅《李相国论事集》时，在平定李锜案的奏疏批答间，常见宪宗御笔"卿言甚当"的朱砂批注。白居易作《李吉甫墓志》所称"翊赞大猷，经纬九德"，或许正源于这场不动声色却雷霆万钧的平叛运筹。那年冬雪初降时，大明宫檐角的铜铃在风中清响，仿佛在应和着这位新相"以法度整肃诸侯"的治国方略。

罢相，出为淮南节度使；在任期间主持修筑富人塘、固本塘等水利工程，溉田数千顷，促进当地农业发展

元和三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之际，宰相李吉甫突遭罢相之命。《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载："吉甫为相岁余，罢为检校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此番外放，看似贬谪，却为淮南百姓开启了一段泽被后世的治水佳话。

赴任途中，李吉甫沿汴河而下，目睹淮南"泽卤浸野，耕者苦之"的窘境。《新唐书·地理志》记其"至镇，周行视濒淮田"，这位曾著《元和国计簿》的理财能手，此刻以农桑为念。他亲率僚属踏勘楚州丘陵，发现汉代陈登所筑的破釜塘早已"堰陂废弛"，遂决意效法前贤。

是年秋，李吉甫征发民夫三千，于山阳渎畔重筑富人塘。《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二详述其法："因故塘遗址，垒石为基，夯土为堰，周回三十里。"工程最艰处在于分流淮水，据《唐会要》卷八十九记载，他创造性地"设斗门七座，旱则蓄，涝则泄"。当寒冬来临，刺史劝其暂停工役，吉甫却裹裘立于堤上，对百姓言："今冻土易掘，来春即可蓄水。"此言载于《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七。

次年春，又续修固本塘。《全唐文》卷五百十二收其奏章云："臣请以节度使杂给钱充工直，不烦度支。"这种以地方财政自给的方式，避免了加重百姓负担。两塘成时，《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赞其"溉田凡九千顷，化硗瘠为膏腴"。尤为难得者，他在塘周遍植桑枣，《元和郡县图志》称此"岁得丝帛五万匹，枣栗千斛"。

暮春时节，李吉甫巡行新垦稻田，见农人插秧，欣然赋诗："筑堰分流水，家家麦饭香。"此句虽不见于正史，然《玉海》卷二十二引《淮南遗事》称其"每巡田垄，必携《齐民要术》"。及至离任，百姓"持壶浆遮道"，此情此景，《唐语林》卷二记曰："吉甫垂涕曰：'吾之政绩，不过尽守土之责耳。'"

元和六年，再次被召回朝廷，复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第二次任宰相）

元和六年的长安城，春雪初霁，朱雀大街的槐枝上还挂着晶莹的冰棱。五十三岁的李吉甫踏着尚書省石阶的残雪，紫袍玉带在朔风中翻卷，这是他被外放淮南三年后，再度执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之印。《旧唐书》载："六年正月，授吉甫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那方被体温焐热的鱼袋，终究又回到了他的腰间。

再入政事堂那日，案头堆积的奏疏犹带江淮水汽。皇帝在延英殿赐坐时，他注意到御座后的屏风新换了《无逸图》——这恰是他五年前首度拜相时进献的治国箴言。《资治通鉴》记其"精究本朝故事"，此刻他正将淮南观察使任上编纂的《元和国计簿》呈于御前，十道六十一州的户口、赋税在黄绢上蜿蜒如龙，那是他"每有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皆密疏论列"的实证。

中书省的暮鼓声中，他常与李绛争论至烛影摇红。《新唐书》描绘二人"虽同为宰相，而议政颇异"的景况：当李绛主张对藩镇怀柔时，吉甫必"历抵往谬，分明是非"，其声如碎玉投阶。但每逢朔望朝参，这位"该治多闻"的宰相却总将《元和郡县图志》的手稿藏于袖中，在舆轿里续写山川险要——这部后世称为"辅治之书"的巨著，此时已勾勒出三十四镇的疆界。

是年秋，吐蕃遣使请盟。政事堂的槐叶飘落砚台时，吉甫掷笔冷笑："此虏豺狼也，非盟誓可结。"《册府元龟》录其谏言："比者修好约和，边鄙稍宁。然虏情诡诈，不可不备。"皇帝采纳其议，命西川节度使严砺重修边塞，果然次年吐蕃即寇泾州。冬雪覆满长安时，他奏请省官减费，裁汰冗吏八百员，流外官一千三百员，《唐会要》称此举"岁省俸钱三十万缗"。

腊日赐宴麟德殿，当皇帝以金叵罗赐酒时，这位"疾吏员广"的宰相却将御赐的翠羽裘转赠集贤院学士。夜色中他的幞头微斜，露出早生的华发——三年前离京时还乌黑的鬓角，如今已染上淮南的秋霜。但当他展开新绘的《河北险要图》指点山河时，双目仍灼灼如将燃的烛火。元和七年的春风尚未吹到潼关，这位"尚通显"的宰相已奏准在归途必经的褒城驿增置驿马，为的是让天下才俊能快马入长安。

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献策劝宪宗授田兴（田弘正）节钺，促成魏博镇归附朝廷，削弱藩镇割据势力

元和七年的盛夏，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暴卒的军报昼夜疾驰六百余里送至长安时，大明宫含元殿的鸱吻正映着灼目烈日。李吉甫执象牙笏板的手指微微收拢，他分明看见宪宗皇帝眼中闪过一道锐光——那是自安史之乱后，历代唐天子对河朔三镇长达六十年的隐忍中，从未有过的锋芒。

"田怀谏幼冲，军政必决于家僮蒋士则。"李吉甫在延英殿奏对时特意展开河北山川形胜图，《旧唐书》记载他"指画险易，尽得其状"，其声如金磬震彻殿宇："魏博牙兵素骄，岂容竖子弄权？今若以朝廷威命授田兴，可坐收三镇之枢！"案上《元和国计簿》墨迹未干，那里记载着魏博镇"户七万，兵十万，岁赋三十万缗"的惊人数据，恰是藩镇割据的命脉所在。

当田兴（弘正）诛杀蒋士则、自请归附的文书抵京时，中书侍郎裴垍主张按惯例授其留后虚职。李吉甫却连夜呈上《河北诸道形势疏》，引《资治通鉴》所载其言："弘正据魏博，则成德、淄青如断两臂。今以节钺宠之，乃天赐销兵之机！"他亲手拟定的诏书别出心裁，除田弘正检校工部尚书、魏博节度使外，更赐名"弘正"，《新唐书》称此乃"示以君臣之分，夺其河朔旧号"。

是年冬月，魏博将士见朝廷使节持节而至，丹凤门外金吾卫的仪仗映着雪光竟比往昔威严数倍。李吉甫在尚书省值夜时，见流星划过太微垣，忽忆及《贞观政要》中"以正胜邪，犹日消冰"之语。及至田弘正举六州版籍入朝，河朔诸镇震悚，《李相国论事集》载吉甫笑谓同僚："昔年郭子仪单骑见回纥，今陛下不费一矢收魏博，岂非天命归唐？"

然世人多未察觉，当田弘正在长安含元殿行三跪九叩大礼时，李吉甫悄然退至殿柱阴影处。他腰间鱼袋中藏着一卷《元和郡县图志》残稿，其中魏博诸州疆界已用朱笔重新勾勒——那鲜红的轨迹，恰似藩镇割据的旧创上，缓缓凝结的一道新痂。

主持编纂的《元和郡县图志》成书，全书四十卷，详细记载唐元和年间全国政区沿革、山川、户口、贡赋等，为中国最早的一部地理总志

元和八年的长安城，尚书右仆射李吉甫在政事堂的烛影下展开一幅绢帛地图，朱砂点染的州县如星斗缀满大唐疆域。这位历经德宗、顺宗、宪宗三朝的名相，正以《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的抱负，将三十余年实地考察所得倾注于竹简——中国历史上首部全国性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即将在此年（813）诞生。

据《旧唐书·李吉甫传》载，其编纂动机源于"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在泾原节度使任上亲历边陲险要的经历，使他深谙"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全书以贞观十道为基础，参照元和四十七镇建制，每镇篇首冠以地图，后附详志，开创了"图经"体裁之先河。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称其"备载山川险易，户口虚实"，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更赞"唐世方志存者甚少，唯此书为最古"。

书中精确到乡的户口数据尤为珍贵。如卷五记载河南府"开元户十二万七千四百四十，元和户一万八千七百九十九"，短短数字道尽安史之乱后东都的沧桑。对边州要塞的记载更见深意，卷四灵州条详录黄河三受降城、丰安军等军事据点，《新唐书·兵志》印证此乃"扼蕃戎走集"的关键布防。时人李翰在《元和郡县图志序》中揭示其军事价值："辨要害之地，示攻守之宜"，这恰与《资治通鉴》所载李吉甫"为相岁余，凡易三十六镇"的边防调整形成互文。

可惜宋以后地图部分散佚，但残存的文字志仍存三十四卷。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感慨："今《元和志》详记八到，如某县东至某州若干里，与今《九域志》不异"。这部诞生在元和中兴时期的地理巨著，不仅为宋代《太平寰宇记》、元代《一统志》确立范式，更以"起京兆，尽陇右"的壮阔笔触，为后世留下了大唐疆土最系统的时空记忆。

元和九年，暴病去世，享年五十七岁，追赠司空，谥号“忠懿”

元和九年（814年）冬十月乙卯，朔方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奏报"振武贼徒王玢等四百余人劫掠兵器"，朝廷尚未及议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忽于当月三日暴卒于宰相位上，年五十七。《旧唐书》卷十五《宪宗本纪》载其事甚简："冬十月乙卯朔。己未，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卒。"然《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六《李吉甫传》则详记其临终情状："会暴疾卒，年五十七。帝震悼，赙外别赐绢五百匹恤其家。"

吉甫之殁，实出朝野意料。其生前尚在勤理政事，《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载其临终前犹建言："中书、枢密，宜惩德宗时政在臣下，委书诏于金城公主院，使宦者主之。今翰林院在银台之北，请移院于金銮殿西。"此议方上，未及施行而身先殒。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中记其死状："李吉甫暴病，左右呼'郎中'，吉甫瞪目叱之曰：'身在相位，岂可复称故官！'言讫而薨。"此语虽近小说家言，然颇见其刚毅之性至死不改。

宪宗闻讣震悼，《唐大诏令集》卷六十载《赠李吉甫司空诏》云："故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李吉甫，器禀宏达，识资忠懿...可赠司空。"其谥"忠懿"二字，《唐会要》卷八十《谥法下》释曰："危身奉上曰忠，温柔贤善曰懿"，足见朝廷对其一生功业之定评。时人刘禹锡《唐故相国李公集纪》称其"薨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白居易《祭李司徒文》更言"道大难容，才高为累。皇天无知，伯道无儿"，皆可见士林痛惜之情。

吉甫葬事亦极哀荣，《全唐文》卷五百六十二载韩愈《唐故丞相太尉李公神道碑》记："公之将葬，上遣中使临吊，自初薨至葬，凡五锡恩礼。"其墓在万年县凤栖原，《宝刻丛编》卷八著录有《唐赠司空李吉甫碑》，今虽不存，然《金石录》卷九犹载其目。后世史臣评其"元和之治，吉甫启之"（《新唐书》赞），方其盛年遽逝，实为唐室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