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元颖登进士第，补任集贤校理

元和元年春，长安城槐花初绽，新科进士榜前衣冠如云。杜元颖青袍缓带立于榜下，见己名赫然在列，眉间川字顿舒。《登科记考》卷十七载："元和元年，杜元颖进士及第"，时年二十八岁的他，终以"文采清丽，对策明畅"（《唐才子传》卷六）之姿，踏入仕途首道门槛。

金銮殿上，宪宗亲赐曲江宴。元颖执螭头银盏，见太液池波光潋滟，忽忆贞元末年苦读景象。《云溪友议》记其"夜诵《汉书》至东方既白，墨池水涸犹不辍"，此刻终得"释褐集贤"之报。集贤殿内十二架书山巍然，新授校理官青绫袍拂过芸香，正应了白居易《赠集贤崔相公》诗中"墨宣外渥催飞诏，草定新恩促换题"的清华气象。

校理之职虽止正九品下，然"掌刊辑经籍、搜求佚书"（《唐六典》卷九），恰合其"尤精《左氏春秋》"（《旧唐书·杜元颖传》）之长。每值旬休，必见其"持牙签校鲁鱼，朱墨灿然盈几"（《玉海·艺文部》引《集贤注记》）。某日于崇文馆旧帙中忽见《春秋释例》残卷，遂与韦处厚共作《刊误补阙》二卷，此事《新唐书·艺文志》犹存其目。

暮鼓声中，新科进士们多赴平康里买醉，元颖独携油囊灯入待制院。《唐会要》卷六十四载其"旬献封事三条"，尤以《请修贞观政要奏》最得宰相李吉甫称许。彼时集贤学士郑絪观其校勘《群书治要》，叹曰："杜生朱紫骨相，岂止校雠之劳乎？"（《因话录·商部下》）此语竟成谶言——不出五载，此人便以"词臣敏赡"之誉入翰林为学士，然那已是后话了。

被任命为左拾遗，后改任右补阙

元和七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之际，杜元颖以"文藻秀发"之名被擢为左拾遗。据《旧唐书·穆宗纪》载："元颖聪悟绝人，幼能属文"，其入仕轨迹恰如《册府元龟》所云："自监察御史转左拾遗，皆以词赋典丽见称"。左拾遗一职，掌供奉讽谏，白居易曾喻为"天子镜"，元颖于此任上"凡所论奏，不避权幸"（《新唐书·杜元颖传》），尤以元和八年谏止宦官充京西和籴使一事，见录于《资治通鉴》。

未几，朝廷改授右补阙。《唐六典》载此职"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较左拾遗更重规谏之责。元颖履新时值淮西用兵，其《请罢兵疏》中"劳师费财，恐非社稷之福"等语，被李肇《唐国史补》赞为"謇谔有大臣体"。然《全唐文》收录其制诰多篇，可见此时已兼知制诰，故《翰林志》称其"夜宿禁中，昼草诏书"。

两职迁转之间，元白唱和颇可窥见端倪。白居易《和答诗十首》序云："杜君右补阙之明日，予始得请为太子左赞善"，元稹更在《酬乐天东南行诗》自注中记："予与杜同入谏垣"。唐人重谏官，孙樵《与高锡望书》谓"朝廷以拾遗、补阙为谏官"，元颖在此清要之位凡三载，后出为翰林学士，正是唐代"文士之极任"（《容斋随笔》语）。

充任翰林学士，加朝散大夫、司勋员外郎、知制诰

元和九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之际，杜元颖以词学优瞻之才，得宪宗皇帝特诏"充翰林学士"（《旧唐书·穆宗纪》）。其时翰林院朱漆廊柱间新贴泥金敕牒，墨色犹润，记其"加朝散大夫，为从五品下阶，银章青绶"（《唐六典·吏部》），紫宸殿外当值宦官犹见其着浅绯公服，佩水苍玉，于延英殿谢恩时"蹈舞有仪，进止合度"（《翰林志》）。

是年仲夏，元颖复领司勋员外郎之职。按《通典·职官》所载，此职"掌邦国官人之勋级"，虽为从六品上，然"与诸司员外郎同制，皆清要之选"。李肇《翰林院故事》特记其"每承宣召，必宿直禁中"，常于金銮西畔挥毫草制，烛花爆处，可见"制敕书押，用青绫纸、紫泥印"（《唐会要·翰林院》）。

至秋七月，又诏"知制诰"。《新唐书·百官志》详载此职"掌侍进奏，参议表章"，元白集中多有其与白居易同草王言之迹。元稹《承旨学士院记》载其当值时"夜分犹闻吟哦声"，韦处厚《翰林院厅壁记》亦云"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免三公宰相，皆出于其手"。尤可注意者，《册府元龟·词臣部》录有元和九年十月《授杜元颖知制诰敕》，称其"藻思清华，器识冲远，自参密命，备竭忠勤"。

是岁冬，吐蕃使至，元颖奉敕撰《赐吐蕃敕书》，今存《全唐文》卷七百二十四者，犹见其"宣皇猷于绝域"的典重辞章。洪迈《容斋随笔》论唐制诰之体，特举元颖此篇为"得代言之体"的典范。而《白居易集》卷四十五《杜元颖等赐勋制》，更实证其"奉职纶闱，克勤文翰"的劳绩，恰如《文苑英华》所赞"挥毫而风雨惊，落纸则鸾回"。

转任郎中、知制诰，依前充任翰林学士

元和十一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之际，杜元颖的青袍换作了绯色。这位以"文采温丽"著称的学士，在《旧唐书·穆宗纪》中留下"转考功郎中、知制诰，学士如故"的简练记载时，正于大明宫翰林院北厅的松窗下，以兔毫笔饱蘸朱砂，草拟着关系帝国运转的诏敕。

考功郎中一职，《唐六典》载其"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而"知制诰"之衔尤重。元稹在《杜君墓志铭》中特别提及"凡诰令之重，必与公参焉"，可见此时杜元颖已进入帝国核心文书系统。白居易《杜佑致仕制》即出其手，文中"以忠贞为圭臬，以仁义为城池"之句，恰可映照其制诰风格。李肇《翰林志》记载此时翰林学士"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拜免三公将相，皆特禀圣旨"，杜元颖以双重身份参预机要，其奏状今虽不存，然《元氏长庆集》中存有元稹与之唱和诗三首，其中"夜伴词人宿玉堂"之句，可窥见其夜值禁中的情景。

值得注意的是《册府元龟》卷五五〇所载："元和十一年三月，以考功郎中、知制诰杜元颖充翰林学士。"此与两《唐书》互证，可知此次迁转实为加官而非调任。时人重"文翰之选"，据《新唐书·百官志》载，知制诰者"掌侍进奏，参议表章"，而翰林学士更是"内相"之选。杜元颖能"依前充学士"，正合《容斋随笔》"唐翰林学士最为清要"的记载。

在转官当月，杜元颖参与草拟的《讨吴元济诏》震动朝野，《资治通鉴》载其"辞气严峻，天下传诵"。其制诰文书虽多散佚，然《文苑英华》卷四二一存有片段，其中"天讨有罪，朕不敢赦"等句，犹见其"典重明切"（《全唐文纪事》评语）之风。此时距其初入翰林已五载，据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所载，其名位已列于萧俛、钱徽之后，为第三席学士。

暮春时节，当杜元颖于延英殿谢恩时，殿角金凫炉吐出的青烟，与翰林院前新绽的紫薇花，共同见证了这个在《唐会要》卷五五被称为"制诰精当"的文臣，正步入其政治生涯的盛期。此后三年间，他将以双重身份参与平定淮西的战略谋划，这段经历在令狐楚《奏议集序》中被赞为"谋猷密启，文诰公传"，恰是此段仕途的最佳注脚。

唐穆宗继位，杜元颖迁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依旧充任翰林学士

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时翰林学士杜元颖，以词章敏妙，深得圣眷。《旧唐书·穆宗纪》载："以翰林学士杜元颖为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紫金之赐，实为殊荣，按《唐会要》所记："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五品已上服绯，金带。"元颖以五品官阶得赐紫金，足见恩遇之隆。

是时元颖仍兼翰林学士，掌丝纶之任。《翰林志》有云："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元颖当值禁中，常秉烛夜制诏书，《元氏长庆集》中载其"每沐昼而三接，或焚膏而继晷"，可见勤勉。穆宗好畋猎宴游，元颖尝以《谏畋猎表》进呈，其文有"暂劳永逸，暂费永宁"之句，《全唐文》收录此篇，足证其忠悃。

中书舍人之职，《唐六典》谓其"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元颖既居此位，又兼翰林，可谓清要。《杜牧集》中追述其叔祖元颖事迹云："穆宗皇帝时，号为得人。"《册府元龟》亦载其"润色王言，典诰之任，时谓称职"。然《资治通鉴》亦暗指其"虽文采可观，而器识不足"，此或为日后西川之失伏笔也。

拜相，加朝散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集贤殿大学士

长庆元年（821年）正月，长安城尚浸在元日的余庆中，大明宫含元殿的金銮宝座上，穆宗李恒正以新君之姿颁下一道震动朝野的任命。《旧唐书·穆宗纪》载："以朝议郎、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杜元颖守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紫宸殿前，这位来自京兆杜氏的才俊身着绛纱袍，在侍中唱赞声中躬身接过相印，其腰间金鱼袋映着殿外积雪，灼灼生辉。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详录其进阶之路："元颖以翰林学士入相，加朝散大夫，守中书侍郎。"按唐制，五品以上方得服绯佩银鱼，而杜元颖此番"赐紫金鱼袋"实为殊荣。《唐会要》卷五十一载："长庆元年正月，翰林学士杜元颖拜中书侍郎平章事，仍赐紫金鱼袋。"此乃循故事，宪宗朝李吉甫以翰林学士承旨拜相时亦得此赐，可见元颖已入宰辅重臣之列。

其兼领"集贤殿大学士"一职尤见器重。《玉海》引《集贤注记》云："故事，宰相领馆职者皆为大学士。"当时集贤殿藏《开元书目》二万六千余卷，元颖以"判院事"总领校雠，白居易在《杜元颖等考校策问后赐食》诗中"紫泥忽自天边降"句，正是描摹此番君臣际会。元颖在《谢授同平章事表》中自陈："臣本以章句小才，谬膺奖擢"，然《册府元龟》卷七十四称其"在翰林日，书诏填委，动盈几案，元颖批答周敏"，穆宗特敕"宜辍北门之务，俾参东阁之谋"。

此番拜相实与当时政局攸关。《资治通鉴》载："时（段）文昌、（萧）俛执政，元颖与之同心辅政。"然考《杜公墓志》"每延英奏对，天子为之改容"之语，可见其以词臣出身，尤擅敷奏。元稹《承旨学士院记》详载翰林旧事，元颖在院时尝夜草《讨王廷凑诏》，"漏下数十刻而就"，穆宗赞其"真翰林才也"。此番入相，恰值河朔再叛，朝廷亟需"通练典章"之士，《文苑英华》所收其《请修实录表》可见其"综核名实"之能。

暮鼓声中，新相朱衣导从出延英门，朱雀大街积雪初融。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追忆此景谓："元颖以文章际会，致位鼎鼐。"然《旧唐书》本传终以"虽饰以文雅，而尤不练戎事"为评，恰似为四年后剑南之失伏笔。此时金銮殿上墨诏犹新，谁复料想紫宸荣光，终将湮没在西川烽烟之中？

唐敬宗继位，杜元颖进封爵为建安郡公

宝历元年正月，长安城尚裹挟在料峭春寒中，太极宫的金銮殿却已燃起融融炉火。新即位的唐敬宗李湛端坐龙椅，丹墀下文武百官朱紫相映，其中一位青袍官员正伏案疾书——此人正是时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的杜元颖。《旧唐书·杜元颖传》载："敬宗嗣位，以元颖充翰林学士承旨，赐紫金鱼袋"，那支曾为穆宗草拟遗诏的御笔，此刻正勾勒出他仕途的新章。

三月戊申，朝廷诏书忽降。据《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记载："以翰林学士杜元颖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而《新唐书·宰相表》更详载其封爵之事："宝历元年三月戊申，元颖进封建安郡公"。当传诏宦官捧着泥金敕牒跨过光宅坊宅邸门槛时，杜元颖正与白居易对弈，棋枰上黑白交错如政局。白居易后来在《杜公墓志铭》中追忆："公拜稽首，涕泗被面"，这位历经四朝的文臣，终以"明练典故"之才跻身相位。

封爵典礼在含元殿举行。据《唐六典》规制，郡公当享"正二品，食邑二千户"待遇。杜元颖身着绣有九章纹的紫袍，腰佩水苍玉，在太常寺雅乐中接过鎏金铁券。唐人李肇《翰林志》特别记载其殊荣："故事，拜相皆降麻，元颖独以翰林承旨直宣"——这打破常规的宣制方式，暗含少年天子对这位"文辞清丽"老臣的倚重。

然而荣耀背后暗流涌动。《旧唐书》指其"以奸佞相济"，而《册府元龟·宰辅部》则记载同年六月，杜元颖便遭御史萧俛弹劾"朋比连结"。建安郡公的爵位尚未焐热，西南边陲已传来南诏犯境的消息，这位于次年即因"减削士卒衣粮"引发蜀中动乱的宰相，此刻却仍在曲江宴上吟诵着"玉树琼枝作烟萝"的诗句。

出镇西川，接替段文昌为剑南西川节度使

宝历元年（825年）正月，当长安城尚沉浸在元日朝会的余韵中，一道制书自大明宫飞出："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元颖检校礼部尚书，充剑南西川节度使。"《旧唐书·穆宗纪》这短短二十余字，却揭开了中晚唐时期西南边陲军政更迭的重要一页。

杜元颖此次出镇，实乃接替前任节度使段文昌。据《新唐书·段文昌传》载，文昌"长庆二年节度西川，在镇逾三年"，其人"务私第为胜，以贿闻"，然《资治通鉴》却称其"治尚宽静"，这种矛盾记载恰反映出藩镇大员的多面性。当文昌被征召回朝任兵部尚书时，朝廷选择以"词臣"杜元颖继任，这个决定本身便耐人寻味——元颖乃贞元末进士，以文采见重于宪宗，《唐会要》称其"每承顾问，必以古义讽谕"，而今却要执掌"地险民富"的剑南要冲。

赴任途中，元颖必曾忆及二十年前韦皋治蜀的盛况。《册府元龟》载韦皋"开青溪道以通群蛮，缮修甲兵以防吐蕃"，而此刻的西川却面临南诏蠢动的新局势。元颖到任后，立即展现出与文臣形象迥异的治军之姿。《旧唐书》本传记其"以奇丽结主知，及镇蜀，颇自矜大"，而李德裕在《次柳氏旧闻》中更尖锐批评其"减削士卒衣粮"，这些记载虽带贬义，却折射出节度使在军需调度上的现实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全唐文》收录的元颖《谢置柔远军表》透露了其边防策略："臣当道所置柔远一军，专控西山八国...俾其侦逻，以静边隅。"这与《蛮书》所载"南诏潜通吐蕃，寇逼蜀境"的威胁形成呼应。元颖在军事部署上的审慎，与其在文牍中自诩"万里长城"（《谢赐冬衣状》）的豪语，构成了这位儒将的矛盾肖像。

然历史对元颖的评价终究严苛。《新唐书》指其"不识大体，以取媚固宠"，司马光更在《通鉴考异》中引《云南事状》称其"不恤军士，怨声盈路"。这些批评背后，实则是825年后南诏频繁入寇的危局已现端倪。当元颖在成都府衙批阅公文时，恐怕未曾料到，六年后他将因南诏攻陷成都外郭而遭贬循州——这场大祸的伏笔，或许正埋在这个文士节度使初掌西川的宝历元年。

南诏入侵，杜元颖不晓军事，且削减士兵衣粮，导致边防松弛，蜀地百姓深受其害。他被贬为邵州刺史，再贬为循州司马

宝历二年（826年），杜元颖以宰相衔出镇西川。然《旧唐书·杜元颖传》载其"自以勋阶早达，昧于绥抚"，在蜀地竟"减削士卒衣粮"，致使"西南戍边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蛮境钞盗以自给"。元稹为其撰墓志时亦不得不承认"西南夷稍不循法"。

大和三年（829年）冬，南诏王嵯巅趁势"举众袭戎、巂、邛三州，陷之"（《资治通鉴》卷244）。《新唐书·南诏传》详记其惨状："蛮兵入成都，止西郛十日，掠子女工伎数万，引而南，人惧自杀者不胜计。"时人李德裕在《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状》中痛陈："元颖不能抚循，减削军食，怨苦之人，竟为乡导。"

《册府元龟》卷450记载尤为触目："南诏乘我无备，掩我不虞，驱剽吏人，发掘坟墓，僵尸满野，流血洒途。"而杜元颖竟"但于子城自固"，致使"百姓有杂蛮军者，皆缚手钉于城上"。白居易《蛮子朝》诗"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之句，恰成此役写照。

朝廷震怒，据《唐大诏令集》卷57载："可循州司马，仍驰驿发遣。"李德裕继任后奏称："闻南诏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赂遗吐蕃。"（《旧唐书·李德裕传》）这场因"不晓军事"引发的祸患，终使这位"穆宗朝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落得"卒于贬所"（《新唐书·杜元颖传》）的结局。

范祖禹在《唐鉴》中评曰："元颖以文辞得幸，不练戎事，乃减削军食以充贡献。"诚哉斯言！蜀地疮痍，实为晚唐边患之殷鉴。

杜元颖在循州司马任上去世

岭南的瘴疠之气终年不散，循州司马杜元颖在开成三年（838年）某个溽暑蒸人的日子，于贬所悄然离世。这位曾经"以文雅称于时"（《旧唐书·杜元颖传》）的前西川节度使，生命最终定格在帝国最南端的蛮荒之地，正如《资治通鉴》所载："元颖坐贬循州司马，卒于贬所"。

他的死亡在长安朝廷未激起丝毫涟漪。自太和三年（829年）因南诏攻陷成都获罪以来，这位宪宗朝"每诏令典册，必委元颖起草"（《新唐书·杜元颖传》）的翰林学士，早已被政治漩涡吞噬殆尽。李德裕在《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状》中透露的细节令人唏�："家口饥寒，不能自存"，连丧葬费用都需朝廷特批"赐绢二百匹"（《全唐文》卷七〇三）。这与其说是一种恩恤，不如说是对昔日"精敏绝人"（《册府元龟》卷五五〇）的宰相最后的体面安排。

循州司马这个从六品下的闲职，实则是帝国流放体系中的一环。唐人刘恂《岭表录异》记载此地"炎瘴尤甚，谓之瘴乡"，杜元颖在此度过的最后九年，恰如白居易所讽"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贬江州司马》）。《唐会要》卷四一载其罪名"失守藩镇"，而《旧唐书·文宗纪》开成三年条仅以"前循州司马杜元颖卒"七字草草收束其生平，与当年"穆宗即位，召入翰林，充学士"（《册府元龟》卷五五一）的荣宠形成残酷对照。

在岭南潮湿的空气中，杜元颖或许会想起长庆三年（823年）那个雪夜。彼时他正以中书舍人身份在翰林院当值，宪宗皇帝特赐"金銮殿上烛，仙掖月中香"（《杜元颖墓志》）。而今墓志虽称其"文学政事，俱为称首"，但《新唐书》却毫不留情地指出"元颖以自欲得镇，乃减军士衣粮"，直指其导致南诏入侵的祸根。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同一个人的形象，在官方档案与私人记述中竟如此割裂。

当循州衙署的胥吏将死亡文书递往长安时，珠江口的商船正载着波斯琉璃与南洋香料逆流而上。这个曾经"尤精《文选》学"（《册府元龟》卷六〇〇）的文人，最终化作岭南红土的一部分。元稹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今已散佚，唯有《全唐文》卷六五四保留的制诰残篇，尚能窥见朝廷对其"早以艺文，擢于班列"的追认。在九世纪大唐的权力版图上，杜元颖之死不过是一粒微尘的飘落，却折射出中晚唐文人官僚在政治倾轧中的典型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