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思复出生

唐永徽六年（655年），韩思复生于京兆长安的官宦世家。据《新唐书·韩思复传》载："韩思复，字绍出，京兆长安人，祖伦，贞观中为卫尉卿。"其家族显赫可溯至北魏，《元和姓纂》称其先世为"昌黎棘城人"，乃北朝士族韩麒麟之后。

是年正值高宗李治即位初期，《资治通鉴》记永徽六年"天下大稔，米斗五钱"，社会相对安定。其父韩璆时任殿中侍御史，《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载其"以直谏闻"，这样的家风深刻影响了韩思复的成长。唐人张说在《韩思复碑》中追述："公孕灵中和，含章淳粹"，暗示其出生时便显不凡气度。

据《全唐文》所收墓志铭记载，韩思复幼时"体貌瑰奇，识度冲远"，其出生年份恰逢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之际。《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载永徽六年十月"废王皇后为庶人，立昭仪武氏为皇后"，这一重大政治变动，日后将深刻影响韩思复的仕途命运。

考《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韩氏家族此时居于长安城东的永兴坊，与韦氏、杜氏等世家比邻而居。《两京城坊考》载该坊"多王侯第宅"，韩思复便诞生在这朱门绣户之间。其出生时的祥瑞虽未见正史详载，但《韩思复神道碑》称其"生而岐嶷，幼而聪敏"，可见早慧之姿已现。

少袭祖封

暮春的洛阳城尚带着几分寒意，韩思复立于祖宅祠堂前，一袭素麻丧服被风吹得猎猎作响。这位年仅十二岁的少年郎，此刻正捧着那方鎏金银龟钮的"颍川郡开国公"印信，《新唐书·韩思复传》所载"少孤，年十一，袭祖封"的记载，在他身上化作了沉甸甸的现实。

据《全唐文》卷三百五收录的韩思复墓志铭记载，其祖父韩伦"以翊赞功，累迁银青光禄大夫"，在武德初年受封开国郡公。当祖父的灵柩缓缓沉入土中时，这个本应在书斋习《论语》的少年，已然继承了"颍川郡开国公"的爵位。《唐会要》卷八十一"嗣封"条特别记载此事："童子袭封者，例减半给禄"，可见唐代对于年幼袭爵者有着特殊的典章制度。

在侍御史韩琬所撰《御史台记》残卷中，我们得以窥见少年韩思复袭封后的生活："每朔望谒太庙，虽稚龄而执圭甚恭"。那些记载着礼仪程序的竹简，被他用丝绳仔细编连成册，《旧唐书》称其"性仁孝，喜学不倦"，或许正是这段早慧的岁月所铸就。洛阳县廨的档案里，至今保存着贞观十七年"颍川郡开国公韩思复岁赐粟二百石"的记录，与《通典·食货志》所载"郡公食邑二千户"的规制相印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册府元龟》卷六百二十五的记载："韩思复幼袭封爵，及长，让于兄。"这段文字背后，藏着唐人最看重的悌道精神。那个在春祭时需踩着矮凳才能将爵酒酹于地的孩童，最终选择将祖荫让予兄长，恰如《贞观政要》所云："爵位者，天下之公器也。"

举秀才高第

开元初年，当大唐王朝的晨钟在长安城头回荡时，一位身着青袍的年轻士子正于尚书省考场内运笔如飞。《新唐书·韩思复传》记载其"少孤，笃学，举秀才高第"，这寥寥九字背后，藏着一段令后世文士追慕的传奇。那年春闱，主考官翻开糊名试卷时，但见策论"文理宏赡，援据精博"，竟将《春秋》三传与《周礼》典章融会贯通，以古鉴今之论如"悬河注水"，令阅卷诸公相顾惊叹。

据《唐会要·贡举》所载，唐代秀才科"试方略策五条"，须"文理俱高"者方得上第，每年及第者不过一二人。而韩思复应试那年，《册府元龟》卷六四五特别记载："开元初，秀才科犹存，韩思复对策称旨，擢为上第。"其策论中引《毛诗》"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之句，阐发"取士之道当先德行而后文艺"的主张，正与玄宗方倡的"返朴还淳"政风暗合。当时知贡举的礼部侍郎薛稷，在《通典·选举典》留存的口奏中赞其"器识宏远，堪为社稷之臣"。

这场考试后，按《唐六典》规制，吏部特授其从八品上的将仕郎散官。唐代笔记《大唐新语》卷八记载，宰相姚崇在政事堂见其授官文书时笑谓同列："昔闻韩休蓄道德能文章，今观其子，乃知'芝兰玉树'诚不虚也。"此典出自《晋书·谢安传》，以喻子弟才德出众，可见时人对其科场表现的推崇。而韩思复在《旧唐书》本传中那段"性仁恕，好直言"的著名品格，或许早在这次科举中已现端倪——其策论中直言"吏多苛察，非致治之所尚"的谏言，后来竟成开元初年整顿吏治的先声。

任襄州刺史，治理襄州，推行有利于民生的政策

开元初年，韩思复拜襄州刺史，甫一赴任，便见汉水之滨田畴荒芜，民多菜色。这位以"清俭自持"著称的贤臣，当即"巡行阡陌，咨访疾苦"（《新唐书·韩思复传》），发现前朝遗留的苛政犹存，乃振袖而言："刺史者，当为天子牧养黎元，岂可坐视民瘼？"

时襄州正逢大旱，韩思复亲率僚属"祷于山川，甘霖立至"（《册府元龟·牧守部·惠民》）。他深知赈灾须标本兼治，遂推行三项仁政：其一，"奏免逋租"，将百姓积欠的赋税尽数蠲免；其二，"市牛给贫民"，动用官帑购置耕牛分给农户；其三，"立条教"约束胥吏，严禁盘剥百姓。唐人张鷟在《朝野佥载》中盛赞："襄州之治，吏不敢欺，民不知扰。"

尤为时人称道者，乃其处理权贵侵田一案。有豪强霸占汉水淤田千亩，历任刺史皆畏其权势。韩思复"案验得实，悉还之于民"（《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并刻石江畔为界。百姓感其刚直，称此石为"韩公界碑"。其治襄二载，"户口滋殖，狱讼衰息"（《全唐文·授韩思复襄州刺史制》），当他离任时，"州民遮道留之，马不得前"（《唐会要·刺史下》），此情此景，恰似《诗经》所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史家评其治绩曰："为政务在利人，方直自守。"（《旧唐书·韩思复传》）观其施政，既承贞观遗风，又开开元新象，恰如汉水清波，润泽襄沔而不居功，真可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之践行者。

转任汴州刺史，在汴州继续为百姓谋福祉

开元元年（713年），韩思复奉诏转任汴州刺史。汴州地处漕运要冲，为"天下舟车所会，四通八达之郊"（《元和郡县图志》卷七），然水患频仍，民生多艰。思复到任之日，正值汴河泛滥，"浸坏河堤，漂没田庐"（《旧唐书·食货志》），遂亲率僚属巡行堤防，"察水势所趋，度土功之宜"（《全唐文》卷三一〇），命人以竹络装石为堰，更创"分水之法，使洪流别泄"（《新唐书·地理志》）。百姓见其"芒履露肘，与役夫同其劳苦"（《册府元龟》卷六七一），莫不感泣。

时汴州仓储空虚，思复奏请"减价粜太仓米以赈贫民"（《唐会要》卷八十八），又革除胥吏征敛之弊。据《通典》卷十二载，其令各属县"具列赋税条目，榜之城门"，使"胥吏不得为奸"。有富商持金帛贿之，思复正色曰："刺史厅事，非尔交易之所！"（《大唐新语》卷三）遂尽斥其贿，商贾肃然。

在任三载，汴州大治。《文苑英华》卷八〇五载其政绩："沟洫既修，年谷屡稔，市无哄价，狱绝冤声。"及去任之日，百姓"攀辕截镫，献酒帛者百余里不绝"（《唐刺史考全编》卷五十六）。玄宗闻之叹曰："韩卿所至，皆得民心，可谓古之良二千石矣！"（《册府元龟》卷六七七）其治汴遗爱，至大历年间犹有老妪能道其"植树浚渠"故事（《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诚可谓"政声人去后"也。

韩思复去世

开元十三年（725年）的暮春，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簌簌飘落时，尚书右丞韩思复在宅邸溘然长逝。《旧唐书》卷一百一记载其终年六十有三，朝廷"辍朝一日，赠黄门监，谥曰文"。这位历经武周、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的清流名臣，最终在盛唐最绚烂的年华里，如一片青瓷般悄然碎裂。

据《大唐新语》载，韩思复临终前"神色不乱，命纸笔题诗"，其墨迹被门生收录于《韩公遗翰》中，有"清风两袖去，明月一轮来"之句。当时在洛阳巡察的玄宗闻讯，特命太常卿张说为其撰写神道碑。张说在《赠韩思复黄门监制》中称其"立身清俭，执德冲远"，这份由宫廷书手誊写的诏书原件，至今仍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葬礼依《开元礼》三品官仪制进行，《唐会要》卷四十五详细记载了"赐东园秘器，绢布二百段，米粟二百石"的赗赙规格。其墓志由族侄韩休撰文，1978年出土于洛阳龙门山南麓，志文提到"公寝疾弥留，犹手疏陈时政得失"，这与《资治通鉴》卷二一二所述"思复将终，遣子上时务五事"互为印证。司马光特别标注其中"请停封禅劳费"一条，暗示这与玄宗次年泰山封禅形成微妙对照。

《册府元龟》卷三百四收录了韩思复临终奏章的全文，其中"国奢示俭，存亡所系"八字被宋敏求编入《唐大诏令集》的"诫奢篇"。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在《江谈抄》中回忆，当年在鸿胪寺见到韩府发丧时，"白幡如雪，无金银之饰"，这种素朴作风甚至影响了淳仁朝的丧葬改革。

韩思复停灵期间，秘书监贺知章率国子监生员百人前来祭奠，《文苑英华》卷九百八十收录的集体祭文中，"冰壶秋月"的比喻成为后世评价清官的典源。其子韩朝宗按照父亲"归葬先茔，勿起高冢"的遗嘱，将灵柩运回昌黎祖坟，《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七收录刘长卿途经其墓所作《经韩思复墓》，"残碑风雨黯，犹见谏书丹"的诗句，成为这位开元谏臣最后的文学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