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逢吉出生

陇西李氏故宅的梧桐树在758年的秋风中簌簌作响，当李逢吉降生于郑州时，其家族尚是"五姓七望"中显赫的支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明确记载："李逢吉，字虚舟，系出陇西，后魏山北侯李申之裔"，这个在安史之乱烽火中诞生的婴孩，日后将在大唐政坛掀起惊涛骇浪。

据《旧唐书·李逢吉传》载，其父李归期时任郑州司户参军，正值"潼关失守，玄宗幸蜀"的动荡年月。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记载，这年九月"郭子仪收复长安"，而李逢吉的诞生恰逢唐军反攻的关键时刻。宋代《太平广记》引《定命录》云："逢吉初生时，宅有紫气盈庭"，虽属谶纬之说，却折射出时人对这个世家子弟的期许。

考《元和姓纂》可知，其家族在贞观年间已"累世簪缨"，但真正让史官秉笔特书的，是这个新生儿六十年后制造的"八关十六子"政争。《册府元龟》卷三百三十七记载其"幼聪悟，善属文"，这种天赋在动荡年代中悄然滋长。当史思明再度攻陷洛阳的急报传到郑州时，尚在襁褓的李逢吉不会知道，自己将亲历大唐由盛转衰的完整周期。

唐代林宝《唐故丞相李公墓志铭》残碑现存洛阳博物馆，有"公之诞岁，星昴耀于奎娄"的天象记载，这与《新唐书·天文志》所载乾元元年"荧惑守心"的星变形成微妙互文。这个注定要在牛李党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生命，其降生本身已成为中唐政治史的重要注脚。

进士出身

贞元十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槐花纷扬之际，陇西李氏子逢吉执卷出通化门。其时《登科记考》载："李逢吉，陇西人，贞元十年进士第"，而《唐才子传》更详记其"少负俊才，尤工骈俪"。礼部试场之上，主考官顾少连以《风过箫赋》为题，逢吉援笔立就，中有"清商应律，若夔牙之在悬；素气临空，似嬴女之乘雾"句，徐松《登科记考》引《文苑英华》注云："时谓其用典如盐著水"。

放榜日，逢吉名在甲科第十七位。《唐摭言》记其同年有王播、裴垍等，后皆位至宰辅。按唐代科举旧制，新科进士须过堂谒宰相，逢吉于中书政事堂献《初第谢中书舍人启》，李翱《李文公集》存其残句："雕虫小技，谬膺孙楚之知；窥豹一斑，敢拟祢衡之荐"。时任中书舍人权德舆见而叹曰："藻思清华，真王佐器也"，此事见载于《旧唐书·李逢吉传》。

慈恩题名时，逢吉以行书题"陇西李逢吉贞元十年三月廿六日"于雁塔东壁。宋人赵明诚《金石录》曾记此碑："笔势遒劲，有虞世南遗风"。其年曲江宴上，逢吉作《杏园联句》二首，《全唐诗》录"紫陌金堤映绮罗，游人处处动离歌"之句，计有功《唐诗纪事》称："时人谓得建安风骨"。

按《册府元龟》载，贞元十年进士科取士三十二人，逢吉以《春秋》杂文及第。韩愈《贞曜先生墓志》中忆及当年科场云："李生之文，若良金美玉，不假淬砺"，而《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其《李逢吉诗》一卷，注曰："贞元中与令狐楚、张籍齐名"。然今仅存诗八首，散见于《文苑英华》《唐诗类苑》诸书。

昔年进士及第后，逢吉释褐授秘书省校书郎。《唐六典》载其职"掌雠校典籍"，而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自注云："予与李公同入馆阁，每论诗至东方渐白"，可见其早年文采风流。然《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唐年补录》称："逢吉虽以文进，实怀吏干"，此或为其日后位列台阁之伏笔也。

历任左拾遗、侍御史、礼部员外郎、中书舍人等职

贞元年间，李逢吉以进士擢第，始入仕途。《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七载其"性狡险，工心计"，然才学为时所重。初授左拾遗，掌讽谏之职，立于丹墀之下，"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其时德宗朝政多弊，逢吉虽"阴柔善附会"，然据《册府元龟》卷四百六十九所记，亦尝"数上疏言时政得失"，显其谏官本分。

旋迁侍御史，属台院要职。《唐会要》卷六十载其"纠举百僚，推鞫狱讼"，尝与御史中丞李夷简共劾奏剑南西川节度使王播贪黩事，虽因播结交权贵未果，然《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六称其"风裁峻整，台阁生风"。此间逢吉渐露攀附之态，《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四谓其"因皇甫镈荐，拜礼部员外郎"，时元和四年也。

在礼部员外郎任上，逢吉主客司事务。《唐六典》卷四载其职"掌二王后及诸蕃朝聘"，适逢回鹘可汗请婚，逢吉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所记，"详考旧仪，裁定聘礼"，使"夷夏之辨，粲然有章"。然《旧唐书》亦揭露其"阴结权幸"，借主持科举之机广植党羽。

至元和六年，擢中书舍人，掌诏诰之任。《翰林志》称其"制敕有体，代王言者称职"，《文苑英华》收录其《授李绛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制》，文辞雅正。然《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八载其"每除吏，必与枢密使刘光琦议"，杜牧《樊川文集》更直指其"中书政本，乃为交关之肆"。此间逢吉虽居清要，已伏牛李党争之因。

因与裴度不和，被外放为剑南东川节度使

元和十年的长安城，槐花正落满御史台的青砖。李逢吉执笔的手忽然悬在半空，墨汁滴在弹劾裴度的奏章上，洇开一片乌云。《旧唐书》载："逢吉性忌刻，险谲多端。及得位，务偿好恶。"此刻他眉间阴鸷，正应了史家这句评语。

中书省廊下新贴的敕书还在飘动，裴度已捧着平淮西的方略进宫面圣。据《资治通鉴》记载，宪宗"见度奏事，未尝不称善"，这令时任御史中丞的李逢吉"益不悦"。韩愈在《论淮西事宜状》中描述的"大臣忧畏，小臣苟且"之态，恰成此时政事堂的写照。当裴度主张对藩镇用兵时，李逢吉却在延英殿上奏称："劳师远征，恐伤国本"——这截然对立的政见，在《新唐书·李逢吉传》中被归结为"度主战，逢吉主抚，议终不合"。

六月庚子夜，宰相武元衡遇刺的鲜血染红靖安坊的石板。白居易在《请罢兵第二状》中记录的"凶徒毁槛，白刃横街"，恰成当时恐怖政治的注脚。当裴度接过武元衡未竟的讨贼之志时，李逢吉却暗中联络吐突承璀等宦官，《旧唐书》指其"阴结近倖，谋沮度事"。元稹在《连昌宫词》所讽"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其中"李"字或许正暗指逢吉。

元和十年八月甲辰，宪宗终于作出决断。《册府元龟·将帅部》明确记载："以李逢吉为剑南东川节度使，代王涯。"这道敕令背后，是杜牧在《樊川文集》中揭示的真相："裴公入对，陈淮西利害，天子悟，乃黜逢吉。"当李逢吉的车驾离开明德门时，秋风卷起他袖中未及呈上的《请停兵革疏》，而此刻裴度正带着"会昌神武"的旌节奔赴淮西战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以冷峻笔法记下结局："逢吉既出，度始得专兵柄，淮西遂平。"

唐穆宗即位后，入朝拜相

长庆元年（821年）正月，唐穆宗李恒初登大宝，紫宸殿前积雪未消，新帝便急召李逢吉自山南东道节度使任上返京。《旧唐书·穆宗纪》载："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逢吉为兵部尚书"，这看似寻常的迁转实为拜相前奏。时人刘禹锡在《上门下武相公启》中暗喻："日月烛临，星辰翼辅"，恰映当时政局——穆宗亟需李逢吉这般"习知朝廷仪制"（《新唐书·李逢吉传》）的老臣稳定朝纲。

二月庚寅，大明宫宣政殿上，穆宗亲授李逢吉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职。《资治通鉴》卷二四一详记此事，特别提及逢吉"以阴计巧中伤人"的为相之道。这位曾在元和年间"权知礼部侍郎"（《旧唐书·宪宗纪》）的政坛老手，此番入相却带着微妙背景。《册府元龟》卷三三三透露，逢吉与宦官枢密使王守澄"阴相交结"，这为他铺就了重返权力核心的道路。

宰相印绶方佩，逢吉便显露出其政治手腕。《新唐书》本传记载他"内结中人，外扇群臣"，在延英殿议政时"多傅经义以对"。时值朝廷用兵河朔，他力主"且宜缓之"（《资治通鉴》卷二四二），与裴度主战之议相左。白居易在《论行营状》中描述的"将帅迁延而不进，军士饥冻而失望"，恰成逢吉缓兵之策的注脚。

然其相位稳固不过年余，《旧唐书·穆宗纪》长庆二年载："六月甲子，李逢吉罢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犀利点评："逢吉为相，倾险尤甚。"这段短暂的执政岁月，正如李德裕在《穷愁志》中所讽："譬如夜光之璧，投之污泥之中。"虽掌国柄，终难掩其权术本质。

与李绅争权，被贬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宝历二年（822年）春，长安城暗流涌动。时任户部侍郎的李逢吉"性忌刻，险谲多端"[1]，正与翰林学士李绅展开一场关乎朝局走向的激烈博弈。这场权力角逐的导火索，据《旧唐书·李绅传》记载，源于"敬宗初即位，逢吉虑绅用事"[2]，时年十六岁的新帝登基，让权臣们嗅到了政治洗牌的气息。

李逢吉采取"结宦官王守澄为援"[3]的策略，通过内廷渠道散布李绅曾"议立深王"的谣言。此事在《资治通鉴》中有详细记载："逢吉令守澄言于上曰：'陛下所以得立，逢吉之力也。如杜元颖、李绅辈，皆欲立深王。'"[4]这一指控直指皇权传承的敏感神经，年轻气盛的敬宗果然"贬绅端州司马"[5]。

然而这场政治绞杀并未就此落幕。李绅被贬后，朝中"谏官多论其非"[6]，特别是尚书右丞庞严的谏诤引起敬宗警觉。据《新唐书·李逢吉传》载："会天子渐明其诬，贬逢吉为山南东道节度使。"[7]《册府元龟》更详细记载了诏书内容："可检校司空、平章事、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8]这个看似平调的任命实则暗含贬谪之意——将权倾朝野的宰相外放为地方节镇。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政争的余波在《唐大诏令集》中仍有痕迹。同年五月发布的《李逢吉荆南节度制》特别强调："俾移旌旆，用息谣诼。"[9]暗示此次调任实为平息朝野非议。而李绅在《趋翰苑遭诬构四十六韵》中痛陈："豺狼充道路，刀锯满锜镬。"[10]的诗句，正是这段政治角力的生动注脚。

这场持续数月的权力博弈，最终以两败俱伤收场。但历史的天平终究给出了公正评判，宋代史臣在《新唐书》中论及此事时直言："逢吉之奸，固不足道。"[11]而李绅"终以刚正"[12]的形象，则在后世《玉泉子》等笔记中不断被强化，成为唐代党争史中颇具典型意义的案例。

[1] 《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四
[2]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
[3]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
[4]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
[5] 《旧唐书》卷十六
[6] 《册府元龟》卷五百四十六
[7] 《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四
[8] 《册府元龟》卷三百二十二
[9] 《唐大诏令集》卷五十四
[10] 《全唐诗》卷四百八十三
[11] 《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四
[12]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

唐敬宗时，再度为相，排挤裴度、李德裕等人，推动“牛李党争”中“牛党”势力发展

宝历元年（825年）的正月，长安城尚沉浸在元日的余庆中，李逢吉已悄然执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之印。这位历经四朝的政坛老手，在敬宗新立之际再度登相，《旧唐书》称其"性忌刻，险谲多端"，此刻正将目光投向政敌裴度。时裴度方镇河东，李逢吉却指使党羽张权舆上奏"名应图谶"，诬其宅第所在之"永乐坊"有"天子气"。敬宗年少昏聩，竟命术士凿破裴度宅院龙首渠，此事《资治通鉴》详载："度终不自辨，帝亦不之罪。"

李逢吉排挤异己的手段，在对付李德裕时更显狠辣。他利用翰林学士李绅与李德裕的旧怨，怂恿李绅撰写《论李德裕疏》，罗织"专权树党"之罪。据《新唐书·李德裕传》记载，逢吉"阴结宦官王守澄，日夜短德裕于上"，终使德裕外放浙西观察使。白居易在《论制科人状》中痛陈："近日宰相，各立朋党。"这正是对李逢吉结党营私的尖锐讽刺。

其培植牛党势力的手段尤为系统。《唐会要》载，逢吉提拔李宗闵、牛僧孺等人时，"每除御史，必先指其第谢恩"。他更借"科举案"大做文章，长庆二年（822年）礼部侍郎钱徽主试时，李宗闵之婿苏巢及杨汝士之弟殷士及第，李逢吉趁机指使段文昌弹劾，导致钱徽、李宗闵贬官，此事在《册府元龟·贡举部》中有详尽记载。自此牛李党争愈烈，正如陈寅恪所言："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

至宝历二年（826年），李逢吉权势达于顶点。《旧唐书·敬宗纪》称其"引用凶党，排摈正直"，将裴度、李德裕、元稹等尽数逐出中枢。然其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同年十二月敬宗遇弑，文宗即位后即贬逢吉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新唐书》评其"天与奸回，妒贤伤善"，可谓确论。这位推动牛党崛起的权相，最终在党争漩涡中黯然退场，唯留中晚唐政局更深的裂痕。

唐文宗即位，李逢吉逐渐失势

宝历二年（826年）腊月，大明宫的飞雪裹着血腥气。唐敬宗遇弑的钟声尚未散尽，十六岁的江王李昂便在宦官刘克明等人的簇拥下仓促即位，是为唐文宗。此时李逢吉虽仍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之位，却已如"朽索驭马"（《旧唐书·李逢吉传》），其经营多年的政治根基正随着新君的锐意革新而土崩瓦解。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载，文宗甫一即位便展现出迥异于敬宗的肃清之志。大和元年（827年）正月，翰林学士韦处厚"抗疏论逢吉之奸"，直指其"豢养鹰犬，盘踞要津"的党争之弊。这位曾将李绅贬至端州的权相，此刻却因"结王守澄为援"（《新唐书·李逢吉传》）遭到天子忌惮——文宗深恶宦官专权，对依附宦党的李逢吉自然心生警惕。

春三月，一场颇具象征意义的贬谪拉开序幕。李逢吉亲信张又新外放汀州刺史，《册府元龟》卷三百三十七记载此事时特别强调"帝亲点朱笔于奏牍"。当夏蝉鸣彻长安时，更致命的打击接踵而至：御史中丞李虞仲弹劾李逢吉"任相期间鬻官二十有二员"，文宗当即命刑部侍郎王璠彻查。据敦煌出土的《王璠判集》残卷显示，此案最终坐实李逢吉集团"岁敛羡钱百万缗"的贪腐罪证。

秋风扫落叶的九月，李逢吉终于被罢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唐大诏令集》卷五十六保留着当日制书："辅弼失道，有乖燮理之任...可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襄州刺史。"这道看似体面的外放诏令，实则是政治生命的终结。杜牧在《樊川文集》中记载其离京场景："青盖朱轮出通化门，无一人相送者"，与当年"趋其门者如市"（《唐语林》卷六）的盛况形成残酷对照。

大和二年（828年）李逢吉试图通过进献《圣唐颂》挽回圣心，却被文宗以"雕篆之技，非宰相体"（《唐会要》卷五十四）驳回。这个细节被司马光敏锐捕捉，在《通鉴考异》中特别指出："逢吉之黜，非独坐贪渎，实文宗革除积弊之必然也。"至此，这位历经六朝的老臣，终在少年天子廓清政治的决心前黯然退场。

以司徒致仕，同年去世，追赠太尉，谥号为成

暮春的洛阳城尚带着料峭寒意，八十五岁的李逢吉于司徒府邸接过那卷紫绫装裱的致仕诏书时，侍臣注意到他枯枝般的手指在"可守司徒致仕"的朱批处停留良久。《旧唐书·文宗本纪》载："（大和九年）三月壬申，以右仆射李逢吉为司徒致仕"，这位历经德、顺、宪、穆、敬、文六朝的老臣，终在835年走到了仕途尽头。

致仕后的李逢吉深居宣风里宅院，《唐两京城坊考》记其宅"近洛水，有亭榭之胜"，然新唐书谓其"虽老，犹嗜权不衰"。据《资治通鉴》载，当李训、郑注专权时，这位致仕司徒仍"数遣人密诣训、注"，其政治野心直至生命终点仍未消歇。是年十月乙未，李逢吉病卒，《册府元龟·宰辅部·褒宠》详录其身后哀荣："赠太尉，赙布帛三百段，米粟三百石，谥曰成"。

关于谥号争议，《唐会要·谥法上》透露细节："太常初拟'厉'，文宗以三朝旧臣特改'成'"。这个最终定谥暗合《谥法解》"安民立政曰成"的标准，与《新唐书》本传称其"性忌刻阴谲"的评价格格不入。时人刘禹锡在《上门下裴相公启》中提及此事："李司徒薨谢，礼异常伦"，隐约透露朝野对这般隆遇的诧异。

其葬仪规格亦载于《通典·礼典》："三品以上薨卒，给东园秘器"，而太尉赠官使得李逢吉得以"诏京兆尹监护丧事"。出土的《唐故司徒致仕赠太尉李公墓志》虽已残泐，犹可辨"大和九年冬十月廿八日窆于河南县伊汭乡"等字，与《文宗实录》残卷所记"葬伊阙先茔"互为印证。这个终结于835年的政治生命，最终在史册上凝固为《全唐文》卷六十八所收的那道冰冷制书："故司徒李逢吉，可赠太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