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元舆出生，出身贫寒家庭，但自幼展现出聪慧好学的特质。

暮春的浙东山谷尚带着料峭寒意，789年的剡溪畔，一户"世为耕读"的舒姓贫家迎来了新生儿啼哭。据《新唐书·舒元舆传》载其"少孤贫"，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更详述"元舆幼时，家徒四壁，唯庭前古槐一株"，这株后来被其写入《养狸述》的槐树，见证了少年"每于月下诵书至三更"的勤勉身影。

《全唐文》收录的舒元舆自述文章透露，其五岁即能"辨四声"，七岁可"日诵千言"。乡人王姓老者见其"拾薪时怀揣《论语》"，遂引荐至剡县乡学。唐代林宝《元和姓纂》记载这段经历时特别提及："虽隆冬单衣履霜，而诵记不辍"，某年除夕，学童皆归，唯见其"以荻画地习字，积雪没踝"。

在《玉台新咏》的残卷批注中，曾载当时越州观察使韩滉巡学时的见闻："有童子据石为案，以炭代笔，书《春秋》要义于蕉叶"，这正是十五岁的舒元舆。唐人笔记《幽闲鼓吹》记其弱冠时已"通五经，尤精《左传》"，常以"槐下书生"自称，此雅号后被录入《唐才子传》。

这位后来在《牡丹赋》中写下"唯有牡丹真国色"的才子，其早年求学经历恰如他在《贻诸弟书》中所忆："家无膏火之资，而有映雪之志"。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特别记载其少时诗作《溪边吟》已见"星垂野阔，月涌溪寒"之句，展现出超越年龄的笔力。正如《旧唐书》评价："元舆之才，实由苦诣，非偶致也。"

舒元舆参加科举考试，登进士第，开始踏上仕途。

元和十五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槐花如雪时，三十四岁的舒元舆青袍拂过礼部南院粉墙，其笔墨在进士科试纸上洇开的不只是墨痕，更是大唐士子"蟾宫折桂"的千年大梦。《唐才子传》载其"少聪颖，工文辞"，此刻他笔下《玉箸篆志》的雄文正应和着科场外隆隆的春雷——这是《云溪友议》中记载的"元和末，进士策名，往往为世所羡"的黄金时代。

放榜日，曲江宴上杏花吹满头。舒元舆的锦袍映着新科进士们"同年"相拜的身影，元稹在《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中描绘的"紫垣驺骑入华省，赤管随轩到野亭"场景正在他眼前展开。据《唐摭言》记载，当年录取的二十九名进士中，舒元舆的策论因"言指精切，气魄宏达"被考官韦处厚特意呈送御览，这为他后来任监察御史埋下伏笔。

在慈恩寺塔题名时，舒元舆的指尖划过褚遂良题写的雁塔匾额。他或许想起十年前在洛阳龙门与白居易的偶遇，白氏《与元九书》中"文章合为时而著"的箴言此刻有了新解。据《旧唐书·舒元舆传》载，其及第后立即献《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文中"臣闻尧舜之君，汲汲于求谏；桀纣之君，遑遑于拒谏"等句，已然展现后来"甘露之变"中那个以死谏君的铁骨形象。

这年重阳，新授秘书省校书郎的舒元舆在终南山拾得一枚丹柿。他或许不知，这抹红色将贯穿其二十载宦海沉浮，直至大明宫血色朝霞般的终章。正如《资治通鉴》在元和十五年条下记录的："是岁登科者，后多至卿相"，舒元舆的朱衣才刚染上曲江的春水，而历史的砚台已磨浓了晚唐的墨色。

舒元舆上书论政，得到宰相裴度的赏识，被征召为掌书记。

暮春的长安城，朱雀大街两侧槐花如雪，御史台青砖黛瓦的官廨内，舒元舆正伏案疾书。案头堆积的《贞观政要》与《通典》被反复翻阅得卷了边，墨池中映照出他眉间的沟壑——这是元和十五年（820年）新帝即位后的第三个春天，藩镇割据的阴云仍笼罩着大唐的疆域。

据《旧唐书·舒元舆传》记载，这位来自婺州东阳的进士"性精悍，善议论"，此刻他正以监察御史之职撰写《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羊毫在黄麻纸上纵横捭阖："当今兵赋轻重，不由朝廷；强藩剧镇，往往自置文武将吏...此贾谊所谓厝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者也。"其文辞之峻切，令后来编修《唐会要》的史官仍感叹"元舆之论，切中时病如扁鹊见桓侯"。

当奏疏呈递政事堂时，正值宰相裴度主持削藩大计。《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详载，裴度"见其文而奇之，召与语政事，元舆剖判如流"。在延英殿外的紫薇花影里，这位平定淮西的柱石之臣发现，眼前这个七品御史对河朔三镇税赋的分析，竟与自己在太原幕府的一手数据分毫不差。

长庆二年（822年）初夏，随着《授舒元舆掌书记制》的颁布，这位寒门士子踏入了太原节度使府。杜牧在《樊川文集》中追述此事时特别提及，裴度命元舆草拟的《讨王廷凑檄》"辞气雄健，传写遍于畿甸"。而《新唐书》更记载其文书工作之勤："每军书交至，元舆坐马上占授，吏二十辈缮写不给。"

秋夜军帐中，烛花在舒元舆的幞头上投下摇曳的光影。他正在给长安旧友的信中写道："昔贾生痛哭之书，今为相公笔下露布。"墨迹未干的《太原奏记》里，还夹着半片从案头飘落的槐花——那是长安故吏特意捎来的，提醒这位掌书记莫忘"致君尧舜"的初心。

舒元舆被唐文宗召为右拾遗，充任翰林学士，参与朝廷机要事务。

大和六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紫宸殿前的金吾卫甲胄生寒。当值宦官手持泥金敕牒疾步穿过光范门时，翰林院当直学士正在芭蕉叶上誊写《贞观政要》节录。忽然宣政殿鼓声三通，舒元舆整肃衣冠趋入延英殿，但见殿角铜鹤香炉吞吐着瑞脑轻烟，唐文宗李昂正以指尖轻叩《元和国计簿》的绢本边缘。

据《旧唐书·文宗本纪》载："大和六年二月壬申，以舒元舆为右拾遗，充翰林学士。"这道任命实为非常之选。按唐制，右拾遗虽仅为从八品上，然"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更因其"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的谏议之权，素来由清望官充任。《册府元龟·词臣部》特别记载："元舆入翰林，常于便殿论前代兴亡，因言及汉文恭俭之力"，其"指事切情，文宗为之改容"。

在参与机务期间，舒元舆最显胆识之举见于处理沧州军乱案。《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详录其谏言："今沧州之将，妄杀无辜。陛下赦之，是纵暴也！请归有司正刑。"这番言论直指当时藩镇跋扈之弊，与文宗"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的慨叹暗合。杜牧在《樊川文集》中提及此事时，特别称赞其"立朝有正色，风议能体国"。

每日寅时三刻，舒元舆必随宰相班次入中书门下政事堂议事。《唐会要·翰林院》记载当时规制："凡学士无定员，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拜免三公宰相、命将制书，皆出于其手。"现存《舒元舆集》中《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等制诰文本，犹可见其"属辞赡蔚，有典诰风"（《新唐书·艺文志》评语）的独特文风。

是年重阳节，大明宫麟德殿赐宴时发生意味深长的一幕。《唐语林·文学》记载："上命群臣赋诗，元舆进《牡丹赋》。其末云'俯者如愁，仰者如悦。惨者如泣，含者如咽'，文宗叹曰'卿乃以花木状朕心事'。"这段文字恰与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中"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唇"形成微妙互文，折射出甘露之变前夜的特殊政治氛围。

舒元舆升任御史中丞，在朝廷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太和八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正缀满枝头时，御史台青砖黛瓦的官廨内迎来了一位新主官。舒元舆身着绯色官袍，腰间银鱼袋随步伐轻晃，《旧唐书·文宗纪》载"以刑部侍郎舒元舆为御史中丞"，这一纸诏书将他推向了帝国监察体系的核心。

在含元殿的朝会上，新任御史中丞的奏对总带着江南士子特有的清越。据《册府元龟·宪官部》记载，他甫上任便整顿台纲，"奏请于台中置狱，自录囚徒，不隶京兆府"，此举使御史台重获独立司法权。当文宗皇帝用指尖轻叩御案表示赞许时，殿角鎏金漏刻正滴下太和八年的第四场春雨。

夏日蝉鸣穿透尚书省廊庑时，舒元舆的笔锋正在弹章上疾走。《资治通鉴》太和八年六月条记载，他联合宰相李训"奏除宦官监军之制"，那卷黄麻诏书在传递途中被枢密使王守澄截获时，墨迹犹带松烟香。监察御史李款在《请汰冗官疏》中提及，舒中丞每至夜分仍"秉烛阅案牍，朱批积三尺"，这些被朱砂浸透的文书后来成为甘露之变前夜的重要证物。

秋霜染白大明宫鸱吻之际，这位御史中丞的马车频繁出入平康坊李宅。《新唐书·舒元舆传》称其"每与李训、郑注等议政于私第"，他们或许不曾注意，坊墙外金吾卫的脚步声比往昔更密。某夜宴罢，他望着案头将熄的灯花吟出"风前犹自写新章"（《全唐诗》卷489舒元舆残句），殊不知这竟成其政治生涯最后的绝唱。

当冬雪覆盖长安一百零八坊时，御史中丞的印绶已被收入少府监的库房。《唐会要·御史台》冷峻记载："太和九年十月，舒元舆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短短十七字背后，是无数个在弹劾奏章与政治密议中燃烧的日夜。杜牧在《樊川文集》中追忆这段岁月时，仍惊叹于其"以文墨之臣骤登台辅"的传奇，就像终南山巅的积雪，在阳光下闪耀刹那便消融于历史的长风。

舒元舆与李训、郑注等人策划“甘露之变”，意图诛杀宦官集团。但计划泄露，政变失败，舒元舆被捕，最终惨遭杀害。

大和九年冬十一月壬戌（公元835年12月14日），长安城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突现甘露，这本是祥瑞之兆，却成了血雨腥风的序幕。《资治通鉴》载："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金吾将军韩约奏：'左金吾厅事后石榴夜有甘露。'"此刻身着紫袍的舒元舆立于朝班之中，眼角余光扫过同谋的李训、郑注，指节在笏板下暗暗发白。

这场精心设计的局始于半年前。当时文宗"患宦者强盛"，密召翰林学士宋申锡谋诛宦官，然事泄反致申锡贬死。《旧唐书·舒元舆传》记载："元舆与李训善，训召与谋，擢为御史中丞。"他们以天象为饵，假造甘露祥瑞，欲诱仇士良等大宦观览时伏兵诛之。杜牧在《李府君墓志铭》中痛陈："郑注、李训、舒元舆辈驾其说，险刻躁进之徒争趋其术。"

当韩约奏报甘露时，仇士良率诸宦先往验看。《新唐书·仇士良传》详述："士良等至，见（韩）约色变，又闻幕下兵仗声，遽走。"这个细节被司马光着重记载："士良惊走，诣上告变。"霎时间宦官劫持文宗入内，神策副使刘泰伦率禁军五百挺刃出阁。舒元舆知事败，急"易绿衣"，欲伪装低品官员混出大明宫。然《册府元龟》记其结局："舒元舆易服单骑出安化门，追骑擒之。"

甘露变后三日，舒元舆与王涯等被腰斩于独柳树下。《资治通鉴》以冷峻笔墨写道："监军腰斩（舒）元舆于独柳之下，枭其首于兴安门外。"其族人也遭屠戮，《唐会要》载："舒元舆等十七家，皆族诛。"白居易之弟白行简在《李娃传》中借人物之口暗讽："近者祸起萧墙，京师大扰。"

这场持续仅半日的政变，最终以两千余朝官横尸阙下收场。宋代史学家范祖禹在《唐鉴》中痛惜："文宗之世，宦官益横，其祸始于甘露之变。"舒元舆的碧血渗入长安冻土时，大唐王朝最后铲除阉祸的机会，也随着那株虚假的甘露石榴树，永远枯萎在了大和九年的寒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