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醉后》创作背景考略

时代风骨与个人际遇

此诗传为唐代诗人王绩所作，其生活年代（约589-644）正值隋末唐初乱世。诗中"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二句，实为双关典故：阮籍以醉酒避祸于魏晋易代之际，陶渊明以饮酒明志于晋宋更迭之时。王绩身历隋炀帝暴政、群雄割据至唐初统一，三度出仕又三度归隐，其选择与先贤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

酒隐传统的延续

《唐才子传》载王绩"以《周易》《庄》《老》置床头，无他用心也"，其自号"东皋子"，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作《五斗先生传》，直言："每一甚醉，便觉神明安和"。诗中"百年何足度"之叹，与他在《醉乡记》所述"醉之乡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的乌托邦想象一脉相承。

初唐的特殊语境

唐贞观年间虽政治清明，但士人仍存乱世记忆。王绩兄长王通为隋末大儒，其"明哲保身"思想深刻影响诗人。诗中"乘兴且长歌"的放达，实暗含《中说·周公篇》"乐天知命，故不忧"的哲学底色。这种以醉为醒、以歌代哭的表达方式，成为初唐由乱入治时期特殊的精神标本。

按：《全唐诗》卷三十七收录此诗，题注"效陶渊明体"，可见其创作实为对东晋饮酒诗的隔代唱和。王绩晚年隐居河汾时，常以琴酒自娱，此诗或作于彼时，将魏晋风度注入新兴王朝的晨曦之中。

诗人以阮籍、陶潜两位高士自况，寥寥二十字却勾勒出千年文人的精神肖像。"醒时少"与"醉日多"的工对，既是人生状态的对比，更暗含对现实的深刻认知。正如《唐诗鉴赏辞典》所言："醉眼朦胧中藏着洞若观火的清醒，这种矛盾的统一正是古代知识分子处世的智慧。"

"百年何足度"四字如金石掷地，将庄子"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的哲学思考熔铸为具象感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指出，此句"以时间维度上的虚无感，反衬出生命密度的珍贵"。而"乘兴"二字尤为精妙，既承袭《世说新语》"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名士风度，又暗合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洒脱。

末句"长歌"意象最具多重意蕴：既是放达形骸的醉态，又是对抗虚无的武器，更是精神自由的象征。古典文学专家袁行霈曾评："这种歌哭无端的抒情方式，实则是将魏晋风骨与盛唐气象熔于一炉。"醉意朦胧中的长歌，恰似黑暗中的火炬，照亮了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夹缝中的生存姿态。

全诗以酒为媒，构筑起三重精神空间：醉眼观世的超然，及时行乐的旷达，长歌当哭的悲壮。台湾学者黄永武在《中国诗学》中盛赞此诗："将醉境提升至哲学高度，使纵酒不再是单纯的逃避，而成为勘破生死、抵达本真的修行。"这种"醉"与"醒"的辩证，正是中国文人千年来的精神密码。

酒盏斟满月光时，诗句便有了陶渊明采菊东篱的悠然，阮籍青白眼的傲岸。此诗以五言绝句的简澹，道尽千古文人的醉意风流——"醉"非沉沦，实乃对生命荒诞的温柔抵抗。

南宋诗论家严羽《沧浪诗话》评："唐人作醉语，多在醒时；李太白作醒语，偏在醉处。此诗得髓处，正在醒醉模糊间。"

诗中**"百年何足度"四字**，钱钟书在《谈艺录》中特别拈出："非消极之叹，乃将庄周'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的哲学，化入杜甫'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的旷达。"那乘兴长歌的背影里，分明走着嵇康抚琴赴死的孤傲，苏轼"敲门试问野人家"的洒脱。

台湾诗人余光中曾以此诗为例阐释："醉眼朦胧处最见清醒，陶潜的菊花、阮籍的驴鸣，都是他们留给浊世的清白印章。"而"乘兴"二字，王国维《人间词话》以"无我之境"解之："诗人与酒壶俱化，此兴非兴，乃是天地元气淋漓泼洒耳。"

当代学者叶嘉莹说得更妙："阮籍的醒是假寐，陶潜的醉是真醒。诗人写'醉日多'时，笔尖蘸的分明是砚台里沉淀的千年月色。"这般醉意，何尝不是对生命最深的谛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