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将赴益州题小园壁》创作背景

暮色苍茫的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五十三岁的岑参在安史之乱的烽烟中，接到调任益州（今成都）刺史府长史的诏命。长安城外的东园小径上，诗人驻足回望这方亲手栽植的天地——新抽的柳条正拂过残冬的积雪，而案头墨迹未干的《题小园壁》，已凝结成盛唐最后的露珠。

时空经纬里的漂泊
此时距天宝八载（749年）首度出塞已整十年。当年"功名只向马上取"的意气，在经历北庭都护府的朔风、虢州长史的冷衙后，终化作"岁穷惟益老"的喟叹。安史之乱中追随肃宗灵武扈从的赤忱，竟换来这西南万里的再度放逐。益州虽称天府，于诗人却是"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杜甫《送路六侍御入朝》）的伤心地。

东园花树的隐喻
小园中倔强绽放的早梅，实为诗人精神的镜像。据《岑嘉州系年考证》，此园当在长安杜陵别业，乃其天宝十三载（754年）第二次出塞前所营。园中"新栽桃李"（见《宿蒲关东店忆杜陵别业》）见证过诗人"暂到昆仑未得归"的豪情，而今"无人也作花"的告白，恰与杜甫"感时花溅泪"形成时空呼应。唐代职官志载，益州长史虽为从五品上，实乃节度使僚属，这对曾掌北庭幕府的诗人而言，不啻为辛辣的反讽。

笔墨间的盛唐回响
"春至却辞家"的转折中，藏着时代裂变的密码。当岑参写下这二十字时，李白正流放夜郎，杜甫辗转秦州，王维陷贼后刚获赦免。那个"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浪漫盛唐，终在"东园树"的孤花里谢幕。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称此诗"语淡而悲"，恰似中唐皎然《诗式》所云："悲在字外，气自流转"——这方题壁的小园，终究成了整个时代精神漂泊的隐喻。

这首诗以简淡笔墨勾勒出宦游人的典型心境，末二句尤以"无理之妙"著称。诗人通过时间意象的强烈对比——"岁穷"与"春至"、"益老"与"辞家"形成双重反衬，正如《唐诗鉴赏辞典》指出："岁月流逝与生命衰颓的并置，强化了人生转瞬即逝的苍凉感"。

"东园树"的意象承载着多重象征。学者傅璇琮在《唐代诗人丛考》中解析道："草木无情而人有意，诗人故意颠倒主客关系，使无情之树成为有情之物的投射"。这种"移情于物"的手法，与杜甫"感时花溅泪"有异曲同工之妙，却更显含蓄空灵。

后两句的转折堪称诗眼。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盛赞："'无人也作花'五字，将宦游者牵挂家园的心思写得刻骨铭心"。看似嗔怪树木不解离愁，实则反衬诗人对家园的深切眷恋。这种"背面敷粉"的抒情方式，在《唐宋诗举要》中被评价为："以物之无情写人之有情，愈显情之深挚"。

全诗情感呈现递进式结构：从岁月感慨（老）到空间阻隔（辞），最终升华为物我交融的生命体验。现代学者叶嘉莹在《迦陵论诗丛稿》中指出："这种'家园意识'的书写，实则是唐代士人精神世界的缩影——无论走得多远，生命总与某个特定的空间保持着诗意的连结"。

二十字中蕴含的时空张力，使这首小诗成为"盛唐气象中微末而动人的注脚"（引自《唐诗选注》）。其艺术魅力正在于用最平常的物象，道出了人类永恒的情感困境。

此诗以极简笔墨勾勒宦游者临行前的怅惘，钱钟书《谈艺录》评其"五言绝句如轻绡点墨，而离愁渗透纸背"。首句"岁穷惟益老"以时间无情衬人生无奈，叶嘉莹谓之"十字中藏尽中年况味"；次句"春至却辞家"暗用反衬法，程千帆《古诗考索》指出"当万物复苏之际偏作远行，欢景写哀，其情倍甚"。

后二句尤见匠心，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盛赞："'东园树'三字顿挫有情，花开花落本属自然，着一'可惜'便觉草木亦通人性。"末句"无人也作花"被王国维《人间词话》引申为"以物观物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此乃诗家化境"。施蛰存更在《唐诗百话》中感叹："此二十字如素瓷积雪，清冷中自含温煦，盖别离之愁与生命之悟浑然一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