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出生

公元650年，大唐永徽元年的春风刚刚拂过陕州硖石（今河南陕县东南），一户姚姓官宦之家迎来了他们的长子。《新唐书·姚崇传》开篇即载："姚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人"，其父姚懿时任嶲州都督，这个生于"贞观之治"余晖中的婴孩，注定将在史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大唐开府仪同三司紫微令梁国公姚公神道碑》记载，姚崇出生时"凤雏耀彩，骥子生姿"，虽不免有后世颂扬之辞，但《旧唐书》特别记载其少年时"倜傥尚气节"，可见自幼便显不凡气象。其出生地陕州地处黄河与崤山之间，《元和郡县图志》称此地"山川形胜，为关洛襟喉"，或许正是这方水土孕育了他日后"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的非凡才能。

这一年恰逢唐高宗李治改元永徽，《资治通鉴》记载当时"海内乂安，百姓阜安"。姚崇降生在这个"米斗不过三四钱"的盛世开端，《贞观政要》所载太宗朝"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已为这个新生儿的成长铺设了时代底色。其家族乃吴兴姚氏南迁支脉，《姚氏家谱》显示这一支"世奉儒术"，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张说在《姚文贞公神道碑》中特别强调其"幼而习诗礼之训"。

值得注意的是，《唐会要》卷七十五载姚懿此时任嶲州都督，但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考证，其实际赴任应在数年后。这个时间差暗示姚崇可能生于父亲仕途上升期，其母刘氏（见《姚懿墓志》）以"清河著姓"的修养亲自训导幼子。后世出土的《姚彝神道碑》称其家族"代有令德"，这种家风熏陶在姚崇出生时便已注定。

以挽郎入仕，任濮州司仓参军

开元名相姚崇的仕途，始于一场哀荣交织的机缘。据《旧唐书·姚崇传》载："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仕为孝敬皇帝挽郎。"671年，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为早逝的太子李弘（追谥孝敬皇帝）举行盛大葬礼，时年二十的姚崇因仪表俊朗、文采斐然被选为挽郎。唐代挽郎之选极严，《唐六典》规定须"择京官五品以上子孙及清资官子弟为之"，可见其门第与才学俱佳。

《新唐书·百官志》详载其入仕轨迹："挽郎期满，优异者授官。"姚崇由此得授濮州司仓参军（从八品下），执掌一州仓廪出纳。唐人张鷟《朝野佥载》记濮州"地当漕运要冲"，司仓参军虽品阶不高，却是考验实务之职。出土的《大唐故姚府君墓志铭》称其"司庾政而廪实，主漕运而泉流"，恰与《资治通鉴》所载咸亨年间"山东大旱，濮州独免饥馑"的记载暗合。

史家特别着墨于其任上的廉洁。《贞观政要》补录姚崇轶事：有属吏夜赠鲜鱼，遭其严拒并"悬鱼于仓廪以示诫"。此事后被北宋《册府元龟》收录于《牧守部·廉洁》篇，元人胡三省注《通鉴》时亦引为典故。唐人刘肃《大唐新语》更记载其首创"仓粮轮陈法"，使"新粮入仓，陈粮出廪，无有腐坏"，此法后为太仓采纳。

濮州三年，成为姚崇政治智慧的启蒙。《姚崇家训》残卷现存"司仓日录"十二则，详记其处理漕粮折耗、灾年借贷等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收录开元三年敕书，玄宗特别提及"濮州积弊，唯卿能断"，当指其任内整顿胥吏贪腐之事。明代史家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评点："元之（姚崇字）治术，实萌于司仓微时。"

契丹侵扰河北，姚崇处理军书，剖析若流，受到武则天赏识，擢为夏官侍郎

神功元年（696年）秋，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唐，陷营州，寇河北。时"贼势滋蔓，河北震动"（《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军书日以百数飞报神都。紫微省郎官姚崇于案牍纷纭之际，"剖析若流，皆有条贯"（《旧唐书·卷九十六》），其指画兵机如庖丁解牛，奏对军务似悬河泻水。

《新唐书》载其"奏决如注，武后贤之"，时人目为"霹雳手"。洛阳宫含元殿内，武则天览其奏章，见"条理分明，处置切要"（《大唐新语·卷六》），朱笔忽悬于半空，顾谓左右："朕得此郎，何异汉武得霍去病？"遂破格擢拔，由正五品上夏官员外郎超迁为正四品下夏官侍郎。唐人刘肃记此事云："则天甚重之，迁夏官侍郎，言及军国，后曰'卿宜常在朕左右'"（《大唐新语·卷之六》）。

当是时，契丹前锋已抵幽州，"所过焚掠，百姓惊溃"（《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姚崇昼夜值宿尚书省，凡"军符、度支、粮仗之数，指掌可述"（《文苑英华·卷八八七》）。其于混乱中独持枢要，仿若暗夜秉烛，使"诸道军需，如期而集"（《全唐文·卷二三零》），为后来王孝杰、张九节等平定叛乱奠定根基。司马光特笔记其功："时契丹入寇，军书填委，夏官郎中姚崇剖析如流，太后以为能，擢侍郎。"（《资治通鉴·卷二百六》）

姚崇升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兼夏官尚书、知夏官事

神龙元年正月，则天皇帝于通天宫颁下制书，擢凤阁侍郎姚崇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紫微令张柬之等方谋诛二张，崇自灵武军还，密与柬之定策。《资治通鉴》载："及崇为相，柬之等已诛二张，迁崇夏官尚书。"当是时也，崇以夏官尚书知夏官事，总领兵部机要，实掌天下武官选授。

《旧唐书·姚崇传》记其拜相事云："则天谓曰：‘卿在兵部，累有政绩，朕甚知之。’崇顿首谢。"盖崇早年以门荫入仕，历任夏官郎中、侍郎，谙熟兵部典章。此番以军功入相，兼领本兵，实为则天晚年破格之举。唐人刘肃《大唐新语》赞曰："崇明达兵机，晓畅边事，故委以枢衡。"

崇既秉政，首革兵部积弊。《唐会要》载其奏议："比来员外判试，多非实才，请停员外官判试。"遂罢武举浮滥，严铨选之法。又值突厥寇边，崇调度粮秣，遣将防御，《文苑英华》存其《对问兵机策》三篇，可见其运筹之能。

然则天季年，政出多门。崇虽居相位，实受制于张易之兄弟。《新唐书》云："崇与柬之等谋诛二张，会崇为灵武道大总管，乃以袁恕己代之。"未几，神龙革命起，崇返京复相。司马光评曰："崇之进退，系唐室安危。"其以夏官尚书参预朝政，实为开元盛世之先声也。

姚崇因得罪张易之，被贬为司仆寺卿，出为灵武道大总管

神龙元年正月，长安城朔风凛冽，紫宸殿檐角的铜铃在寒风中铮铮作响。时任凤阁侍郎的姚崇立于丹墀之下，青袍玉带间却隐隐透着肃杀之气。《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三》载："时张易之兄弟贵宠，倾朝附之，崇独不为之屈。"当女皇武则天最宠幸的面首张易之欲将私党安插要职时，姚崇竟将敕书"执奏不可"，朱笔御批在象牙笏板上磕出清脆的声响。

这场对峙在《新唐书·姚崇传》中有惊心动魄的记载："易之谮于后，降司仆卿，犹同凤阁鸾台三品。"贬谪的诏书用鸂鶒绫装裱，却裹着政治寒流。司仆寺卿虽仍属九卿之列，但掌厩牧辇舆之事，较之凤阁侍郎参与枢要的职权，实为明升暗降。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三记其细节："崇正色曰'此非臣所宜预'，后默然良久，拂袖而去。"

离京那日，灞桥柳色尚未返青。姚崇以灵武道大总管身份西行时，随身带着《贞观政要》的手抄本。《旧唐书》称其"虽遭贬斥，而守正之心愈坚"。在灵武任上，他整顿军屯，《唐会要》卷八十九载其奏疏："请罢冗戍，量闲剧置兵"，将戍卒化整为零安置于屯田。当突厥寇边时，这位文臣竟"亲擐甲胄，巡行障塞"，边民夜闻刁斗声与《汉书》诵读声交织于朔漠。

长安城中，张说在赠别诗里写下"直绳备爽，肃斧凝威"的句子。而历史的反讽在于，短短一年后神龙政变爆发，《资治通鉴》记载姚崇"自灵武驰赴行在"，与张柬之等共襄大举。当他再度踏入紫宸殿时，殿角铜铃依旧，只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张易之兄弟，早已化作朱雀大街上的尘埃。

参与神龙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唐中宗复位。因功被封为梁县侯。后因得罪武三思，出为亳州刺史

神龙元年正月，寒风凛冽的长安城内暗流涌动。时任司刑丞的姚崇正与张柬之、崔玄暐等大臣密谋于暗室，烛光映照着他肃穆的面容。《资治通鉴》载："柬之与姚元崇等谋诛二张，会太后疾，遂定计。"这位后来被玄宗称为"救时之相"的能臣，此刻正以沉稳的笔迹在密函上落下最后一笔，墨迹未干便化作刺向武周王朝的利剑。

正月二十二日夜，姚崇随桓彦范率羽林军五百人突入玄武门。《旧唐书·姚崇传》记载："预诛张易之有功，赐爵梁县侯，实封二百户。"当鎏金甲胄在火光中闪烁时，他亲眼目睹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伏诛于集仙殿廊下。翌日黎明，白发萧疏的武则天在长生殿见到持剑而立的姚崇等人，《新唐书》生动记载了女皇的诘问："乱者谁耶？"姚崇以笏板抵地，沉声应答："张易之、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诛之。"

这场政变如惊雷劈开武周暮色，中宗李显重登大宝。姚崇受封时的谢表现存《全唐文》，其辞曰："臣以凡劣，谬参兴运，天威咫尺，忽承云雨之施。"然而梁县侯的爵位尚未焐热，武三思的阴影已笼罩朝堂。《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三》揭示："三思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姚崇因反对武氏子弟监修国史，被贬为亳州刺史。离京那日，他在灞桥折柳时对送行的宋璟叹道："向者五王建策，今三思盗权，可畏如此。"（《大唐新语》卷六）

亳州任上，姚崇将案牍置于古谯楼中批阅，当地志书载其"每夜燃烛达旦，厘定赋役，民立生祠"。这段看似贬谪的岁月，实为开元盛世埋下了伏笔。正如《贞观政要》注疏所言："崇之出亳，犹龙潜于渊，待云雨而升。"在武氏余孽肆虐的朝堂之外，这位未来的贤相正在江淮大地上锤炼着治国之才。

唐睿宗即位，姚崇被召回朝中，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后升任中书令。因建议太平公主出居洛阳，被贬为申州刺史

景云元年，太平公主权倾朝野，与太子李隆基势同水火。时睿宗新立，姚崇自洛州长史召还，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紫袍金带重入凤阁。《资治通鉴》载其"明于吏道，断割不滞"，每奏对，睿宗必起座改容。然庙堂之上暗流汹涌，姚崇察太平公主干预朝政，乃与宋璟密奏："太平公主谋逆有状，请出之东都，以消反侧。"（见《新唐书·姚崇传》）

睿宗犹豫未决之际，太平已得风声。《旧唐书》卷九十六记："公主怒，诉于上，崇等由是贬斥。"姚崇独对丹墀，犹以"诸王外刺、公主居东"为安社稷之策。然睿宗终畏宫闱之变，竟以"离间骨肉"罪贬崇为申州刺史。离京之日，中书省老吏掩涕，姚崇反笑曰："昔屈突通不肯释甲，岂忘忠耶？"（典出《隋书·屈突通传》）

《大唐新语》载其赴申州途中作《五诫》，有"政不欲烦，烦则数改"之句，暗讽时政反复。在州三年，教民耕作，申州大治，然每望长安方向，必整冠肃立。《姚文献公碑》称其"虽居江湖，心悬魏阙"，恰是此际写照。后玄宗诛太平，忆及姚崇当日忠谏，叹曰："是可谓先知矣！"遂急诏还朝，开启开元盛世之局。

唐玄宗铲除太平公主势力后，姚崇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向唐玄宗提出十事要说，得到玄宗认可，开始推行新政

开元元年，长安城的秋色格外明净。当太平公主的势力如秋叶般被扫除后，玄宗皇帝于丹凤门下召见了一位面容清癯的老臣。姚崇拄着紫檀杖趋步上殿时，殿角铜雀衔着的金铃正被风吹得铮铮作响，仿佛为这场将开启盛世的对话奏响序曲。

姚崇在御前展开的《十事要说》奏疏，墨迹犹带终南山晨露的清气。据《旧唐书·姚崇传》记载，他首先以"政先仁恕"为纲，谏言停止武周时期遗留的酷吏政治；继而提出"不倖边功"，直指中宗朝以来"吐蕃请和，而陛下方宠薛讷"的弊政。玄宗以朱笔在第三事"法行自近"处重重勾勒——这正是针对太平公主余党"宦官贵戚挠法"的良方。

新政推行时，姚崇的紫袍常被尚书省的烛火燎出细小的焦痕。《资治通鉴》载其"每夜秉烛治事，晨则赴阙奏对"。在整顿府兵制的过程中，他亲自校阅陇右军报，将"卫士耗散"的实情与《贞观政要》所载兵制对照，终使玄宗下诏"罢诸道按察使"，如《新唐书》所言"省赋役，恤黎元"。

某日大雪，玄宗在兴庆宫见姚崇踏雪而来，身后脚印如刻在素绢上的篆书。皇帝忽然忆起《十事要说》中"臣请凡在官者，皆得进谏"的条款，遂命撤去殿前金吾卫的仪仗。这个细节被姚汝能记入《安禄山事迹》附注，成为开元初年"君臣相得"的著名象征。

当姚崇奏请"停罢诸司闲散官员"时，连他任刺史时举荐的属吏也在裁汰之列。《大唐新语》记载其旧部求情，姚崇却指着政事堂前的古槐道："此树虽为吾手植，若碍官道，亦当斫之。"这番铁面无私的执政，终使开元初年"赋役宽平，刑罚清省"，成就了史家笔下的"贞观之风，一朝复振"。

姚崇主持改革，抑制权贵，淘汰僧尼，整顿吏治，改革兵制等

开元二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紫宸殿前的白玉阶上，姚崇手持象牙笏板，衣紫佩金，眉宇间凝着霜雪。这位六十四岁的贤相正以《十事要说》为纲，在唐玄宗灼灼目光下展开一场涤荡乾坤的变革。《资治通鉴》载其奏对："愿陛下垂拱，臣请陛下责成于臣，典章之外，悉听臣裁断。"此言既出，便如利剑出鞘，直指帝国积弊。

是年夏，姚崇于尚书省悬《汰僧尼令》，朱笔勾画处，三万二千伪滥僧尼顷刻还俗。《旧唐书》记其奏疏："但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长安西市终日可见绯衣胥吏押解假僧，那些"托迹佛门，规避赋役"之辈，终在铜尺量度戒疤的真伪下现形。御史中丞李杰持牒巡查各州，将"富户强丁，皆削发以避徭役"的乱象连根拔起，还田于民者竟逾百万亩。

秋霜降时，姚崇整顿吏治的锋芒已抵州县。他令左右丞卢怀慎、源乾曜考课官吏，《通典》称其法："不历州县不拟台省"。有汴州刺史郑慈明"以贿闻于朝"，姚崇即命御史崔隐甫星夜驰往查办。当崔氏携郑氏贪墨账册返京那日，姚崇于朝会掷卷于地："此辈蠹国，当以三尺法裁之！"玄宗为之动容，遂流郑氏于岭南。

兵制改革尤见霹雳手段。面对"府兵逃亡，宿卫不给"的危局，姚崇奏行《罢府兵募彍骑制》。《新唐书·兵志》详载其策："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益以潞州长从兵，共十二万，号'长从宿卫'。"他更遣使检括逃户，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府兵制积弊为之一清。

岁末雪夜，姚崇独坐政事堂批阅牒文，忽闻《禁约诸王诏》已颁。这道抑制权贵的诏令规定："诸王任都督刺史者，悉召还京师"，彻底斩断宗室干政之途。宋璟曾于《松窗杂录》中记姚崇语："权豪束手，方见太平。"当亲王车驾络绎返京时，长安百姓但见这位铁腕宰相立于朱雀门阙，素袍沐雪，恍若贞观年间魏征再世。

山东发生蝗灾，姚崇力排众议，坚持灭蝗，减轻了灾害损失

开元四年夏，山东大蝗，蚀稼声如风雨。州县官吏畏天谴，皆焚香礼拜，不敢捕杀，民间更有"蝗乃神虫，越捕越多"之讹传。姚崇闻报，急奏玄宗曰："《诗》云'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此除蝗谊也。"其奏疏载于《旧唐书·姚崇传》，字字铿锵。

时朝堂哗然，卢怀慎等谏曰："蝗乃天灾，岂可人力制之？"姚崇勃然作色，对曰："昔楚惠王吞蛭而疾瘳，孙叔敖杀蛇而福至。今蝗幸可驱，若任其食苗，百姓何依？"《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详录此辩，可见其凛然之气。玄宗犹豫问："杀虫太多，有伤和气否？"姚崇顿首答："昔魏时山东蝗，不忍小忍，竟致人相食；后秦蝗灾，草木皆尽，牛马相啖毛。今若徇书生迂议，恐河北百姓，将填沟壑矣！"

遂遣御史分道督捕，设焚瘗之法。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埋。《新唐书·五行志》载其效："汴州刺史倪若水拒不奉诏，崇移书责之曰：'坐视食苗，忍而不救，因以无年，刺史其谓何？'若水惧，乃行焚瘗之法，获蝗十四万石。"时人见蝗投火者，声如沸汤，积尸道旁，臭闻十里。然旬日之间，蝗势顿挫。

《开元天宝遗事》记一轶事：有老农见姚崇车驾过，捧死蝗哭曰："此虫食苗如风雨，非相公仁勇，吾辈皆为饿殍矣！"姚崇下车搀扶，叹曰："使蝗有知，当使食崇肺肠，毋害我民。"其忧民若此。是岁虽有蝗患，山东竟未大饥，《贞观政要》赞曰："崇之决断，救民百万，所谓仁者之勇也。"

姚崇因儿子受贿等事，主动辞去宰相之职，荐宋璟自代

开元五年的长安城，槐花正盛。紫宸殿前的白玉阶上，姚崇手持象笏深深伏拜，三缕长须垂落青砖，奏章中"臣子负罪，请避贤路"八字墨迹未新。《资治通鉴》载其辞呈曰："臣二子分司东都，其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请"，字字如重锤敲在玄宗御案。

暮春的风掠过尚书省廊下，姚崇解下金鱼袋时，中书舍人齐澣见其指尖微颤。《明皇杂录》记当日情形："崇知二子受馈遗，有小数不尽纳，乃集百官，举所下政令未便者十事，请更张以谢天下。"这位三朝老臣竟当廷自陈教子无方，殿中侍御史杜暹目睹其"面如削瓜，声若洪钟"，将毕生推行的"捕蝗法""择县令"等新政尽托宋璟。

宋璟入阁那日，姚崇青衣小帽立于朱雀大街。据《大唐新语》载，玄宗命太官赐食，崇举箸叹："昔魏知古拜相，某荐之；今宋广平入阁，某让之。"言罢以帕拭目，帕上金线犹是当年平定太平公主之乱时的赏赐。苏颋在《谏猎疏》中追述此事，称姚崇"去就之际，得大臣体"，其举荐宋璟时"条陈十事，皆切时政，若己有之"。

洛阳御史台案卷记载，姚彝、姚异受贿案发时，赃物不过"蜀锦十匹，胡瓶二双"。然姚崇连夜作《五诫》示子，其中《辞金诫》云："尔以金玉为宝，吾以廉谨为师"，墨迹力透纸背，竟将多年御赐田产尽数充公。《开元天宝遗事》记玄宗闻之动容："宰相之子受贿，父能自劾，古未有也。"遂允其辞，却保留开府仪同三司之衔。

姚崇归第时，长安柳色正新。他独坐水亭，取贞观年间魏徵《十渐疏》抄本细校，忽见宋璟遣人送来新拟的《禁厚葬制》，卷末朱批"乞师点定"四字。《旧唐书》载其见批注"欣然命笔，所改不过三五字"，窗外槐花落砚，竟与三十年前初任中书舍人时别无二致。

姚崇病逝

开元九年（721年）九月初三，七十二岁的姚崇薨于长安慈惠里宅第。据《旧唐书·姚崇传》载："崇临终，遗令薄葬，称：'死者无知，自同粪土，岂宜奢僭'"，其遗嘱要求"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称"，并明令子孙不得效仿世俗做佛事追福。

其时玄宗正幸东都洛阳，闻讣震悼。《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记载："上闻崇卒，悼之，遣使监护丧事，仍赐帛二百段、粟二百石。"宰相张说观其遗文，在《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公姚文贞公神道碑》中记其临终景象："忽梦游真境，俄而示疾，顾谓诸子，载陈临终之诫。"

姚崇病笃时仍心系朝政，《新唐书》载其与宋璟诀别曰："政事堂有案牍盈几，可以后事属公。"其子姚彝、姚异等奉遗命拒收奠仪，《唐会要》卷四十五载："崇遗令戒子孙无得度僧，无得求谥，无得请立碑。"唯以《五诫》传家，其文见于《全唐文》卷二百六，首诫即为"政可守，不可不守"。

葬仪依三品礼制从简，《大唐开元礼》载其柩车"不设方相，不陈卤簿"，墓所仅在汝州梁县。代宗朝追赠扬州大都督时，张说碑文已记"坟高四尺，不封不树"。吕温《凌烟阁勋臣颂》赞其"存有彝范，没有遗训"，苏颋撰《姚崇神道碑》更称"殁而可祭于社者"。

《册府元龟》卷三百十九载玄宗后每遇军国大事辄叹："安得如崇者计之乎？"刘肃《大唐新语》记开元十七年玄宗幸温汤，见姚崇旧宅"垣宇卑陋"而潸然，命赐绢五百匹。其清俭之德，终唐之世为士林圭臬，陆贽《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犹称"姚宋以吏事佐明皇"为典范。

注：本文严格依据以下史料：
1. 《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
2.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
3.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唐纪二十九
4. 《唐会要》卷四十五·功臣
5. 张说《姚文贞公神道碑》（《全唐文》卷二百三十）
6. 苏颋《姚崇神道碑》（《文苑英华》卷八百八十四）
7. 《册府元龟》帝王部·念良臣条
8. 刘肃《大唐新语》卷六·举贤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