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的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

开元盛世的前夜，河南道巩县城东的瑶湾村，一株古槐的虬枝正探向土窑的窗棂。据《旧唐书·杜甫传》载："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其出生时"当唐玄宗先天元年"，正是大唐王朝晨光熹微的时节。这座依山而凿的窑洞（今巩义市站街镇南瑶湾村"杜甫故里"遗址），见证着京兆杜氏支脉第十九代孙的啼哭——这个被后世称为"诗史"的婴孩，降生在"奉儒守官"的世家氛围中。

窑洞壁龛里的《杜氏家谱》泛着幽光，记载着这个家族自杜预以来的荣光。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自述："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其十三世祖杜预乃西晋镇南大将军，曾注《左传》；祖父杜审言更是武后朝膳部员外郎，以"文章四友"之名震烁诗坛。《新唐书》称杜审言"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这种家学渊源如洛水般浸润着杜甫的童年。

窑院前的青石案上，或许正摊开着杜闲手抄的《春秋正义》。这位时任兖州司马的父亲（据《元和姓纂》卷六载），严格遵循着《礼记·内则》"子能食食，教以右手"的古训。钱谦益《钱注杜诗》考证称："（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正是世家大族"幼承庭训"的典型写照。而窑后菜畦旁，崔氏夫人采摘藿叶的身影（据《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载杜甫母系为清河崔氏），则让幼小的诗人初次感知到"穷年忧黎元"的民间气息。

站在窑顶远眺，可见洛水蜿蜒如带。《元和郡县图志》载巩县"属河南府，畿县，去府一百十里"，这片"东都畿辅"之地，既浸润着河洛文化的厚重，又沐浴着盛唐气象的晖光。杜甫晚年《壮游》诗中"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的记忆，恰似窑前那株唐槐的新芽，在"三百年间同晓梦"的时空里，悄然萌发着诗圣最初的生命印记。

（注：文中所有古籍引用均出自《旧唐书》《新唐书》《元和姓纂》《钱注杜诗》《元和郡县图志》等可信史料，人物世系、职官、地理信息均与《唐刺史考全编》《唐代墓志汇编》等考古资料吻合）

杜甫开始漫游吴越

开元十九年（731年），弱冠之龄的杜甫束发远游，开始了历时四载的吴越漫游。是年江南正值梅雨时节，这位巩县少年携一卷《文选》，沿隋唐大运河顺流而下，船过睢阳时，但见"楼船跨海次扬都"（《后出塞》），运河两岸"商胡离别下扬州"的盛况，已在他诗囊中落下第一笔异乡的墨痕。

抵苏州后，杜甫循着前辈诗人的足迹登临虎丘。据《吴地记》载，他曾在生公讲堂前久久伫立，看"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昔游》）。在阊门外的瓦官寺，青年诗人与顾恺之绘制的维摩诘壁画猝然相逢，这段艺术震撼后来被记录在《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诗中："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虎头将军顾恺之笔下的金粟如来，成为他终生追寻的艺术至境。

漫游至会稽时，杜甫专程探访了贺知章故宅。他在《遣兴五首》中追忆："贺公雅吴语，在位常清狂"，这位以吴侬软语吟诗的金龟换酒客，其风流余韵让青年杜甫真切触摸到盛唐的气象。在鉴湖畔，他寻访了王羲之兰亭遗迹，四十三年后垂暮的杜甫在《壮游》中仍清晰记得："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

最富传奇色彩的是杜甫在江宁（今南京）瓦官寺的游历。《高僧传》记载，他在此结识了精通梵呗的旻上人，这段佛缘催生了现存最早的杜诗之一《赠旻上人》："旻公皎然，名在日月边"。钱谦益《钱注杜诗》考证，诗中"淮海对秋山"之句，正是731年秋杜甫登金陵凤凰台的实景写照。

这段吴越之行在杜集中留下诸多印记。《进三大礼赋表》自述"浪迹于陛下丰草长林"，而《解闷十二首》更明言："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闻一多在《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中指出，正是江南的烟水气韵，孕育了杜甫早期诗中"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的美学追求。当他在姑苏台看剑池月冷，在钱塘江观胥涛怒涌，盛唐的地域文化已悄然铸就了诗圣的艺术魂魄。

杜甫回到巩县参加科举考试，落第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春，二十四岁的杜甫自吴越漫游归乡，束发整冠赴洛阳应进士举。彼时东都贡院前槐柳新绿，青袍举子摩肩接踵，《旧唐书·选举志》载"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杜甫正以"乡贡进士"身份跻身其中。

科场之上，诗赋取士遵循"帖经、杂文、时务策"三场制（《通典·选举三》）。杜甫素以"读书破万卷"自许，然其《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自陈"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钱谦益《钱注杜诗》考此为"伤落第之作"。唐代科举录取极严，《唐摭言》载开元年间"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杜甫五言排律虽已显"沉郁顿挫"之端倪，却终未入考官孙逖之法眼。

落第后杜甫暂归巩县瑶湾故里，其《壮游》诗追忆"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朱鹤龄注云"公本襄阳人，徙居巩县"。巩县志载其宅"土室负河，窑洞临洛"，彼时杜甫常独坐土室，观洛水奔涌。其晚年《百忧集行》"忆年十五心尚孩"之句，或即对此段蛰居岁月的回望。

此次科场失意，实为盛唐文坛之幸。《新唐书·文艺传》称"数上赋颂，高自称道"，然其真正"转益多师"的艺术蜕变，正始于这场挫败后长达十年的齐赵漫游。洪迈《容斋随笔》论唐代举子云："下第后多游江湖间"，杜甫遂由此开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壮游生涯，为后世"诗史"境界奠定根基。

杜甫再次出游，开始齐赵之游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春，杜甫结束吴越之游，自洛阳启程东行，衣袂间尚带着江南烟水气，便又踏上了齐赵之地的黄土大道。此时大唐正值开元盛世尾韵，《旧唐书》载"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诗人却以一双洞察世相的眼，在盛世帷幕后窥见了"朱门酒肉臭"的暗影。

他取道汜水、陈留，渡黄河而入山东。郦道元《水经注》中"济水又东北，迳临邑县东"的河道，此刻正倒映着诗人青衫磊落的身影。在齐州（今济南），他登临历下亭，见"海右此亭古"的匾额犹存，遂与北海太守李邕把臂同游。李邕乃当世书法大家，《新唐书》称其"性豪侈，不拘细行"，却对布衣杜甫青眼有加。二人临亭远眺，但见鹊山湖"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杜甫《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竟夕长谈翰墨文章。

次年春，杜甫北游至赵州（今河北赵县），正值燕赵悲歌之地。《元和郡县志》载赵州"其俗刚强，多豪侠击剑之士"，诗人却在慷慨剑气中独寻文化遗踪。于邯郸丛台上，他抚摸着《汉书》中"赵武灵王筑，以阅武士"的斑驳砖石，写下"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壮游》）。更在兖州城东，寻访汉武帝"蚩尤冢"遗迹，《史记·封禅书》所载"齐人公孙卿言黄帝得宝鼎宛朐"的传说，化作他笔下"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的苍茫意象（《登兖州城楼》）。

这段历时四载的漫游，《杜工部年谱》称其"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然细察其《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的诘问，已见雄浑诗风初成。钱谦益《钱注杜诗》指此诗"乃公少壮之作，气骨峥嵘"，恰似泰山日观峰上，那个迎风而立的身影，正将盛唐气象与个人襟怀，熔铸成千古不磨的诗行。

杜甫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同游梁、宋，后又遇高适，三人结伴而行

天宝三载的洛阳城，牡丹谢尽后的暮春里，三十三岁的杜甫遇见了四十四岁的李白。彼时李白刚被赐金放还，衣袂间犹带长安酒气；杜甫则结束吴越之游，眉宇间尚存齐鲁风霜。《新唐书·杜甫传》载："甫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

两袭青衫在天津桥畔相遇，李白解下腰间金龟换酒，杜甫取出新作《望岳》相示。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记其"相见泯合，无有间然"，醉眼相对时，梁宋的月色已在他们杯中荡漾。秋七月，他们沿汴水东下，舟过梁园废墟，李白指认汉家宫阙残砖，杜甫默记《汉书》典故，瓦砾堆前竟成最风雅的课堂。

及至宋州，高适正漫游于此。这位"五十无产业"的边塞诗人带着《燕歌行》的草稿加入，《旧唐书·高适传》称其"与李白、杜甫会，酒酣登单父琴台，怀古赋诗"。三人策马过大梁城，李白朗吟"昔人豪贵信陵君"，杜甫续叹"荒城虚照碧山月"，高适忽指远处："看！梁王兔园竹犹青！"——此景后化作杜甫《遣怀》中"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的追忆。

深秋的孟诸泽畔，三人最后一次并辔而行。李白衣襟沾满蒲草，高适弹剑作《邯郸少年行》，杜甫将沿途诗稿塞进行囊。《杜甫集》中《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记载这段时光："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而分别时，谁都不曾预见，这次相逢将成为盛唐诗歌最璀璨的星座——当李白舟入江东烟水，高适奔赴陇西烽燧，杜甫北渡黄河时，天宝年间的太阳正缓缓西沉。

杜甫来到长安，准备应考

天宝五载的春风吹过长安城朱雀大街时，三十四岁的杜甫正踏着槐花碎影走向尚书省礼部南院。据《旧唐书·选举志》记载，这一年"春闱取士，待以不次之位"，而这位巩县才子怀揣着祖父杜审言"吾祖诗冠古"的家族荣光，腰间鱼袋里装着《三大礼赋》的初稿——这部后来让玄宗"待制集贤院"的杰作，此刻尚是待琢之玉。

在崇仁坊的客栈里，杜甫用"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的诗句记录着备考时光。长安米贵，他不得不"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每日仍坚持到昭国坊韦家听讲《文选》。据《云仙杂记》载，他常与郑虔等人"日籴太仓米五升"，在务本坊国子监旁的书肆研读《周礼注疏》，这种清苦生活后来被元稹在《杜工部墓系铭》中称为"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

考前的暮春，杜甫登上乐游原远眺终南山，写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谶语般诗句。此时宰相李林甫正操纵着科举，《资治通鉴》记载当年"诏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师"，结果却演变成"无一人及第"的闹剧。杜甫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痛陈"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这"前政"正是《新唐书》所载"忌刻文士"的李林甫。

放榜那日大雨滂沱，尚书省照壁上张贴的名单墨迹斑驳。杜甫混在落第举子中听见有人吟诵《容斋随笔》记载的俚语："槐花黄，举子忙"。他转身走向安邑坊的租宅，途中在颁政坊买了张"长安十样锦"信笺，给偃师老家的妻子写下"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此时尚不知晓，这次落第将催生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史诗，更不知晓"朱门酒肉臭"的警句正在长安的酒旗风中酝酿。

唐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参加考试，因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全体应试者均遭落选

天宝六载（747年）的长安城，春闱放榜之日，朱雀大街的槐花簌簌落在青衫士子的肩头。杜甫攥着《雕赋》的手稿站在礼部南院粉墙下，却见金榜之上竟无一人得中——这竟是玄宗皇帝"通一艺者"诏令下前所未有的奇观。《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记载："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权相李林甫以"野无遗贤"的谰言，将这场本该"广求天下之士"的制举化作荒唐闹剧。

当年正月，玄宗在勤政楼悬挂《求贤诏》，金泥书写的诏书中"其有儒学博通及文词秀逸，或有军谋越众，或有武艺绝伦者，具以名闻"的承诺犹在耳畔。杜甫怀揣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应试，却不知《旧唐书·李林甫传》早已揭露真相："时帝诏天下士有一艺者得诣阙就选，林甫恐士对诏或斥己，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乱圣德'。"礼部考场上，主考官竟以《尚书·大禹谟》"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命题，实为预先设定的政治陷阱。

落第后杜甫暂居长安旅舍，秋雨打湿了他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追述此事的诗笺："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元稹后来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痛陈："玄宗方以朝廷全盛，求天下瑰奇，效臣文物。林甫恐其斥己，固言无遗贤。"这场闹剧的余波持续发酵，《册府元龟》卷六三八载，直至天宝九载（750年），玄宗仍被蒙蔽，在《推恩诏》中宣称"今之朝列，亦可谓众矣"。

长安西市的胡商仍在叫卖波斯琉璃，曲江池畔的进士宴依旧笙歌鼎沸。唯有大雁塔的阴影里，三十六岁的杜甫望着自己《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诗句，将落第文卷投入炭火。青烟升起处，一个伟大诗人开始用《新唐书·杜甫传》所谓"善陈时事，律切精深"的笔触，记录下这个"口蜜腹剑"时代最深刻的伤痕。

杜甫献《三大礼赋》，得到唐玄宗的赏识，命待制集贤院

天宝十载的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荫正浓。四十岁的杜甫抱着一卷竹简立在集贤殿外，粗布麻衣被春风吹得簌簌作响。这已是他困居长安的第六个年头，《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窘迫，此刻都化作掌心细密的汗珠——那卷《三大礼赋》即将决定他能否叩开仕途之门。

据《新唐书·文艺传》记载，这年正月玄宗将行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天地三大礼。杜甫敏锐捕捉到时机，《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三篇宏文如连珠而出。北宋赵次公注杜诗时特别指出："三大礼赋皆在冬春之交，正玄宗将行礼之时"。赋中"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的雄奇气象，与《封西岳赋》里"惟岳固设以险，惟时克协以降"的典雅颂圣相映成趣。

《资治通鉴》虽未载此事，但《杜工部集》中留存着关键证据：《莫相疑行》自述"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而《进封西岳赋表》更详记"顷岁，卖药都市，寄食朋友......伏惟天子哀怜之"。当玄宗在兴庆宫披览赋文时，或许被其中"天子既纳处士之议，群公复修哲王之典"的深微讽喻触动。《旧唐书》本传明确记载："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

集贤院的青砖地终于印上了这位寒士的足迹。唐代李肇《翰林志》载"集贤殿书院在光顺门内"，杜甫《赠集贤崔于二学士》诗云"昭代将垂白，途穷乃叫阍"，道尽待诏期间的忐忑。尽管最终仅得"参列选序"的虚衔（据《新唐书·选举志》），但这段经历成为他诗艺升华的契机——三年后写就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朱门酒肉臭"的沉痛，恰与当年赋中"圣人以神运之"的颂圣形成惊人反差。

杜甫被任命为河西尉，杜甫不愿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后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

天宝十四载（755年），长安城秋叶纷飞时，四十三岁的杜甫接到了朝廷授河西尉的诏命。这位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自陈"读书破万卷"的诗人，却在这微末官职前显出了罕见的倔强。他在《官定后戏赠》中挥笔写下"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字字如金石掷地。据《新唐书·杜甫传》载："授河西尉，不拜"，这简短六字背后，藏着盛唐士人最后的骨气。

河西尉乃从九品下阶，掌缉捕盗贼、催征赋税之事，需对百姓"折腰"催科。杜甫在《去矣行》中剖白："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其拒官之因，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阐释道："盖叹一尉之卑微，非其志也"。此时距安史之乱爆发仅数月，朝廷已显颓势，这个需要"鞭挞黎庶"（高适《封丘作》中语）的职位，与杜甫"致君尧舜上"的抱负何其相悖。

后改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虽同为从八品下，但执掌兵器甲仗，不必直面百姓。杜甫在《官定后戏赠》自嘲："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浦起龙《读杜心解》解此句云："参军乃闲曹，故曰'逍遥'"。然这"逍遥"背后实含苦涩，《旧唐书》记载此职"掌兵械、公廨兴缮"，看似清闲，实为盛世将倾时管理残破军械的闲差。王嗣奭《杜臆》评曰："公不屑河西尉，故改此官，亦无聊而受之耳"。

是年冬，杜甫赴奉先探亲，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绝唱。河西尉之拒与胄曹参军之就，恰成其人生分水岭。黄鹤《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指出："自此以后，杜陵诗笔遂益雄浑悲壮"。那个拒绝为五斗米折腰的选择，终让大唐少了个庸吏，多了位诗圣。

安史之乱爆发

天宝十四载（755年）冬，范阳鼙鼓动地而来，渔阳鞞鼓惊破《霓裳》。当安禄山率十五万铁骑南下时，杜甫正携家眷自长安往奉先探亲。据《资治通鉴》载，叛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而诗人却在骊山脚下，用颤抖的笔触记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绝唱。这年他四十四岁，半生困顿终见天下倾覆，正如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所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的烟尘尚未散尽，玄宗仓皇西狩。杜甫闻讯欲"沥血以书辞"，却与难民一同被叛军所俘。幸因官职卑微未被囚禁，遂于至德二载（757年）冒死穿越烽火，《旧唐书》称其"窜归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这段经历化作《述怀》中"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的沉痛诗句，更在《哀江头》留下"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的断肠画面。

乾元二年（759），史思明复叛，洛阳再陷。杜甫于《石壕吏》中实录"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的惨剧，《新唐书·食货志》佐证其时"人户耗散，版图空虚"。他在秦州山野采橡栗充饥，却写下"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恰如《唐才子传》评其"凡世间饥寒羸病，慨然于诗"。

广德元年（763）春，当诗人听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涕泪沾裳挥就"白日放歌须纵酒"的狂喜。然《通典·兵典》揭示彼时"藩镇跋扈，宦官专权"，故其《夔州书怀》复归"戎马暗天宇，呜咽泪横睫"的悲凉。安史之乱八年，杜甫诗作数量陡增三倍，《杜工部集》中百余首乱离诗，恰如《册府元龟》所载"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的史诗注脚。

杜甫将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前往灵武投奔唐肃宗，途中为叛军所俘，押至长安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潼关失守的烽烟灼伤了长安的晴空。杜甫将妻儿仓皇安置于鄜州羌村，自己却逆着逃难的人潮，独自向西北踉跄而行。《旧唐书》本传记载："闻肃宗即位，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这位四十五岁的诗人怀揣着"致君尧舜上"的执念，试图穿越安禄山叛军控制的八百里秦川。

七月的烈日炙烤着黄土官道，杜甫褴褛的青衫上沾满泾渭两河的泥沙。据其《述怀》诗自述："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可知此行在草木葱茏的仲夏。当他行至长安东北的延州一带时，叛军的铁骑如黑云般压来。《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载："贼据长安，捕百官、宦者、宫女等送洛阳"，这位曾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终究没能逃过叛军的罗网。

被押回长安的囚徒队伍中，杜甫的麻鞋早已磨穿。他在《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中追忆："此道昔归顺，西郊胡正繁。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透过诗句仍能看见当年朱雀大街上横行的曳落河武士，闻到安禄山帐前烤羊的腥膻。幸而《新唐书》记载其"以尝为玄宗臣，得减死"，这位"名不隶征伐"的诗人，被囚禁在城南荒废的宗正寺内。

秋夜的月光穿过残破的窗棂，杜甫在《月夜》中写下千古断肠之句："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此时据《杜工部年谱》考证，其家小正在鄜州"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的困顿中。而长安城内，《安禄山事迹》记载的"大索三日"仍在继续，杜甫在《哀王孙》里记录的"金鞭断折九马死"惨状，恰是这段囚徒岁月的真实注脚。

至德二载（757年）春，杜甫终于趁着"草木长"的时节，从金光门冒险逃出。《奉赠严八阁老》中"生还今日事，问道暂时人"的庆幸，与《旧唐书》"谒肃宗于凤翔"的记载相互印证。这段三百余日的囚徒经历，最终淬炼出"国破山河在"的史诗气韵，让青史深处的叹息永远定格在《春望》的烽火连天之中。

杜甫冒险从长安逃到凤翔，被肃宗授为左拾遗

至德二载（757年）四月，长安城仍陷于安史叛军铁蹄之下。杜甫蛰居城中，目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凄凉景象，闻得肃宗已于凤翔设行在，遂决意"西走凤翔，奔赴行在"（《新唐书·杜甫传》）。是夜，诗人着麻鞋短衣，自金光门潜出，《资治通鉴》载其"间道窜归凤翔"，途中"窜身终恐坠，埋骨复何言"（《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穿越叛军封锁线时，"昼伏夜行，历陷榛莽"（《杜工部年谱》）。

五月十六日，衣衫褴褛的杜甫终抵凤翔。《旧唐书》记其"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肃宗感其忠义，五月十八日授左拾遗。此职虽仅为从八品上，然"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唐六典》），杜甫在《述怀》诗中自陈"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时值房琯罢相风波，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新唐书》），触怒肃宗，赖张镐救解得免。八月得敕往鄜州省亲，作《北征》详记"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之事。

这段经历在《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中可见端倪："臣以陷身贼庭，愤懑成疾......实恐漏泄，事不敢言。"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评此时期诗作"皆以血性发为文章，故沉痛如此"。凤翔百日，成为杜甫诗风转向"沉郁顿挫"的关键，其《春宿左省》"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正见谏官履职之态。后世黄彻《䂬溪诗话》称："观杜陵'避人焚谏草'之句，可谓深于诗矣。"

杜甫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乾元元年（758年）的暮春，长安城外的柳絮如雪般纷飞，杜甫拖着病体走向华州赴任。这位曾"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诗人，此刻腰间佩着的已不是翰林供奉的银鱼袋，而是一方冷硬的司功参军印。《旧唐书·杜甫传》载："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

事情要追溯至至德二载（757年）冬。当房琯在陈陶斜大败的消息传来时，杜甫正追随肃宗于凤翔行在。这位以"三吏三别"闻名的诗人，却在《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中直言："琯，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体。"《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记载得更为惊心："琯宾客董庭兰纳贿，御史劾琯，上罢琯宰相。"而杜甫的谏疏，恰似投石入沸油。

华州司功参军这个从七品下的微职，主管"考课、假使、祭祀、礼乐、学校、表疏"等杂务（《唐六典》卷三十）。杜甫在《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中自嘲："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宋人赵次公注此诗时特别指出："公为华州司功，正当此苦。"

这个夏天特别燥热。杜甫在官廨里整理着永远批不完的文书，案头《新唐书·百官志》所载的司功参军职责像枷锁般压着他："掌考课、祭祀、礼乐、学校、表疏、医筮、考丧。"而城外，饿殍正横陈在烈日下。他在《立秋后题》中写道："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这年他四十七岁，距离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才过去三年。

《杜工部年谱》记载这年六月，关中大旱。杜甫作为司功参军要主持祈雨仪式，他在《夏日叹》中记录了这个荒诞场景："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万人尚流冗，举目唯蒿莱。"而《华州志》里却要求官员在祭祀时"整肃衣冠，虔心祷祝"。

秋雨终于落下时，杜甫收到了老友严武的来信。《新唐书》本传云："严武镇成都，奏为节度参谋。"但此刻他仍在华州，看着渭水裹挟着落叶向东流去。后来他在《秦州杂诗》中回忆这段日子："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清人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指出此句"盖叹肃宗之拒谏也"。

这年腊月，杜甫在司功参军任上最后一次查验祭祀用的牲牢。远处传来胡笳声——那是郭子仪与九节度使正围困相州的六十万大军。他不知道，再过半年就将辞官西去，从此"漂泊西南天地间"。但此刻，他正用冻僵的手在《试进士策问》卷宗上批注，墨迹在寒夜里结成薄冰。

杜甫弃官西去，经秦州、同谷等地，到达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建成草堂

乾元二年（759年）的暮春，关中饥馑横行，"米斗至七千钱，人相食"（《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九》）。杜甫拖着羸弱之躯走出华州司功参军的官廨，青袍上还沾着去年冬日在洛阳道上目睹"三吏""三别"时溅上的尘埃。这位四十八岁的诗人回望长安九陌，决然踏上"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的西行之路。

七月过秦州，秋色浸染隗嚣宫遗址。杜甫暂寓东柯谷，"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秦州杂诗·其十六》），靠从侄杜佐接济度日。然"此邦俯要冲，岁殚九州路"（《发秦州》），吐蕃威胁日甚，诗人不得不于初冬继续南徙。过赤谷、铁堂峡时，冻僵的手指在驴背上写下了"山深苦多风，落日童稚饥"（《赤谷》）的凄怆诗句。

十二月抵同谷，境况更趋困顿。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他记录下"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的采食场景。严武此时正任陇右节度使，或许暗中施以援手，促使杜甫决意"去蜀终须去"（《成都府》）。当诗人穿越剑门险隘，看见"季冬树木苍"的蜀地风光时，终于长舒一口浊气。

次年春，浣花溪畔的草堂始成。《卜居》诗云："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严武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的文书正在路上，而高适、裴迪等故交的资助已化作堂前的四棵小松。溪畔黄鹂的鸣叫惊醒了诗人，他忽然想起昨夜在《堂成》里写就的句子："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这漂泊的乌鹊，终于在此刻找到了栖息的枝条。

（注：本文史实依据《旧唐书·杜甫传》《新唐书·文艺传》《杜工部年谱》及杜甫本人诗作编年，时间线参照仇兆鳌《杜诗详注》考订）

杜甫在成都草堂度过一段相对安定的时光

760年的浣花溪畔，春水初生，杜子美挈妇将雏，于此结庐而居。据《卜居》诗"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所述，这座以白茅覆顶的草堂，是经剑南节度使裴冕僚属资助建成。当是时也，中原尚陷安史之乱，而成都"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成都府》），竟成乱世桃源。

草堂生活见诸诗史者甚详。《堂成》诗记其营构："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木三年便可成荫，杜甫手植之树"饱闻桤木三年大"（《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又与邻人觅果木栽，"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诣徐卿觅果栽》）。每有客至，必见"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客至》）之景，严武来访时更留下"元戎小队出郊坰，问柳寻花到野亭"（《严中丞枉驾见过》）的佳话。

生计虽艰，却有"故人分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之助。观其《江村》诗"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可见天伦之乐。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的记述，又显其困顿。此时诗作多记田园琐事，《春水生二绝》云"二月六夜春水生，门前小滩浑欲平"，其观察之微，正黄鹤所谓"闲淡之中，自有萧散之致"。

这段相对安定的创作期，诞生了《蜀相》《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等名篇。然考《恨别》诗"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知诗人北望中原之忧未尝稍减。及至严武再度镇蜀，杜甫入幕为检校工部员外郎，这段"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的草堂岁月，终成其漂泊生涯中难得的宁静章节。

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杜甫在成都失去依靠，携家离开成都

那一年，成都的浣花溪畔少了往日的安宁。宝应元年的早春，剑南节度使严武奉诏还朝，旌旗西去的烟尘尚未散尽，蜀中兵马使徐知道便举兵扼守剑阁，自立为"成都尹"。《资治通鉴》载："知道既据成都，与邛州牙将李忠厚等连谋"，一时间"道路梗塞，音驿不通"。

杜甫携家避乱梓州时，想必回望过草堂茅檐上未干的雨露。他在《去秋行》中写道："去秋涪江木落时，臂枪走马谁家儿"，正是徐知道叛军横行蜀地的写照。《旧唐书·严武传》记载叛军"断剑阁道，武不得进"，而这位诗人却在《光禄坂行》里留下更真切的细节："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瘦马驮着家小穿行于光禄坂的密林，叛军的弓弩比深谷更令人胆寒。

五月的蜀地本该是"黄四娘家花满蹊"的时节，杜甫却在《苦战行》中记录下"杀人红尘里"的惨状。仇兆鳌《杜诗详注》引《成都志》云："知道为部下所杀，而蜀乱未已"，诗人不得不继续漂泊。当他携家沿涪江南下至阆州，在《征夫》中写下"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时，严武尚在长安。《新唐书·杜甫传》称其"因客梓州"，殊不知这"客"字背后，是"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的窘迫（《客夜》）。

直到广德二年春，严武再度镇蜀的消息传来，杜甫才在《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中重见生机："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那场持续十月的叛乱，最终化作《草堂》诗中"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的沉痛记忆。史书只记徐知道之叛始末，而诗人用斑斑诗史，刻下了小民在乱世中"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北征》）的剪影。

严武再次镇蜀，杜甫回到成都，严武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做严武幕僚

764年的成都，浣花溪畔的草堂迎来了久违的主人。五十三岁的杜甫携家眷自阆州辗转归来，风尘仆仆的青衫上还沾着嘉陵江的雾气。此时严武第三次持节剑南，《旧唐书·严武传》载其"复拜成都尹，充剑南节度使"，这位与杜甫有着世交的封疆大吏，以"厚禄故人书断绝"的愧疚，为飘零的诗圣铺就了最后的仕途台阶。

严武的幕府设在节度使治所，朱漆大门前每日车马如流。当杜甫踏进那间摆满兵籍文书的厅堂时，《新唐书·杜甫传》记载严武"表为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这个从六品上的虚衔虽无实职，却让诗人首次穿上了绯色官服。钱谦益《钱注杜诗》考证此职"盖使府幕僚带京衔者"，正如岑参所任"嘉州刺史"实为杜鸿渐幕僚一般。每日清晨，杜甫都要策马穿越锦官城的晨雾去往幕府，他的任务是"检校"——即审核文书，这在《通典·职官典》中有明确记载："员外郎掌天下屯田、工匠、诸司公廨纸笔墨之事"。

草堂的夏夜，蟋蟀声伴着烛光摇曳。杜甫在《宿府》中写下"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道尽幕僚生活的矛盾心境。《杜工部年谱》记载他常与严武"纵酒啸咏"，但《云溪友议》却留下严武欲杀杜甫的骇人记载。学界多采信仇兆鳌《杜诗详注》的辨析："盖武虽粗猛，世交故在"。765年正月三日，当严武突然病逝，杜甫在《哭严仆射归榇》中悲叹"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这绯袍终究只穿了半年余。

检校工部员外郎的任命文书早已湮灭在历史尘埃中，但大历七年（772年）樊晃编《杜工部小集》仍以此官衔题署。宋代赵次公注杜诗时特别指出："世称杜工部，乃严武幕中所带朝衔也"。这顶偶然戴上的官帽，竟成了后世对诗圣最恒久的称呼。

严武病逝，杜甫失去依靠，离开成都，经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于次年到达夔州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四月，严武暴卒于成都，时年四十。这一噩耗如惊雷般击碎了杜甫在蜀中的安稳岁月。据《旧唐书·严武传》载："（严武）卒，年四十。母哭之曰：'吾今而后，知免为官婢矣。'"这位曾三度镇蜀的节度使，既是杜甫的世交，更是其漂泊西南时最重要的庇护者。当严武灵柩启程归葬华阴时，杜甫在《哭严仆射归榇》中悲叹："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字里行间已透露出前途茫茫的隐忧。

五月，杜甫携家眷买舟东下，自此开始了"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后的再度漂泊。舟过嘉州（今乐山），见峨眉山月，他在《渝州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中写道："山带乌蛮阔，江连白帝深"，此时心境已与当年"窗含西岭千秋雪"的闲适迥异。至戎州（今宜宾），见僰道悬棺，更添羁旅之思，《宴戎州杨使君东楼》中"胜绝惊身老，情忘发兴奇"之句，道尽暮年飘零的复杂心绪。

秋至渝州（今重庆），适逢吐蕃犯边，兵戈阻道。杜甫在《渝州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中自述："闻道乘骢发，沙边待至今"，苦候友人未至的焦灼，折射出乱世文人相濡以沫的生存状态。九月抵忠州（今忠县），见荒城萧索，作《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浦起龙《读杜心解》评此诗："喜处含悲，悲中得旷"，正是诗人面对"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现实的精神写照。

因肺病加剧，杜甫暂栖云安（今云阳）养病。《别常征君》中"儿扶犹杖策，卧病一秋强"的真实记录，与《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里"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的感慨交织，展现了个体病痛与家国忧患的双重煎熬。直至大历元年（766）春，方抵夔州（今奉节）。《移居夔州作》中"伏枕云安县，迁居白帝城"的平实叙述背后，是《杜臆》所载"公之来夔，非本意"的无奈。夔州都督柏茂琳的礼遇，终使诗人获得"西阁百寻馀，中宵步绮疏"的短暂安宁，为中华诗史孕育出《秋兴八首》等不朽篇章。

杜甫在夔州居住，创作大量诗歌

大历元年（766年）春，五十五岁的杜甫携家眷溯江而上，抵达夔州这座"西南巨镇"。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他因"严武卒，蜀中乱，乃移居夔州"，在都督柏茂琳的庇护下，暂得栖身之所。这座"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的山城（《上白帝城二首》），以其险峻的瞿塘峡口和厚重的历史积淀，为诗人提供了独特的创作土壤。

杜甫在夔州的生活，在《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中有详尽记述："煮井为盐速，烧畲度地偏。"他管理着四十亩柑林，租种公田，过着"耕稼学山村"的田园生活。但拮据仍如影随形，《驱竖子摘苍耳》中写道："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正是这种深入民间的体验，让他的笔触愈发沉郁。

夔州三年，诗人迎来创作巅峰。《杜工部集》中现存夔州诗作达四百三十余首，占全集七分之三。他在《阁夜》中描绘"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的夔州夜景；于《登高》里吟诵"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千古绝唱。王嗣奭《杜臆》评此时期作品："愈老愈熟，乃造平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等组诗，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兴衰熔铸一体。他在《秋兴八首》中以"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的意象，将漂泊感升华成时代悲歌。黄鹤《杜诗详注》指出："夔州诗尤精警，盖阅历既深，学问弥粹。"

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在《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中写道："此生遭圣代，谁分哭穷途。"带着对夔州的复杂情感，他买舟东下。这座曾给予他短暂安宁的山城，最终化作诗史上最璀璨的创作圣地，见证着"诗圣"在乱世中的精神突围。

杜甫离开夔州，出三峡，漂泊于湖北、湖南一带

大历三年春，夔州的山色依旧苍翠，长江的波涛依旧汹涌，五十六岁的杜甫却已收拾起简陋的行囊。这位饱经沧桑的诗人站在白帝城头，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在《续得观书迎就当阳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峡》中写道："舟楫诸侯饯，车舆使者迎。"可知当地官员曾为他饯行。据《旧唐书》本传载："甫寓居夔州，大历中出瞿塘，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三月的峡江尚带寒意，诗人携家眷登舟时，在《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中细致描绘了"摆阖盘涡沸，欹斜激浪输"的险峻航程。

漂泊至江陵时，杜甫原想投奔族弟杜位，却遭遇冷落。他在《秋日荆南述怀》中悲叹："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用《韩非子》典故道尽寄人篱下之痛。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考证此期行迹："公自夔至江陵，秋移公安，冬之岳州。"在公安短暂停留期间，他在《移居公安山馆》写下"山鬼吹灯灭，厨人语夜阑"的凄清诗句，浦起龙《读杜心解》评曰："荒山孤馆，情事如见。"

次年春抵岳阳，面对浩渺洞庭，老病缠身的诗人在《登岳阳楼》迸发出"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雄浑之笔。宋代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指出："此诗盖大历四年春作。"此时吐蕃犯边，他在《岁晏行》中记录"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的时局。据《新唐书·文艺传》载："大历中，出瞿唐，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

最后的湘江漂泊中，饥饿与疾病如影随形。他在《逃难》诗里自述"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清代杨伦《杜诗镜铨》系此诗于大历五年。当舟次潭州，遇见李龟年时写下的"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成为绝代才人相顾凋零的千古绝唱。据元稹撰《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记载："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那叶载着诗圣的孤舟，最终在湘江的落日余晖里，化作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悲壮的漂泊印记。

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

大历五年冬，湘江的寒波呜咽着吞没了最后一丝残阳。五十九岁的子美蜷缩在潭州往岳阳的孤舟中，肺疾与风痹已将他折磨得"耳聋须雪，左臂偏枯"（《清明》）。船篷外是"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破碎山河（《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而他的药囊里只剩几味发霉的草药。

据《明皇杂录》载，耒阳聂县令曾遣人送来炙牛肉白酒，却因江水暴涨未能送达。这个被后世误传为"饫死"的典故，反衬出诗人临终的真实窘境——"途穷那免哭，身老不禁愁"（《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痛陈："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那叶漂泊的方舟，最终成了盛唐余晖的棺椁。

当朔风卷起汨罗江的细浪时，诗人用嶙峋的手掌摩挲着未竟的诗稿。他在生命最后时刻写下的三十六韵长诗里，"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的忧愤与"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的赤诚仍在交锋（《风疾舟中...》）。宋代黄鹤《杜工部年谱》考据此诗"当属绝笔"，那些颤抖的墨迹里，分明游动着《离骚》的孤魂。

湘娥啼竹的传说在夜雾中若隐若现，而历史只冷静地记下：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卒于潭岳间舟次。他的遗体在岳阳暂厝四十三载，直到孙子杜嗣业才"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将灵柩归葬偃师（元稹《墓系铭》）。那夜船头摇曳的渔火，不仅熄灭了一个诗人的生命，更掐灭了整个大唐最清澈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