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出生

开元四载（716年），泰山之阳的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一户刘姓官宦之家迎来了他们的神童。《旧唐书·刘晏传》载其"年七岁，举神童"，而《新唐书》更详述其出生地为"曹州南华"，此地北依黄河，南望菏泽，正是齐鲁文化交汇之处。

据《唐会要·童子举》记载，唐代神童需"精熟一经，兼通异端"，刘晏的早慧或许与其家学渊源有关。其父刘知晦曾任武功县丞，属弘文馆系统，这为幼子提供了良好的启蒙环境。《册府元龟·总录部·幼敏》特别记载："刘晏幼而聪悟，虽卯角之年，自晓书计"，暗示这个在开元盛世曙色中诞生的孩子，天生对数字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

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上记载一则轶事：玄宗封禅泰山时，七岁的刘晏曾献《东封书》，此说虽时间略有出入，但可佐证其出生年份正值开元初年政通人和之时。《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胡三省注特别指出："晏以经济之才，起于童年"，将其财政天赋的萌芽与其出生时代紧密关联——那正是宇文融开始推行括户政策（715年）后的第二年，大唐帝国对理财能臣的渴求已现端倪。

《全唐文》卷三百七十收有刘晏《对词藻宏丽科策》，其中"臣生逢尧舜"的自述，恰可映照其出生时的时代背景。开元四年，玄宗罢免了聚敛之臣姜师度，姚崇、宋璟共理朝政，这个在清明政治氛围中降生的婴儿，后来成为大唐财政体系的重要改革者，似乎冥冥中已有定数。

年仅9岁的刘晏因献颂文，被唐玄宗授任秘书省正字，成为闻名遐迩的神童

开元十三年（725年）的东都洛阳，正值玄宗皇帝泰山封禅归来，九岁的刘晏手捧《东封书》立于行在殿前。据《旧唐书·刘晏传》载："玄宗封泰山，晏始八岁，献颂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张说试之。"《明皇杂录》更绘其神采："晏虽幼，体貌秀异，进退如成人。"

张说当场以"方国科斗"为题考校，刘晏应声而答："昔周公摄政，法度更张，蝌蚪成文，老儒莫辨。"这番对答令满朝震动。《唐会要》卷七十六记载："说曰'国瑞也'，即授太子正字。"玄宗亲抚其顶，赐牙笏锦袍，此事遂成盛唐文坛佳话。

刘晏入秘书省后，公卿竞邀，号为"神童"。《新唐书·艺文志》录其《刘晏集》十卷，注云："晏幼慧，七岁举童子科。"虽后世学者考证其授正字实为九岁（如《登科记考》引《永乐大典》所载开元十三年条），然其天才早慧确凿无疑。

秘书省正字虽仅为从九品下，但掌校雠典籍，非通晓经史者不能胜任。《通典·职官》载其职掌："正字掌刊正文字，其官资轻重与校书郎同。"九岁童子位列清要，实为唐代科举制度中童子科登第的典范。后李翰在《通典序》中赞曰："刘晏方岁，已负天下之名。"

安史之乱爆发，刘晏先后在地方任职，负责筹集军饷等事务

烽火连天的天宝十四载，当安禄山的铁骑踏破潼关的月色，大唐的锦绣山河在渔阳鼙鼓声中骤然碎裂。时任侍御史的刘晏，此刻正以他如椽之笔在历史的竹简上勾勒出另一番气象——这位日后被誉为"管萧之亚"的理财圣手，在国运倾颓之际展现出了惊人的行政才能。《旧唐书·刘晏传》记载其"时天下户口逃亡，租庸顿绝"，而刘晏临危受命，"总领东南财赋，以给军兴"。

乱世中的理财术首先在襄阳显其锋芒。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载，至德元载（756年）刘晏出任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他在汉水之滨设立转运枢纽，将江南漕粮"自襄阳溯汉水至洋川，令汉中王瑀陆运至扶风以助军"。这种水陆联运的创新，使得"江、淮粟帛，繇襄、汉越商於以输京师"，当叛军切断传统漕运路线时，这条生命线维系着肃宗朝廷的命脉。李翰在《刘晏论》中盛赞其"当抢攘时，能使赋役均平，军国有继"。

次年转任彭原太守时，刘晏的财政智慧更见精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其创立"食盐专卖法"，在陇右道推行"官收、官运、官销"制度。他命人"自潞州导青陂渠，以济饷道"，又"置盐院于嘉兴、临平"，将盐利转化为军费。这种将战时经济与民生调控相结合的举措，使得《唐会要》卷八十七特别记载"军需充给，皆出于晏"。元稹后来在《钱货议状》中追忆这段历史时称："刘晏之筹策，虽在乱离，能使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广德元年（763年）平定史朝义时，刘晏在河南道的作为。《册府元龟·邦计部》详载其"以盐铁为漕佣，不发丁男，不劳郡县"，创新性地用盐税雇佣专业船夫，既保障了漕运效率，又避免了强征民夫引发的动荡。杜佑在《通典·食货典》中统计，此举使得"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而百姓"不知其役"。这种"取人不怨"的理财哲学，恰如后来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所言："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正盐官之法。"

当战火渐熄，刘晏在废墟上重建的经济体系已蔚然成型。《文献通考·国用考》记载其"岁入钱六十万缗"，而《玉海·食货》更称"大历末，通天下之财而计其所入，三倍于初"。这些冰冷数字背后，是一个文人用算盘与笔墨在烽烟中写就的传奇。苏轼在《策别》中的评价或许最能概括这段历史："唐之财政，得刘晏而再造，虽乱而不亡者，晏之力也。"那些穿梭于汉水漕船上的灯火，终成照亮中唐经济复苏的星芒。

刘晏被任命为户部侍郎兼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开始全面主持财政工作

宝应元年（760年）的长安城尚带着安史之乱的硝烟味，代宗李豫甫登大宝，便以"京畿物价腾踊，帑藏空虚"（《旧唐书·刘晏传》）的危局将户部侍郎印信交予刘晏。时人只见这位"神童出身，弱冠登朝"的能吏接过度支、铸钱、盐铁三使职衔，却不知这场任命将如何撬动中唐财政的乾坤。

盐铁专营：利归朝廷的缜密棋局
刘晏甫上任便奏请"罢无名之敛，省不急之费"（《新唐书·食货志》），却对盐政施以雷霆手段。他改革第五琦的官收官卖旧制，创"就场专卖法"——"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二》）。此法既保"岁入钱六十万缗"的国库收益，又使"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旧唐书·食货志》），商民两便。史载盐利由至德年间的四十万缗，至大历末激增至六百余万缗，"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唐会要·卷八十七》）。

漕运再造：千里漕波的精密算计
面对"漕路湮废"的困局，刘晏亲赴三门峡"见宇文恺梁公堰遗迹"（《唐语林·卷二》），以"缘水置仓，转相受给"的分段运输法重构漕运体系。他造"上门填阙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新唐书·食货志》），更创"十运无失一"的押运制度。当首批江淮漕粮抵达长安时，"天子闻米至陕，喜甚，遣卫士以鼓吹迓于东渭桥"（《旧唐书·刘晏传》），岁运量最终恢复至贞观盛时的百万石规模。

钱法新章：轻重相权的金融智慧
面对"钱重货轻"的通货紧缩，刘晏在铸钱使任上推行"广铸钱，禁滞铜"政策。他在商州红崖冶"增工铸钱"（《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四》），更奏准"禁诸道州县置私铜冶"（《册府元龟·卷五〇一》），使"天下岁铸钱三十二万七千缗"（《新唐书·食货志》）。其"因物制宜"的平准法尤为后世称道："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旧唐书·食货志》）。

当大历十四年（779年）刘晏总领天下财赋时，史家笔下已留下"军国之用，皆仰于晏"（《资治通鉴·卷二二六》）的定评。然其改革精髓，恰如《通典》所记"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通典·食货十》），在利国与便民的天平上，这位"自言如见钱流地上"（《唐国史补·卷上》）的理财家，终以"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新唐书·刘晏传赞》）的智慧，为唐王朝续写了数十载的经济传奇。

刘晏改革漕运，疏浚河道，组织人力物力，采用分段运输法，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解决了关中粮食供应问题

广德元年，关中饥馑，米斗千钱，禁中无兼时之积。《旧唐书》卷四十九载："时新承兵戈之后，中外艰食，京师米价斗至一千。"漕运阻绝，粮道不通，朝廷百官竟需自拾薪炊。代宗临轩叹曰："漕路久梗，衣食之源，朝廷大计，谁可办者？"

刘晏受命于危难之际，巡行河道，自江淮至河阴，千里踏勘。《资治通鉴》卷二二五记其"周历河渠，尽得其病利"。见汴水淤塞，便奏请疏浚汴渠，引黄河水入汴，使"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沧波挂席，西指长安"。又创分段转运法，《新唐书·食货志》详载其制："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

其法极尽巧思，沿河设转运仓，使"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仓以待"。更造坚固漕船二千艘，每船载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唐会要》卷八十七称其"岁运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又于扬子置十场造船，计工给值，竟使船价比旧减半。

晏更立盐法相辅，《旧唐书》称"盐法大兴，漕运畅通"。自淮北列置巡院，募疾足者置驿相望，四方物价低昂，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能权万货轻重，使天下无甚贵贱之忧。

代宗尝谓晏曰："卿，朕之酂侯也。"《资治通鉴》赞其"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资，以佐军兴"。八年之间，关中蓄积复充，《新唐书》称"天子闻米价减至一斗三钱，喜见眉宇"。漕舟所至，如钱塘潮涌，昼夜不绝，终使"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

刘晏对盐政进行改革，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专卖制度，既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又减少了百姓负担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安史之乱甫定，天下户口十不存一，国库空虚如洗。时任户部侍郎的刘晏临危受命，以"盐铁之利，所以养百姓"为念，对积弊已深的盐政施行了一场静水深流般的变革。

是时盐政之弊，《旧唐书·食货志》载："盐价腾踊，斗至三百七十钱，百姓有淡食者"。刘晏亲赴江淮盐场考察，见"亭户困于盐吏，商旅阻于苛税"，遂创"民制、官收、商运、商销"新法。据《新唐书·刘晏传》记载，他裁汰冗员，"尽罢盐铁使，置巡院以督之"，将盐户所产之盐"官为出粜"，再由商人"任其所之"。此法看似简朴，实含深意：官府控制源头而放活流通，正如《资治通鉴》所言"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

为防奸商垄断，刘晏于全国设十三巡院，《唐会要》详载其"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形成精密的信息网络。又在偏远地区建"常平盐仓"，据《册府元龟》记载，当商贾不至时，"减价以粜，谓之常平盐"。这种宏观调控手段，使盐价始终稳定在"斗盐百十钱"的合理范围。

改革成效卓著，《旧唐书》称"初岁入钱六十万贯，季年所入逾十倍"。而更难得者，在于"国用足而民不困"，杜佑《通典》赞叹："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盐税收入从战乱前的四十万贯激增至六百万贯，占国家赋税之半，却未见百姓怨声载道。

史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点此制："晏之理财，于盐铁独得其要"。其妙处正在于把握官府与商民之间的平衡：以官收防私贩，以商销促流通，以信息平物价，终成"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治世典范。千年而后，犹见这位理财大家在账簿堆里运筹帷幄的智慧光芒。

刘晏在各地推行常平法，通过调节粮价，稳定市场，保障民生

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江淮转运使刘晏于灾荒连年之际，以"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资"的宏阔视野，在东南诸道推行常平法。《旧唐书·刘晏传》载其"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构建起覆盖全国的物价监测网络。

在具体实施中，刘晏遵循"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古法，《资治通鉴·唐纪四十》记载其"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根据各地粮价波动，"粟贵则减价粜之，贱则增价籴之"。杜佑《通典·食货十二》详述其运作："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丰歉之状递报，晏据此施为"，形成"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的良性循环。

针对漕运关键环节，刘晏创新采用"囊米"之法。《新唐书·食货志》称其"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岁省缗钱数十万"，又"分吏督船工，调巴、蜀、襄、汉麻枲竹筱为绹挽舟"，使江淮粮秣得以高效转运。苏冕《会要》特别记载其"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的惊人成效。

此法推行后，《旧唐书》赞其"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时人赵赞《上代宗疏》称："今晏所行，江淮粟帛，繇襄汉越商于以输京师，及诸道盐铁转运使如晏，诚国家之幸。"陆贽后来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评价："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

唐德宗即位，刘晏继续掌管财政

大历十四年五月，代宗崩，德宗践祚。时"天下钱谷，积年丰羡"（《旧唐书·刘晏传》），而新君临朝，首重度支。刘晏以"计相"之姿，再执财政牛耳，其手腕之精妙，恰如《资治通鉴》所载："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

是年长安霜早，江淮漕运犹滞。晏立于含元殿阶前，袖中算筹簌簌有声，奏曰："臣请以盐利为漕佣，不发丁男，不劳郡县。"（《新唐书·食货志》）此策承其旧制而益加精密，令"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唐会要·漕运》）。德宗抚案称善，赐紫金鱼袋，晏却拜而言："此乃先帝遗泽，臣敢贪天功乎？"

时值吐蕃寇边，军费骤增。晏于政事堂昼夜持筹，创"以商税充军"之法。《册府元龟·邦计部》详载其制："令商人纳榷于道，随所在缮甲兵。"又遣精明吏员"驰驿四出"，核查诸道仓储，凡"羡余悉输太仓"（《旧唐书·德宗纪》）。未及半载，太仓粟竟积至"七百万斛"，恰如韩愈《顺宗实录》所叹："中外粮廪皆满，百姓无愁叹声。"

然晏之行事，素为权贵所嫉。《唐语林·政事》载其冬日入朝，袍袄素敝，德宗遣中使赐貂裘，晏固辞曰："臣领度支，敢以廉俭先天下。"其清介如此。每值暮鼓响彻皇城，晏犹秉烛校核文簿，案头《钱谷类要》朱墨交错，竟将"安史之乱后虚耗之簿，尽为实数"（《玉海·食货》）。

是岁除夕，长安雪深三尺。晏独坐尚书省，指间铁算盘声与更漏相和。窗外万家灯火，皆映照着这位"斡山海，排商贾"（柳宗元《唐故尚书户部郎中魏府君墓志》）的理财能臣，正以精微之数，编织着中唐财政的经纬。

杨炎为相，因私人恩怨构陷刘晏，刘晏被贬，后被赐死

建中元年（780年）正月，长安城尚沉浸在元日的余庆中，宰相杨炎却于政事堂执笔疾书，奏章上"刘晏昔年附会奸邪，谋立独孤后，朕以时论不平，隐而不发"等语赫然在目。《旧唐书·刘晏传》载："炎欲诬晏以忠州谋叛，惧天下不服"，这位曾"总领财赋十余年，军国之用皆仰于晏"的能臣，此刻竟因二十年前的旧怨被推上风口浪尖。

当年刘晏审理元载案时，杨炎亦受牵连贬官。《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详记："晏与炎有隙，晏掌财政，炎为吏部侍郎，各恃权使气，两不相下。"及至德宗新立，杨炎拜相，立即着手报复。他先夺刘晏盐铁、转运使之职，又命庾准为荆南节度使监视。唐人李肇《国史补》记其手段："炎乃取晏所行盐法，悉奏改之"，欲从政绩根本处否定刘晏。

七月甲午，中使驰至忠州。《新唐书·刘晏传》载："炎讽庾准奏晏与朱泚书，辞多怨望，又搜卒，擅取官物。"虽"晏忠清，以矫佞侵之，其死非罪，天下冤之"，终被赐自尽。司马光在《通鉴》中痛惜："晏死，户部侍郎韩洄上言盐法之弊，德宗始悟，然业已杀之。"其家眷徙岭南，门生故吏多受牵连，正如《旧唐书》所言："时炎兼删定使，议籍没其家，众论不可乃止。"

刘晏临终前手书《谢上表》，"臣总司钱谷，夙夜忧勤，今以谤死，诚不敢恨"之语，令后世读史者扼腕。杜佑在《通典》中评其经济之才："晏殁后二十年，而韩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卢徵、李若初继掌财利，皆晏故吏，其法未尽更，可见当时之制为尽善也。"一代能臣竟以"怨望"之名陨落，实为德宗朝最大冤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