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僧孺出生

贞元十六年（780年），陇右道安定郡鹑觚县（今甘肃灵台）的牛氏宅邸传来婴啼，一代名相牛僧孺于烽火未熄的中唐降生。《旧唐书·牛僧孺传》载其"祖绍，父幼闻，皆仕州县"，这个出身中等官僚家庭的婴儿，彼时尚不知自己将卷入半个世纪后的"牛李党争"。

据《灵台县志》记载，牛氏祖宅位于达溪河畔的独店镇，其诞生时正值唐德宗建中削藩失败后的动荡年月。李肇《唐国史补》卷中记载："牛僧孺少时贫苦，以纸为业"，虽家道中落，却暗合韩愈"牛氏子孙盛"的预言（《昌黎先生集·牛公墓志铭》）。其出生年份恰逢陆贽入翰林、李泌拜相的历史转折点，《资治通鉴》称此年"天下户口三百万"，藩镇割据的阴影已笼罩大唐疆域。

杜牧《牛公神道碑》追述："公始生，双鹤集庭"，虽属谀墓之辞，却折射出时人对这位未来宰相的神异化想象。考《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牛氏实出陇西狄道一脉，其诞生地灵台在安史之乱后已成军事要冲，《元和郡县图志》载此地"西控蕃戎，东连邠岐"，这般兵戈频仍的成长环境，或许造就了他日后在《玄怪录》中展现的诡谲文风。

史家孙光宪《北梦琐言》记牛氏"形神清陋"，然《玉泉子》称其"幼即颖悟"，这种矛盾记载恰似他未来在政坛的毁誉参半。史载其出生次年（781年）朝廷始征茶税，这个与茶税改革同岁的生命，终将在晚唐财政变革中留下深刻印记。

登进士第，步入仕途

贞元二十一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槐花如雪时，三十岁的牛僧孺踏着新科进士的锦鞯，自尚书省礼部南院缓缓行出。据《登科记考》卷十五载："牛僧孺，贞元二十一年进士及第，时年三十"，其名赫然列于贤良方正科甲榜。是年主考官为礼部侍郎权德舆，《旧唐书》称其"取士不限资地，所奖拔皆名实相副者"，而少年时便"工属文、有志于学"的牛僧孺，终在连年落第后得遇伯乐。

放榜之日，曲江宴上笙歌鼎沸。李肇《唐国史补》记进士宴集之盛况："曲江大会，比为下第举人，其筵席简率。尔来渐加侈靡，皆为上列所据。"新科进士们簪花披锦，牛僧孺亦在杏园探花使的簇拥下，折得御苑新柳。白居易时任校书郎，其《酬牛相公杏园花下醉后见示》诗云"借问春风何处好？绿杨深巷马头斜"，或可窥见当日牛氏跨马游街的风采。

及第后循唐制守选待铨，牛僧孺暂寓长安光福坊。杜牧《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详述其早期仕宦："贞元中进士登第，始试秘书省校书郎"。这个正九品上的清要之职，恰是唐代进士释褐的典型起家官。《新唐书·选举志》载："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而牛氏对策中"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的锋芒，已隐约可见后来"李牛党争"中刚直不阿的影子。

是年八月，顺宗内禅，宪宗即位改元永贞。当王叔文集团推行"永贞革新"时，《资治通鉴》卷二三六记载牛僧孺"以方正敢言进"，虽官职卑微却已显露政治操守。其《玄怪录》中《元无有》篇所谓"君子困穷，达人知命"，恰可映照这位新科进士在政局剧变中守正不移的心志。

暮春时节，当牛僧孺踏着槐花离开皇城，腰间鱼袋已换上象征新身份的深青官服。《唐会要》卷七十五载："九品以上服青，庶人服黄"，这一袭青衫，标志着陇西寒士正式迈入"冠带唐家"的仕宦之途。韩愈《送牛堪序》所言"登第于有司者，去民而仕"，正是此刻牛僧孺人生转折的最佳注脚。

任御史中丞，负责监察百官，严肃朝纲

元和十六年（821年）春，牛僧孺拜御史中丞，执宪台之纲纪，凛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旧唐书·牛僧孺传》载其"性坚正，持法不挠"，甫一上任即整顿台务，"奏请刑狱轻重，尽归台司，绝刺史专杀之弊"。时穆宗新即位，朝纲弛废，僧孺每于紫宸殿面奏，必"引正大义，色厉辞切"（《新唐书·牛僧孺传》）。

是年夏，宿州刺史李直臣贪赃案发。按《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八》所记，直臣"以金帛赂中贵"，宦官屡为缓颊。僧孺抗疏曰："帝王立法，束缚奸雄，正为才俊者设。禄山、朱泚皆才过人，法不能制。"穆宗为其刚直所动，终诛直臣。此事震动朝野，《唐会要·御史台上》称"自后藩镇将帅，始知畏朝廷之法"。

秋七月，僧孺劾奏左神策军中尉马进潭"纵部曲侵暴坊市"。《册府元龟·宪官部》详载其奏章："神策将士横暴京兆，如入无人之境。请付有司，以正刑书。"虽穆宗偏袒宦官未予严惩，然《玉泉子》记"自是禁军敛迹，长安夜市复现灯火"。

冬，僧孺更定御史巡按制度。据《通典·职官六》，其令"诸道观察使以法刑断，皆须申报宪台"，并恢复"风闻奏事"旧制。杜牧《牛公神道碑》赞曰："台阁生风，郡县敛手。"然其严正作风亦招致权幸忌惮，《唐语林·方正》载宰相李逢吉尝叹："牛中丞乃真御史，吾辈殊有愧色。"

是岁终，僧孺以"举职无所畏避"（《旧唐书·穆宗纪》）加同平章事。唐人刘轲《牛羊日历》虽多诋毁之辞，亦不得不承认"台吏承其风旨，百僚震悚"。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自注云："僧孺为御史中丞，奏弹不避权幸，京师号为‘霹雳手’。"此语足见其风骨。

任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进入宰相班子，参与朝廷决策

长庆三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之际，御史中丞牛僧孺紫袍加身，拜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旧唐书·穆宗纪》载："三月壬申，以御史中丞牛僧孺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其入政事堂时，正值河朔再叛、国库虚耗之秋。这位曾以《玄怪录》惊动文坛的才子，此刻执朱笔批阅度支奏章，眉宇间凝着比当年策试贤良方正时更深的沟壑。

政事堂的青砖地上，牛僧孺的丝履踏过裴度留下的履痕。《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记其"以方正敢言进"，而今面对库部郎中呈上的浙西灾荒奏报，他挥毫批注"漕粮十五万石济之"的字迹力透纸背。李肇《唐国史补》称其"每延英议政，必援引古道"，某日廷议河朔处置时，他竟捧出贞观年间的《赈灾令》旧本，谏言"剿抚当如太宗待河北故事"，令年轻气盛的敬宗为之改容。

夏日的延英殿闷热难当，牛僧孺与李逢吉并席而坐。《新唐书·牛僧孺传》云其"素与李德裕不协"，然观其处理幽州军乱时，仍坚持"当遣使宣慰，勿遽加兵"的主张。杜牧为其所撰神道碑中特别提及此年政绩："会漕渠淤，亲诣渭桥督工，旬日而舟楫通"，彼时他袍角沾满河泥的身影，与后来《玄怪录》中那些夜访龙宫的士子竟奇妙地重叠。

暮鼓声中，这位新晋宰相总爱独坐政事堂西廊。韩愈《顺宗实录》残卷里夹着的便笺，或许正记录着他某日在此的沉吟："盐铁之利，当养民力而后取"。秋雨打湿《度支奏抄》的绢面时，他正在修订的《元和国计簿》，后来成为宋人编纂《册府元龟·邦计部》的重要蓝本。那个曾写下"夜入琼楼饮"的诗家，此刻运筹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天下仓廪。

出任武昌军节度使，治理地方

宝历元年（825年）冬，牛僧孺持节南下，以检校礼部尚书衔出镇鄂岳。武昌军旌节初立，江汉为之肃然。《旧唐书》载其"绥抚有术，民吏安之"，一时鄂渚清风，竟成佳话。

彼时鄂州城垣颓圮，每逢夏汛，江水啮城。僧孺甫至，即命"陶甓以城"，以砖石更替夯土。《唐会要》卷八十六详记此事："鄂州城风涛摧毁，颇害民居。牛僧孺奏请修筑，自元和至宝历，渐次成就。"其筑城之法尤具匠心，先于外围植柳固堤，继而"垒甓为墉"，凡五年乃成。宋人《太平寰宇记》犹叹此城"周回二十里，崇三丈"，俨然江汉屏障。

治赋尤见其能。《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八称其"减口赋钱，罢无名之敛"。时鄂岳旧例，民户岁纳"地子钱"五千，僧孺悉奏免之。更革漕运积弊，令"岁省运费钱千万"，此见《新唐书·牛僧孺传》。元稹在《授牛僧孺武昌军节度使制》中赞其"可以宏宣理本，允塞人望"，诚非虚誉。

其治学之风亦浸润鄂土。《唐语林》卷二载："牛僧孺镇鄂渚，特置弘文馆，聚书万卷。"每逢朔望，必亲临讲学，一时江夏文风蔚起。杜牧《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称其"在武昌时，文章议论，冠于一时"，可见教化之功。

会昌二年（842年）离任时，百姓"遮道泣留"，《资治通鉴》记其"在镇六年，民安其政"。后世王禹偁《五代史阙文》犹追忆"牛僧孺治鄂，风俗为之丕变"，此诚中晚唐藩镇治绩之典范也。

再次入朝任宰相

大和六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树新叶初绽，六十八岁的牛僧孺自淮南节度使任上奉诏返京。当他的青盖马车碾过天街的晨露时，《旧唐书》记载着"帝遣中使劳问，赐以金紫"，这位历经四朝的元老，在文宗李昂殷切的期盼中，再度踏入了大明宫含元殿的丹墀。

此次拜相实为时势所迫。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载，当时"李德裕专政，朋党相倾"，文宗苦于党争日久，曾对侍臣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牛僧孺的政敌李德裕正推行激进的削藩政策，导致昭义节度使刘稹叛乱。司马光特别记载了文宗与宰相李石的对话："上常叹曰：‘朕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文帝取齐，皆在旦夕，今用兵累年而未定者，何也？’"在此背景下，以稳健著称的牛僧孺被视作调和矛盾的最佳人选。

拜相仪式在宣政殿举行时，《唐会要》卷五十一详细记录了特殊礼遇："诏加检校司空，依前平章事，兼集贤殿大学士。"这份殊荣背后，实则暗藏玄机。杜牧在《牛公墓志铭》中透露，当时"河朔兵连，生人凋尽"，牛僧孺入朝后立即提出"姑息之政"，这与李德裕的强硬路线形成鲜明对比。《新唐书·牛僧孺传》记载其著名奏对："陛下以兵属李德裕，恐终不以贼遗陛下。"此言深得文宗嘉许。

然而这次执政仅维持了两年光景。据《册府元龟》卷三百三十三载，大和八年秋，因处理杨志诚叛乱事件时主张绥靖，遭到李党猛烈抨击。当文宗在延英殿质询时，牛僧孺留下千古名言："臣等任宰相，不能攘夷狄、安社稷，当赐死以谢天下。"这番沉痛告白被《唐语林》卷三评价为"虽辞气慷慨，而意实消沮"。最终在党争漩涡中，这位老臣于大和九年请辞外放，临行前将御赐的犀带献于佛寺，《云溪友议》记其语云："此带非臣所宜服，归之有道。"

长安城的暮鼓声中，牛僧孺的第二次拜相如同晚唐政局的一个缩影。正如《旧唐书》史臣所评："僧孺以方正敢言进，既居相位，反务姑息。"这个充满矛盾的历史片段，在会昌二年李德裕编纂的《元和辨谤略》里被刻意抹黑，却在韦绚记录的《刘宾客嘉话录》中保留着另一面的真实——那位在延英殿上"每以国事为忧，形于颜色"的老臣形象，或许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因受李德裕排挤，出任淮南节度使

暮春的洛阳城，尚残留着牡丹的余香，牛僧孺却已收拾起案头未干的墨笔。开成二年（837年）四月甲申，当诏书"检校司空、同平章事牛僧孺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的敕命传至政事堂时，《旧唐书·文宗本纪》记载这位五十七岁的宰相"再拜受命"，其神色"竟日无愠言"。

这场看似平常的节度使迁转背后，实则是牛李党争的又一次角力。《资治通鉴》卷二四五详载："李德裕以僧孺在位时与己不协，因吐蕃维州事尤相怨，故引僧孺为淮南以退之。"原来六年前维州事件中，牛僧孺主张归还吐蕃降将悉怛谋的决策，此刻仍被李德裕作为政敌"挟邪挠法"的罪证。杜牧为牛僧孺所作墓志铭中"会邦国大事，上前端笏，言某事当如此，某事当如彼"的刚直形象，在政敌笔下却成了"柔而多忌"（《新唐书·牛僧孺传》）。

离京那日，灞桥烟柳正迷离。白居易在《送牛相公出镇淮南》诗中写道："万人开路看，一使入淮扬"，可见当时仪仗之盛。然《唐语林》卷三透露，牛僧孺行前曾密奏文宗："李德裕不宜久在朝，请出之。"这看似报复的举动，实则暗含唐代节度使"出入将相"的政治传统——正如李德裕后来在《穷愁志》中承认："淮南当东南之冲，百城之会，非旧德不居其任。"

赴镇途中经汴州，牛僧孺特意拜访了宣武节度使李绅。这段被《玉泉子》记载的会面颇具深意：当年李绅因"吴湘案"被李德裕贬斥时，正是牛僧孺在朝中施以援手。此刻二人对坐，或许正应了刘禹锡《和牛相公题姑苏所寄太湖石》中"鱼龙动陂水，处处生波澜"的隐喻。

抵扬州后，《册府元龟》卷六七一记载牛僧孺"修废政，补漏赋，府库充实"。他特别重建了隋炀帝龙舟遗址上的"水馆"，杜牧在《扬州三首》中描绘此处"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看似闲适的治所生活里，这位节度使却始终关注着长安动向。当开成四年（839年）李宗闵再度被贬时，《新唐书》记载牛僧孺"闻之叹曰：'吾不及矣！'"这声叹息，道尽了中晚唐党争中"去就之际，常若夷途"（《旧唐书》史臣赞）的政治智慧。

被李德裕诬陷，贬为循州长史

会昌三年春，长安城尚裹挟着料峭寒意，御史台的青砖墁地上传来急促的靴声。牛僧孺手持象牙笏板立于紫宸殿外，忽闻中使宣诏，方知已被检校左仆射李德裕劾奏"阴结漳王，图谋不轨"。《旧唐书·武宗本纪》载："僧孺坐与漳王傅母杜仲阳交通，贬循州长史"，此事竟成中晚唐牛李党争最惨烈之注脚。

李德裕所持罪证，乃润州监军王践言密报：僧孺昔年镇淮南时，曾遣使慰问获罪宗室漳王生母杜仲阳。《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四》详录此案："僧孺对曰'杜仲阳乃故邠公杜佑族女，臣以故相之谊存问，实不知其与漳王通'"。然武宗方倚重李德裕削藩，遂以《新唐书·李德裕传》所记"交通罪人"为由，将年逾六旬的僧孺远谪岭南。

离京那日，灞桥柳色未青。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中有赠诗残句："君恩如水向东流，得宠忧移失宠愁"，恰似为故友而作。僧孺经蓝田驿南下时，在馆壁题诗云："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唐才子传》称此诗"怨而不怒，得风人之旨"，然《云溪友议》却记李党中人见诗后，复劾其"语含讥刺"。

及至循州（今广东惠州），瘴疠之地更添凄凉。《太平寰宇记》载其"居龙川故城，日与獠蛮杂处"。杜牧《樊川文集》中《牛公墓志铭》追述："公在贬所，手不释卷，集古今医方为《养生录》三卷"。会昌六年武宗崩，宣宗即位后即召僧孺还朝，《唐大诏令集》存有《复牛僧孺太子少师制》，称其"器含冲用，识蕴通方"，然此时党争余烬未熄，老病交加的僧孺终未再至长安。

唐宣宗即位，牛僧孺被内徙衡州长史，后又任太子少师

会昌六年春，武宗驾崩，宣宗即位，改元大中。这场突如其来的权力更迭，如同惊雷划破长安夜空，也彻底改变了牛僧孺这位三朝老臣的命运。《旧唐书·牛僧孺传》载："宣宗即位，量移衡州长史"，寥寥数字背后，却是这位年近古稀的老政治家从循州司马贬所北归的漫漫征程。

当牛僧孺的马车碾过衡州驿道的青石板时，湘江的雾气正漫过斑驳的城墙。这位曾经叱咤政坛的牛李党争主角，此刻须发皆白，《资治通鉴》记其"虽累贬窜，竟以寿终"的记载，恰似对他此时处境的注解。在衡州的日子里，他时常独坐石鼓书院，看江帆远影，听渔歌唱晚。据《唐才子传》所述，僧孺此时"每与宾客泛舟，赋诗饮酒"，那些曾经激烈的政争，似乎都随着湘水东流而去。

大中元年，朝廷诏书再度飞递衡州。《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四明确记载："还为太子少师"。当宣宗在紫宸殿召见这位老臣时，史载"上望见，语左右曰'高年如彼，朕每优容'"。太子少师虽为闲职，却象征着政治名誉的恢复。僧孺在长安崇仁坊的宅邸重新门庭若市，当年与他唱和的刘禹锡早已作古，唯有案头那部未完成的《玄怪录》手稿，记录着这位政治家另一个作为文人的侧面。

《唐语林》卷三记载其晚年"虽居散地，而朝廷大事必就咨焉"。每当暮鼓响起，这位历经宪、穆、敬、文、武、宣六朝的老人，总爱摩挲着那枚李德裕赠的旧砚台——昔日的政敌已殁于崖州，而历史的评判，终究留给了后来人。大中二年，牛僧孺卒于任上，宣宗废朝一日，谥曰"文贞"。这个谥号，或许比任何官职更能说明这个复杂人物的一生。

牛僧孺去世

暮春的东都洛阳，牡丹犹带残红，七十五岁的牛僧孺在敦行里宅邸溘然长逝。时值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正月辛巳，《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二以简笔勾勒："僧孺卒，赠太尉，谥曰文贞。"这位历经八朝的政治家，最终在党争落幕后归于黄土。

据《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四记载，临终前的牛僧孺"自为墓志，遗命薄葬"。这位曾位极人臣的宰相，在政治风暴中几度浮沉后，展现出晚唐士大夫特有的通透。李珏所撰《牛僧孺神道碑》详述其最后时光："寝疾累旬，考终命于洛阳敦行里第...天子震悼，不视朝一日。"宣宗追赠太尉的哀荣，恰似对其会昌年间遭李德裕贬黜的某种平反。

杜牧《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透露更多细节："公临终二日，命子弟曰...吾某日当去，勿以神道徼福。"这种对死亡的坦然，与《因话录》记载其晚年"与白居易、刘禹锡为文章赏阅之会"的闲适形成呼应。洛阳香山寺的钟声里，曾回荡着他们唱和的诗句，而今只剩白乐天"哭罢牛公又哭君"的悲叹。

《唐摭言》卷七记载的遗言尤为动人："生死之际，犹著《善恶无余论》。"这部散佚的绝笔之作，或许凝结着他对牛李党争四十年的终极思考。当灵柩沿漕运归葬长安少陵原时，《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正记录着李德裕在崖州的困顿——这对政敌的生死荣枯，终成晚唐政治最苍凉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