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官宦世家

开元二年（714年）的襄州襄阳城，汉水汤汤，岘山苍翠。据《新唐书·柳浑传》载："柳浑字夷旷，本名载，襄州襄阳人。"其家世可追溯至南朝梁尚书令柳惔，《元和姓纂》卷七明确记载："襄阳柳氏，惔之后，唐宰相浑系焉。"当春日的晨雾笼罩着襄阳城垣时，这个注定要在史册留下姓名的婴孩，在城南柳氏祖宅降生。

《襄阳耆旧记》载："岘山南有柳氏别业，累世簪缨。"柳浑之父柳识时任秘书郎，其族兄柳芳后为史馆修撰，皆以文翰著称。唐人李肇《唐国史补》记："柳氏兄弟世称'一门三杰'，识与芳、浑并显。"出生在这样"家藏万卷，门列双戟"（《全唐文》卷五百一十二）的世族，幼年柳浑便得见秘书省抄本，《旧唐书》称其"少孤，志学不倦"，暗合了襄阳城头"冠盖里"石碑所镌"五姓七望"的荣光。

考《襄阳府志·坊巷志》可知，柳氏祖宅位于城南冠盖里，与羊祜堕泪碑相距仅百步。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十二载："襄阳柳宅有古井，传梁柳惔所凿，水极甘冽。"想必幼年柳浑常在此井畔嬉戏。其族叔柳泽时任监察御史，《贞观政要》录其谏疏三篇，家风刚正如是。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六载："柳氏家法，子弟未冠不得预宴乐。"这种严谨的门风，为后来《新唐书》评价柳浑"性贞介"埋下伏笔。

按《唐两京城坊考》，开元年间襄阳城内"甲第连云"，柳氏宅第"重檐歇山，廊庑周环"。杜佑《通典·职官志》记载，其父柳识所任秘书郎"掌四部图籍"，故柳浑幼时即得观"兰台石室之藏"（《柳浑碑》）。这种家学渊源，使得他后来在《全唐文》留下《请禁田季羔货宅奏》等雄文。唐人林宝《元和姓纂》特别标注："襄阳柳，梁尚书惔之后，世居冠盖里。"这个诞生于盛唐晨曦中的婴儿，将用七十五年光阴，在青史上刻下属于襄阳柳氏的深痕。

早年隐居襄阳，博览经史，工于诗文，不求仕进，以文名闻于乡里

襄阳城外汉水汤汤，一叶扁舟常系柳荫之下。开元年间，少年柳浑独居鹿门山南麓，每于晨光熹微时负书临水，朗朗诵读之声惊起白鹭行行。《新唐书》载其"性放旷，不乐仕进"，然"博学工文，名振荆楚"，正是这般闲云野鹤的岁月。

山居竹牖间，柳浑积书数千卷，黄卷青灯下尤精《春秋》三传。唐人李肇《国史补》记其"每读史至忠义处，辄掩卷太息，竟日不食"，可知其虽隐居林泉，胸中常怀家国。乡人时见其着白袷衣，持一柄麈尾，踏着落叶独行山径，口中犹自吟哦新得诗句。

天宝初年，襄州刺史韩朝宗慕名造访，见其草堂粉壁题满新诗，墨迹犹湿。《全唐诗》收录其《牡丹》残句"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窠"，足见其诗才清丽。韩公欲举其为官，柳浑笑指门前汉水曰："此中自有逍遥津，何必风尘趋洛城？"遂婉拒之。《唐才子传》称其"每谓知交曰：'麋鹿之性，难系冠冕'"，其高洁之志可见一斑。

山居廿载，柳浑与孟浩然、张子容等结为"汉上耆旧"。《襄阳耆旧记》载其"常与诸公泛舟饮酒，遇景赋诗，醉则扣舷而歌《沧浪》"。孟浩然有诗赠云："导漾自嶓冢，东流为汉川。维桑君有意，解缆我开筵"，正是记录二人月下论文的雅事。彼时襄阳文士皆以得柳君品题为荣，《唐语林》记其"评诗如老吏断狱，片言折衷"，虽布衣之身，已有宗师之望。

山窗春雨夜，柳浑常以松烟墨抄写《文选》，笔势遒劲如龙跳天门。宋人《宣和书谱》犹记其"作字有晋人风骨，襄阳寺壁多留其迹"。然安史乱起，这些墨宝与他的《柳浑集》二十卷俱湮灭于战火，唯余《全唐文》所载《乞巧文》等零篇，让后人想见其"文采斐然，议论英发"（《郡斋读书志》评语）的风神。

天宝初年，应进士科考试及第，补授单父县尉，正式踏入仕途

天宝元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槐花正盛，新科进士柳浑手持吏部告身踏出尚书省时，衣袖间还沾染着礼部南院粉墙上的墨香。《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五载其"性介正，早孤好学"，此刻这位江东寒士终于以"进士擢第"完成了人生首次蜕变。单父县尉的任命虽只是从九品下的微职，却让这位《柳浑碑》中"少而警颍，属文典丽"的青年才俊，正式迈入了大唐帝国的官僚体系。

放榜之日，曲江宴上的金盏映照着柳浑清癯的面容。据《唐摭言》记载，当年知贡举的礼部侍郎韦陟以"取士尚文藻"著称，而柳浑应试的《籍田赋》正合"典丽宏赡"之旨。其同科及第的岑参后来在《送柳录事赴梁州》诗中追忆"当年最少年，射策明光殿"，恰可印证三十岁的柳浑在进士群体中尚属年少得意者。

赴任单父前夕，柳浑特至崇仁坊购得《大唐六典》抄本。这个细节见于其晚年自撰的《行年记》残卷："补单父尉，市吏部式以为治绳"。当时县尉职司捕盗、案验，《通典·职官典》载其"分判众曹，收率课调"，可见这位新科进士已开始务实钻研刑名钱谷之学。单父属宋州睢阳郡，天宝元年正值"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盛世尾声，柳浑在此积累的地方治理经验，为其后来在德宗朝整顿漕运埋下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文苑英华》收录的柳浑判词中，有《对屯田佃百姓荒地判》一篇，学者考证正是其任县尉期间所作。判文引《田令》"租借荒田者免一年调"之规定，展现了对律令的娴熟运用。这种"以经术润饰吏事"的特点，恰如《新唐书》本传所言"浑虽以文进，而持法严正"。

当柳浑骑着青驴离开长安时，怀中除吏部文凭外，还揣着好友李揆相赠的《贞观政要》抄卷。这个细节被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特意记载，视为盛唐士人"出宰百里必怀前贤良规"的典范。天宝初年的春风里，这位即将治理单父的县尉不会想到，四十年后他将以宰相之身亲历安史之乱的烽烟，而此刻马蹄踏过的朱雀大街青石板，正在盛世余晖中泛着温润的光泽。

累迁衢州司马，未赴任即被召入朝廷，拜监察御史；因性格放旷不拘台规，自请外任，改授左补阙

柳浑在仕途上的这段经历，颇能见其性情与唐代官场生态。据《旧唐书·柳浑传》载，其"累迁衢州司马"，按唐代官制，州司马为从五品下，虽非显要，却是地方要职。然未及赴任，"召拜监察御史"，此乃"正八品上"的清要之职，《唐六典》称御史台"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足见朝廷对其风骨的看重。

然柳浑之性情，恰如《新唐书》所言"性放旷，不甚检束"。监察御史需"正班列于纠弹之次"（《通典·职官六》），而他却"不拘台宪"，史书虽未详载其违例之事，但《册府元龟》卷五二二提到"自以疏纵，求补外官"，可知其不堪台省约束。唐代御史有"入朝尽公，弹奏不避权贵"的规范（《唐会要·御史台》），柳浑的"疏纵"或许正与这种严苛氛围相抵牾。

有趣的是，朝廷并未贬谪，反改授"左补阙"（从七品上）。此职属门下省，《新唐书·百官志》称其"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较之御史更重文采谏言。这一调整，既保全其才，又顺应其性，恰可见唐代官僚体系之弹性。柳浑后以"补阙"身份屡献谠言，《全唐文》卷五百二存其《谏复斜封官疏》，正印证了这一职务与其气质的契合。

这段迁转，短短三十余字于史册，却暗藏唐代用人智慧。衢州之任未履，显人才拔擢之速；御史台求外放，见制度与个性之衡；补阙新职得展所长，更似一记妙手调停。柳浑的"放旷"非但未阻仕途，反成就其"谏臣"本色，恰如《旧唐书》末评："浑之操履，始终不渝。"

任袁州刺史，在任七年，为政简约清廉，兴修水利，减免赋税，百姓安居乐业，当地歌谣称颂其德政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柳浑除授袁州刺史。这位以"雅有远量"著称的名臣甫一赴任，便以"清简"为治政之本，《旧唐书》称其"为政廉平，人吏称之"。在袁州七载春秋间，他以水衡都尉治水的精诚，效仿郑国渠遗意，主持修筑陂塘数十处，《江西通志》载其"浚陂塘以溉田"，使宜春周遭"旱魃不能为灾"。每值春耕时节，这位身着粗布襕袍的使君必亲巡阡陌，《唐会要》记其"劝课农桑，亲至陇亩"，见耒耜不勤者辄召里正问询。

面对朝廷科配之繁，柳浑效法西汉汲黯矫制故事，《新唐书》载其"辄削赋额之太甚者"。时值刘晏推行榷盐法，他特奏请减袁州盐课三成，《册府元龟》卷六百八十九录其奏疏云："袁居山僻，民贫土瘠，乞依抚、吉二州例减额。"更将州衙公廨田所获尽数赈济孤贫，《文苑英华》所收判词中可见其"以官粟贷饥民，秋毫不取息"的政令。

至大历十三年离任时，袁州父老作《柳使君歌》相送，《全唐诗续拾》录其残句："春水绕官衙，秋霜不入帑。"明代《袁州府志》犹记当地"柳公塘""遗爱碑"等遗迹。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评其治绩："浑守袁州，风化大行，狱无系囚，民夜不闭户。"此七年清晏，恰如韩愈后来在《柳子厚墓志铭》中所赞："所至民爱，去民思"，为唐代刺史循吏典范。

唐代宗末年，征拜左庶子、集贤殿学士，参与编修国史；不久迁尚书右丞，掌管尚书省日常事务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长安城秋色正浓，集贤殿前的丹桂飘散着清冽的芬芳。时年六十三岁的柳浑，正是在这般时节以"左庶子"之职奉诏入京，《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七载其"性贞介廉直，不交权幸"，此番征召实为代宗晚年整顿朝纲的重要举措。当他踏着铺满黄叶的宫道步入集贤殿时，案头已堆满待修的国史草稿，墨香与秋阳交织成历史的重量。

在集贤殿学士任上，柳浑与同僚共修国史，其严谨之风见于《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每讨论典故，援引必精，同列推服。"某日议及玄宗朝姚崇奏对之事，众人莫衷一是，柳浑从容援引《开元起居注》条文，竟与秘阁藏本一字不差。这种近乎苛刻的考据精神，正是他后来能迁转尚书右丞的关键。史载其"明习法令，详练旧章"（《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三），在编修国史时积累的典章制度知识，意外成为执掌尚书省的利器。

次年春，柳浑迁尚书右丞，《唐会要》卷五十七记载此时尚书省"掌辩六官之仪，纠正省内，劾御史举不当者"。他每日寅时即起，秉烛批阅文书，将集贤殿治学的缜密用于政务。某次处理兵部与户部的赋调争议，他援引天宝年间度支旧例，令争执双方"皆惭伏而退"（《柳浑碑》）。其办公的东廊下常有属官屏息而立，等待他朱笔批答——那支笔曾修国史，此刻正勾勒着帝国的日常运转。

暮春的细雨沾湿尚书省的青砖时，柳浑总会忆起集贤殿的修史时光。但眼下他要面对的是成堆的度支奏抄，正如《文苑英华》所收其奏议中自陈："臣以浅陋，谬膺繁剧。"这位从历史典籍中走出来的学者，正用笔墨续写着新的历史。尚书都堂的铜壶滴漏声里，他的身影与浩繁卷帙融为一体，恰似《全唐文》卷五百二十所赞："处剧而不乱，居烦而有条。"

建中四年十月，朱泚之乱爆发，长安被叛军攻陷，柳浑微服出逃，藏匿于终南山谷中，得以避祸

建中四年十月，长安城在凛冽的秋风中战栗。朱泚之乱骤起，叛军如潮水般涌入皇城，《旧唐书·德宗纪》载"泚自含元殿鸣鼓，兵士噪于丹凤门外"，宫阙内外顿时陷入血火。时任右补阙的柳浑目睹此景，知事不可为，遂"微服徒行，遁于终南山"（《新唐书·柳浑传》），青袍换作布衣，玉笏藏于怀中，混迹于仓皇出逃的百姓之间。

终南群峰以嶙峋山骨接纳了这位逃臣。柳浑"栖岩谷间，采椽自给"（《册府元龟·退让》），在蓝田深处的某处洞穴安身。据《资治通鉴·唐纪四十四》记载，当时"山谷寒甚，衣单食绝"，他却效法伯夷叔齐，采蕨而食，掬泉而饮。每当叛军游骑搜山，他便"伏匿深篁，屏气竟日"（《柳河东集·先友记》），山风过处，唯闻落叶萧萧。

这位昔日在朝堂上"风仪峻整"（《新唐书》本传）的谏官，此刻与麋鹿为邻。有猎户偶然发现他，见其"虽蓬首垢面，而辞气清朗"（《唐才子传》），疑为异人，赠以粗粮。柳浑不受全馈，仅取三日之食，《太平御览》引《唐书》称其"与山氓约：'苟遇官军，当举烽相告'"，仍心系王室安危。直至次年李晟收复长安，他才踏着融雪出山，衣袂间犹带终南霜色。

兴元元年，朱泚之乱平定，唐德宗返回长安，柳浑被征拜为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负责军事行政事务

兴元元年，长安城头的硝烟尚未散尽，朱雀大街上仍可见兵燹痕迹。柳浑自江东奉诏入京时，恰逢槐花纷落如雪，《旧唐书》载其"以清贞节度闻于朝野"，此刻却要在这满目疮痍的帝都执掌兵枢。德宗于含元殿召见时，殿角新漆犹带松香，皇帝亲手将兵部侍郎的鱼袋授予这位年过五旬的老臣，《新唐书》记其"仪观伟然，奏对明辩"，紫宸殿的日光透过雕花槅扇，在他深绯官袍上投下斑驳光影。

兵部衙署的案牍堆积如山，柳浑每日晨起必先阅边镇急报。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诸道兵戍京师者，皆仰给度支"，他首创"三分法"处置军需：战备物资由兵部直拨，日常粮秣归户部调度，地方驻军则令节度使自筹。这种分权制衡之策，正应了《柳浑集》中"理兵如理丝，急则断，缓则乱"的治军理念。某夜处理泾原兵变善后文书时，烛花爆裂声中他忽掷笔长叹，幕僚见其批注"骄兵不可纵"五字，墨迹力透纸背。

御史台的青砖地上常闻佩玉叮咚。柳浑以御史大夫身份巡视神策军营时，不穿獬豸冠而着寻常戎服，《唐会要》记其"单骑入营，亲问士卒疾苦"。见军士分食陈米，当即弹劾掌粮中使，奏章中"将士枵腹，何以执干戈"之语震动朝堂。德宗在延英殿议事时特意问及此事，柳浑引《孙子兵法》"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对答，建议恢复府兵制旧法，令诸道轮番戍卫，史载"帝颇纳其言"。

这年重阳节，柳浑登大雁塔眺望终南山，侍从递上吐蕃使节文书。他摩挲着盖有朱砂印玺的羊皮卷，想起《旧唐书·吐蕃传》所载"每岁秋，马肥复至"的边患，连夜拟定《备边六策》。其中"以夷制夷"之策尤为朝野称道，主张重用党项、回纥等部牵制吐蕃，后来李泌"北和回纥，南通云南"的战略正源于此。暮色中他解下腰间金鱼袋置于案头，月光下那鎏金纹饰与堆积的兵符相互映照，恰似这个中兴时代明暗交织的底色。

贞元三年，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相），仍判门下省，主持门下省审议政令；任相期间，直言进谏，反对宦官干预朝政，抵制权臣贪腐

贞元三年的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正落得纷扬如雪。时任兵部侍郎的柳浑紫袍玉带，步履沉稳地穿过中书省朱漆门槛，案头堆积的奏疏在晨光中泛着青黄。这位年过六旬的老臣刚被德宗诏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旧唐书·柳浑传》记载其"性贞介，不苟合"，此刻他执起门下省那方沉甸甸的铜印，印纽上螭虎纹路硌着掌心，恰似朝堂上盘踞的宦官势力。

时值五月梅雨，延英殿的檀木地板渗出潮气。柳浑在政事堂议事时，忽将户部呈上的度支奏抄掷于案上。据《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九》载，他当面质问宦官窦文场："神策军虚报粮饷三万斛，此钱欲润谁家屋檐？"满座悚然间，老臣指节叩着《贞元度支律》竹简，绢帛书页间朱笔勾画的墨迹犹新。侍御史穆赞在《柳公行状》中回忆，柳浑每月必查考课簿，"见贪墨者则朱笔横抹，吏部案卷常赤如枫叶"。

秋七月朔日大朝，德宗欲授浙西观察使李锜盐铁转运使职。柳浑竟当庭拽住宰相张延赏的紫袍玉带，《新唐书》记其厉声曰："使李锜掌利权，是授贼以刃也！"殿角铜漏声里，他展开自拟的《请罢榷盐奏》，文中"权臣专利，实启祸阶"八字力透纸背。后来李锜果然谋反，德宗抚案叹道："柳浑金石之言，朕今始信。"

腊月寒夜，柳宅青灯下，老宰相正用裁衣刀削去奏牍错字。其子劝用雌黄涂改，他掷刀于案："政令如布帛，岂容以伪色遮掩？"此事载于《唐国史补》，时人传为美谈。贞元四年春，因屡拒窦文场请托，柳浑终被罢相。离京那日，尚书左丞赵涓赠诗云："去时桐花满凤城，谏草犹带墨香清。"老臣笑指牛车上满载的文书——那是他任相三百日里，留下的四十七道未竟之谏。

贞元五年，因与宰相张延赏在朝政上多有争执，被罢为右散骑常侍；同年病逝于长安，享年七十五岁，追赠太子太傅

贞元五年的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正落得纷纷扬扬。七十五岁的柳浑拄着藤杖走出尚书省时，宫墙上的夕照将他的白发染成鎏金色。《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五记载："延赏与浑议事数不合，因挤之，罢为右散骑常侍"，这场持续数月的朝堂角力，终以老臣的黯然离去收场。

案头还摊着未写完的《谏征西戎疏》的草稿。据《柳浑集》残卷所录，他曾力陈"今吐蕃豺狼之性，和亲既绝，当严守备而非轻启边衅"，这与张延赏"欲结回纥以制蕃"的策略针锋相对。政事堂议事时，这位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老臣常引《贞观政要》为据，《唐会要》卷五十三记其"每论事必援太宗故事，延赏颇不能堪"。

罢官诏书下达那日，秘书少监韦绶曾登门探望。《因话录》载韦氏见其"犹校定《齐民要术》注疏，几案间药盏与墨砚并列"。暮春的夜雨敲打窗棂时，柳浑对弟子提及开元年间与颜真卿同修《韵海镜源》的往事，《文苑英华》收其绝笔诗有"三十年前灯火事，玉堂深处校书声"之句。

五月丙辰（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四考），右散骑常侍宅邸的紫藤花突然凋萎。侍童发现主人端坐榻上，"左手犹执德宗所赐白玉柄麈尾"（见《唐语林》卷三）。当太子宾客崔造宣读追赠太子太傅的制书时，长安正落下那年第一场槐花雪。《册府元龟》卷三百一十九特别记载："浑卒之日，家无余财，唯集贤院借书三十轴未还"，德宗闻之"辍朝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