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背景

唐开元年间，朝廷为整理典籍文献，常遣使赴洛阳检校图书。贾起居（贾曾）奉使入洛，肩负"取图书"与"拜觐"双重使命。时值盛唐文治鼎盛之际，两京（长安与洛阳）作为文化中心，藏有大量前朝遗简。诗人以"遗文征阙简"暗指武德年间魏徵等人编纂《群书治要》的典故，将贾使比作采撷芳兰的贤士。

"传发关门候"一句，典出《后汉书·窦章传》"典籍东观，使者关传"，暗示贾使持通关文牒疾行。而"觞称邑里欢"则化用潘岳《西征赋》"邑里欢以饮酒"，展现洛阳士人设宴相迎的盛况。末联"京副""洛书"对举，既指两京文献互为副本的史实（《唐六典》载秘书省有"正副二本"制度），又暗含贾使促成文化交融的深意。

全诗在典雅的词章中，折射出开元时期"崇文重典"的时代气象。诗人以"芳兰"喻典籍，以"关传"写使命，将一次普通的公务出行，升华为盛唐文脉传承的象征。

这首诗以简练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兼具公务与亲情的文人行旅图。诗人通过"遗文征阙简，还思采芳兰"的意象并置，将官方使命与个人情怀巧妙融合——"阙简"象征朝廷文献的庄重，"芳兰"则暗喻高洁的品德追求，形成公务与私谊的双重叙事线索。

在情感表达上，作品呈现出典型的盛唐文人气质。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特别指出"觞称邑里欢"一句，认为其"以饮宴之乐写故园之思，举重若轻"。欢聚的场景背后，实则暗藏对亲友的深切眷恋，这种"乐中见思"的手法正是盛唐送别诗的精妙之处。

诗歌结构上呈现典型的"起承转合"之势。清代学者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评点道："'传发关门候'句如画，既见使节之肃，复显送者之殷"。通过关隘、驿亭等空间意象的转换，既交代了行程的紧迫，又暗含对友人旅途的牵挂。尾联"早持京副入，旋伫洛书刊"以对仗工整的公文式语言收束，却在规整中透露出期待重逢的温情。

值得玩味的是诗中"地"与"官"、"文"与"兰"的意象对举。现代学者傅璇琮在《唐代诗人丛考》中分析称："这种将地理空间与官职身份、文献使命与道德追求相对应的写法，折射出唐代文人士大夫'修身立言'的理想人格"。诗人通过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双重寄托，使简单的送别场景获得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全诗最动人处在于将制度性行为诗性化的能力。正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所言："唐人以案牍之事入诗，能于规程中见性情"，这首诗正是通过拜觐、取书等公务细节，展现出唐代文人"身在魏阙，心存江湖"的精神世界，在程式化的使命中寄托着对文化传承的深切关怀。

名家点评

此诗以典雅含蓄之笔，勾勒出一幅奉使取书、兼怀亲谊的文人行旅图。明代诗论家胡应麟在《诗薮》中评此作："五言律贵在气象浑成，此篇'遗文征阙简，还思采芳兰'二句，既见史臣之职，复显骚客之怀，骨力风神兼备。"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更赞其："'传发关门候，觞称邑里欢'十字，写尽使臣风仪，非独叙行程之迹，实含庙堂之思。"

诗中"早持京副入，旋伫洛书刊"一联，尤见匠心。清代学者纪昀批点曰："结句双绾图书、拜觐二事，如珠走盘而不失其度，所谓'官样文章'中自有性灵流转。"近人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则特别称赏其结构："前四句如剥蕉心，层层递进；后四句似分水岭，两面兼顾。章法之妙，正在不著痕迹处见功力。"

全诗以"遗文""芳兰"为眼，将典籍采撷与亲情省谒熔铸一炉。钱钟书先生《谈艺录》曾引此诗为例："唐人使事，往往于公务纪行中暗藏文心，如此诗以'洛书'对'京副'，既工且化，非但见典故之活，尤显情志之真。"此评可谓深得个中三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