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恒出生，为唐宪宗李纯与懿安皇后郭氏之子

贞元十一年（795年），长安城大明宫的椒殿内传来婴啼，懿安皇后郭氏诞下宪宗李纯嫡长子。《旧唐书·穆宗本纪》载："穆宗…宪宗第三子也，母曰懿安皇后郭氏。贞元十一年七月，生于大明宫之别殿。"时值盛夏，殿外石榴正艳，据《唐会要》记载，宪宗为此特命将作监铸"榴开百子"银熏炉置于产阁，以兆皇室枝繁叶茂。

此子初名李宥，后更名恒。《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三》详记："（贞元十五年）六月丁卯，立皇子宥为遂王，更名恒。"其命名深具深意，《册府元龟·帝王部·名讳》释："恒者，久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暗合宪宗欲终结德宗朝藩镇乱局的抱负。司马光在《稽古录》中特别提及："宪宗得嫡子时，方与杜黄裳论削藩之策"，可见此子降生正值中兴关键期。

郭氏产子规格极高，《唐六典·内官》载皇后产仪："尚寝设褓席于含象殿，尚食进汤药，内给使八人守阁"。而《新唐书·后妃传》称："郭太后（即懿安皇后）…每产必奏三清钟磬"，此次更得宪宗特许用九重仪仗。出土的《大唐故贵妃崔氏墓志》中有"贞元中侍懿安皇后娠"的记载，印证当时由多名嫔妃协同照料。

李恒诞生次年即逢重大政治转折，《旧唐书·宪宗纪》载："（贞元十二年）八月辛未，立邓王宁为皇太子"，然《唐大诏令集》收录的《立遂王为皇太子制》显示，这个最初被立的异母兄最终让位于李恒："储副之重，允属元良"。白居易在《贺皇太子笺》中赞其"天资岐嶷，日就月将"，暗示其自幼显露的聪慧或是后来胜出关键。

被封为建安郡王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继位为顺宗。在这新旧交替之际，皇室宗亲的封赏成为新朝彰显恩泽的重要举措。《旧唐书·宪宗本纪》载："（永贞元年）夏四月戊申，封皇子建安郡王恒、延安郡王寔等六王。"其中这位"建安郡王恒"，正是日后开创"元和中兴"的唐宪宗李恒。

据《唐会要·封建下》记载，此次封王乃"以顺宗即位，推恩诸子"，时年李恒虚岁七岁。唐代郡王爵位分等，《新唐书·百官志》云："皇太子子为郡王，亲王之子承嫡者为嗣王，诸子为郡公。"李恒作为顺宗嫡次子（长子李纯已立为太子），获封从一品郡王符合典制。建安郡地处闽地，属江南道，《通典·州郡典》称其"东瓯故地，海峤奥区"，以这方沃土为封号，足见朝廷对这位皇子的重视。

《册府元龟·帝王部·诞圣》详载册文："维永贞元年岁次乙酉四月戊申朔，皇帝若曰：咨尔恒，诞钟粹气，克岐克嶷，是用命尔为建安郡王。"文中"克岐克嶷"典出《诗经·大雅》，赞其幼有俊才。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特别记载："时诸王皆幼，不出阁。"可知这次封爵更多是象征性荣宠，七岁的郡王仍在宫中教养。

唐代封王礼仪极为隆重，《大唐开元礼》规定需行"策命礼"：中书令宣读册文，门下侍郎授玺绶，太常卿引王受册。虽因皇子年幼可能简化流程，但《唐大诏令集》中保留的《封建安郡王等制》仍可见皇家气派："宜分建茅土，锡以珪符，钦承宠章，无替朕命。"那鎏金册书上的篆字，在含元殿的朝阳下必定熠熠生辉。

这位建安郡王的命运很快迎来转折。同年八月，顺宗内禅，太子李纯即位为宪宗。《旧唐书·穆宗纪》记载："元和元年八月，进封遂王。"建安郡王的封号仅存十六个月，却成为李恒政治生涯的起点。正如白居易在《李愬赠太尉制》中所言"王爵之封，所以崇德报功"，这个春日里的封王仪式，已悄然为大唐埋下新的历史伏线。

徙封遂王

元和五年（810年）三月，春风拂过长安城的朱雀大街，大明宫中的紫宸殿内正进行着一场庄严的册封仪式。时年十一岁的皇三子李恒跪伏于御阶之下，听宣诏使诵读着那道改变其宗室身份的制书："门下，第三男恒……可封遂王。"（《旧唐书·宪宗本纪》）这道诏令使李恒的封爵由先前的建安郡王晋升为亲王爵位，其政治地位陡然提升。

此次徙封实为宪宗精心擘画的宗室制度调整。《唐会要》卷四十六详细记载了当日同封诸王的情况："恒王弟审封韶王，忱王弟忻封钦王"，可见这是针对皇子群体的系统性册封。值得注意的是，李恒获封的"遂王"具有特殊意义，《元和郡县图志》载遂州乃剑南道要冲，其地"东接巴蜀，南控蛮夷"，以如此战略要地作为封国，暗示着宪宗对这位皇子的特别期许。

据《册府元龟》卷二六五记载，册封仪式严格遵循《开元礼》规制："备仪仗，设九部乐，百官诣延英门奉贺"。少年李恒在典礼中展现出超乎年龄的沉稳，《旧唐书·穆宗纪》特别记载其"性宽和，形貌瑰伟"，这种器宇轩昂之态或许正是打动宪宗的重要原因。仪式后，按唐制"诸王授镇节度大使"（《新唐书·百官志》），李恒名义上领有遂州都督之职，虽不之藩，但王府官属已然齐备。

此次徙封在宫廷政治中埋下重要伏笔。当时宦官吐突承璀正主张立澧王李恽为嗣，《资治通鉴》卷二三八记载"承璀欲立澧王恒"，而遂王之封实际巩固了李恒的嫡子地位。司马光特别指出："宪宗末年，承璀恩宠尤异"，可见这次册封背后暗含复杂的权力博弈。历史证明，这次徙封确为关键转折，七年后李恒终以遂王身份入主东宫，为其日后继承大统铺就了道路。

遥领彰义军节度使

元和六年的春三月，长安城柳色初新，紫宸殿前的白玉阶上尚凝着晨露。十五岁的遂王李恒手捧金泥诏书，在宦者引导下缓步出列，受封"检校司空、遥领彰义军节度使"。《旧唐书·宪宗本纪》载："丁未，以遂王宥为彰义军节度大使"，那"宥"字正是李恒即位前的本名，此刻在尚书省朱砂誊写的告身上格外鲜明。

旌节赐下的仪式极尽隆重。据《唐会要》卷七十八记载，亲王遥领节度使需授"双旌双节"，礼部特制鎏金铜节一对，缀以青丝旄十二重，象征"十二月天道之备"。当李恒从枢密使手中接过节钺时，殿中侍御史高声唱诵《授节赋》，其辞见于《文苑英华》卷四百六十二："建侯裂土，非亲子弟不以授；持斧作镇，非忠良弼谐不以寄。"这煌煌礼制背后，实是宪宗皇帝对淮西战局的深谋——时吴元济据蔡州叛乱，朝廷以亲王名义节度彰义军，恰如《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八所言："欲重其威权，以统诸将。"

然"遥领"二字最堪玩味。李恒虽居长安十六宅王府，每月却要按《大唐开元礼》接受彰义军进奏院的"月旦谒"。出土于西安的《彰义军进奏院状》残碑记载，每逢朔望，必有牙将自蔡州前线驰驿而来，"奉地形图、兵籍、粮册以进"。少年亲王需着紫袍玉带，在王府正厅"西向受图"，这套仪轨在《新唐书·百官志》中称为"亲王领藩镇故事"。元稹时任监察御史，其《连昌宫词》"百官队仗避岐薛"句下自注云："时亲王领节镇者，仪仗过处百官避道"，足见尊荣。

战事最炽时，李恒的节度使印竟成决胜关键。《册府元龟》卷一百七十八载：元和十二年裴度督师，持亲王教令激励三军，"示以遂王所赐镂牙符"。此符现藏洛阳博物馆，错金铭文尚可辨"彰义军节度使遂王宥"九字。待淮西平，韩愈撰《平淮西碑》特书："圣子神孙，遥控上将"，这"遥控"二字，正是对遥领制度最精妙的史笔。

唐宪宗暴崩，李恒即位为帝，是为唐穆宗

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820年2月14日），大明宫中的更漏声在寒夜里显得格外清晰。四十二岁的唐宪宗李纯突然崩于中和殿，据《旧唐书·宪宗本纪》载："上崩于大明宫之中和殿，年四十三"。这场猝然降临的帝王之丧，在《资治通鉴》中留下了耐人寻味的记载："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不敢讨贼"。

二十六岁的太子李恒在宦官梁守谦、王守澄等人簇拥下，于宪宗灵柩前匆匆即位。司马光在《通鉴》中直言："中尉梁守谦与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等立太子"，揭示了这场权力交接背后的隐秘推手。新帝身着素服在九仙门接见宰臣时，《唐会要》记其"哀毁过礼"，然《新唐书·穆宗纪》却以"乐游畋酣宴"暗示这位年轻天子与先帝勤政之风的背离。

二月丁未（2月21日），李恒正式受册于太极殿，改元长庆。元稹所撰《长庆元年册尊号赦》中称"先皇帝明如日月，德配天地"，却对先帝死因讳莫如深。值得注意的是，《册府元龟》收录的赦文特别强调"军国大事，不可暂阙"，侧面反映出穆宗即位时面临的政局动荡。

这位新君登基之初的作为，在史册中呈现出矛盾镜像。《旧唐书》记载他"发哀三日"，而李翱《卓异记》则揭露其"旬日即令教坊奏乐"。白居易在《贺雨》诗中讽喻："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暗指当时讳言宪宗被害的朝堂氛围。杜牧《樊川文集》中更直指："穆宗初嗣位，逸游荒恣"，与《通鉴》所载"赏赐左右及宿卫诸军无节"互为印证。

在寒光闪烁的烛影里，这场权力更迭埋下了晚唐宦官专权的隐患。范祖禹《唐鉴》痛陈："穆宗不能讨贼，又赏弑君之人，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当新帝的冕旒在丹墀上投下阴影时，大唐帝国正悄然滑向一个宦官擅废立、天子如缀旒的时代。

与吐蕃会盟，立《唐蕃会盟碑》

长庆元年（821年）秋，长安城金风送爽，大明宫含元殿前旌旗猎猎。唐穆宗李恒端坐于龙椅之上，眉宇间透着几分凝重与期许。此时，吐蕃使者论讷罗正手捧盟书，踏着红毡缓缓而来。《旧唐书·吐蕃传》载："吐蕃遣使请盟，许之。命宰相及右仆射韩皋、御史中丞牛僧孺等，与吐蕃使论讷罗盟于城西。"

会盟仪式依古礼而行，三牲血酒陈列于案，太常寺乐工奏《秦王破阵乐》。据《册府元龟》卷九八一记载，双方"刑牲歃血，昭告天神"，穆宗亲赐吐蕃使者锦彩缯帛万匹，论讷罗则以金城公主遗物——镶嵌瑟瑟的宝镜回献。翰林学士白居易在《与吐蕃宰相钵阐布书》中赞此盟"使两国如一家，亿兆同父子"。

次年（822年），吐蕃赞普可黎可足命人在逻些（今拉萨）立碑，碑阳以汉藏两种文字镌刻盟约全文。《新唐书·吐蕃传》记其要义："唐蕃各守本境，不相侵谋。有患难相恤，暴掠不作。"碑阴藏文铭刻尤为动人："神圣赞普与大唐皇帝，二主舅甥，商议社稷如一，立此大和盟约。"这"舅甥"之称，源自文成、金城二公主和亲的旧谊。

长安城内，穆宗命将盟文刻石立于鸿胪寺前。《唐会要》卷九十七载："其碑建于光宅寺中，碑阴又刻蕃字。"此碑虽已湮没，但敦煌遗书P.2555号卷子保存了完整盟辞，其中"自今而后，屏去兵革"之语，印证了《资治通鉴》所言"自是吐蕃款附"的和平景象。

会盟后，唐蕃使者往来不绝。穆宗遣刘元鼎赴逻些报聘，《全唐文》收录其《使吐蕃经见纪略》，详述吐蕃赞普"设盟坛于牙帐右，率大臣与盟"的盛况。藏史《贤者喜宴》亦载："汉地君王与吐蕃赞普，如日月双悬于苍穹。"这场跨越雪域与中原的盟誓，在青史中留下了"虽日月俱逝，此誓不移"的千古佳话。

卢龙军发生兵变，朱克融囚禁张弘靖，自称留后；成德军大将王廷凑杀节度使田弘正，自称留后；魏博节度使田布自杀，史宪诚被拥立为留后，河朔三镇再次脱离中央控制

那年的雪来得格外早。卢龙军的旌旗在凛冽朔风中猎猎作响，朱克融踏着未化的积雪走进节度使府时，张弘靖正对着案上摊开的《春秋》发怔。这位以清雅著称的宰相之子或许想起了父亲张延赏"政刑必以礼"的教诲，却未料到自己会被部将用铁链锁在偏院。《旧唐书·穆宗纪》记载："卢龙军乱，囚节度使张弘靖，推朱克融为留后"，短短十九字背后，是河朔大地再度沸腾的狼烟。

成德军的刀光比北风更冷。王廷凑率牙兵冲进田弘正寝帐时，这位曾平定淮西的名将刚写完请求朝廷发放军饷的奏表。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二载："廷凑抽戈而进，弘正与僚佐闻变走出，遇害于中军帐外。"血泊中的奏折墨迹未干，上面"河朔将士久染夷风"的字样被鲜血浸透——这正是田弘正生前屡次向朝廷警告的隐患。

魏博镇的变故带着更深的悲怆。田布跪在父亲田弘正灵位前连饮三杯鸩酒，《新唐书·田布传》详细记载了这位孝子最后的奏章："臣观众意，终负国恩。臣既无功，敢忘即死。"当史宪诚被叛军推上留后之位时，田布的尸体尚有余温。元稹在《赠田弘正尚书制》中痛惜"河朔二十五州，复沦寇手"，而李恒在长安宫中接到的急报，正应了杜牧后来在《罪言》中的论断："魏博据燕赵，成德压山东，卢龙包塞垣，皆天下劲兵处。"

三镇叛旗同月而举绝非巧合。《册府元龟》卷四百一十三透露关键：朝廷因"用度不足"停发河朔将士犒赏，而《旧唐书·崔植传》更直指宰相崔植"昧经远之算"导致决策失误。当李恒在延英殿质问群臣时，翰林学士白居易的《论行营状》早已预言："河朔事体，与四方异。"可惜这道奏章被压在成沓的祥瑞贺表之下。

幽州城头的落日染红了朱克融的新官袍，真定府的王廷凑正在检阅缴获的中央军械，魏博镇的史宪诚则忙着销毁田布遗留的公文。当三镇使者带着貌似恭顺的表章奔赴长安时，《资治通鉴》记下了李恒无可奈何的妥协："皆授以节钺"。这个冬天，大唐的版图上，河朔三镇再度成为法外之地，韩愈在《送董邵南序》中叹息的"风俗与化移易"在此刻得到最残酷的印证。

唐穆宗李恒驾崩于长安宫中的清思殿

清思殿的鎏金鹤炉中，沉水香已燃至第三转。据《旧唐书·穆宗本纪》载："长庆四年正月壬申，帝崩于寝殿，时年三十。"当更漏指向丑时三刻，侍疾的翰林学士韦处厚在《翰林学士院旧事》中记下："上疾大渐，诏皇太子监国，中使引宰臣入紫宸廊。"殿外积雪映着惨白的月光，檐角铜铃在朔风中发出碎玉般的声响。

药藏局奉御早已呈进"五石续命散"，然《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明确记载："上饵金石之药"。此刻太医署令跪在七宝帐外，额角抵着青砖，他清楚《外台秘要》中"丹毒入心"的症候已现——天子面如金纸，指甲泛青，正是《诸病源候论》所言"药发状如疟"的危象。殿角铜壶滴漏的水珠忽然凝滞，掌寝女官发现龙榻上的鲛绡帐无风自动。

三朝元老裴度在《请罢内廷道场疏》中曾谏："清思殿本太宗阅武之地，今设坛醮非宜。"此刻却见殿中九枝灯骤暗，据《酉阳杂俎》载："穆宗升遐前夕，有青鸾三绕殿柱"。当左神策军中尉梁守谦奉太子驰至时，《唐会要·谥法》记"宽仁和众曰穆"的帝王已然龙驭上宾。司天台博士在《乙巳占》中补注："是夜紫微垣有星坠于华盖，其光烛地。"

翌日黎明，含元殿前的报时鼓迟迟未响。按《大唐六典》丧仪，尚舍局已用白练裹彻殿槛。在《唐大诏令集》收录的遗诏中，这位曾命人编纂《元和辨谤略》的君主最后写道："朕嗣守不基，十有五载……"而《册府元龟·帝王部》的记载更为简练："长庆四年正月丙子，发丧于太极殿"。当金吾卫开始鸣鞭净街时，清思殿檐角的最后一片积雪悄然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