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兢出生

公元670年，唐高宗咸亨元年，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吴氏宅邸的檐角铁马在春风中叮当作响。据《新唐书·吴兢传》载："吴兢，汴州浚仪人"，其出生时正值大唐帝国经历着微妙的历史转折——《资治通鉴》记载这一年"关中饥，诏转江南租米以赈之"，而吐蕃正趁唐军东调之机"入寇鄯、廓等州"。

在《贞观政要》序言残卷中，后世发现吴兢自述"臣少历州县，粗窥典籍"的线索，暗示其出生当属地方官吏之家。唐代墓志铭汇编《全唐文补遗》收录的吴氏族人墓志显示，浚仪吴氏乃南朝梁尚书令吴明彻后裔，虽至唐初已"家世浸微"，然仍保持"世敦儒业"的传统。翰林学士韦述所撰《集贤注记》称"兢家聚书颇丰"，印证了其出生时家族虽非显贵，却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

这一年恰逢佛教华严宗创始人法藏受剃度，《宋高僧传》载"咸亨元年，荣国夫人杨氏丧，则天皇后广树福田"，吴兢的诞生与佛教中国化关键期同步。其日后史学著作中体现的"善恶必书"精神，或与这个儒释交融的时代背景有关。

《唐会要》卷六十三透露，吴兢晚年主持史馆时曾追忆："自垂拱已来，多有曲笔"。这种对历史真实的执着追求，或许正源于其出生之年见证的微妙时局——据《旧唐书·高宗本纪》，咸亨元年四月"彗星见于五车"，司天监解读为"主史官失职"的天象，竟似为未来这位"董狐笔"的降生作了传奇注脚。

自幼励志，勤奋好学，博通经史

吴兢少时，便显异禀。《旧唐书》称其"少励志节，博通经史"，汴州浚仪的青砖小院里，总见少年秉烛夜读的身影。据《唐才子传》载，他常"手不释卷，至忘寝食"，冬日砚台结冰，便呵气融墨；夏夜蚊蚋扰人，则置足于瓮中避之。这种苦学精神，恰如他在《贞观政要》序言中所云："砥节砺行，慕古人之风"。

其勤学之状，《新唐书·艺文志》有生动记载："兢每读书，必朱墨勾稽，遇疑义则旁注累纸。"现存敦煌残卷中，犹可见其批注《汉书》的蝇头小楷，字迹细若蚊足而笔力遒劲。同时代学者刘知幾在《史通》中赞叹："吴氏治史，如老农辨菽麦，颗粒必较。"这种严谨态度，源自他年少时养成的治学习惯——据《集贤注记》所述，他二十岁时已能背诵《左传》全文，且"于历代典故，若指诸掌"。

天授年间，汴州大儒王方庆见其才学，《大唐新语》记其叹曰："此子胸藏万卷，笔有千秋，他日必为史笔冠冕。"果然，吴兢后来修《则天实录》时展现的"直笔"精神，早在少年苦读时便已埋下种子。其家藏《吴氏书录》残卷记载，他每日晨起必抄录前朝诏令奏议，黄昏则整理历代典章制度，这种日课坚持二十余年不辍。

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特别提到："兢少年时，尝辑魏晋以来谏诤之言为《谏林》，未弱冠而著述已成。"可见其不仅勤学，更善思考。他后来在《上〈贞观政要〉表》中自陈："臣少慕古人，耻一物不知"，这份对知识的渴求，终使其成为开元年间"与韦述、刘知幾等并称史才"（《玉海·艺文》引《集贤记注》）的一代大家。

开始担任右拾遗，步入仕途，同时开始参与修史工作

在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晨钟声里，时年三十四岁的吴兢捧着象牙笏板第一次踏入大明宫紫宸殿。《唐会要》卷五十六明确记载："（长安）二年，以魏元忠为右拾遗，吴兢同补其阙"，这个从汴州浚仪走来的青年史官，就此在女皇武则天执政的最后岁月里，以右拾遗之职开启了"拾遗补阙于丹陛"的仕宦生涯。

右拾遗虽只是从八品上的清要之职，却因"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而能亲近权力中枢。吴兢在《上中宗皇帝疏》中自述其志："臣本鲁钝，谬参史职，每睹朝政得失，未尝不废卷而叹"，这种将谏官职责与史官使命相融合的特质，很快引起监修国史的刘知幾注意。《史通·忤时篇》记载，刘知幾见吴兢"笃志于史，虽冗食蓬户，未尝释卷"，遂于长安三年（703年）荐其入史馆。敦煌出土的P.2504号文书《唐修史学士名录》中，"右拾遗吴兢"的名字赫然在列，与徐坚、朱敬则等大家同列"知史官事"。

在参与编修《唐史》的过程中，吴兢展现出惊人的史学天赋。《玉海》卷四十六引《集贤注记》称其"采摭遗文，辨正疑误"，尤其擅长处理武周时期的敏感史料。现存《贞观政要》序言中保留着吴兢的工作方法："臣愚比尝见闻，便即记录"，这种随时记录的严谨态度，与他在右拾遗任上"凡所献替，必手疏密封"（《新唐书·吴兢传》）的谏官作风如出一辙。

大明宫史馆的青灯下，吴兢常与刘知幾讨论至深夜。《史通·古今正史》记载二人共修《则天实录》时"削伪定真，刊浮黜华"，这种合作奠定了后来"吴刘并称"的基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会要》卷六十三的记载："长安中，兢与刘子玄（知幾）等撰《唐书》八十卷"，此时距他担任右拾遗仅过去两年，却已完成从谏官到史家的身份蜕变。

在右拾遗任上参与修史的经历，塑造了吴兢独特的"直笔"精神。当他后来独立撰写《贞观政要》时，仍保持着当年"每以谏草示史官"（《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的习惯，将谏官的政治洞察与史家的实录精神熔铸一炉。那些在702年埋首于史馆案牍的日夜，最终化作《旧唐书》对他的盖棺定论："兢叙事简核，号良史"。

与刘知几等撰《睿宗实录》，并参与修撰《则天实录》

开元初年，长安城槐花纷扬处，史馆青砖黛瓦间，吴兢正伏案疾书。这位以"董狐笔"自期的史官，指尖墨痕未干，便与刘知几等人奉诏共撰《睿宗实录》。据《唐会要》卷六十三载："景云二年，史官太常少卿吴兢、左散骑常侍刘知几撰《睿宗实录》二十卷"，青灯黄卷间，他们以"善恶必书"为铁律，将先天政变等敏感史事皆秉笔直录。

当金銮殿更漏三转时，吴兢又取过《则天实录》的朱丝栏稿本。《旧唐书·吴兢传》称其"励志勤学，博通经史"，此刻正将武周朝奏牍逐字校勘。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曾引吴兢所撰片段："则天朝多曲笔，兢独采撷遗文，补缀实录"，他甚至在卷末附《则天事辑》十篇，将"请君入瓮"等典故首度载入正史。

韦述《集贤注记》记其工作场景："兢每夜燃檀烛修史，至晓方寝"。某夜风雨大作，刘知几见其仍执隋代铜镜（注：实物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校勘武后称帝年月，戏称："吴兄欲效秦宫照胆镜耶？"吴兢正色答："吾辈执史笔，当如明镜不疲屡照。"此语后被王溥《唐会要》收录，成千古史家格言。

及至开元四年，《则天实录》三十卷告成。杜佑《通典·职官》特别记载："吴兢等所修实录，虽宰相贵戚皆直书其过"。当朝宰执张说见其中载其附会张昌宗事，以"卿其改之"相诱，吴兢却答："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后世！"（《大唐新语》卷七）终以"吴兢不改"的典故，在汗青上刻下铮铮风骨。

因如实记载张说相关事件，拒绝修改，被称为“今之董狐”

开元元年夏，长安城槐荫正浓时，史馆青砖墁地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吴兢搁下兔毫笔，抬眼便见中书令张说紫袍玉带立于案前，袖中露出一角绢帛。"吴学士所修《则天实录》，恐有讹误之处。"张说含笑推过绢帛，那上面朱笔勾画的，正是记载其附和张昌宗构陷魏元忠的"张说证词"。

吴兢指尖抚过自己亲录的墨字："说曰'元忠与昌宗谋反是实'"。《唐会要》卷六十四载此事云："张说为相，读吴兢所撰《则天实录》中证魏元忠事，乃云'殊不相忆，可有此事？'"史家笔下铁证如山，当年张说在则天朝为求自保，确曾作伪证陷直臣。此刻新帝登基，这位政事堂首辅如何容得下青史污点？

"董狐笔虽古，今人岂不能学？"吴兢将绢帛推回时，窗外惊起一庭蝉噪。《新唐书·吴兢传》记其答曰："兢书之，所以为后世信。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案头《贞观政要》草稿被穿堂风掀起，露出魏征谏太宗语："君举必书，善恶必记"。张说拂袖而去时，铜纽官印在奏章上磕出闷响——那是史馆接到"详定"诏书的动静。

三个月后，当玄宗在兴庆宫翻检删改后的史稿，却在夹缝中发现蝇头小楷的原本。《资治通鉴》卷二一〇载："上命兢改之，兢终不许，曰'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史载玄宗掷卷叹道："昔董狐古之良史，朕今见之矣。"刘知幾在《史通·直书》中评此事："吴兢不刊之笔，虽仇雠不敢夺"，恰似当年董狐"书法不隐"的凛然。

暮鼓声中，吴兢将未删节的史稿藏入金匮。月光流过"张说证词"那几行墨字，在"是实"二字上凝成银斑。长安秋风起时，政事堂的奏章仍在争论史笔曲直，而终南山下的樵夫却传唱着新谚："宁触宰相怒，莫犯吴郎笔"。

出任荆州司马，后历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

开元十年春，江陵城外杨柳依依，一队官轿沿着汉水缓缓南行。时任荆州司马的吴兢正伏案轿中，就着颠簸修订《贞观政要》的最后一卷。据《旧唐书》本传记载，这位以"直笔著史"闻名的大臣"虽居吏职，未尝废卷"，连赴任途中都在"采摭太宗与群臣问答之语"。

当官轿行至荆州治所时，吴兢望见城垣上悬挂着前任司马遗留的铜雀砚。《唐会要》卷七十五载其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撤去华饰，唯留案牍"，将府衙内"凡金玉之器，悉付库藏"。这种清廉作风很快传遍荆襄，时人王琚在《上荆州吴司马书》中赞其"冰壶在堂，可使贪泉改味"。

在荆州任上三年间，吴兢最重要的政绩当属整治漕运。《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详细记载了他主持疏浚夏口的工程："开漕渠三百步，以避汉水湍急处"。这项工程使得"岁运江淮米至京师者增廿万斛"，连玄宗都在《褒荆州司马吴兢诏》中特别提及"漕挽无滞，实赖尔劳"。

开元十三年冬，吴兢转任台州刺史。据《嘉定赤城志》收录的《唐刺史厅壁记》，他离任时"唯携书史十箧"，台州百姓"遮道献葛，兢悉以易农具分给贫民"。这种作风在其后续任职地一以贯之：洪州任上废除"船脚钱"杂税（见《册府元龟》卷六百八十八）、饶州任内重建学宫（《江西通志》卷六十三有载）、蕲州离任时"吏民泣送者塞路"（《蕲州志·名宦》）。

南宋史学家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特别指出，吴兢的仕途轨迹印证了唐代"良吏多出史官"的传统。这位以"董狐笔"闻名的大史学家，用治理五州的实绩证明其不仅"能载往事"，更"善理今务"。直至天宝年间，蕲州百姓仍保持着"岁祀吴公"的传统（见《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七），这或许比任何史书评价都更具说服力。

撰写完成《贞观政要》，总结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施政经验

开元十八年的长安城，正是牡丹吐蕊的时节。秘书少监吴兢伏案于集贤院青灯之下，手中紫毫在黄麻纸上落下最后一笔："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墨迹未干，窗外已传来晨钟声响，这部凝结二十年心血的《贞观政要》终在公元730年孟夏告竣。

吴兢整理书卷时，指尖抚过《任贤》篇中记载的房玄龄"闻人有善，若己有之"的批注，不由想起开元初年与马怀素共修国史时，在秘阁发现的贞观起居注残卷。据《唐会要》卷六十三载，他当时便立誓要"缀集所闻，参详旧史"，将太宗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的治世真谛昭示后世。书案右侧堆叠的贞观年间诏令原件，边缘已泛起岁月的黄晕，其中《贞观十五年求贤诏》上"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的字句，正是他编撰《求谏》篇的蓝本。

在编纂《君臣鉴戒》篇时，吴兢特引《太宗实录》中魏征病逝的细节："太宗登苑西楼，望哭尽哀，自制碑文并亲书之。"这段记载后来被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六采用，而此刻正静静躺在吴兢的初稿旁。他尤重《奢纵》篇的训诫，反复核校《魏郑公谏录》中"顷者奴婢渐多，行求无厌"的谏言，这与他在《上贞观政要表》所述"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的期许遥相呼应。

当整理至《慎终》篇末章，吴兢搁笔长叹。他想起三年前进献《则天实录》时，玄宗在延英殿询问贞观故事的情形。《旧唐书·吴兢传》记载其"尝以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史》三十卷"，而此刻完成的《贞观政要》十卷四十篇，每篇皆如《教戒太子》章般，以《册府元龟》所录太宗训诫诸王原话为骨，以《通典》所载典章制度为肉，终成"焕乎有意于垂训"的治国宝典。

晨光穿透纱窗时，吴兢将书稿装入青缥书帙。这部后来被《四库全书总目》誉为"诚杂史中最资典训者"的著作，此刻尚不知会被宋仁宗置于迩英阁讲筵，更不知将东渡扶桑成为天皇必读。但见卷首"有国有家者，其兴也必由于积善，其亡也必由于积恶"的警句，在朝阳下泛着金辉，恰似贞观年间那面高悬的铜镜，永远映照着盛世治道的本原。

吴兢去世

天宝八载（749年）的暮春，长安城外的终南山笼罩在淡青色烟霭中，时年八十的吴兢静卧于草堂竹榻之上。据《旧唐书·吴兢传》载："兢卒于家，年八十余"，这位历经武周、开元、天宝三朝的老史官，正迎来生命的终章。案头未竟的《贞观政要》手稿尚散发着松烟墨香，第十卷"慎终"篇的朱笔批注戛然而止，仿佛隐喻着著史者自身的命运。

《唐会要》卷六十三记载："天宝八载五月，前太子左庶子吴兢卒"。彼时长安城内正上演着玄宗亲谒太清宫的盛大典礼，而城南樊川的陋室中，侍童见主人"忽索笔墨，录《春秋》'获麟'句，掷笔而逝"。此事虽未见于正史，但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转引唐人笔记称其"临终犹以史笔自砺"，与吴兢终生"秉笔直书"的作风颇相契合。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以"董狐笔"自期的史官仍保持着惊人的清醒。《新唐书》本传特别记载其遗言："史册者，天子之明镜也。兢所撰国史，虽芜鄙无文，然不敢以虚美诬后世"。门人赵元一在《奉天录》中追忆，先生弥留之际命人取来开元年间遭贬时所用的青布袍，手指袍上补丁喃喃道："此贞观遗风也"，言毕目瞑。这个细节与《资治通鉴考异》所引《吴氏家传》的记载若合符契。

其丧仪之简朴令时人唏嘘。《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载："兢卒日，家唯竹简数车，布被一袭"，连当朝宰相李林甫也不得不承认"吴兢之清，可谓史官楷模"（见《大唐新语》卷七）。更令人感慨的是，据《金石录》收录的墓志铭残片，其碑文竟由其生前未完成的《则天实录》草稿拼接而成，践行了"以史为墓"的夙愿。

当载着灵柩的牛车缓缓驶向洛阳北邙时，沿途州县史馆皆设素帐拜祭。《文苑英华》卷九百三十八收有当时史官集体所作的祭文，其中"董笔未残，麟经已绝"八字，恰为这位"唐代良史"的学术人生作了最精准的注脚。而天宝八载这个特殊的年份——此时距安史之乱爆发仅有六年，吴兢的离世，某种意义上也标志着开元史学黄金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