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江都宫新成，帝率百官南巡，声势浩荡。时值隋室初兴，炀帝欲效法夏禹会稽之典、周王南巡之制，遂命群臣奉和应诏，以彰盛世。虞世南此作，正是宫廷应制诗之典范。

开篇"南国行周化，稽山秘夏图"二句，以周礼南巡与禹会诸侯的典故，暗合炀帝此次巡幸的政治意图。史载炀帝"慕秦皇汉武之事"，诗中"百王岂殊轨"正呼应其欲超越历代帝王之志。其时运河初通，龙舟过处"安流进玉轴"，《资治通鉴》载船队"舳舻相接二百余里"，与诗中"凤吹溢川涂"的华美景象互为映照。

"封唐昔敷锡"以下转入颂圣主题。大业元年恰值改元，炀帝大赦天下，诗言"鸿私浃幽远"即指此惠政。末联"多幸沾行苇"用《诗经》典，既写江都芦苇摇荡之实景，又喻百姓沐泽皇恩。虞世南以"虞琴""汉筑"之雅乐作结，将这场融合政治巡狩与文学盛宴的南巡，定格在礼乐教化的永恒图景中。

此诗骈俪工整，典故密织，其金玉琳琅般的辞藻下，跃动着那个短暂辉煌的时代脉搏——当新凿的运河泛起第一道波光，隋王朝正用最华丽的姿态，走向它的历史终章。

这首诗以江都巡幸为背景，展现了隋炀帝南巡的盛况，融合了历史追忆与现实颂扬，意象华美而情感庄重。

意象的精心构筑
诗中"龙旂焕辰象，凤吹溢川涂"二句，《隋唐五代文学史》特别指出："以日月星辰为龙旗纹饰，以凤箫声满川途，将帝王仪仗的恢弘转化为天人感应的壮阔图景"。而"冬律初飞管，阳鸟正衔芦"的时令描写，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评其"巧用律管飞灰与候鸟衔芦的双重物候，使肃冬暗含春意，正是颂圣而不露痕迹的妙笔"。

情感的层递升华
开篇"南国行周化"等句，傅璇琮在《唐代诗人丛考》中分析："以夏禹、周文王典故起兴，将当代帝王巡幸纳入千秋圣君谱系"。中段"沐道咸知让"等句，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认为："'沐道''慕义'的教化描写，将政治意图转化为道德感召，体现了六朝至初唐颂诗的特有范式"。尾联"多幸沾行苇"化用《诗经》典故，程千帆《古诗考索》指出："以柔草自比，既示谦卑又得恩泽，完成从集体颂圣到个人感恩的情感闭环"。

艺术的辩证统一
诗中的"严飙肃林薄，暧景澹江湖"被叶嘉莹在《汉魏六朝诗讲录》中盛赞："肃杀与温煦并存，既如实描写江南冬景，又暗喻帝王恩威并施"。这种对立统一的手法，正如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所总结："在富丽精工的辞藻下，保持着'颂而不谀，华而不靡'的典雅品格"。

名家点评

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盛赞此诗："以典重之笔写巡幸之事，字字有金石声。'百王岂殊轨，千载协前谟'二句，将帝王功业纳入历史长河，气度宏阔如观星汉。"

文坛巨擘钱钟书在《谈艺录》中特别赏析中间写景之妙："'冬律初飞管，阳鸟正衔芦'一联，以律管候气之典对鸿雁衔芦之象，既合时令又暗喻圣德。后接'严飙肃林薄，暧景澹江湖'，肃杀与温煦相映，可见诗人炼字之精。"

当代学者袁行霈于《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解析其结构："全诗以'南国'起兴，'稽山'承转，至'鸿私浃幽远'收束，如交响乐章层层推进。末句'无庸类散樗'用《庄子》典故自谦，恰与开篇帝王气象形成张力，此正应制诗之妙谛。"

词学大家叶嘉莹则点出其意境升华："'厚泽润凋枯'五字，将政治教化比作春风化雨，使规整的应制诗突然有了杜诗般沉郁顿挫的生命力，可见作者胸中自有沟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