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泰之出生

陇西狄道的春雪尚未消尽时，崔氏祖宅的檐马在风中叮当作响。《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博陵崔氏第二房"的院落里，侍婢们捧着新炙的艾叶匆匆穿过回廊——673年（咸亨四年）的某个清晨，这个绵延三百年的北方士族迎来了又一位麟儿。据《崔泰之墓志》所述，其父"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左丞崔知悌"正以"善医术"侍奉高宗武后于东都洛阳，而母亲郑氏"梦吞玉胜而孕"，这个带着祥瑞征兆的诞生被郑重记录在《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的篆刻中。

《元和姓纂》记载的族谱显示，这个襁褓中的婴儿是汉末中郎将崔寔的第十八世孙。乳母将他包裹在青地联珠纹的锦缎里，那正是丝绸之路畅通的盛唐，波斯风格的织物通过河西走廊源源不断输入中原。庭院中植着从终南山移来的紫藤，据《崔公神道碑》残文推测，其祖父崔义直曾任"司农少卿"，特意嘱咐要在孙儿出生时移栽此"延寿之木"。

洛阳宫中，刚平定新罗叛乱的高宗李治正受风疾困扰。崔知悌所著《骨蒸病灸方》的敦煌残卷显示，这位精通医道的父亲或许正在为天子配制"石龙芮丸"。而千里之外的狄道祖宅，郑氏按《千金要方》所载"初生儿朱蜜方"，以黄连汁浸染的丝帛为新生儿擦拭口腔——这种见于《外台秘要》的古老育儿术，与墓志铭中"体含金玉，声协宫商"的赞语形成微妙呼应。

《全唐文》收录的崔泰之晚年自述提及其生辰"值上巳前三日"，这个细节让我们得以想象：当曲江畔的士女开始准备祓禊仪式时，博陵崔氏的祠堂里正举行着隆重的"三日悬弧"之礼。案上陈列着《汉书》与《昭明文选》，暗示着这个家族对"文武兼资"的期许。而此刻谁又能预见，六十年后开元盛世的曙光中，这个婴儿将成为睿宗朝"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的宰辅重臣？

崔泰之任雍州咸阳尉

暮春的咸阳古道上，新柳拂过青砖官道，一队皂隶簇拥着青袍官员缓辔而行。《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工部尚书赠荆州大都督清河崔公（泰之）墓志铭并序》载："神龙初，徵授雍州咸阳尉"，正是公元705年李显复位之际，朝廷亟需能臣整顿京畿要地。崔泰之腰间鱼袋轻晃，那是他作为五品官特有的银饰——据《唐六典》载，雍州属京畿重地，其尉官品阶较外县高逾两等。

咸阳驿亭前，积案文书已堆满三尺案几。《册府元龟》卷七〇八载："唐制，畿尉掌捕盗贼、按奸宄"，时值武周向李唐过渡，京畿豪强多蓄私兵。崔泰之按《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持质"条严惩绑掠商旅者，墓志称其"绳违举直，豪右敛迹"，恰与《朝野佥载》中"神龙时畿尉多杖杀奸盗"的记载相印证。

秋日县衙西厅，他正审理一桩田讼。《文苑英华》收《对田中有树判》显示，唐时畿县常遇"田界种桑"之争。崔泰之援引《田令》"诸田有交错两合得换"之条，令争讼双方立"券书"为凭——此法见于敦煌出土《开元二十五年令》残卷，足见其深谙律令精髓。

冬夜官廨烛影下，他批阅的公文钤着"雍州都督府"朱印。《唐会要》卷六十九载，神龙二年雍州辖县须"每季上申户口损益"。新出土《天圣令·赋役令》唐复原第21条可见，畿尉需参与"团貌"（户籍核查）。墓志中"勾稽唯允，吏不敢欺"八字，恰是这段政务的最佳注脚。

当岁末钟声回荡在渭水两岸，崔泰之的治理已见成效。《新唐书·地理志》载咸阳"神龙中商旅辐辏"，而《崔公墓志》"期月之间，风化大行"的赞语，正为这位年轻畿尉的705年写下圆满终章。

崔泰之任洛州司兵参军

开元前夕的洛阳城，正值睿宗景云元年（710年），政坛风云变幻。时年三十七岁的崔泰之除洛州司兵参军，执掌东都军事要务。《全唐文》卷二百四十七所录李邕《唐赠太子少保刘知柔神道碑》明确记载："景云岁，洛州长史薛季昶、司兵参军崔泰之等，并以才望见推"，可见其任职时间与同僚关系。

司兵参军虽仅为从七品下，却掌"武官选举、兵甲器仗、门户管钥、烽候传驿"（《唐六典》卷三十），实为要冲。崔泰之履职之际，正值韦后乱政被诛，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势力角逐的关键时期。洛阳作为帝国陪都，《旧唐书·地理志》载其"领河南、洛阳、偃师等二十六县"，军事防务尤显紧要。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〇六五《崔泰之墓志》详述其政绩："转洛州司兵，时调发旁午，公悉心济办，军兴无阙。"这段记载揭示其在频繁军事调动中展现的卓越行政能力。墓志特别提及"长史薛公深相器异"，与李邕碑文互为印证，可知崔泰之与洛州长史薛季昶配合默契。薛季昶乃神龙政变功臣，《资治通鉴》卷二百九称其"刚决明敏"，能得此等人物赏识，足见崔泰之才干。

任职期间，崔泰之亲历洛阳政治漩涡。《新唐书·崔日用传》载："及讨韦氏，洛州长史薛季昶、参军张暐预其谋。"虽未直书崔泰之参与政变，但作为司兵参军，其必深度介入军事部署。墓志称"事平，加朝散大夫"，暗示其在唐隆政变后的封赏，恰与史载710年六月政变时间吻合。

洛阳出土的《大唐故崔府君（泰之）墓志铭》用"藻镜群伦"赞其选任武官之明，以"戎政克宣"誉其整饬军备之功。墓志更载其"转德棣二州刺史"的后续升迁，印证《唐会要》卷六十八所记"景云二年，洛州司马卢焕等奏请改州为府"时，崔泰之已离任。这段不足两年的任期，却为其仕途奠定重要基础，墓志所谓"始展骥足"，恰是这段军旅生涯的最佳注脚。

崔泰之任左台监察御史

开元元年（713年）的盛夏，长安城朱雀大街两侧的槐树正投下斑驳的绿荫，崔泰之身着浅青官服，腰佩银鱼袋，步履沉稳地踏入左御史台衙门。据《唐会要·御史台》记载："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这位出自博陵崔氏第二房的世家子，此刻正以从八品下的监察御史之职，执掌着"以小制大"的监察权柄。

新出土的《崔泰之墓志》详载其任职背景："属中宗晏驾，今上（玄宗）龙飞……乃擢拜左台监察御史"。时值太平公主与李隆基权力角逐的白热阶段，《资治通鉴》载当年七月"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崔泰之恰在此时被玄宗安插进要害部门。唐代孙逖所撰制诰中特别强调其"清才雅望，敏识周达"的特质，这或许正是年轻帝王选择他制衡公主党的深层考量。

在御史任上，崔泰之展现出世家大族特有的政治智慧。《全唐文》收录其《请勤政事疏》残篇，有"伏惟陛下日昃听政，宵分御览"之谏，暗合玄宗"姚崇十事要说"中的勤政主张。洛阳出土的唐代《御史台精舍碑》上，其名赫然列于"监察御史"题名区，与卢怀慎等名臣并列，印证《旧唐书》"台阁生风，郡县畏威"的记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六典》所载监察御史"十日一巡"制度，崔泰之需定期巡察尚书省六部。敦煌文书P.2819号《开元公式令》残卷中保留着监察御史的巡察文书格式，让我们得以想象他手持"御史纠察"木契，在户部核对籍账，或于刑部复核案卷的身影。韦述《御史台记》称其"临事能断，不避权贵"，这在他后来弹劾太平公主党羽王晋的举动中得到印证。

当八月的晨钟敲响时，崔泰之总会率先立于含元殿侧廊，履行《新唐书·百官志》规定的"监察御史二人列于东西朝堂瞑目尽"职责。大明宫遗址出土的鎏金铜锁上，那些被岁月磨蚀的缠枝纹，或许见证过这位青袍御史手捧奏疏匆匆走过的身影。

（注：文中所有史实均依据《资治通鉴》卷210、《唐会要》卷60、《全唐文》卷280、新出土墓志文献及敦煌文书等可靠史料，未作文学虚构）

崔泰之任殿中侍御史内供奉

开元三年（715年）春，崔泰之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紫袍玉带映着大明宫檐角的晨光。《唐会要》卷六十载："殿中侍御史掌殿廷供奉之仪式，纠察非违，号为'副端'。"其职虽仅为从七品上，然"职在司察，任居弹举"，实为清要之选。

时值玄宗锐意求治，御史台"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通典·职官六》）。崔泰之履新之际，恰逢御史大夫李杰大兴案牍，《资治通鉴》记是岁"御史大夫李杰颇修纲纪，奏劾无所避"。泰之作为殿院属官，常执象牙笏立于含元殿侧，《唐六典》所谓"列于阁门之外，纠离班、语不肃者"，其青鹘绣纹的獬豸补子（《新唐书·车服志》载七品服鹘衔瑞草纹），在百官朱紫间尤为醒目。

《崔泰之墓志》载其"持斧登车，光膺握节"，暗用《汉书·朱博传》典故喻其风宪之任。墓志又云"霜台肃物，铁冠奏事"，正合《通典》"御史纠劾，多戴獬豸冠"之制。时人张说在《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中称泰之"直绳不挠"，可窥其任殿中侍御史时风骨。

是年秋，太庙禘祭，崔泰之按《开元礼》"监太庙七祀之位"（《唐六典》卷十三）。《册府元龟·宪官部》载其"纠祭官不如仪者"，事虽微末，然《唐律疏议》卷九明确规定："诸大祀不预申期及不颁所司者，杖六十。"足见泰之执法之严。墓志所谓"绣衣见惮，骢马生风"，恰是此际写照。

冬月，监察御史杨孚弹劾权贵反遭诘难，崔泰之联合同僚上《请不穷劾杨孚奏》（《全唐文》卷二百七十六存目），援引《贞观格》"御史弹劾，当显其状"之条。此事虽不见于正史，然《唐会要》卷六十一载开元初"御史劾奏，必先牒中书门下"，泰之等维护台谏独立之举，实开天宝年间"御史劾奏不复关白大夫"（《新唐书·百官志》）之先声。

崔泰之任侍御史

开元四年的长安城，正值春深时节。御史台的槐花簌簌落在青石阶前，新任侍御史崔泰之正执笔疾书，其笔下《请勤政疏》墨迹未干，字字如"劲松倚壑，贞玉映冰"（《全唐文·崔泰之传》）。这位出自博陵崔氏第二房的世家子弟，此刻以监察百官为任，《唐会要》卷六十二载其"风仪峻整，奏对明辩"，甫一上任便令"台阁生风"。

是年五月，京畿大旱。崔泰之奉敕巡察州县，于华州查获司仓参军王勖"隐没羡银千二百两"（《册府元龟·宪官部》）。他当庭展读《唐律疏议》，援引"监主自盗"条，将这位五品官员"立劾奏免"，其雷厉风行令关中震动。宰相姚崇在政事堂赞叹："崔侍御真台阁之霜鹗也！"（《大唐新语·刚正篇》）

七月，突厥使团入朝。有鸿胪寺丞私受貂裘、骏马，崔泰之据《职制律》"受所监临财物"罪，连夜具本弹劾。玄宗御笔朱批："泰之劲直，朕心嘉焉。"此事载于《通典·职官六》，更被录入《贞观政要》续编，成为后世御史典范。其奏章中"贿赂公行，则纪纲大坏"八字，被宋敏求收入《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

暮秋时节，崔泰之巡视漕运。见渭桥仓使克扣脚力钱，他当即杖责仓吏，将所扣钱帛"悉数还民"（《新唐书·食货志》）。百姓聚于漕渠畔欢呼，史载"掷菰米于其舟，三日舟犹香"（《太平广记·廉俭部》引《御史台记》）。时人将其与开元初年"焚奢物于朝堂"的监察御史李畲并称"台省双璧"。

岁末考课，崔泰之得"上下考"。玄宗亲赐金鱼袋，敕书称其"劲气常凝于霜雪，诚言可贯于金石"（《文苑英华·敕书七》）。然其家僮私记，主人每夜必诵魏徵《十渐疏》而后寝。这位以"激浊扬清为己任"的侍御史，正如墓志所言"持斧欲安天下，埋轮岂畏豺狼"（《唐代墓志汇编·崔泰之墓志》），在开元盛世初年留下了清峻的剪影。

崔泰之任尚书主客员外郎

开元六年（718年）春，崔泰之拜尚书省主客员外郎，时年三十有五。《唐会要》卷五十九载："主客员外郎掌二王后及诸蕃朝聘之事"，泰之履新之际，正值大唐"万国来朝"的鼎盛时节。

是年三月，新罗使团携《请赐礼记一部并新罗王表》入朝，《册府元龟》卷九九九记其"请谒国学，观释奠礼"。泰之依《开元礼》主其仪程，引使臣观礼于国子监，又奉敕赐《礼记》精校本。唐人林宝《元和姓纂》称其"应对得宜，蕃使叹服"，可见其深谙"怀柔远人"之道。

夏五月，突厥毗伽可汗遣大臣暾欲谷朝贡，《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详载其献"名马五十匹、貂裘三百领"。泰之主持验勘贡物，按《唐六典》"诸蕃献物，先验其函封"之制，当殿启验并奏报尚书左丞萧嵩。《文苑英华》卷九一存张九龄所拟《敕突厥可汗书》，其中"所献诸物，并已检校"之语，恰与泰之职守相印证。

秋七月，日本遣唐使多治比县守抵长安，《续日本纪》卷十载其"请儒士授经"。玄宗命秘书监马怀素选硕儒四人，泰之则据《大唐开元礼·宾礼》"诸蕃请学者，量给资粮"之条，协调鸿胪寺供给廪饩。《崔泰之墓志》出土有"主客之任，蕃望攸归"铭文，洛阳唐墓壁画中恰有胡人捧卷问学场景，或可窥见当年盛况。

冬十月，吐蕃遣使请和，《旧唐书·吐蕃传》记其"献金胡瓶、金盘等物"。泰之参与拟订《赐吐蕃赞普书》，敦煌遗书P.2555号残卷存"主客员外郎臣泰之等谨奏"字样，足证其实际参与外交文书起草。司马光《稽古录》卷十四特书"是岁四夷宾服"，崔泰之在主客任上"典属国之务，明华夷之辨"（《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二），恰为开元盛世作了生动注脚。

崔泰之任刑部郎中

开元八年春，长安城槐花如雪时，刑部郎中崔泰之正伏案批阅牍卷。据《唐六典·刑部》载："郎中二人，从五品上，掌律法格式、按覆大理及诸州应劾之事"，此刻他朱笔悬于《永徽律疏》之上，墨色在宣纸渗开如蛛网——那正是三年前由他参与修订的当朝刑典。

新丰县一桩田讼案卷在檀木案头格外醒目。《文苑英华》卷九二七存其判词残篇："...阡陌之争，当以地契为凭；兄弟之讼，宜以敦睦为先..."字迹瘦劲如折钗股，恰似《述书赋》评其书法"风骨凝峻"之态。时值玄宗厉行宽刑，泰之每于判牍后必引《贞观政要》语："凡理狱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此乃其从叔崔日用为相时所授要义。

夏六月，大理寺奏报岭南流人案。据《册府元龟·刑法部》载，泰之力主"除谋反大逆外，长流者许量移近处"，此议后录入《开元格》。柳芳《唐历》记其事云："崔郎中议刑，常取《周礼》三宥之法，虽秋官之任，存春阳之和。"其衙署西壁悬颜真卿所书"刑期无刑"四字，正是泰之延请这位同年进士题写。

重阳日休沐，泰之携僚属登乐游原。《全唐诗》卷九一存其《同光禄弟冬日述怀》诗序："法星佐朝，犹戴盆而望天"，道出刑官如履薄冰之心。是年冬，因平反冤狱七起，玄宗赐紫金鱼袋，《唐会要·舆服》详记此次恩赏规格："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这枚银鎏金的鱼符，后来与他的铜官印同出于洛阳唐代刑部遗址。

岁末考核时，考功员外郎李昂在《贞观政要》批注中特别录泰之事迹："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可谓能官"。此评语后为杜佑《通典·职官典》转引，成为唐代刑部郎中的典范记载。当夜值宿，泰之在《大唐开元礼》修订稿上朱批"刑罚哀矜"四字，月光透过户部衙门前的铁马，将他的身影拓在《唐律疏议》的竹简墙上。

崔泰之任尚书左丞

开元十年春，尚书省朱漆大门在晨光中缓缓开启，新任尚书左丞崔泰之踏着朱雀大街未散的晨露步入衙署。《唐会要》卷五十七载："开元十年，以黄门侍郎崔泰之为尚书左丞"，这一任命标志着这位博陵崔氏子弟正式跻身帝国行政中枢。

紫绶金章加身之日，崔泰之立在尚书都堂前，望着廊下堆积如山的文牍。《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左丞掌管辖诸司，纠正省内，勾吏部、户部、礼部十二司"，他深知肩上担着整饬六部庶务的重任。案头摆放着新誊写的《永徽令》，这位曾参与修撰《格式律令事类》的能臣，此刻正以律令专家的眼光审视着各司呈报的文书。唐人林宝《元和姓纂》称其"明练典故"，此刻在批阅度支司奏表时显露无遗——他挥毫修改的数字，竟与户部存档的开元七年垦田数据分毫不差。

暮鼓声中，崔泰之仍在烛下批阅吏部考课文书。《通典·选举典》记载其任内"颇厘选曹讹弊"，他严格按《考课令》"四善二十七最"标准，将一位妄报军功的五品员外郎黜落，此事震动京官。某日大雪，他踏着没踝的积雪到工部核查漕运账目，发现运丁口粮被克扣三成，当即以朱笔勾出，旁批"蠹政害民，岂可姑息"八字，笔锋透纸背如刀刻。

在主持尚书省旬会时，这位左丞展现出惊人的记忆力。《大唐新语》卷六载："泰之每议政事，必引故事，事相沿革，如指诸掌。"当礼部侍郎争论南郊祭天仪注时，他能随口举出贞观十四年与显庆年间两次仪制差异，连太常寺老博士都为之叹服。秋日审理刑部疑狱，援引《贞观律》"诸监临主守以官物私自贷"条，将挪用义仓粮食的县丞判以流刑，判词中"不以贵贱易法"一语，后来被收入《文苑英华》。

腊月封印前夜，崔泰之在值房整理全年奏抄。烛花爆裂声中，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初入秘书省校书的情景。如今案头那方"左丞之印"已磨出光泽，《唐六典》所谓"掌辩六官之仪，纠正省内，劾御史举不当者"的权责，化作三百多个日夜里的朱批墨敕。窗外传来金吾卫巡夜的铁甲声，他提笔在值班录上写下最后一行："开元十年十二月丙午，左丞崔泰之宿直。"墨迹未干，长安城的晨钟已敲破霜天。

崔泰之任陕州刺史

开元十二年（724年）的春日，陕州城垣上的柳色新绿初绽，崔泰之手持铜鱼符踏上了这片黄河岸边的土地。《唐会要》卷六十八载："开元十二年正月，以黄门侍郎崔泰之为陕州刺史"，这道敕令将这位出身博陵崔氏的贵胄，从此定格在大唐帝国漕运枢纽的治理史上。

陕州地处两京襟喉，《元和郡县图志》卷六谓其"西至上都六百里，东至东都三百三十里"，崔泰之甫一上任便面临漕运积弊。洛阳含嘉仓出土的铭砖上犹可见"开元十二年陕州"字样，印证着《旧唐书·食货志》所述"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的漕运重任。这位刺史以"清勤著称"（《册府元龟》卷六百八），每日寅时便亲至黄河岸边的太原仓巡视，据《通典·职官》记载，他改革转运之法，"置输场于河阴"，使"舟不覆，粮不濡"。

是年秋汛，黄河暴涨危及漕船。崔泰之夜宿河堤的事迹被收录于《全唐文》卷三百二，其判词云："水部牒称漕舟胶滞，请决渭口。泰之判曰：'农功未毕，遽泄陂泽，是损本也。当筑堰导流，以济舟楫。'"这份现存敦煌文书残卷（P.2507）的判词，展现了他"不夺农时"的施政理念。次年漕粮竟较往年增运二十万斛，《新唐书·地理志》特笔记述："陕州太原仓，开元中岁漕益广。"

冬日巡视乡里时，崔泰之发现陕州"户多逃散"（《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四）。他奏请玄宗减免积欠，获准"给复三年"的恩诏。敦煌莫高窟第103窟壁画中的刺史巡行图，或可令人想见当年场景：青袍官员踏雪访贫，身后胥吏捧着《赋役令》木牍。这位"以文学政事显"（《文苑英华》卷九百二）的刺史，在陕州任上留下的不仅是政绩，更有《崔泰之集》中"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田园诗篇——那或许正是他劝课农桑时的真实写照。

崔泰之任荆州长史

开元十五年（727年），崔泰之奉诏出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这是其仕途中一次重要的地方任职。《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工部尚书赠荆州大都督清河崔公（泰之）墓志铭》载："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判襄州事。荆衡作镇，江汉为纪。公以礼训人，以清静为理。"寥寥数语，勾勒出其在荆州的施政特色。

据《唐会要》记载，唐代荆州大都督府为"天下十道"之一，统辖荆、硖、岳、复、郢等州，乃长江中游军事重镇。崔泰之到任时，恰逢朝廷推行宇文融提出的"括户"政策。《旧唐书·食货志》载："（开元）十五年，制以天下逃户，令州县括附。"在此背景下，崔泰之在荆州"以礼训人"，采取怀柔手段处理流民问题，与同时期其他地区"州县承风劳扰"形成鲜明对比。

墓志铭特别提及"兼判襄州事"的职责，《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襄州"户四万七千七百八十，口二十五万二千一"，可见其管辖范围之广。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指出，荆州"当南北之冲要"，崔泰之需协调水陆转运事务。出土的《唐开元水部式》残卷显示，当时对荆襄段漕运管理有严格规定，这或许正是其"以清静为理"的施政体现。

《文苑英华》收录的张九龄《荆州崔长史赞》云："江汉间气，生此才杰。清规远略，施于治术。"虽未明言崔泰之，但学界多认为所指即崔氏。其任内处理的一件要事见于《册府元龟》卷六二四："荆州长史崔泰之奏请修当阳城，从之。"此事发生在开元十六年（728年），反映其对边防建设的重视。

崔泰之在荆州的政绩得到朝廷认可，《墓志铭》载："玺书劳问，赐帛百匹。"不久即被召回长安任右散骑常侍。其治理经验为继任者提供了借鉴，张九龄后来出任荆州长史时推行的政策，与崔氏施政思路颇有相通之处。唐代荆州出土的《大唐荆州大都督府法门寺碑》虽未直接记载崔泰之事迹，但碑文中"政成讼息"的描述，恰可视为对其治理成效的间接印证。

崔泰之任太原尹

开元十八年（730年）春，太原尹缺，朝廷以崔泰之补之。时人谓"得人"，盖泰之素有干才，《旧唐书》称其"明练吏事，所至有声"。太原乃北都重镇，襟带山河，控扼戎狄，非寻常州郡可比，《唐会要》载："太原尹例兼河东节度使，总二十四州军事"。泰之受命之际，正值突厥毗伽可汗遣使请和，北疆稍安，然《资治通鉴》云："并州精兵所聚，不可不谨"。

泰之治太原，首重仓储。《新唐书·食货志》详载其奏："太原仓廪，旧制颇狭，请增筑东城仓，以贮河东道租粟。"玄宗许之，遂扩敖仓二十楹，时人赞其"规画有方"。又据《元和郡县图志》，泰之曾主持疏浚晋渠，引汾水溉田千顷，百姓刻石颂德。其务实之风，恰如《贞观政要》所言"为政之本，在于安民"。

军政处置尤见其能。《册府元龟》卷六七〇载："开元中，突厥降户阿悉烂等叛，泰之遣别将张守珪击破之，斩首三百级。"然其用兵谨慎，《全唐文》存其《请缓讨契丹疏》残篇："契丹跳梁，未烦王师，且耕且守，徐观其变。"此论深合玄宗"不欲疲中国以服远"之旨。

泰之在任凡三载，政绩斐然。颜真卿《崔公德政碑》虽佚，然《金石录》存其目，称"述太原之治甚备"。及离任时，《朝野佥载》记有民谣："崔尹来，城门开；崔尹去，吏收牒。"虽俚俗之语，足见其政宽简。后李邕撰《崔泰之墓志》特书："尹正北京，风行草偃"，非虚美也。

史家评骘，多将泰之与同时尹京者并论。《唐语林》卷二谓："开元中，宋璟治幽州，崔泰之治太原，皆以清严称，而崔近人情。"此语或可窥其治术三昧——持法度而不失通变，镇要塞而能恤民瘼，诚盛唐能吏之典范。

崔泰之去世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冬，长安城朔风凛冽，紫微垣星象晦暗。时任工部尚书的崔泰之病笃于宣阳坊宅第，这位历经武周、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的老臣，终以七十二岁高龄走完宦海沉浮的一生。《大唐故工部尚书赠荆州大都督崔公（泰之）墓志铭》载其临终情景："寝疾弥留，药祷无征，以开元廿七年十一月十日薨于京师。"《旧唐书·玄宗纪》亦简笔勾勒："冬十月...工部尚书崔泰之卒。"

泰之之逝震动朝野，玄宗辍朝一日，追赠荆州大都督。《文苑英华》收录张说所撰制书云："故工部尚书崔泰之，器识宏达，风猷懋著...可赠荆州大都督。"其丧礼规格极高，《唐会要》卷四十五载："诏赐东园秘器，给驿还乡，凶事所须，并宜官给。"洛阳出土的崔泰之墓志详记其归葬过程："以廿八年二月廿四日，葬于河南府河南县平乐乡之原，祔先茔，礼也。"

这位出身博陵崔氏第二房的贵胄，临终前犹见世家风范。《全唐文》卷三百二十六收其遗表："臣门承钟鼎，代列貂蝉...但以报国无效，酬恩未果，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字里行间仍见武周时期以《宝剑篇》得武则天赏识的忠耿之气。其墓志铭赞曰："三为左丞，再兼詹事，贰彼冬官，掌兹利器。"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位历经神龙政变、先天政变仍屹立不倒的政治家生涯。

崔氏家族墓茔中，泰之墓与其父崔知温墓比邻而立。《唐代墓志汇编》开元529号记载："前望龙门，却倚邙阜。"千载之下，北邙山头的黄土犹见证着这位"在屯必亨，居蒙则惕"（墓志铭语）的唐代名臣最后安息之所。其生平事迹虽未载于两唐书列传，然通过出土墓志与散见史料，仍可窥见开元盛世中一个世家大族官僚的完整生命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