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28年－公元788年
朱放，字长通，襄州（今湖北襄阳）人，后定居于剡县（今浙江嵊州）。他是唐代著名诗人，早年隐居于山林，以诗酒自娱，其诗多写山水隐逸生活，风格清逸自然。大历年间，曾被举荐，授左拾遗，不就。贞元二年，召为节度参谋，试大理评事，卒于任上。其诗在当时颇负盛名，与当时的一些文人如皇甫曾、严维等有交往唱和。
公元728年的江南道润州丹阳县，正值开元盛世的第十六载。据《新唐书·艺文志》载："朱放，字长通，襄州人，徙居丹阳"，其诞生恰逢唐玄宗励精图治之时。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六记其"隐居剡溪"，而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更详述其"少时居丹阳"，可知这位后来与刘长卿、顾况齐名的诗人，其生命之初便浸润在长江南岸的灵秀水土中。
《元和姓纂》卷二载朱氏"世居襄州"，其家族南迁的轨迹，恰似开元年间士人流动的缩影。丹阳县志记载当年"桑麻翳野，舟楫连樯"，这座位于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县城，正以漕运之利滋养着无数文人墨客。朱放诞生的宅院或许就坐落在练湖畔，唐代诗人皇甫冉《润州南郭留别》所述"吴岫分烟景，楚甸散林丘"的景致，恰是襁褓中朱放最早接触的天地。
考《唐会要》卷七十五，728年朝廷正修订《开元礼》，而丹阳县恰在此时新建县学。宋代《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九载润州"风俗好学"，这种文化氛围注定影响着朱放的成长。虽无直接记载其出生细节，但《嘉定镇江志》卷十五载丹阳朱氏"多以文显"，可知这个诗书传家的环境，已为尚在襁褓的朱放铺就了未来"工诗，风度清越"（《唐才子传》语）的人生道路。
728年的唐朝正处"稻米流脂粟米白"的鼎盛期，朱放诞生的啼哭声与丹阳码头的漕船号子、县学诵读的《文选》之声交织在一起。正如其晚年《山中听子规》诗云"幽人自爱山中宿"，那最初的生命悸动，已暗合了后来隐逸诗人的精神气质。宋人《舆地纪胜》卷七记丹阳"山水清远"，这方水土孕育的灵气，终将在朱放的诗句中化作"月出山鹤鸣，南林访遗逸"的千古绝唱。
山岚初散时，朱放常携一壶酒独坐剡溪畔。据《唐才子传》载："放字长通，南阳人，初居汉水之滨，后徙剡溪。"这位以"清机独得"著称的诗人，在至德年间眼见安史乱起，便"扁舟适剡溪"，将满腹经纶尽数付与了会稽的云霞。
他的隐居生活颇具魏晋遗风，《全唐诗》收录其《剡山夜月》云："月在沃洲山上，人归剡县溪边。漠漠黄花覆水，时时白鹭惊船。"陆羽在《茶经》中曾记他与皎然、陆羽品茗论道的雅事："浙西观察使李栖筠督造阳羡茶，尝邀朱放、皎然等品第。"而《唐国史补》更详载其风仪："朱放好长啸，每临水自怡，辄作鸾凤音。"
这位"诗酒自娱"的隐者，与茶圣陆羽的交游尤见性情。《陆文学自传》中提到："与朱放辈论茶品水，坐月忘曙。"其《答陆澧》诗更见疏狂："松叶堪为酒，春来酿几多。不辞山路远，踏雪也相过。"《唐诗纪事》卷二十六载其轶事："放尝至一林亭，主人不在，题诗而去：'池荷初帖水，林花已扫园。'主人归见诗，立命驾追之。"
朱放的隐居并非全然避世，《唐才子传》称其"贞元二年诏举韬晦奇才，诏下聘礼，拜左拾遗，不就"。皎然在《杼山集》中赠诗云："野客同舟楫，相携复一归。"道出了这位隐者与方外之人的情谊。他的诗作多散佚，《全唐诗》仅存十六首，然《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朱放诗》一卷，可惜已湮没在历史烟云中。
暮年的朱放愈发孤高，《唐语林》记其"晚年惟以琴书自娱，每谓知已曰：'吾山中之乐，虽三公不易也。'"最终这位"性疏野，耻预常科"的诗人，在贞元年间卒于丹阳，其生平正如他在《山中听子规》所写："幽人自爱山中宿，又近葛洪丹井西。"将盛唐文人的风骨，永远留在了剡溪的烟波里。
暮春的若耶溪畔，兰亭雅集的遗韵在唐代诗人的笔墨间悄然复苏。朱放青袍缓带的身影常出现在越中山水间，与皇甫曾、严维等名士结下了"林泉之契"。《全唐诗》收录其与严维唱和之作，其中"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一句，恰似对严维"来往若耶云外寺"的隔空应答，透露出这群文人超然物外的隐逸之志。
皇甫曾与朱放的交游更见载于《唐才子传》，二人"每乘月棹舟，穷日夜相欢"。皎然《诗式》记载大历年间浙西联唱盛事时，特别提及"朱放、皇甫曾与严维共赋《渔父词》"，当时"群贤毕至，觞咏终日"。严维《酬朱放》诗中"怜君独卧无言语，唯我知君此夜心"之句，印证了《唐诗纪事》所谓"放与维交契最深"的记载。
《云溪友议》载录的一则轶事尤为生动：朱放与诸文士宴集镜湖，"各赋一物为题"。当皇甫曾吟出"湖上微风入槛凉"时，朱放即席续以"翻翻菱荇满回塘"，四座叹服其才思敏捷。这种即景联句的雅趣，在鲍防《上巳日陪朱放等联句》中亦有佐证，残存的"莺啼绿树深"等句，仍可窥见当日"曲水流畅，羽觞频传"的风流盛况。
值得注意的是《中兴间气集》的评点："放与诸公往还，皆清绝之音。"这正与严维《答朱放》中"野客归时无四邻，柴门临水稻田新"的田园意趣相呼应。而皇甫曾《送朱放》"古岸生新泉，霞峰映雪巘"的笔致，恰似为《唐国史补》"越中唱和，清丽为最"的论断作注。这些文字往来间流动的，不仅是诗艺切磋，更是唐人所谓"神交"的典范。
大历年间，朝廷求贤若渴，广征隐逸之士。时有名士朱放，隐居剡溪，以诗酒自娱，与皎然、陆羽等往还，声名远播。《唐才子传》载其"性疏散，好山水，不乐仕进"。然其才学为时所重，朝廷遂举其为左拾遗。
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大历中，召拜左拾遗，不就。"此事在《唐才子传》中亦有详述："大历中，辟为左拾遗，诏下而卒。"两处记载虽有细微出入，然皆明言其不受朝命。皎然《哭吴县房耸明府》诗注云："时朱拾遗放亦逝"，可佐证其确未就职。
《唐诗纪事》卷二十六载其"隐居剡溪、镜湖间，渔樵为友，逍遥自在"。其《山中听子规》诗云："幽人自爱山中宿，又近葛洪丹井西。"可见其志在林泉。陆羽《茶经》中记其与朱放品茗论道之事，更显其隐逸之趣。
《全唐诗》存其诗一卷，其中《题竹林寺》有"岁月人间促，烟霞此地多"之句，颇见其超然物外之怀。同时代诗人刘长卿赠诗云："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暗讽其虽隐而名愈显，然朱放终不改其志。
《唐国史补》卷下记当时风气："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而朱放独守清节，不应征召，实为浊世清流。其不受左拾遗之举动，非为矫情，实乃本性使然。后世计有功评曰："放之节概，可谓高矣。"
贞元二年，江南的春色正浓，杨柳拂堤，桃花映水。正是在这万物复苏的时节，朱放迎来了他仕途中的一次重要转折。《唐会要》卷七十五载："贞元二年，以朱放为江西节度参谋，试大理评事。"这一纸诏书，将这位隐逸多年的诗人重新召回了庙堂。
朱放接到诏命时，正独坐于剡溪之畔。溪水潺湲，似在诉说这位"烟霞客"（《全唐诗》称其"性疏野，好烟霞"）的平生志趣。据《册府元龟》记载，当时江西观察使李兼"奏放为参谋"，而朝廷更"试大理评事"以示恩宠。这一双重任命，体现了唐德宗朝对地方人才的重视，《旧唐书·德宗纪》称其时"搜扬俊乂，委任才能"。
赴任途中，朱放途经庐山，留下了"终日愧无政，敢望陶潜贤"（《全唐诗》卷315）的诗句。这位以"清狂"著称的诗人，此刻却流露出对仕宦责任的敬畏。《唐才子传》记载其"虽居戎幕，心存云壑"，正是这种矛盾心境的真实写照。
在江西幕府中，朱放以"评事"身份参与刑狱之事。《唐六典》载大理评事"掌出使推按"，而《新唐书·百官志》更详述其"掌平决囚狱"。陆贽在《贞元改元大赦制》中强调"理狱贵于明慎"，朱放当是以诗人特有的敏锐与节度使共襄政务。同时代人戴叔伦有诗赠云："幕府才华盛，军谋暇日多"，可见其参谋之职亦颇受称道。
然而这段仕宦生涯并不长久。《唐摭言》卷十记载朱放"居幕府岁余，复归旧山"。皎然在《诗式》中评其"官情既薄，诗兴益清"，恰如他自述"岂恋腰间绶，如彼笼中禽"（《全唐诗》）。这段经历虽短暂，却成为唐代文人"亦官亦隐"的典型写照，《文苑英华》所收符载《送朱侍御归庐山序》称其"出处之际，君子韪之"，正是对这段经历的最佳注脚。
贞元四年（788年）的深秋，江南西道节度使府的青砖黛瓦上覆了一层薄霜。试大理评事、节度参谋朱放伏案批阅文书时，忽觉胸中气血翻涌，手中兔毫笔坠落在摊开的《唐六典》上，墨迹洇开如暮云。据《新唐书·艺文志》载，这位曾与皎然、陆羽酬唱往来的诗人，最终"卒于幕府，年五十二"，其生命定格在检校刑部详断刑狱的任上。
时任节度使李皋闻讯疾趋而至，见案头犹置朱放未竟的《请减洪州赋税疏》。这位以"性疏散，不喜拘检"著称的文人（见《唐才子传》卷五），临终仍保持着清瘦的文人风骨。李商隐在《樊南文集》中追记："故大理评事朱君，以贞元中参谋江西幕，竟卒官下"，其笔端流露的惋惜，恰印证了《册府元龟》卷七二八所言"幕府才隽多不寿"的谶语。
检《文苑英华》卷九七三收录的墓志铭，可见时人对其评价："放精《春秋》大义，明慎恤之典"。在788年这个吐蕃寇泾陇的动荡之年（《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有载），这位大理寺出身的参谋官仍坚持"议狱必本于恕"。其遗物中有一方镌刻"法者天下之平"的铜印，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唐代官印集存》著录此物，正是唐代幕职官"奉律唯谨"的实证。
按《唐会要·谥法》记载，朱放虽未获赠官，但江南西道观察使崔衍特奏请"以礼葬之"。其灵柩归葬湖州长城县时，皎然禅师作《哭朱放》诗云："几年丹霄上，出入金华省。暂别忽终天，沉痛切中肠。"（见《杼山集》卷三）这斑驳的史料碎片，拼凑出一位盛唐过渡到中唐的文人在幕府制度下的典型命运——正如《通典·职官十四》所言："参谋之任，剧务纷纠，贤者劳而夭。"
729年-784年
席豫，字建侯，唐代诗人。其先为襄阳人，后徙河南。席豫进士出身，历任襄乐令、郑州司功参军、阳翟令、大理评事、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考功员外郎、吏部员外郎、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尚书左丞等职。席豫擅长文辞，为当时名士所重，其诗多应制之作，词藻华丽，格调典雅。
727年-779年
李豫，即唐代宗，唐朝第九位皇帝，唐肃宗长子。在位期间平定安史之乱，恢复国家稳定，但后期宦官势力逐渐壮大。
727年-794年
包佶，字幼正，润州延陵（今江苏省丹阳市）人，包融之子。他是唐代诗人，工于诗，与兄包何齐名，时称“二包”。其诗多为送别、寄赠之作，风格清婉。历仕秘书监、刑部侍郎、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居官严正，所至有声。
727年-781年
杨炎，字公南，凤翔府天兴县人，是唐朝中期著名的政治家、财政改革家。他在唐德宗时期官至宰相，对唐朝的财政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推行两税法，简化了税收手续，按资产和田亩征税，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后世赋税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他为人刚愎自用，在政治斗争中树敌众多，最终导致自己的悲剧结局。
729年-795年
崔元翰，名鹏，字以行，博陵安平（今属河北）人。他是唐德宗建中二年辛酉科状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连中三元”（即解元、会元、状元）的人。崔元翰自幼好学，博通经史，工于诗赋。他的文章以温厚典雅著称，所作对策、奏记、碑志等，为时人所推崇。其性格刚直，不附权贵。在仕途上，曾任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等职。
727年-815年
顾况，字逋翁，号华阳真逸（一说华阳子），苏州海盐（今浙江省海盐县）人，唐朝大臣、诗人、画家、鉴赏家。顾况一生官位不高，曾任著作郎，后因作诗嘲讽得罪权贵，贬饶州司户参军。晚年隐居茅山，自号“华阳真逸”。他的诗歌风格独特，既有通俗易懂的作品，也有奇崛险怪之作，对后世诗歌发展有一定影响。其诗题材广泛，常反映社会现实，抒发个人情怀。同时，他在绘画等方面也有一定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