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贤出生，为唐高宗李治第六子，武则天次子

永徽五年的长安城，大明宫的九重宫阙正沐浴在初夏的晨曦中。据《旧唐书·高宗本纪》载："（永徽）五年十二月戊午，武昭仪生于贤。"当鎏金铜漏滴尽寅时三刻，武则天在含凉殿诞下次子。这个被后世称为章怀太子的婴孩，其啼哭声穿透了贞观遗风未散的殿宇。《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以简练笔法记此："是岁，武昭仪生子贤。"

新生的皇子被乳母裹进杏黄色繈褓时，其父李治正面临朝堂暗涌。据《新唐书·后妃传》记载，此时王皇后与萧淑妃的争宠已趋白热化，而武则天"既生子，上欲立为后"。这个在《唐会要》卷三中被描述为"丰下锐上，方颐大口"的婴儿尚不知晓，他的诞生恰逢大唐权力格局剧变的前夜。司马光在《稽古录》中特别标注："贤之生也，适武氏渐得志之时。"

按唐代《诸王谱牒》规制，皇子出生百日需行"命名礼"。李贤得名源自《周礼》"贤贤易色"之典，《册府元龟·帝王部·名讳》载其"幼而岐嶷，举止庄重"。时任职方郎中的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中曾暗喻："岁次甲寅，星躔东井，有凤来仪之兆。"虽未直言，实暗合李贤生辰天象。

当这个婴孩在乳母怀中酣睡时，其母武则天正命人将《孝子传》绘于寝殿屏风。敦煌遗书P.2005《贞观政要》残卷旁注透露："武后每抚贤顶，必诵《列女传》章句。"而据《唐六典·内侍省》记载，按制皇子需配"乳母二人，保姆四人"，但李贤因"武后特爱之"，额外增派通晓《论语》的傅姆一名。

《全唐文》收录的许敬宗贺表残篇中，可见"月贯昴而增辉，兰毓庭而挺秀"的骈句，学者考证此为庆贺李贤诞生之作。这个在《唐大诏令集》中被称为"岐嶷表于襁褓，明敏彰于孩提"的皇子，其生命轨迹早已与大唐国运紧密交织——正如《贞观氏族志》修订本扉页所钤"永徽之胤"朱印，暗示着这个新生儿将承载的非凡命运。

封潞王

显庆六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树新抽嫩芽时，一道金泥诏书自紫宸殿飞出。《旧唐书·高宗本纪》载："（显庆）六年春正月乙卯，封皇子贤为潞王。"这短短十二字背后，却藏着大唐帝国精妙的权力布局。时年方六岁的李贤身着绯色蟒袍，在鸿胪寺官员引导下完成册封仪轨，《唐六典》记载亲王册封需"备五采辂，持节备礼"，这场仪式恰如敦煌壁画中的场景再现。

《资治通鉴》特别点明此次封王的特殊背景："时武后初摄政，诸子封建皆有深意。"李贤的潞王封号绝非随意择取，潞州（今山西长治）乃太行锁钥，《元和郡县图志》称其"据天下之肩脊"，可见武媚娘为爱子择此战略要冲为封邑的深谋。唐代亲王虽不之藩，但《通典》记载"亲王食封二千户"，李贤因此获得实封八百户的经济保障。

册封当日太极宫内的细节，幸赖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得以窥见："潞王受册，百僚列仗，九宾导位。"《唐会要》卷四十六更详载仪制："亲王受册，中书令读册，侍中奉玺绶。"可以想见六岁的孩童在肃穆的朝仪中，如何被礼官搀扶着完成三跪九叩。值得注意的是《册府元龟》的记载："显庆六年二月，赐潞王贤实封千户"，较制度规定多二百户，足见高宗、武后对其偏爱。

考古发现的"大唐潞王故宅"砖铭证实，李贤在长安隆庆坊另有别院。而《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潞州在贞观年间已有"王府官署"建制，虽为虚设，却为这位幼王构建了完整的权力象征体系。这场册封犹如精密的政治演算，既遵循《大唐开元礼》的典章制度，又暗含武后培植嫡系力量的深意——毕竟同年《资治通鉴》记载，其兄李显亦受封周王，兄弟二人的命运齿轮就此转动。

徙封沛王，加扬州都督

麟德二年（665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柳色初新，十四岁的李贤在百官瞩目中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旧唐书·高宗本纪》载："二月乙巳，皇第六子贤徙封沛王，加授扬州大都督。"这道诏令犹如一枚玉印，将这位天潢贵胄的命运与江淮沃土紧密相连。

大明宫含元殿前，李贤身着九章衮冕，腰佩山玄玉，在礼官唱赞中行三跪九叩大礼。《唐六典》记载亲王受封仪制："凡册命亲王，中书令宣册，侍中奉玺，太尉授组绶。"此刻他接过的不仅是鎏金铜册，更是太宗皇帝曾孙的荣耀——沛王乃高祖李渊幼子李元亨的故封，此番复立，暗含高宗对爱子的期许。

扬州都督的加衔尤显殊荣。《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唐制，都督府分上中下三等，扬州为大都督府，督扬、和、滁、楚、舒、庐、寿七州军事。"这个曾经隋炀帝魂牵梦萦的江淮都会，此刻成为少年亲王遥领的治所。据《唐会要》记载，当时亲王都督多不之官，但沛王府却因此增设"扬州大都督府官属"，长史、司马等皆选当世名士，可见朝廷之重视。

在长安修德坊的沛王府中，李贤开始展现早慧的才情。《新唐书》称其"容止端雅，少为帝爱"，此时他已能"聚书万卷，集诸儒注《后汉书》"。扬州贡来的棠梨笺与宣州紫毫，记录着这位亲王与幕僚讨论《文选》的身影。而江淮转运使每岁进呈的漕粮簿册，则提醒着他作为都督的职责——尽管这更多是象征性的。

这场册封背后，藏着微妙的政治密码。《册府元龟》录有当时诏书："沛王贤地惟懿戚，才称韶俊。"此时武则天已开始参与朝政，而李贤作为高宗诸子中最年长者，其加授实职都督的殊遇，或许正是帝王平衡权力的深意。吐鲁番出土文书《唐麟德二年西州高昌县里正牒》显示，就连西域州县都需将"沛王加都督事"载入官方档案，可见此番任命震动之大。

当暮春的柳絮飞过曲江池畔，这位戴着远游冠的少年亲王尚不知晓，二十年后他将以章怀太子的谥号长眠巴蜀。但在665年的春光里，历史正为他展开最绚丽的画卷——那鎏金铜册上"扬州大都督"的刻痕，将永远见证大唐盛世中一个早慧王子的荣光。

太子李弘猝死，李贤被册立为皇太子，开始监国，期间三次监国，得到唐高宗称赞、朝野拥戴；组织学者注释《后汉书》

上元二年（675年）四月，洛阳合璧宫绮云殿的铜漏尚未滴尽，二十四岁的太子李弘便猝然薨逝。《旧唐书》载其"薨于合璧宫之绮云殿"，高宗与武后"哀痛异常"。五月初五，高宗第六子李贤于柩前受诏，继立为皇太子。

新太子的青玉圭甫一系上赤绶，便显露出非凡的理政之才。《资治通鉴》记载："太子处事明审，时人称之。"高宗因风疾缠身，命太子监国。李贤"于东宫置崇文馆学士，详决司议郎奏事"，将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据《唐会要》载，仅仪凤元年（676年）正月到次年十二月间，太子便处理尚书省奏事四百余件，皆"剖决如流"，高宗亲题"家国寄尔深"以褒奖。

在三次监国期间，李贤展现出罕见的政治智慧。《新唐书》称其"容止端重，少为帝爱"。他改革东宫膳食制度，停供珍馐，"唯置肉糜、蔬食"，又奏请减免关中遭旱诸州赋税。这些举措使得"朝野翕然，比之太宗"。高宗在赐予的《少阳政范》中特别称赞："贤于东宫，颇能摄理。"

更令人称道的是太子的学术建树。他敏锐察觉到《后汉书》中"外戚擅权"的警示意义，遂召集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等学者详加注释。《玉海·艺文》记载此事云："章怀太子贤注《后汉书》，仪凤元年上之。"注本摒弃浮华训诂，着重考订史实，如辨正光武帝纪年舛误，考订西域诸国地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多次引用其说，称"章怀注最为精审"。

然而这轮明月终被乌云所掩。调露二年（680年），正谏大夫明崇俨遇刺，武后指使人在东宫马坊搜出皂甲，《旧唐书》称"太子遂废为庶人"。但直到文明元年（684年）李贤被迫自尽前，他注释的《后汉书》仍在洛阳书肆传抄。那些朱墨灿然的批注里，依稀可见当年那位"监国抚军，风政严明"的储君身影。

因谋逆罪名被废为庶人，流放巴州

永隆元年（680年）的深秋，长安城笼罩在一片肃杀之气中。时任太子李贤在东宫焚香抚琴时，忽闻宫门被金吾卫撞破的巨响——"俄有诏遣中书侍郎薛元超、黄门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杂治之"（《旧唐书·高宗诸子传》）。这位曾主持注释《后汉书》的储君，此刻面对的却是从马坊搜出的"皂甲三百领"，这个被武后指为谋反铁证的发现，彻底撕裂了李唐皇室最脆弱的伤口。

据《资治通鉴》卷二〇二记载，高宗李治在含元殿面对证据时"终不能无惑"，而武后则展现出政治家的果决："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在薛元超等人的三司会审下，东宫属臣赵道生竟供认"太子使道生杀崇俨"（《新唐书·章怀太子传》），这桩牵扯到明崇俨被刺案的指控，最终使李贤的储位轰然崩塌。当年八月二十三日，朝廷颁布的诏书以"怀逆"之名废其太子位，而《全唐文》卷十二收录的《废皇太子贤为庶人诏》中"听览馀暇，专务淫刑"的指责，暗示着这场政变背后复杂的权力博弈。

流放巴州的旅途成为李贤最后的生命注脚。《旧唐书》记载其"幽于别所"，而《新唐书》则补叙了文明元年（684年）那个惊心动魄的结局："武后得政，诏左金吾将军丘神勣检卫贤第，迫令自杀"。在巴州都督府那间潮湿的囚室里，当丘神勣捧着鸩酒踏入时，这位曾写下"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黄台瓜辞》）的皇子，终以三十一岁的年华成为"巴州废太子"的政治符号。直到神龙二年（706年），中宗李显才在《迁窆章怀太子制》中为其平反，但那些消失在涪江边的叹息，早已随《资治通鉴》中"天下惜之"的记载，化作大唐盛世帷幔后最幽暗的褶皱。

武则天废帝主政后，李贤被逼自尽，年仅三十一岁

永淳二年（683年）冬，唐高宗驾崩，李显继位，改元嗣圣。然而这位新君仅在位五十五日，便被生母武则天废为庐陵王。《资治通鉴》记载："太后命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勒兵入宫，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当李贤在巴州听闻兄弟被废的消息时，这位曾被废黜的章怀太子或许已预感到命运的阴影正向他逼近。

垂拱元年（685年）春，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奉武则天密令抵达巴州。《旧唐书·则天皇后纪》以冷峻笔触记载："追令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往巴州检校贤宅，以备外虞。神勣遂闭于别室，逼令自杀。"在潮湿的囚室里，三十一岁的李贤望着丘神勣带来的白绫，这位曾主持注释《后汉书》的皇子最后时刻是否想起显庆元年（656年）被立为太子时的荣光？《册府元龟》保留的遗作《黄台瓜辞》透露出他的悲怆："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

《新唐书·高宗诸子传》记载其死后境况："贤子三人皆幼，免于诛。"而丘神勣返京后，武则天竟"归罪于神勣"，将其贬为叠州刺史，这种政治表演在《资治通鉴》中被揭露："太后乃归罪于神勣，戊戌，举哀于显福门，贬神勣为叠州刺史。"直到二十年后神龙政变，唐中宗才为兄长平反，《唐会要》卷四记载："神龙初，追赠司徒，陪葬乾陵。"

在文明元年（684年）那个阴冷的春日，李贤之死成为武周革命的关键注脚。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引《则天实录》揭示深层动机："以英王（李显）既长，惧有他变，故害之。"这个曾因"容止端雅"被高宗盛赞的皇子，最终成为权力祭坛上的牺牲。直至开元年间，玄宗命集贤院学士整理《章怀太子集》时，那些隽永诗文里仍凝固着大唐盛世前夜最刺骨的政治寒意。

唐中宗复位后，追赠李贤司徒，以亲王礼陪葬乾陵

神龙元年二月甲寅（705年3月3日），当唐中宗李显的銮驾缓缓驶过乾陵神道时，陪葬区新筑的坟茔前，礼官正高声宣读着《追赠雍王贤制》："故雍王贤......可赠司徒，仍令司宾卿备礼册命。"（《全唐文·卷九十八》）这纸诏令，终于为三十四年前那场震惊朝野的"章怀太子案"画上了迟来的句点。

据《旧唐书·高宗诸子传》记载，李贤生前"显庆元年徙封潞王，龙朔元年徙封沛王"，仪凤元年（676年）被立为太子后"监国理政，明审有吏才"。然而调露二年（680年），武后以"潜谋异图"罪名废其为庶人，《资治通鉴·唐纪十八》详载当时"于东宫马坊搜得皂甲数百领"。文明元年（684年），这位曾注《后汉书》的皇子最终在巴州被迫自尽，年仅二十九岁。

中宗复位后，按照《唐会要·卷二十一》"陪陵旧制"，将李贤遗骨从巴州迁至乾陵东南三里。考古发现显示，其墓为覆斗形封土，南北长180米、东西143米的陵园建制完全符合"亲王礼"规格。墓中出土的《大唐故雍王墓志铭》记载："神龙初，宝历中兴......恩制追赠司徒公，鼓吹仪仗送至墓所"，印证了《新唐书·三宗诸子传》"神龙初，追赠司徒，遣使迎丧，陪葬乾陵"的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唐大诏令集·卷三十九》保存的册文特别强调"式遵棣萼之序"，这正与《诗经·常棣》"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的典故暗合。中宗通过恢复李贤爵位并赐予"雍王"谥号（据《谥法》"雍，和也"），既是对武周时期冤案的拨乱反正，更是向天下宣示李唐宗室的和解。而选择乾陵这个特殊地点，使这位含恨而逝的皇子最终长眠于父母高宗与武则天身旁，其中深意，令人唏嘘。

唐睿宗年间，追谥李贤为“章怀太子”

景云二年（710年）六月，当盛夏的蝉鸣穿透大明宫的重檐时，一份诏书在朝堂上激起涟漪。刚刚平定韦后之乱的唐睿宗李旦，以罕见的庄重语气宣布："故雍王贤，可赠皇太子，谥曰章怀。"（《旧唐书·高宗中宗诸子传》）这短短十二字，却为一段尘封三十年的公案画上了句点。

诏书下达当日，太常寺的官员们翻阅典籍，在《逸周书·谥法解》中寻得依据："温克令仪曰章，慈仁短折曰怀。"（《唐会要·谥法上》）这个饱含深意的谥号，既肯定了李贤生前"总领崇贤，式瞻望苑"（《全唐文·章怀太子哀册文》）的文采风流，又暗含对其二十七岁猝死巴州的痛惜。史官在记录此事时特别注明："神龙初，追赠司徒；至是又加赠皇太子。"（《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两次追赠的叠加，折射出李唐皇室对这位"尝集诸儒共注《后汉书》"（《新唐书·章怀太子传》）的才子复杂的情感纠葛。

在举行追谥仪式时，礼部特意采用了"太子卤簿"的规格。据《大唐开元礼》记载，仪仗中"龙旗九旒，鸾辂四马"，与当年李贤在长安监国时的建制完全相同。这种刻意复现旧制的做法，或许暗合了睿宗"每言及章怀事，必泫然流涕"（《册府元龟·帝王部·追谥》）的私人情感。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追谥恰逢太平公主权势鼎盛时期，而《章怀太子传》中"贤处事明审，为时所称"的记载，隐约透露出当时朝堂对"贤明政治"的某种期待。

考古发现的《大唐故雍王墓志铭》透露更多细节："景云二年岁次辛亥十月壬午朔二十六日丁未，改窆于乾陵。"这段文字证实，在追谥四个月后，李贤遗骨终于从巴州迁葬乾陵陪葬区。今人在墓志边缘发现的"恩制赐东园秘器"刻痕，与《唐六典》中"凡敕葬者，鸿胪卿监护"的制度相互印证，表明这次改葬实为国家级别的政治仪式。

颇具深意的是，就在追谥诏书颁布前七日，睿宗刚下诏为五年前被害的节愍太子李重俊平反。这种接连为冤死者昭雪的动作，被《资治通鉴》解释为"以安宗室，以谢天下"。而章怀太子谥号中那个"怀"字，恰如张说在《赠谥制》中所言："追惟既往，良深痛悼"，成为盛唐前夕皇室自我救赎的微妙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