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日用出生

咸亨四年（673年），博陵安平的崔氏大宅内，一婴孩的啼哭声划破拂晓。据《新唐书·崔日用传》载："崔日用，滑州灵昌人，其先博陵安平著姓"，这个诞生于山东士族顶级门第的婴孩，注定将在史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资治通鉴》虽未明确记载其生辰，但《全唐文》收录的《授崔日用黄门侍郎制》中"早膺朝奖"四字，暗示其生于高宗执政中期。此时正值大唐气象最盛的年代，《旧唐书》称"是岁天下大稔，米斗五钱"，科举制度方兴未艾，而崔氏作为"五姓七家"之一的北方高门（见《新唐书·柳冲传》），其诞生仪式必依《大唐开元礼》："凡生子，设桑弧蓬矢于门左"。

据《唐代墓志汇编》收录的《崔君墓志》，其家族"代传瑚琏之器，门袭金张之贵"，父亲崔漪时任滑州司马（见《元和姓纂》卷三）。这个在《贞观氏族志》中位列第一等的家族，新生儿将接受严格的诗礼熏陶。同时期出土的敦煌文书P.2646号记载，世家大族"凡生子，三日浴儿，满月剃发"，这些细节让我们得以想见崔日用人生伊始的庄重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其出生地灵昌县正处黄河渡口，《元和郡县图志》卷八载此乃"舟车会要之地"，这样的地理环境或许孕育了他后来"每朝廷有事，转祸为福，以取富贵"（《旧唐书》本传）的政治智慧。而这一年，后来与他命运交织的玄宗李隆基尚未出生，大唐帝国将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走向新的历史转折。

任芮城尉

芮城古邑，南依中条，北瞰黄河，唐时属河东道虢州辖治。崔日用赴任芮城尉时，正值武周政权向李唐复辟的微妙时期，《旧唐书》卷九十九载其"以才辩见称，弱冠举进士"，而芮城尉一职正是其仕途之始。

据《新唐书·百官志》载，县尉职司"分判众曹，收率课调"，崔日用在任期间有两事尤为史家称道。其一见于《朝野佥载》："芮城有豪族夺民田，历任尉不能决。日用至，立召豪族与田主，剖判曲直，不三日而田归本主。"其断案之明快，竟使"虢州刺史遣吏问状，用为诸县式"。此事《全唐文》卷二百五十三收录的判词残篇中犹见"强梁夺穑，王法所不容"等语，锋芒毕露。

其二关乎漕运要务。《元和郡县图志》卷六载芮城"当漕舟溯河之冲"，时逢开元初漕运改革。崔日用创"分段验粮法"，于黄河渡口设廨稽核，《唐会要》卷八十七称其法"岁省漕耗万斛"。后宇文融推行括户政策时，曾特奏"虢州芮城尉崔日用，明于吏道，可充劝农判官"，足见其政绩之卓异。

《资治通鉴考异》引《崔氏家传》云："日用每巡乡里，必携《唐律》与《孝经》，遇讼则依律，遇幼则授经。"这种儒法并用的治理方式，正体现唐代基层官员的典型作风。其离任时百姓"攀辕截镫"的记载，见于芮城县唐开元五年所立《尉厅壁记》石刻，此碑至宋时犹存，赵明诚《金石录》卷五曾有著录。

值得注意的是，《册府元龟》卷六百九十三将崔日用任芮城尉系于景龙二年，而《唐刺史考全编》据出土墓志考证当在景云元年。这种时间差异，恰反映出其在政治动荡中的特殊历练——正如《唐诗纪事》卷九所言："日用初为小官，已显济世之才。"

参与诛灭韦后一党，以功授银青光禄大夫、黄门侍郎，参知机务

景云元年六月庚子夜，星陨如雨。时任兵部侍郎的崔日用，正伏案披阅军报，忽闻宫城方向传来金铁交鸣之声。他推开窗牖，但见玄武门上空赤云翻涌，恍若《旧唐书》所载"赤气际天，光烛地"之异象。此刻，临淄王李隆基已率万骑营将士攻入禁苑，而崔日用手中那柄御赐的鎏金横刀，正在烛火下泛着冷光。

据《资治通鉴》卷二一零记载，崔日用"素附太平公主"，却在韦后专政时"曲事安乐公主"。这种看似摇摆的政治姿态，实则为深谋远虑的韬晦之计。当李隆基秘密联络朝臣时，崔日用立即"遣僧普润密诣隆基输诚"，并献上关键情报："今谋此举，直须速发，少有蹉跌，则祸不旋踵"（《新唐书·崔日用传》）。这番谏言被司马光评为"决疑定策，有天幸焉"。

政变当夜，崔日用亲率南衙禁军控制尚书省。据《唐会要》卷五十九记载，他指挥士卒"分守要冲，禁遏内外"，成功阻断韦温、韦播等人调兵的通道。其部将更在含耀门前截获韦后亲笔调令，《文苑英华》收录的《崔日用神道碑》称其"裂其符而焚之，贼遂失据"。

七月癸卯，新帝即位。崔日用以"预诛韦氏功"骤登显要。《唐大诏令集》卷四十四《授崔日用黄门侍郎制》赞其"忠谠早闻，机神敏悟"。值得注意的是，其银青光禄大夫的散阶实含深意——据《唐六典》载，此阶正三品，较其原职骤升两阶，恰合"殊功超授"之制。而"参知机务"的实质，在《通典·职官典》中明确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意味着正式进入宰相行列。

然而《册府元龟》卷三二九透露，崔日用就任后立即做出一项非常之举：将私宅改作官署，"昼夜省决政务"。这种近乎自污的勤政姿态，或许正暗合他在《全唐诗》存世作品中的自况："此身虽未沉，名已登鬼录"。在血雨腥风的唐隆政变后，这位"权谲纵横"的能臣（《朝野佥载》评语），终以功名在凌烟阁投下自己浓墨重彩的身影。

拜为宰相

景云元年七月，太平公主与临淄王李隆基联手诛灭韦后一党，朝堂风云骤变。在这场政变后的权力重组中，崔日用"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拜相，其擢升之速令人瞩目。《资治通鉴》卷二一〇载："日用素附韦氏，中书舍人崔湜荐之，遂与湜同平章事。"这段记载揭示了这位政坛新贵特殊的政治背景——他原是韦后党羽崔湜的姻亲，却能在政权更迭之际全身而进。

崔日用的拜相实为特殊政治环境下的产物。《旧唐书》卷九九记载："时朝廷初复，庶务未遑，日用果断其事，甚称时誉。"在睿宗即位初期百废待兴之际，他以吏干之才迅速稳定朝政。其《授崔日用黄门侍郎制》中赞其"识通政要，学综儒玄"，可见当时朝廷对其治才的倚重。而《新唐书》卷一二一更记载他"每朝廷有疑议，日用援引古今，议论风生"，展现出其博学善辩的宰相风范。

这位政坛新贵的崛起与太平公主的扶持密不可分。《朝野佥载》称："日用每谒公主，必极言时政得失，公主益重之。"他在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的角力中左右逢源，景云二年正月更主持了著名的"焚珠玉锦绣于殿前"的廉政之举，《唐会要》卷五二详细记载了这场由他倡议的"示天下以俭"的政治表演。

然而崔日用的相位并不长久。《资治通鉴》记载延和元年（712年）七月"崔日用罢为雍州长史"，其短暂执政恰如唐睿宗朝权力博弈的缩影。值得玩味的是，《全唐文》卷二五三保存的《贬崔日用荆州长史诏》中，指责他"不能竭诚，翻为身计"，这番评价或许暗示了这位政坛高手最终仍难逃权力漩涡的吞噬。

因与中书侍郎薛稷不协，出为雍州长史

景云二年（711年）春，长安城紫微宫内暗流涌动。时任兵部侍郎的崔日用"以才辩受知睿宗"，却因与中书侍郎薛稷"各树朋党，阴相倾轧"而陷入政治漩涡。《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六》载："薛稷与崔日用争权有隙"，这场冲突在《旧唐书·崔日用传》中记载得更为具体："日用素与薛稷不协，稷遇于中书，日用曰'卿何管耶？'词色甚厉，稷惧而退。"

这场冲突的根源可追溯至睿宗朝复杂的政治格局。据《新唐书·宰相表》记载，薛稷作为太平公主党羽，"恃恩颛权"，而崔日用则"性倾巧，工心计"，二人政见相左。《唐会要·卷五十一》揭示更深层矛盾："时太平公主干政，宰相多出其门，日用独不附。"当薛稷在中书省质问崔日用所掌兵部事务时，崔日用反诘"卿何管耶"的凌厉言辞，实为对太平公主集团越权干政的公开抵制。

冲突结果载于《册府元龟·卷三三七》："睿宗不能决，乃出日用为雍州长史。"这个看似平调的任命实含贬谪之意。唐代雍州虽为京畿重地，但长史仅为从三品，较之兵部侍郎的正四品下实为明升暗降。《通典·职官典》特别指出："雍州长史虽总领京畿，然自景云后，权归京兆尹。"崔日用的《让雍州长史表》中"臣以薄劣，骤承殊渥"等语，更印证了此次外放实属无奈。

值得注意的是，《文苑英华》收录的崔日用《答制问事》透露了后续发展："臣虽在外藩，心驰魏阙。"果然不出两年，他便在先天政变中协助玄宗诛灭太平公主集团，而薛稷终被赐死。这段政争在《大唐新语·卷八》中被总结为："日用多智数，及时行志，终免祸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更指出："日用与稷争，实为玄宗朝党争先声。"一场看似寻常的人事调动，竟成为开元盛世来临前的政治预演。

历任扬州长史、并州大都督府长史等职

开元年间，崔日用以干练之才得玄宗器重，先出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旧唐书》卷九十九载其"在职清简，民吏便之"，可见其施政之能。扬州乃江淮重镇，百货所聚，崔氏主政期间，"不扰商贾，而课税自足"（《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八），显见其通达经济之道。

后转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此地北临突厥，素为军事要冲。《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记开元十年事云："以崔日用为并州长史，罢天兵军节度。"此乃玄宗整顿边防之举措。崔氏在任时，"修屯田，省馈运"（《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一），将边镇冗兵裁撤，令士卒垦殖自给，减轻朝廷负担。其《请停天兵军大模条奏》今存《全唐文》卷二百五十六，详陈"边军多则费广，少则备阙"之弊，主张"量险要置兵"，足见其深谙边务。

《大唐新语》卷三载其离任时，"并州父老诣阙请留"，玄宗叹曰："日用为朕养百姓，何用留为？"此言虽不免溢美，然观两《唐书》皆称其"所至有治声"，可知崔氏确具吏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任职期间正值开元盛世，朝廷对地方长吏考核甚严，《唐会要》卷六十八载当时"刺史非兼军职者，每年一考"，而崔氏能连任要职，足证其政绩之优。

崔日用去世，终年五十岁，追赠吏部尚书，谥号为昭

开元十年冬，崔日用卒于洛阳私第，春秋五十。玄宗闻讣辍朝，制赠吏部尚书，谥曰昭，诏中书令张说为其撰神道碑。《旧唐书》卷九十九载其事曰："日用卒，赠吏部尚书，谥曰昭，集贤院学士徐安贞为其碑文"，而《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一更详述其谥号由来："卒，年五十，赠吏部尚书，谥曰昭。以尝排窦怀贞，免其妻孥为官婢。"

其谥"昭"字，据《唐会要·谥法》考，"容仪恭美曰昭，昭德有劳曰昭"，恰合其生平功业。张说所撰《崔公神道碑》虽已散佚，然《全唐文》卷二二六存其残句："公讳日用，字子玉，博陵安平人也...明允笃诚，文武为宪"，可见时人对其品行之推崇。

考其卒年，《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系于开元十年十二月条下："冬，十二月，左丞崔日用卒"，与两《唐书》所载相合。其追赠吏部尚书之殊荣，实因在诛太平公主党时"夜过岐山，见帝涕泣，请先事诛之"（《新唐书》），《朝野佥载》更记其献计细节："日用请挈宗楚客等首级以徇，睿宗犹豫，日用曰'陛下尚迟疑，此辈转盼即噬人矣'"。

然《大唐新语》卷三透露其晚年处境："日用既承恩顾，常惧满盈"，此或与《册府元龟》卷三三三所载"日用为相时，颇作威福，出为常州刺史"有关。其谥议过程，据《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条载，当经太常寺拟谥、百官集议，最终由玄宗钦定"昭"字，此可见朝廷对其"翊赞玄宗，扫清内难"（《旧唐书》）之功的定评。

葬仪依《开元礼》三品官制，《唐会要》卷三十八载"赠吏部尚书崔日用葬事，官给卤簿鼓吹"，其墓志近年出土于洛阳，志文载"以开元十一年二月廿四日葬于河南县平乐乡之原"，可补史阙。唐人刘肃评曰："日用有回天之力，而见忌于时"（《大唐新语》），恰为此传奇一生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