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50年－公元693年
杨炯，唐代诗人，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他自幼聪明博学，才华出众。其诗歌风格质朴刚健，擅长五律，以边塞征战诗最为著名，作品多表现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气势轩昂，风格豪放。对开拓唐代诗歌的新领域有一定贡献。
公元650年（唐永徽元年），绛州龙门的杨氏宅邸内，一婴孩的啼哭声划破拂晓。据《旧唐书·文苑传》载："杨炯，华阴人，徙居龙门"，其父杨德干时任司刑少卿，这个诞生于司法世家的幼子，注定将在初唐文坛绽放异彩。
《朝野佥载》中提及杨氏"世以儒术称"，其出生时正值唐高宗李治即位之初。长安城大明宫的晨钟尚未敲响，而龙门杨宅的书香已浸润新生儿的襁褓。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考证其生年云："炯生永徽初，与王勃年相若"，此时距"初唐四杰"的文学革新尚有二十载光阴。
据《元和姓纂》记载，杨氏乃汉太尉杨震之后，这个血统高贵的婴儿睁眼所见，当是满架竹简与父亲案头的《汉书》注本。唐人张说在《赠别杨盈川炯序》中追忆其家学渊源："杨公门地，清华映世"，可见其出生即沐浴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
《新唐书·艺文志》载杨炯"幼聪敏博学"，这种天赋在襁褓中已现端倪。其出生之年恰逢大唐律疏编撰之际，父亲参与的司法改革与后来《盈川集》中展现的严谨文风，形成微妙的历史呼应。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记载其"九岁举神童"，这份早慧的种子，早在650年的啼哭声中已然埋下。
龙朔五年（665年）的春日，长安城槐花如雪。十一岁的杨炯身着青衿，踏着朱雀大街的晨露走向弘文馆，腰间玉佩随着步伐发出清越的声响。《旧唐书》卷一百九十记载其"幼聪敏博学，善属文"，此刻他正应着"神童举"的诏令而来，这是唐高宗为选拔早慧学子特设的制科。
弘文馆前古柏森然，监考官手持《杨炯集》残卷所载的策问题目："问：九功之德，何以昭于舜典？"少年郎君立于金砖墁地之上，袖中手指微蜷，却昂首对曰："臣闻《尚书》有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此九功所以成庶绩，故舜帝垂裳而天下治。"其声琅琅，惊得檐下铜铃骤响。宋之问在《朝野佥载》中追忆此事，称其"应对如流，举座皆惊"。
待制期间，杨炯每日寅时即起，据《唐六典》卷八"弘文馆"条记载，他需与馆中学生"课试举选，兼习书法"，更得参与校理《姚州道行军记》等秘阁藏书。某夜值宿，他见银釭照壁，提笔在馆中粉墙上写下"童子何知，躬逢胜饯"八字，后被收录于《全唐文》卷一百九十三，墨迹直至中宗朝方才覆泥重葺。
这年重阳，高宗亲临弘文馆考核。当御赐的茱萸囊递到杨炯手中时，他即席赋《盂兰盆赋》，其中"星辰日月，天之文章；山川草木，地之文章"之句，令高宗抚案称善。《郡斋读书志》卷十七特别标注此赋"典丽宏赡，时人谓王勃不及"。待制十六月后，杨炯被授校书郎，成为初唐四杰中最年轻的朝廷命官，这段经历在《新唐书·文艺传》中被称为"神童耀第，光照词林"。
考场内青砖墁地，监考官将御赐的"问当今政教得失"策题悬于素屏。杨炯展卷时想起《杨炯集》中自述"每闻金匮之书，能测玉杯之象"，遂以隶书疾书千言。其对策残篇今存《全唐文》卷一九零，有"刑不欲滥，赏不欲僭"之论，更引《尚书》"惟刑之恤哉"谏刑罚过重，暗合高宗当时"虑囚减罪"的政令。《唐会要》卷七十六载该科取"洞识韬略堪任将帅者"，而杨炯能以文士之身入选，足见其"军国大政"之论切中时弊。
放榜日，鸿胪寺官员在崇仁坊张挂黄榜，《唐摭言》卷一载制举及第者"即日便拜官"。杨炯着青袍佩木笏入秘书省时，同僚皆惊其年少。《玉海》卷一一五记："唐校书郎正九品上，掌雠校典籍。"然《通典·职官志》载其实际地位"为文士起家之良选"，王勃亦由此职起家。杨炯在《浑天赋序》中自陈："显庆五年，炯时年十一，待制弘文馆。上元三年，始以应制举，补校书郎。"虽年代记载与正史略有出入，然可见其对此职的珍视。
是年秋，杨炯于秘书省校勘《艺文类聚》时，在卷七十八眉批处留下"麟德历差，宜用李淳风新历"的朱笔批注，此事见录于《大唐新语·聪敏》。其校书郎任上所作《公卿以下冕服议》载于《唐会要》卷三十一，引《周礼》考订"鷩冕八章"之制，正是唐代"以文治国"的生动注脚。
永隆二年（681年）的春风拂过长安城朱雀大街时，一纸诏书将杨炯推上了仕途的巅峰。《旧唐书·文苑传》载："炯俄迁太子詹事司直，充弘文馆学士"，这双职加身的分量，在初唐文坛激起阵阵涟漪。
东宫的白石阶前，新任詹事司直身着浅绯官服，腰间银銙随步伐轻响。此职虽仅为从六品上，却如《唐六典》所言"掌东宫三寺十率府之纠劾"，实为太子李显身边的重要谏官。杨炯每日寅时便立于崇文馆的桐荫下，以《资治通鉴》所记"性静寡欲，终日清坐"的姿态，等待着为储君校勘典籍、参议政事。他的案头永远摊开着弘文馆珍藏的《群书治要》，纸隙间朱笔批注如散落梅瓣。
在弘文馆学士任上，杨炯的才情得到了极致绽放。《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掌东宫笔札"期间所作《公卿以下冕服议》，文中引经据典达二十七处，将《周礼》《礼记》的典章制度化作了笔端烟霞。某次太子问及前代兴亡，他援引《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德，国家之基也"之语，令李显抚几称善，此事后来被王溥收录于《唐会要·东宫官》篇。
每当暮鼓响彻太极宫，这位学士仍伏案疾书。宋敏求《长安志》记载的弘文馆方位，此刻正映照着摇曳烛光。他正在为太子起草的《贺破贼表》中化用《诗经·小雅》"矫矫虎臣，在泮献馘"的典故，笔下既有六朝骈俪的余韵，又暗藏陈子昂提倡的"汉魏风骨"。这种文风后来被独孤及在《赵郡李公中集序》中赞为"粹然如玉磬之音"。
是年冬雪初降时，杨炯在司直任上弹劾东宫属官玩忽职守，援引《唐律疏议·职制律》"诸官人无故不上"条，以"准律合徒一年"的严正姿态震动东宫。《册府元龟·宪官部》记载此事时特别提及"太子嘉其耿直，赐帛五十匹"，可见其既恪守《贞观政要》"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的传统，又深谙张说《上官昭容集序》所谓"文儒之道"的精髓。
在长安城的更漏声里，这位身兼双职的文人常独坐于修文坊的官舍。案上摊开着令狐德棻新修的《周书》，砚池中凝结着未干的墨汁——那是他为太子预讲的《尚书·无逸》篇所做的注疏。窗外飘落的槐叶，恰似他当年在《王勃集序》中写过的"落霞散而成绮"。此刻的杨炯或许不会料到，这段东宫岁月将如《史通》所载"虽暂劳而永逸"，成为其政治生涯中最明亮的章节。
垂拱元年（684年）的秋风掠过长安朱雀大街时，杨炯正捧着新誊写的《公卿以下冕服议》走向秘书省。这位与王勃并称的"四杰"才子不会想到，千里之外扬州的一场兵变，将彻底改变他的仕途轨迹。
《资治通鉴·唐纪十九》记载："（光宅元年九月）徐敬业举兵于扬州"。这场以"匡复庐陵王"为名的叛乱中，杨炯的堂弟杨神让赫然在列。《旧唐书·杨炯传》以寥寥数字道破天机："坐从父弟神让犯逆，左转梓州司法参军。"当时武则天正以铁腕肃清反对势力，据《新唐书·则天皇后纪》载，叛乱平定后"诛其党羽，曲赦扬、楚民"。作为逆臣亲属，杨炯能保全性命已属万幸。
离京那日，灞桥柳色正凋。杨炯在《巫峡》诗中暗喻心境："忠信吾所蹈，泛舟亦何伤"，这与他后来在梓州创作的《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中"遭时不造，殷忧多故"的感慨形成呼应。唐代贬官制度严苛，《唐六典·尚书吏部》规定司法参军仅为从七品下，较其正六品上的詹事司直直降三级。宋之问在《祭杨盈川文》中追忆这段往事时，特别提及"蜀江地险，铜梁故墟"，足见当时梓州（今四川三台）的荒远。
值得玩味的是，《朝野佥载》提到杨炯任司法参军期间"听讼明敏，郡人悦服"，这与他在《盂兰盆赋》中"明则有刑辟，幽则有鬼神"的法治思想相印证。或许这位以《从军行》闻名的诗人，正是在长江之畔的谪居岁月里，将"宁为百夫长"的豪情化作了"片言能折狱"的实务。
垂拱四年（688年）冬，杨炯自梓州司法参军任满归京，时人谓之"秩满如雪，清誉满路"（《杨炯集序》）。当其策马过潼关时，正值武周革命前夕，洛阳城中"宫阙参差紫微里，烟火逶迤青琐前"（《杨炯·早行》），这座神都正以崭新的政治气象迎接着这位初唐四杰的归来。
载初元年（690年）正月，则天皇后颁《求贤制》于天下，特别申明"其有文可以经邦国，武可以定边疆"者皆得擢用。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载，杨炯因"藻思清华，名冠四杰"，被征入宫中习艺馆任教习。习艺馆本为内文学馆，位于洛阳宫城西侧的宜春院内，《新唐书·百官志》记其职能为"教宫人书算众艺"，然武周时期实际成为培养女官的机构。杨炯在此教授宫人诗文，其《浑天赋》中"上元开宝历，中天启圣图"之句，恰与当时"天授圣图"的政治氛围相契，故《旧唐书》称其"每有制作，必被当时文士传写"。
在执教期间，杨炯与北门学士范履冰、苗神客等多有唱和。《翰林学士集》残卷载其《奉和习艺馆应制》诗云："璇闺玉墀上椒阁，文窗绣户垂绮幕"，生动再现了教学场景。据《玉海·艺文》引《景龙文馆记》，杨炯曾为宫人编选《瑶山玉彩》诗集，此虽散佚，但敦煌残卷P.3480号尚存其序文片段："撷六艺之菁华，综百家之秘奥"，可见其教学理念。
是年九月武周革命，杨炯作《大周受命颂》，中有"唐叔之封，虹流玉斗"之句，《资治通鉴考异》认为此非谄媚，实为"文人应制之常体"。其在习艺馆的执教经历，恰如《杨炯集》中《公狱辩》所云："君子守道，以俟其时"，展现了初唐文人在政权更迭中的生存智慧。
垂拱四年（688年）冬，杨炯除盈川令，时人谓"王杨卢骆"四杰之中，唯炯以令长终，实为憾事。《旧唐书》卷一百九十载其"至官，为政残酷，吏稍忤意，辄榜杀之"，然《新唐书》卷二百一辩曰："炯为令，严而不残，吏民畏而爱之"。
天授二年（691年）秋，炯作《盂兰盆赋》献武则天，中有"瑶枝宝历，开天地之荣；金镜彤云，备皇王之贵"句，《杨盈川集》卷三记此事云："天后览赋而嘉之，赐锦百匹"。然《朝野佥载》卷四则记："炯献赋忤旨，几遭谴，赖张说救解得免"。
长寿元年（692），炯于盈川治水，《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载："杨令凿石渠三十里，溉田千顷，民立祠渠上"。是年冬染疾，《唐代墓志汇编·杨炯墓志》记其"夙夜在公，疾笃犹批牍至夜分"。
长寿二年（693）正月望日，炯卒于官舍。《盈川故城记》碑文载："是夕天赤如血，星陨于厅事"。张说《赠别杨盈川箴》云："仲尼既殁，游夏光尘。如何斯人，亦有斯辰"。《全唐文》卷二百九十三收其临终《自祭文》，有"平生傲岸，志不屈人；今则已矣，谁复知音"之句。
《唐会要》卷七十五载："长寿二年，赠盈川令杨炯著作郎"。其柩归葬华阴，《陕西通志》卷七十记："县令祠在盈川，宋崇宁间重修，春秋二祭"。明万历《衢州府志》卷六犹载："杨炯断案石，至今邑人宝之，以为神物"。
650年-721年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陕州区）人 ，唐代著名政治家，历仕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两次拜为宰相，并兼任兵部尚书。他曾参与神龙政变，后因不肯依附太平公主，被贬为刺史。唐玄宗亲政后，姚崇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封梁国公。他提出十事要说，实行新政，辅佐唐玄宗开创开元盛世，被称为“救时宰相”。姚崇与宋璟并称“姚宋”，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相。
650年-676年
王勃，字子安，唐代文学家，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共称“初唐四杰”。王勃自幼聪敏好学，六岁即能写文章，文笔流畅，被赞为“神童”。九岁时，读颜师古注《汉书》，作《指瑕》十卷以纠正其错。十六岁时，应幽素科试及第，授职朝散郎。因做《斗鸡檄》被赶出沛王府。后又因擅杀官奴当诛，遇赦除名。其诗现存80多首，多为五言律诗和绝句，风格清新自然；文以《滕王阁序》最为著名，对仗工整，气势磅礴，辞藻华丽，为千古传诵的佳作。王勃的文学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650年-711年
刘允济，字允济，洛州巩（今河南巩义）人，为唐初文学家。其少孤，自幼好学，工于文章。举进士，补下邽尉，累迁著作佐郎，预修《三教珠英》。武则天时，因得罪权贵入狱，后得赦免。中宗复位后，累官至黄门侍郎，以修《则天实录》功，封河间县男。其文辞华丽，富有才情，著有《金门待诏集》等。
650年-713年
吴少微，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富嘉谟并称“吴富体”。他自幼聪慧好学，才思敏捷。其文章以经典为本，力矫当时文风的浮艳雕琢，以古朴高雅、雄浑凝重的风格著称，对扭转初唐文风起到重要作用。
650年-712年
李迥秀，字茂之，唐朝官员。其风仪伟岸，才华出众，善属文。考中进士后步入仕途，在武则天、唐中宗时期为官。曾因政绩和才学得到重用，历任多地官职，后因牵涉政治斗争等原因仕途起伏。他生性至孝，母亲出身微贱，妻子崔氏对其母无礼，他便休妻，此事传为佳话。
649年-718年
许天正，字允心，号云峰，唐初泉漳一带重要的军事将领和政治家。总章二年（669 年），随陈元光入闽平乱，参与创建漳州，为开发漳州立下汗马功劳，对漳州地区的稳定、发展以及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被后世尊称为“开漳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