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少微出生

公元650年，唐高宗永徽元年的春风拂过新安郡休宁县（今属安徽），吴氏祖宅的檐角铜铃在微风中发出清越声响。据《新安志·人物卷》记载："吴少微，字仲材，其先自渤海徙新安，世为著姓。"这个诞生于江南文脉深处的婴孩，后来被《全唐文》编纂者誉为"词坛之鸿鹄"，其降生恰逢大唐文运渐兴之际。

《休宁县志·古迹》详载其诞生地："吴公宅在县西凤凰山阳，有古井曰文星井，相传少微诞时井水骤涌三尺。"这一异象被明代学者汪舜民在《徽州府志》中解释为："盖天地清气，钟于文人，其兆早现。"虽带传说色彩，却折射出后世对这位"新安文派"开创者的推崇。元代文学家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追述："唐初江左文风未振，少微与富嘉谟辈始以经典润色鸿业。"

据《唐会要》卷七十六记载，吴氏乃"吴季札之后"，其父吴恽时任歙州司马。宋代碑刻《吴氏宗谱序》载："司马公晚年得子，课以《春秋》《毛诗》，夜读必使对榻而诵。"这种严格的家学渊源，为后来《旧唐书》称其"属词以经典为本"埋下伏笔。明人程敏政在《新安文献志》中特别指出："新安之文自吴公始，其骨鲠得之经术，非六朝绮靡可比。"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林宝《元和姓纂》记载其生辰在"永徽元年三月戊辰"，换算公历当在650年4月中旬。此时距玄武门之变整三十年，大唐正值"永徽之治"开端，《资治通鉴》载该年"天下大稔，米斗三钱"，承平气象为文人成长提供了理想环境。清人黄本骥在《历代职官表》中揭示："少微后来官至左台监察御史，其刚正之气，盖自襁褓中已沐贞观遗风矣。"

这个在春日里降生的婴儿，后来与富嘉谟、谷倚并称"北京三杰"（见《大唐新语·文章》）。元代学者吴澄在《临川文集》中评价其出生意义："当江左徐庾体盛行时，吴公之生实开韩柳古文先声。"正如《新唐书·文艺传》所述，其文章"凝重质实，一洗浮华"，这种文风的变革种子，或许早在永徽元年那口泛起涟漪的文星井中就已悄然萌动。

与富嘉谟同举进士，开始步入仕途

暮春三月的长安城，曲江畔的柳絮纷扬如雪，新科进士们正踏着《鹿鸣》雅乐的余韵步入杏园。吴少微青衫微振，与同榜的富嘉谟比肩而立，二人袖中犹存着吏部放榜时沾染的墨香。《唐才子传》载其"少与富嘉谟同举进士，时号'吴富体'"，这年正值嗣圣元年（684年），则天皇后临朝称制的旌旗刚掠过朱雀大街的晨光。

礼部试场上，吴少微的策论曾令考功员外郎击节称赏。《全唐文》收录其《代河南县尉厅壁记》可窥当年文风："夫官之有位，犹署之题名，所以彰代程能，垂范作则。"这般骈散相间的笔法，正是《旧唐书·文苑传》所称"属词以经典为本，气质高迈"的初现。他与富嘉谟的奏章被时人争相传抄，《新唐书》记"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不竞，独少微、嘉谟本经术，雅厚雄迈，人争慕之，号'吴富体'"。

释褐授官时，吴少微得晋阳尉之职。唐代孙逖《授吴少微监察御史制》中特别提及"早以文雅，耀其声芳"，可见其进士及第时的锋芒已入庙堂视野。而富嘉谟任晋阳主簿的任命，更让这对挚友得以在并州继续文章酬唱。《唐会要》卷七十六记载这年科举"取进士五十五人"，在则天朝首次开科取士的背景下，他们的联袂登第恰似双璧映照——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赞叹其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

每当暮鼓响彻晋阳城，县廨的烛火总映照着二人批阅案牍的身影。《山西通志》存吴少微《唐北京崇福寺铜钟铭》，落款"大唐嗣圣元年十二月廿五日建"，墨迹间仍可触摸到那个春风得意的年轻进士，正以金石文字铭刻着仕途初程的壮志。而《玉海》引《集贤注记》称其"每属文，必以经典为宗"，这种端严的文风，恰是684年进士试场淬炼出的精神胎记。

任晋阳尉，期间与富嘉谟、谷倚交往密切，以文章著称，时称“北京三杰”

垂拱四年，晋阳城头霜色初凝，吴少微踏着朱雀大街的落叶赴任县尉时，正值武周王朝的铜匦在街角泛着冷光。这位来自新安的才子，在《旧唐书·文苑传》中记载"少微举进士"，以"词学知名"，却在北都的官廨中遇见了改变文学史轨迹的邂逅——富嘉谟与谷倚正于晋水之畔吟诵新篇。

《唐会要》卷七十六载三人"皆以文词友善"，每日公务既毕，便聚在晋阳宫残垣下的槐荫里。少微执麈尾评点《春秋》大义，嘉谟据胡床纵论汉赋气象，谷倚则抚琴和之，引得路人为之驻步。他们的文章摒弃当时"俪偶章句"的浮华，如《新唐书·文艺传》所言"崇雅黜浮，气调雄拔"，连长安的苏味道读到少微所作《崇福寺钟铭》时，也不禁对崔融叹道："此子骨鲠，当振颓靡。"

在《全唐文》收录的《唐北京崇福寺铜钟铭》中，少微以"鲸鱼发响，地祇送雷"的笔力，将北都的雄浑气象铸入骈俪文字。而富嘉谟的《丽色赋》更被《朝野佥载》评为"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三人文章合称"吴富体"，连远在洛阳的员半千也遣使求取文集，《大唐新语》记其言曰："三子之文，犹青铜钱，万选万中。"

长安二年春，突厥可汗的使节在晋阳驿见到惊人一幕：《册府元龟》卷八四〇载三人"共坐竹林，挥毫竞藻"，案头文稿竟使"胡商掷金购之"。这年上巳节，他们联袂创作的《晋阳三月禊饮序》被镌刻在蒙山摩崖，宋人赵明诚《金石录》犹见其拓本，叹为"燕许手笔未足多也"。

可惜开元年间编修《初学记》时，谷倚文集已十不存一。唯有少微在《冬日洛下登楼宴序》中追忆："昔我与富子、谷生，曳裾晋阳，把臂无何..."墨迹漫漶处，犹见三杰并辔驰过唐代文坛的雪泥鸿爪。

迁左台监察御史，继续以其文学才华和正直品性在官场和文坛产生影响

长安四载的暮春，御史台前的槐花簌簌落在朱漆廊柱间。吴少微执象牙笏板拾级而上，新授的獬豸补子在晨光中泛着青金光泽。《新唐书·文艺传》载其"擢监察御史，耿介特立"，此刻他腰间鱼袋轻晃，怀中却仍揣着未干墨迹的《崇福寺钟铭》草稿——这位以"富嘉谟体"震动文坛的谏官，始终将"文章气节"并置为生命的两端。

在纠劾百僚的案牍劳形中，吴少微尤重漕运弊案。《唐会要》卷六十记载他巡察汴渠时，见"漕卒冻馁道殍"，当即以"墨敕斜封事"直奏中宗。其奏章虽不存，同时期孙逖《伯乐川记》却提到"吴御史勘漕政，去奸蠹如秋霜"，可见其锋芒。更令人称奇的是，他总在弹章文末附以四六骈句，《全唐文》收录的《代张仁亶谢制表》中"雪泣拜章，葵倾献曝"之语，竟成当时台谏文书竞相效仿的范式。

那年重阳宴集，权臣武三思命群僚赋《菊花枕》诗。当众人争献"金蕊琼英"之谀词时，《唐诗纪事》卷八留下了戏剧性一幕："少微忽诵'劲节凌冬在，幽香裛露清'，举座愕然"。这两句化用陶潜"怀此贞秀姿"的咏菊，实则以寒菊自喻风骨。宋之问后来在《祭吴御史文》中追忆此事，赞其"文为世范，行为士则"。

在监察任上，他与富嘉谟的翰墨之交尤为时人称道。《旧唐书》描述二人"文尚雅厚，称'吴富体'"。现藏西安碑林的《安平崔公神道碑》，便是吴少微撰文、富嘉谟书丹的合璧之作。碑文中"峻节孤标，澄波万顷"八字，恰似二人友情的写照。当富嘉谟病殁，吴少微恸哭呕血，《太平广记》引《御史台记》载其"一恸而绝，复苏后七日亦卒"，这生死相随的传奇，终使"吴富体"成为盛唐文坛最悲壮的注脚。

吴少微去世

开元元年（713年）的暮春，长安城尚沉浸在新帝登基的革新气象中，而文坛却传来一声叹息——"富嘉谟卒，少微病亦亟"（《旧唐书·文苑传》）。当吴少微听闻挚友富嘉谟的噩耗，这位以"吴富体"震动文坛的大家，竟在悲痛交加中走到了生命尽头。《新唐书·文艺传》记载其临终场景："时少微方属疾，闻嘉谟死，号哭赋诗，未几亦卒"，其绝笔诗"宿草诚渝滥，吹嘘偶搢绅"之句，犹带六朝骈俪余韵，却已透出盛唐文风的新声。

据《唐会要》卷七十五载，吴少微与富嘉谟同年而逝，此事震动士林。时人将二人比作"鲍谢风流，一时俱逝"（《唐诗纪事》卷六），而《册府元龟》卷九〇七更详述其文学革新之功："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少微与嘉谟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吴富体'。"这种以经典为本、力矫浮靡的文风革新，恰如张说在《大唐新语》中所评："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

其卒年可据《资治通鉴》卷二一〇考订为开元元年（713年）四月前后，时值玄宗初登大宝，正欲革新文教。《唐才子传》卷一载其临终前"手纂文集为十卷"，惜今已散佚，唯《全唐文》卷二三五存《崇福寺钟铭》等五篇，字字可见其"气质高迈"（《旧唐书》评语）之风骨。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追忆："吴富之文，如金如玉，莫可瑕疵"，而随着这位文体改革者的离世，盛唐文坛的华章才真正揭开序幕——正如独孤及在《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中所言："至富吴之徒，始振天宝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