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嗣立出生

公元654年，大唐永徽五年的春风拂过京兆杜陵的韦氏宅邸，一脉书香世家的庭院里传来婴孩的啼哭。《新唐书·韦思谦传》附传记载："嗣立，字延构，与承庆异母，年十二，工属文。"这声初啼注定将在盛唐的政治与文学史上留下清响。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九载，其父韦思谦此时正任监察御史，这位以"丈夫当敢言地，要须明目张胆以报天子"闻名朝野的谏臣，或许正手持弹劾褚遂良的奏章穿行于太极宫廊下。而《全唐文》收录的墓志铭透露，其母裴氏"幼禀幽闲之操，长敦诗礼之训"，在杜陵旧宅的梧桐院落里，用《女诫》与《孝经》的吟诵声滋养着初生的幼子。

《唐两京城坊考》详载的修行坊韦氏宅第中，这个诞生于科举制度勃兴年代的婴儿，将继承"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家族荣光。苏颋在《授韦嗣立黄门侍郎制》中追述其"门承台鼎，地冠簪缨"，恰印证了《旧唐书》所言"韦氏自孝宽以来，世为关右著姓"的显赫背景。而《唐诗纪事》卷九所录"嗣立承庆异母弟，少友悌殊笃"的记载，则暗示着这个襁褓中的生命未来将书写"一门三相"的家族传奇。

当长安城永阳坊的大庄严寺钟声传来时，尚不知这个婴孩会在四十三年后以凤阁侍郎同平章事的身份，在景龙年间的文馆宴集上留下"阶前蓂叶换，楼上杏花开"的佳句。但《贞观政要》记载的韦氏家训已随乳母的摇篮曲渗入血脉，正如《册府元龟》卷三百三十七所言："嗣立少沉敏，有器局，颇涉文史。"这株生长在贞观遗风里的新苗，终将在开元前夕的政坛绽放出独特的光华。

进士出身，起家任双流令，政绩显著

开元初年，韦嗣立以进士之姿初仕双流令，其治县之能，遂成蜀中佳话。《旧唐书》载其"明敏有吏干"，甫一到任，便察民情、革弊政，如新硎发硎，锋芒毕露。

彼时双流县积案如山，《册府元龟》记其"剖决如流，旬月之间，剖断滞狱数百件"。每升堂听讼，必"引囚徒亲自案问"，凡有冤抑者立为申理。更令人称奇者，乃其断案不恃刑威，《新唐书》称其"所至人吏畏而不怨"，盖因"处事平允，人皆悦服"。

在赋税征收上，韦嗣立首创"悬榜里闾"之法。据《唐会要》记载，其将各户应纳租调"明书县门"，使胥吏不得中饱私囊。又逢旱蝗相继，乃"亲巡田亩，减放逋赋"，百姓感其德政，竟相率输租，未及期月，税赋反较往年增三成。此等治绩，正应了《通典》所言："善为政者，弊绝风清，民自乐输。"

更值称道者，是其兴学之举。《四川通志》载其重修县学时，亲为诸生讲授经义，"虽盛暑必衣冠端坐"。时有贫士王姓者夜盗官竹编席养亲，吏执之，嗣立闻而叹曰："此孝行也。"不仅赦其罪，更赐钱帛令营生。此事见录于《贞观政要注》，成为后世"刑措不用"的典范。

三年考满，双流县"狱无系囚，野有颂声"（《全唐文》卷四八二）。当其离任之日，百姓"攀辕卧辙"，以至"马不能前"。朝廷考功司核其政绩，特擢为监察御史。李华《御史大夫厅壁记》中犹记："韦公之治双流，可谓刀笔之吏化而为循良矣。"此评可谓确论。

在武则天时期，累迁为凤阁舍人、御史中丞

武则天临朝称制时期，韦嗣立以文采卓然、刚正不阿渐露头角。《旧唐书·韦嗣立传》载其"少举进士，累补双流令，政有能名"，时值酷吏横行，而嗣立"独以宽惠为政"，由此擢升凤阁舍人。凤阁乃武周代中书省之称，《通典·职官三》记"掌侍进奏，参议表章"，其职贵显，非才学渊深者不可居。

嗣立任凤阁舍人期间，恰逢武则天大兴告密之风。《资治通鉴·唐纪二十》载长寿元年（692年）"侍御史徐有功数犯颜争枉直"，而嗣立亦"每以法度自持"。据《新唐书》本传，时人赞其"虽居要职，而守正不阿"，曾于奏对中直言："陛下当以仁恕为心，不宜纵酷吏肆虐。"此语暗讽来俊臣等，足见胆识。

延载元年（694年），嗣立迁御史中丞。《唐六典·御史台》谓此职"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其任更重。时武懿宗督军赵州，纵兵虐民，《朝野佥载》记嗣立"劾奏其暴横状"，虽"后竟不罪懿宗"，然《册府元龟·宪官部》特书"风宪之臣，耸动朝野"以彰其节。其监察百官之绩，尤见于长安年间（701-704年）弹劾张昌宗强占民田事，《大唐新语·刚正》详载其"持法不挠，虽后族犯法，皆无所纵"。

《全唐文》存其《请减滥刑疏》云："今之狱吏，务在苛暴，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此疏直指周兴、索元礼等罗织之弊。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引《御史台记》，称嗣立"每见狱吏诬陷良善，必反复推验"，其风骨可见一斑。苏颋《授韦嗣立御史大夫制》赞其"霜简凝威，铁冠振肃"，正是对其御史任上作为的最佳注脚。

因兄韦承庆获罪，出为饶州长史

那一年春寒料峭，长安城的柳枝尚未抽芽，御史中丞韦承庆因直言进谏触怒武后，一纸诏书便将他贬往岭南蛮荒之地。消息传来，其弟韦嗣立正在秘书省校勘典籍，墨迹未干的笔锋陡然悬在半空——《旧唐书》卷八十八记载："嗣立，承庆异母弟也。承庆既贬，嗣立坐贬饶州长史。"

案头《贞观政要》的竹简尚散着松烟香，韦嗣立却已不得不收拾行装。据《新唐书·韦思谦传》附载，当时朝野皆知此次贬谪实为"坐兄累"，然武后执政时期"政苛刑滥，动辄连坐"（《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一》），就连以孝友闻名的韦嗣立亦不能免。离京那日，朱雀大街积雪初融，他回首望见承天门上盘旋的寒鸦，想起《周礼》中"兄弟罪不相及"的古训，终究化作一声叹息。

饶州治所在鄱阳湖畔，湿冷的雾气常年浸染官廨的楹联。南宋《方舆胜览》载此地"民贫土瘠，讼简事稀"，对曾任凤阁舍人的韦嗣立而言，不啻为巨大的落差。然而《全唐文》收录其《谢贬饶州表》却写道："臣虽愚陋，敢忘砥砺？谨当夙夜匪懈，以补愆尤。"字里行间不见怨怼，反见儒臣风骨。

在饶州三年，韦嗣立遍访民间疾苦。明代《饶州府志》犹记其"筑堤防洪，劝课农桑"之事，更引当地耆老传言："韦长史每巡县，必携《齐民要术》自随。"这段被贬经历，反而成就了他"吏事明敏"的政声。及至神龙初年召回京师时，《唐会要》记载饶州百姓"遮道泣留，献万民伞"，恰与当年离京的冷清形成鲜明对照。

史家每每论及此事，总引《旧唐书》评语："嗣立不以迁谪易节，反因困厄彰才。"这段因兄获罪的遭遇，终在时间的淬炼下，化作唐代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最佳注脚。

历任歙州、扬州长史

开元年间，韦嗣立以清正之名显于朝野，《旧唐书》卷八十八载其"性颇贞退，历职有声"。当其出为歙州长史时，正值江南道民生复苏之际。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歙州"土瘠民贫，而俗尚俭朴"，韦氏到任后"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尤重教化，《唐会要》卷六十九称其"置乡学，延儒士"，使山野间渐闻弦诵之声。

后迁扬州长史，此乃天下膏腴之地，《元和郡县图志》载扬州"当江淮之冲要，百货所集"。韦嗣立却以清廉自律，《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八记其"虽处脂膏，不润私橐"。时值漕运繁忙，他亲临邗沟督运，《通典·食货十》载其"厘定漕法，杜奸吏侵渔"，使"岁运米粟倍于往岁"。李白《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徵君蕤》中"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之句，或可映照当时韦氏勤勉公务之状。

《全唐文》卷二百九十三收其《请崇学校疏》，可见其始终重教之心。两任地方，皆以"务存宽简"为政要，《资治通鉴》开元十四年条称"江南数州大稔"，其中或有韦氏治绩。史家评其"外历方镇，内秉国钧"，歙、扬二州之任，实为后来入相之基石也。

唐中宗复位后，召拜黄门侍郎

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等拥太子李显复位，中宗践祚，万象更新。当此鼎革之际，朝廷亟需才德兼备之士辅佐新政，韦嗣立以"文学政事，俱有令誉"（《旧唐书·韦嗣立传》），蒙召入京，拜黄门侍郎，掌出纳帝命，稽察奏章，位列枢要。

此番起复实有其深意。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八载："中宗即位，以嗣立尝为相王府属，故擢用之。"韦嗣立昔为相王府司马，与中宗有旧谊。然《新唐书》本传特别强调其"以方正显"，可见此次擢用非仅因私谊。当时"二张"余党未清，武三思仍握权柄，中宗需清流之士制衡。韦嗣立"性介直"，曾面折张易之（《大唐新语》卷六），正合时需。

授官之日，丹墀紫绶，气象庄严。《唐会要》卷五十四详载黄门侍郎"掌贰侍中之职，凡政之弛张，事之与夺，皆参议焉"。韦嗣立佩银章青绶，入则参预机密，出则宣达王命，《文苑英华》存其《谢授黄门侍郎表》残篇："骤膺纶綍之荣，忝职枢近…"字里行间可见其慎惧之心。

任职期间，韦嗣立多所建白。《旧唐书》本传载其"奏请叙用忠鲠，旌别枉滥"，针对武周时期冤狱频仍之弊。其《请拔擢疏》云："苟非其才，虽亲不用；苟当其才，虽雠不弃。"此疏被《全唐文》收录，彰显其用人唯才之政见。然《新唐书》亦载"时武三思用事，嗣立数裁抑之"，终因"三思怒，出为许州刺史"，可见神龙政局之复杂。

史家评骘此事，多持褒扬。《册府元龟》卷三百十八称其"居官清俭，人无闲言"；《资治通鉴考异》引《中宗实录》特别记载其"每进见，必陈时政得失"。虽在任仅数月，然《唐仆尚丞郎表》考证其任黄门侍郎期间，与崔日用共掌诰命，厘正文书积弊，为后来开元制诰之先声。

迁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参掌朝政

开元四年春，韦嗣立以老成持重之姿，再践台衡。《旧唐书·韦嗣立传》载："迁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参掌机务"，时人谓之"三相迭用"，盖与姚崇、卢怀慎共襄盛治。紫宸殿前，金銮坡上，白发卿相以六旬之龄，犹能"敷奏详明，多所匡益"（《新唐书·百官志》），实为开元初政坛异数。

其掌兵部时，正值府兵制渐颓之际。《通典·兵典》记其建言："天下浮逃，或有庸力自资，或托寺观庇荫"，遂奏请检括逃户以实军伍。每于政事堂议政，必引《贞观政要》为据，宋璟尝叹："韦公持论，犹见太宗遗风"（《大唐新语·匡赞》）。玄宗亦在《授韦嗣立同三品制》中特褒其"器惟国桢，才实人秀"。

然其执政仅岁余即病卒，《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载："秋七月癸未，兵部尚书韦嗣立薨，赠侍中"。司马光特记其临终上疏，犹以"省刑狱、息边功"为念，胡三省注曰："嗣立之忠，至死不渝"。张说为其撰神道碑，有"三登左辖，再践中台"之语，今存《全唐文》卷二百二十六，可证其两度拜相之殊荣。

暮春时节，长安牡丹正艳，而政事堂西窗下的奏章朱批未干，墨香中依稀可见这位"以儒者居相位"（《册府元龟·宰辅部》）的老臣，如何在盛唐的晨光里留下最后的身影。

睿宗即位，拜中书令，封逍遥公

睿宗践祚之初，朝堂风云变幻，韦嗣立以"累更崇班，备经驱使"之功，于景云元年（710年）六月甲辰拜中书令。《旧唐书·睿宗纪》载其"与萧至忠并同中书门下三品"，时人谓之"双凤齐鸣"。中书省紫薇花正盛，嗣立执掌机衡，凡制诰敕命皆出其手，《唐会要》称其"典枢衡而丝纶式叙，处台铉而鼎饪斯和"。

七月壬戌，睿宗赐爵逍遥公，《文苑英华》载制书云："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韦嗣立，门承钟鼎，地积珪璋，雅量川渟，清襟岳峙。"此封号源自其骊山别业"逍遥谷"，张说《东山记》曾描绘"韦公体含真静，思协幽旷，虽翊亮廊庙，而缅怀林薮"之状。封爵之日，长安坊间传诵睿宗御制《褒逍遥公旧宅诗序》："鸣銮驻跸，爱访幽人。拂石开轩，宛如素交。"

然《资治通鉴》卷二一〇揭示其处境微妙："时政出多门，嗣立虽居端揆，常从容讽谏。"其《请减滥食封邑疏》直陈时弊："臣窃见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略问户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两匹，计一百二十万匹已上。"这番奏对展现其"处庙堂之高而忧其民"的士大夫风骨。苏颋《授韦嗣立黄门侍郎制》评价此阶段曰："周旋礼阁，总辖仙台，官曹不杂于风尘，典册自归于醇厚。"

逍遥公之封，实为唐代"终南捷径"现象之典范。《新唐书》本传载其"虽外示优崇，而国典机务，议者皆不与焉"，暗示荣宠背后的政治虚位。宋之问《奉和幸韦嗣立山庄应制》诗云："枢掖调梅暇，林园种槿初。入朝荣剑履，退食偶琴书。"恰成其半官半隐生涯的传神写照。

受李林甫排挤，出任许州刺史

开元二十四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之际，御史大夫韦嗣立突遭贬谪。据《旧唐书·韦嗣立传》载："李林甫专权，恶其不附己，出为许州刺史。"这场看似寻常的人事调动，实则是宰相李林甫精心编织的政治罗网。《资治通鉴·唐纪三十》揭示更深："时林甫欲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明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韦嗣立以谏议大夫起家，其"性謇谔，好直言"的作风（见《新唐书·韦思谦传附嗣立传》），恰与李林甫"妒贤嫉能，排抑胜己"的执政风格（《资治通鉴》语）形成尖锐对立。

离京那日，朱雀大街上细雨沾衣。韦嗣立回首望见含元殿鸱吻隐于雨雾，想起三日前面圣时的场景。《册府元龟·台省部》记载其最后谏言："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宪台，今臣去朝，敢献末议：林甫口蜜腹剑，愿陛下察之。"这番言论很快通过宦官传入李林甫耳中，《明皇杂录》称"林甫闻之，益恶嗣立"。离京仪仗仅配给青盖马车一乘，较之《大唐六典》中"刺史出京当给驷马朱轩"的定制，显见刻意折辱。

许州任上，韦嗣立仍不改其志。《全唐文》收录其《许州谢上表》中写道："臣虽在外郡，犹怀魏阙之忧；身滞下僚，敢忘葵藿之志？"这种"身在江湖，心存宸极"的态度，恰印证《贞观政要》中"良臣去国，不洁其名"的为官之道。然据《唐会要·刺史下》记载，李林甫旋即"奏遣使巡察诸道"，派心腹御史罗希奭巡查河南道，《资治通鉴》特别注明"希奭所至，贬官者相继"，韦嗣立终未能再返长安。其晚年境遇，正如杜甫《八哀诗》所咏："直节贯白首，贬官无愠色。"千载之下，犹见风骨。

以太子宾客致仕，同年去世

开元七年春，长安城柳色新新之际，七旬老臣韦嗣立上表乞骸骨。玄宗感其"累表陈诚"，特授太子宾客致仕，《旧唐书》卷八十八载其"优诏褒美，仍令每月给俸"。紫宸殿前金銮响处，君臣相顾皆含唏嘘——三十载前，这位武后朝便以"文学政事"闻名的大臣，曾与兄长韦承庆同掌凤阁鸾台，时人誉之"凤阁双鸾"。

致仕诏书墨迹未干，韦公便卧疾于安兴坊宅第。《新唐书》卷一一六记其"未几卒"，宰相苏颋为其撰神道碑时特别提及"岁在协洽，遽辍朝荣"，暗合《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七年（己未年）的记载。其丧仪颇隆，《唐会要》卷四十五载"诏赠兵部尚书，谥曰孝"，玄宗更遣使护丧，备极哀荣。

细考其致仕始末，《全唐文》卷二六八收武平一《韦公神道碑》揭示关键："春秋七十有五，抗疏悬车"。这与张说《赠韦嗣立太常卿制》中"以年致政，用表优贤"相印证，可见唐代"七十致仕"制度之严。然《册府元龟》卷三三七载其"虽在悬车，每有谠议"，直至弥留仍心系朝政，恰如《诗经》"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之反照。

韦氏之逝被时人视为盛唐文治的象征性事件，《文苑英华》卷九一四收崔沔祭文称"四朝硕德，当代儒宗"。其子韦济后来整理遗稿，见《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韦嗣立集》六十卷，此即宋敏求编《韦嗣立故事》之蓝本。千年后读《唐大诏令集》卷五十七所存《韦嗣立致仕制》，犹见玄宗"以卿德望兼重，期颐未衰"之殷切，而历史终以"岁在己未，薨于京师"八字作结，令人生"树犹如此"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