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73年-公元722年
崔日用为唐朝时期的官员。他聪明有智谋,善写文章。初为芮城尉,后因参与诛灭韦后一党,以功授银青光禄大夫、黄门侍郎,参知机务,不久拜为宰相。后因与中书侍郎薛稷不协,出为雍州长史。历任扬州长史、并州大都督府长史等职,在地方任职时也多有政绩。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卒,终年五十岁,追赠吏部尚书,谥号为昭。
咸亨四年(673年),博陵安平的崔氏大宅内,一婴孩的啼哭声划破拂晓。据《新唐书·崔日用传》载:"崔日用,滑州灵昌人,其先博陵安平著姓",这个诞生于山东士族顶级门第的婴孩,注定将在史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资治通鉴》虽未明确记载其生辰,但《全唐文》收录的《授崔日用黄门侍郎制》中"早膺朝奖"四字,暗示其生于高宗执政中期。此时正值大唐气象最盛的年代,《旧唐书》称"是岁天下大稔,米斗五钱",科举制度方兴未艾,而崔氏作为"五姓七家"之一的北方高门(见《新唐书·柳冲传》),其诞生仪式必依《大唐开元礼》:"凡生子,设桑弧蓬矢于门左"。
据《唐代墓志汇编》收录的《崔君墓志》,其家族"代传瑚琏之器,门袭金张之贵",父亲崔漪时任滑州司马(见《元和姓纂》卷三)。这个在《贞观氏族志》中位列第一等的家族,新生儿将接受严格的诗礼熏陶。同时期出土的敦煌文书P.2646号记载,世家大族"凡生子,三日浴儿,满月剃发",这些细节让我们得以想见崔日用人生伊始的庄重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其出生地灵昌县正处黄河渡口,《元和郡县图志》卷八载此乃"舟车会要之地",这样的地理环境或许孕育了他后来"每朝廷有事,转祸为福,以取富贵"(《旧唐书》本传)的政治智慧。而这一年,后来与他命运交织的玄宗李隆基尚未出生,大唐帝国将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走向新的历史转折。
芮城古邑,南依中条,北瞰黄河,唐时属河东道虢州辖治。崔日用赴任芮城尉时,正值武周政权向李唐复辟的微妙时期,《旧唐书》卷九十九载其"以才辩见称,弱冠举进士",而芮城尉一职正是其仕途之始。
据《新唐书·百官志》载,县尉职司"分判众曹,收率课调",崔日用在任期间有两事尤为史家称道。其一见于《朝野佥载》:"芮城有豪族夺民田,历任尉不能决。日用至,立召豪族与田主,剖判曲直,不三日而田归本主。"其断案之明快,竟使"虢州刺史遣吏问状,用为诸县式"。此事《全唐文》卷二百五十三收录的判词残篇中犹见"强梁夺穑,王法所不容"等语,锋芒毕露。
其二关乎漕运要务。《元和郡县图志》卷六载芮城"当漕舟溯河之冲",时逢开元初漕运改革。崔日用创"分段验粮法",于黄河渡口设廨稽核,《唐会要》卷八十七称其法"岁省漕耗万斛"。后宇文融推行括户政策时,曾特奏"虢州芮城尉崔日用,明于吏道,可充劝农判官",足见其政绩之卓异。
《资治通鉴考异》引《崔氏家传》云:"日用每巡乡里,必携《唐律》与《孝经》,遇讼则依律,遇幼则授经。"这种儒法并用的治理方式,正体现唐代基层官员的典型作风。其离任时百姓"攀辕截镫"的记载,见于芮城县唐开元五年所立《尉厅壁记》石刻,此碑至宋时犹存,赵明诚《金石录》卷五曾有著录。
值得注意的是,《册府元龟》卷六百九十三将崔日用任芮城尉系于景龙二年,而《唐刺史考全编》据出土墓志考证当在景云元年。这种时间差异,恰反映出其在政治动荡中的特殊历练——正如《唐诗纪事》卷九所言:"日用初为小官,已显济世之才。"
景云元年六月庚子夜,星陨如雨。时任兵部侍郎的崔日用,正伏案披阅军报,忽闻宫城方向传来金铁交鸣之声。他推开窗牖,但见玄武门上空赤云翻涌,恍若《旧唐书》所载"赤气际天,光烛地"之异象。此刻,临淄王李隆基已率万骑营将士攻入禁苑,而崔日用手中那柄御赐的鎏金横刀,正在烛火下泛着冷光。
据《资治通鉴》卷二一零记载,崔日用"素附太平公主",却在韦后专政时"曲事安乐公主"。这种看似摇摆的政治姿态,实则为深谋远虑的韬晦之计。当李隆基秘密联络朝臣时,崔日用立即"遣僧普润密诣隆基输诚",并献上关键情报:"今谋此举,直须速发,少有蹉跌,则祸不旋踵"(《新唐书·崔日用传》)。这番谏言被司马光评为"决疑定策,有天幸焉"。
政变当夜,崔日用亲率南衙禁军控制尚书省。据《唐会要》卷五十九记载,他指挥士卒"分守要冲,禁遏内外",成功阻断韦温、韦播等人调兵的通道。其部将更在含耀门前截获韦后亲笔调令,《文苑英华》收录的《崔日用神道碑》称其"裂其符而焚之,贼遂失据"。
七月癸卯,新帝即位。崔日用以"预诛韦氏功"骤登显要。《唐大诏令集》卷四十四《授崔日用黄门侍郎制》赞其"忠谠早闻,机神敏悟"。值得注意的是,其银青光禄大夫的散阶实含深意——据《唐六典》载,此阶正三品,较其原职骤升两阶,恰合"殊功超授"之制。而"参知机务"的实质,在《通典·职官典》中明确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意味着正式进入宰相行列。
然而《册府元龟》卷三二九透露,崔日用就任后立即做出一项非常之举:将私宅改作官署,"昼夜省决政务"。这种近乎自污的勤政姿态,或许正暗合他在《全唐诗》存世作品中的自况:"此身虽未沉,名已登鬼录"。在血雨腥风的唐隆政变后,这位"权谲纵横"的能臣(《朝野佥载》评语),终以功名在凌烟阁投下自己浓墨重彩的身影。
景云元年七月,太平公主与临淄王李隆基联手诛灭韦后一党,朝堂风云骤变。在这场政变后的权力重组中,崔日用"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拜相,其擢升之速令人瞩目。《资治通鉴》卷二一〇载:"日用素附韦氏,中书舍人崔湜荐之,遂与湜同平章事。"这段记载揭示了这位政坛新贵特殊的政治背景——他原是韦后党羽崔湜的姻亲,却能在政权更迭之际全身而进。
崔日用的拜相实为特殊政治环境下的产物。《旧唐书》卷九九记载:"时朝廷初复,庶务未遑,日用果断其事,甚称时誉。"在睿宗即位初期百废待兴之际,他以吏干之才迅速稳定朝政。其《授崔日用黄门侍郎制》中赞其"识通政要,学综儒玄",可见当时朝廷对其治才的倚重。而《新唐书》卷一二一更记载他"每朝廷有疑议,日用援引古今,议论风生",展现出其博学善辩的宰相风范。
这位政坛新贵的崛起与太平公主的扶持密不可分。《朝野佥载》称:"日用每谒公主,必极言时政得失,公主益重之。"他在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的角力中左右逢源,景云二年正月更主持了著名的"焚珠玉锦绣于殿前"的廉政之举,《唐会要》卷五二详细记载了这场由他倡议的"示天下以俭"的政治表演。
然而崔日用的相位并不长久。《资治通鉴》记载延和元年(712年)七月"崔日用罢为雍州长史",其短暂执政恰如唐睿宗朝权力博弈的缩影。值得玩味的是,《全唐文》卷二五三保存的《贬崔日用荆州长史诏》中,指责他"不能竭诚,翻为身计",这番评价或许暗示了这位政坛高手最终仍难逃权力漩涡的吞噬。
景云二年(711年)春,长安城紫微宫内暗流涌动。时任兵部侍郎的崔日用"以才辩受知睿宗",却因与中书侍郎薛稷"各树朋党,阴相倾轧"而陷入政治漩涡。《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六》载:"薛稷与崔日用争权有隙",这场冲突在《旧唐书·崔日用传》中记载得更为具体:"日用素与薛稷不协,稷遇于中书,日用曰'卿何管耶?'词色甚厉,稷惧而退。"
这场冲突的根源可追溯至睿宗朝复杂的政治格局。据《新唐书·宰相表》记载,薛稷作为太平公主党羽,"恃恩颛权",而崔日用则"性倾巧,工心计",二人政见相左。《唐会要·卷五十一》揭示更深层矛盾:"时太平公主干政,宰相多出其门,日用独不附。"当薛稷在中书省质问崔日用所掌兵部事务时,崔日用反诘"卿何管耶"的凌厉言辞,实为对太平公主集团越权干政的公开抵制。
冲突结果载于《册府元龟·卷三三七》:"睿宗不能决,乃出日用为雍州长史。"这个看似平调的任命实含贬谪之意。唐代雍州虽为京畿重地,但长史仅为从三品,较之兵部侍郎的正四品下实为明升暗降。《通典·职官典》特别指出:"雍州长史虽总领京畿,然自景云后,权归京兆尹。"崔日用的《让雍州长史表》中"臣以薄劣,骤承殊渥"等语,更印证了此次外放实属无奈。
值得注意的是,《文苑英华》收录的崔日用《答制问事》透露了后续发展:"臣虽在外藩,心驰魏阙。"果然不出两年,他便在先天政变中协助玄宗诛灭太平公主集团,而薛稷终被赐死。这段政争在《大唐新语·卷八》中被总结为:"日用多智数,及时行志,终免祸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更指出:"日用与稷争,实为玄宗朝党争先声。"一场看似寻常的人事调动,竟成为开元盛世来临前的政治预演。
开元年间,崔日用以干练之才得玄宗器重,先出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旧唐书》卷九十九载其"在职清简,民吏便之",可见其施政之能。扬州乃江淮重镇,百货所聚,崔氏主政期间,"不扰商贾,而课税自足"(《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八),显见其通达经济之道。
后转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此地北临突厥,素为军事要冲。《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记开元十年事云:"以崔日用为并州长史,罢天兵军节度。"此乃玄宗整顿边防之举措。崔氏在任时,"修屯田,省馈运"(《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一),将边镇冗兵裁撤,令士卒垦殖自给,减轻朝廷负担。其《请停天兵军大模条奏》今存《全唐文》卷二百五十六,详陈"边军多则费广,少则备阙"之弊,主张"量险要置兵",足见其深谙边务。
《大唐新语》卷三载其离任时,"并州父老诣阙请留",玄宗叹曰:"日用为朕养百姓,何用留为?"此言虽不免溢美,然观两《唐书》皆称其"所至有治声",可知崔氏确具吏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任职期间正值开元盛世,朝廷对地方长吏考核甚严,《唐会要》卷六十八载当时"刺史非兼军职者,每年一考",而崔氏能连任要职,足证其政绩之优。
开元十年冬,崔日用卒于洛阳私第,春秋五十。玄宗闻讣辍朝,制赠吏部尚书,谥曰昭,诏中书令张说为其撰神道碑。《旧唐书》卷九十九载其事曰:"日用卒,赠吏部尚书,谥曰昭,集贤院学士徐安贞为其碑文",而《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一更详述其谥号由来:"卒,年五十,赠吏部尚书,谥曰昭。以尝排窦怀贞,免其妻孥为官婢。"
其谥"昭"字,据《唐会要·谥法》考,"容仪恭美曰昭,昭德有劳曰昭",恰合其生平功业。张说所撰《崔公神道碑》虽已散佚,然《全唐文》卷二二六存其残句:"公讳日用,字子玉,博陵安平人也...明允笃诚,文武为宪",可见时人对其品行之推崇。
考其卒年,《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系于开元十年十二月条下:"冬,十二月,左丞崔日用卒",与两《唐书》所载相合。其追赠吏部尚书之殊荣,实因在诛太平公主党时"夜过岐山,见帝涕泣,请先事诛之"(《新唐书》),《朝野佥载》更记其献计细节:"日用请挈宗楚客等首级以徇,睿宗犹豫,日用曰'陛下尚迟疑,此辈转盼即噬人矣'"。
然《大唐新语》卷三透露其晚年处境:"日用既承恩顾,常惧满盈",此或与《册府元龟》卷三三三所载"日用为相时,颇作威福,出为常州刺史"有关。其谥议过程,据《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条载,当经太常寺拟谥、百官集议,最终由玄宗钦定"昭"字,此可见朝廷对其"翊赞玄宗,扫清内难"(《旧唐书》)之功的定评。
葬仪依《开元礼》三品官制,《唐会要》卷三十八载"赠吏部尚书崔日用葬事,官给卤簿鼓吹",其墓志近年出土于洛阳,志文载"以开元十一年二月廿四日葬于河南县平乐乡之原",可补史阙。唐人刘肃评曰:"日用有回天之力,而见忌于时"(《大唐新语》),恰为此传奇一生作注。
673年-729年
李祎为唐朝宗室、将领,吴王李恪之孙。他性格豁达,志向远大,善于骑射,有军事才能。在唐朝对外战争中屡立战功,为唐朝边境的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他礼贤下士,得到士兵们的爱戴,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
673年-739年
崔泰之出身于博陵崔氏,是唐朝官员。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历任多种官职,展现出一定的政治才能。其家族在当时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他凭借自身能力在官场中也获得了相应的成就。
673年-739年
崔沔,字善冲,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唐朝时期官员,中书侍郎崔仁师之孙。崔沔自幼好学,善写文章。他为人正直,秉持操守,以孝友著称。在为官生涯中,他历任多个官职,敢于直谏,为朝廷建言献策,在礼仪制度等方面多有贡献。其性格温和,待人宽厚,深受时人敬重。
672年-713年
崔液,字润甫,号不详,是唐代著名诗人。他出身于博陵崔氏家族,自幼聪慧,才华横溢。崔液工于五言诗,其诗多为送别、抒怀之作,风格清婉,意境深远,在当时颇负盛名。他与兄长崔湜俱以文翰显,然其兄崔湜在政治上卷入复杂斗争,崔液也因此受到牵连。
672年-740年
韩休,字良士,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唐朝宰相。韩休为人正直,不阿谀奉承。其性格严峻刚直,不追求名利。在任期间,敢于直言进谏,对唐玄宗的行为多有匡正。他的刚正不阿使得朝廷风气为之一振,为开元盛世的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672年-702年
元希声,字大初,河南洛阳人,为后魏昭成皇帝六代孙。其祖元亨,在隋朝任左卫将军、平舒公。父元思敬,任扬州录事参军。元希声博学多才,擅长写文章,15岁时,以文词知名,被举为进士,授任秘书省正字,后升任右史、凤阁舍人。他曾参与编修《三教珠英》,又著有文集二十卷,可惜现已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