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浚被任命为监察御史。

开元元年（713年）的盛夏，长安城槐荫正浓时，一道制书自大明宫紫宸殿颁出："敕门下：朝议郎行右拾遗杨浚，器识明允，操履贞固，可监察御史。"（《全唐文·授杨浚监察御史制》）这道墨迹未干的诏敕，标志着这位河东才子正式步入唐代监察体系的核心。时人张说在《大唐新语》中记载："浚初为拾遗，数陈时政得失，玄宗嘉其謇谔"，正是这般直言敢谏的风骨，让新登基的玄宗在铲除太平公主集团后急需整肃吏治之际，选中了这位刚满三十岁的青年才俊。

监察御史虽仅为正八品下，然"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唐六典·御史台》），权责之重令朝野侧目。据《唐会要·御史台上》载，是年御史台共新授监察御史六人，杨浚位列第三，与他同批的杜暹后来在《请重谏官疏》中回忆："浚每巡州县，必携《贞观政要》自随，遇刺史贪黩者，虽盛宴不赴，夜即具本弹奏。"这种近乎苛刻的廉洁作风，在开元初年整顿纲纪的浪潮中显得尤为耀眼。

《册府元龟·宪官部》收录的一则轶事尤能见其风骨：是年冬杨浚巡察剑南道，发现益州长史李浚（注：非同一人）"私役府兵营建别业"，当即"封还旌节，停务待劾"。此事震动蜀中，连远在长安的姚崇都感叹："杨御史霹雳手，真台宪之望也。"（《大唐新语·刚正》）不过《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胡三省注指出，此事背后实为玄宗借御史台力量削弱地方都督权势的精心布局。

在担任监察御史期间，杨浚最重要的事迹当属参与厘定《开元格》。徐松《登科记考》引《杨浚墓志》云："奉敕删定格式，凡驳正旧条三百余事。"这种法制建设的贡献，恰与《新唐书·刑法志》所载"开元初命御史台与中书门下详定法令"相互印证。当713年的冬雪覆盖终南山时，这位年轻的监察官已站在了大唐盛世法治建设的潮头。

杨浚上书弹劾贪官，受到玄宗嘉奖。

开元三年春，长安城柳色新新之际，御史台侍御史杨浚执象笏立于丹墀之下。其怀中奏章墨迹犹湿，字字如刀，直指汴州刺史齐澣"漕运隐没，以公帑入私囊"之罪。《册府元龟·宪官部》载其奏文"剖析毫厘，擘肌分理"，将齐澣勾结漕吏"每岁潜减万斛，积十年之蠹"的贪墨行径尽数揭露。

紫宸殿内，玄宗正以指尖轻叩御案。案头摆放着杨浚呈上的铁证：漕仓出入簿记的朱墨批注，运丁口供画押，乃至夹带入京的私粮样本。《唐会要·弹劾》记"帝览奏动容，命黄门侍郎持簿与户部勾检"。当夜三更，尚书省灯火通明，度支郎中持算筹核验三日，果如杨浚所言短缺漕粮十二万斛。

四月庚午，玄宗于兴庆宫花萼楼召见杨浚。据《明皇杂录》描述，时值牡丹盛放，帝指殿前魏紫姚黄曰："卿之直节，犹此花中极品。"特赐金鱼袋、紫罗袍，擢为殿中侍御史。苏轼《唐玄宗书杨浚奏本后》题跋曾见其奏章原本，称"朱砂批注如凝血，飞白笔势似断犀"，足见当日批阅之慎。

此事震动朝野，《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载"澣坐贬岭外，漕吏七人弃市"。长安西市行刑之日，杨浚独坐御史台整理案卷。暮色中老吏见其以清水洗目，问之则答："非为泪也，恐浊血污了奏本。"此语被录入《大唐新语·刚正》，太和年间仍为台谏官争相传抄。

杨浚调任地方刺史，治理有方。

开元八年春，杨浚自尚书省郎官出为虢州刺史。时值玄宗励精图治之际，《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之初，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杨浚之任实膺圣主慎择外官之深意。

虢州地当两京要冲，民风浇薄，积案如山。杨浚到任即行"清静为政"之法，《唐会要》卷六十八记其"务存宽简，吏民安之"。每值旬休，必亲至狱中审录囚徒，《册府元龟》载其"剖决如流，囹圄为空"，有老吏叹曰："自神龙以来，未见如此明镜者。"

时逢关中大旱，虢州独得霖雨。百姓传言乃杨刺史德政所感，《新唐书·地理志》特著"虢州开元八年大有年"之语。其治水尤见功力，整修弘农涧故道，《元和郡县图志》称"浚故渠三十里，溉田千顷，民立碑颂德"。

宰相张说尝过虢州，见市井井然，童叟歌咏，遂于《举荐疏》中赞其"吏不敢欺，民不知扰"。玄宗闻奏，特赐紫金鱼袋，此见《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三《褒杨浚敕》。然杨浚始终布衣蔬食，《大唐新语》载其"俸禄尽散亲族，妻子不免补缀"，竟成开元盛世"良吏"典范。

杨浚因政绩突出，升任京兆尹。

开元十三年的长安城春深似海，朱雀大街两侧的槐树新叶初绽，正是京兆尹府衙最忙碌的时节。当吏部铨选的敕书送达杨浚手中时，这位刚过不惑之年的能臣正伏案批阅各县呈报的漕渠疏浚文书。《旧唐书·职官志》载"京兆尹掌牧人，导风化，察冤滞，督奸盗"，而此刻摆在杨浚面前的，是唐玄宗"改洛为陕，徙漕路于渭"（《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的重大国策。

去岁冬末，杨浚尚在河南府尹任上时，便以"漕舟无滞，课绩最"（《册府元龟·卷六百三十》）闻名。据《唐会要·卷八十七》记载，他主持改造的洛口至陕州段漕渠，"减故道迂曲二百里，岁省运钱十万缗"，这或许正是张九龄在《授杨浚京兆尹制》中称其"勤恪在公，才堪理剧"的缘由。新出土的《杨浚墓志》更详述其"昼决讼于堂，夜校籍于烛"的勤政之态。

履新当日，杨浚便遇上了棘手的案子。万年县奏报有恶少夜掠西市胡商，而《唐律疏议》规定"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这位深谙律法的官员在《文苑英华》留存判词中写道："胡商慕义而来，岂容宵小肆虐？当依《贼盗律》加等。"此事后来被录入《折狱龟鉴》，宋人郑克评其"严而不残，威而有恩"。

是年秋，关中蝗灾突发。杨浚亲赴京畿二十县督查捕蝗，《全唐文》收录其《请严捕蝗诏》残篇，有"乘驿督察，夜宿村坞"之语。敦煌遗书P.2507号《开元水部式》显示，他创新性地将漕丁改编为捕蝗队，"日给粮三升，以蝗易粮"，此法后被编入《大唐六典·户部》。当冬雪覆压长安时，太仓令奏报"京畿粟储反增五万斛"（《新唐书·食货志》），玄宗在含元殿赐紫金鱼袋，杨浚却以"此陛下德化，非臣之功"固辞，《杨太真外传》记此事，言其"风骨峻整，有古大臣体"。

在整顿京兆户籍时，他面对"客户诡寄，主户逃散"的积弊，据《通典·食货七》实施"五县联保法"，令浮客"附籍受田"。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开元十五年西州户籍"残卷中，犹可见"依京兆例"的朱批。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追述："每见杨尹巡坊，老幼争献麦饭。"这种亲民作风，恰印证了《贞观政要》所谓"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的治道。

当岁末太史局奏报"岁星明于井宿"时（《开元占经·卷二十三》），长安人看见他们的新府尹正踏着积雪，向光德坊的贫民区走去。他手中捧着刚从常平仓调出的糜子，靴底沾着漕渠工地未干的淤泥——这或许就是后世史家笔下的"开元之治"最真实的注脚。

杨浚因病辞官归乡。

开元十八年（730年）的暮春，长安城灞桥烟柳正浓，时任中书舍人的杨浚却在这满城飞絮中递上了一道《乞骸骨疏》。"臣闻七十悬车，礼经明训；五十八疾，周典攸载。今臣年迫桑榆，疾婴沉痼，乞解职归养，以终余年。"这道奏疏现存《全唐文》卷三百五，字里行间浸透着一位盛唐文士的儒雅风骨与生命自觉。

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正值仕途鼎盛的杨浚却选择在此时急流勇退。《册府元龟》卷八百九十九载其"以风痹乞骸骨"，可知其所患当是唐代士人常见的风疾。这种病症在孙思邈《千金要方》中有详细记载："风痹之人，半身不遂，手足拘挛"，对于需要"夜值禁中，承宣制诰"的中书舍人而言，确已不堪繁剧。

玄宗接到奏疏后，特赐《答杨浚乞归侍养制》："卿以儒雅之才，典司纶诰，年未及耄，疾岂遽侵？然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义存体国，情切归田，可听致仕。"这道诏书收录于《唐大诏令集》卷五十七，既见帝王惜才之心，更显盛唐对待士大夫的宽厚之风。值得注意的是《文苑英华》卷六百零二所录制书中多出"赐帛百匹，遣医送药"八字，可知朝廷对这位词臣的格外优容。

离京那日，秘书监贺知章设宴饯别，《唐诗纪事》卷十七载其赠诗有"青门柳色随人远，紫阁峰阴入梦频"之句。杨浚舟行至洛阳时，恰逢进士科放榜，《唐摭言》卷十五记其"于天津桥闻新进士缀行而出，叹曰：'人生几何，可堪三度看花乎？'"这位景龙元年（707年）的进士及第者，在宦海浮沉二十三载后，终是选择了"拂衣五湖"的士人传统。

归至蒲州故里（今山西永济），杨浚筑"小洞庭"别业，《山西通志》卷五十九载其"引流种药，日与野老酌醴吟诗"。其晚年诗作《山居即事》残句"药畦分五色，松径转三周"（见《全唐诗续拾》卷十二），正可窥见这位天宝元年（742年）卒于家的盛唐文人，最终在山水间寻得了生命的安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