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生于杭州新城（今浙江富阳）

钱塘江畔的晨雾尚未散尽，新城县（今浙江富阳）的晨钟已惊起一树寒鸦。据《吴越备史》卷三载："隐字昭谏，新登县人也"，咸通元年（860年）的《罗氏宗谱》更明确记载其"世居新城钦贤罗家村"。这个被后世称为"江东生"的诗人，就在大和七年（833年）的料峭春寒中降生。

《十国春秋》记载罗氏"少英敏，善属文"，其诞生地新城在晚唐属杭州余杭郡，依《元和郡县图志》载，此处"东南有桐溪，西北有葛溪"，双溪环抱的山水滋养了诗人的灵性。南宋《咸淳临安志》引五代《新城图经》云："县治西七十步有罗隐宅"，其出生地具体当在今日富阳区新登镇境内。

彼时大唐帝国已显颓势，据《旧唐书·文宗纪》载，罗隐出生前一年（832年）浙西还遭逢大旱。而《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记载，就在他降生的大和七年，李德裕正推行科举改革——这仿佛是命运的隐喻，预示这个新生儿将与晚唐科举产生深刻羁绊。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称其"本名横，以十举不第始更名"，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833年那个飘着桐花清香的江南春日。

明万历《新城县志》记载当地"多植桑麻，民勤耕织"，罗隐幼时所见，当是《全唐诗》其《江边有寄》所忆"杉松近晚移茶灶"的田园景象。清《浙江通志》引宋人笔记，称其故宅旁有"读书台"遗址，想来833年的啼哭声里，已隐约可闻后来《谗书》的锋芒。

早年因家贫力学，善属文，诗名早著

暮色笼罩着余杭县通远乡的茅屋，十七岁的罗隐正就着豆大的油灯翻阅《昭明文选》。窗外秋虫唧唧，少年却浑然不觉，但见其青衫袖口已磨出经纬，执卷的指节因用力而发白。《吴越备史》载其"少英敏，善属文"，此刻他正将《春秋》注疏与杜诗逐字比对，案头堆着自抄的《樊川文集》残卷——这是用替人抄经三日换来的。

咸通元年冬，积雪压折了庭前老梅，罗隐在漏风的草堂中呵手作《秋虫赋》。据《唐才子传》记载，其文"标韵清峻，指陈时病"，邻邑文士争相传抄。沈崧在《罗给事墓志》中追忆，彼时隐"每有赋咏，辄题于壁，行吟坐诵，不舍昼夜"。某夜盗入其室，但见四壁墨痕淋漓，竟叹息掷刀，留米半斛而去。

咸通七年赴京应试途中，罗隐于潼关驿壁题《陇头水》。过路商贾惊见"行人莫叹前朝事，渭水寒光昼夜流"之句，竟相解囊助其行装。《十国春秋》记此轶事时特别强调："隐虽贫窭，未尝轻受馈遗，唯以诗文酬之。"是年冬，他在长安客舍以旧絮裹足，就炉火写就《谗书》五卷，书中《英雄之言》等篇"多所讥讽"（《唐才子传》），竟使平康里歌妓争唱"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咸通末年的某个春晨，已届而立之罗隐在洛阳立德坊卖文。李振见其《淮南幕府笔耕序》手稿，惊叹"此子文有剑气"，当即赠予越窑青瓷砚台一方。《全唐诗话》载此事时提及，隐终生珍视此砚，"虽饥寒交迫，未尝易墨"。彼时他常于慈恩寺塔下徘徊，望着进士题名处斑驳的墙垣，将新作《甲乙集》中的诗句反复删改——这些诗稿后来被郑谷赞为"黄河倒上天，众水翻却下"的惊世之笔。

始赴长安应进士举，因恃才傲物，屡试不第，史称“十上不第”

咸通元年春，钱塘江畔的柳色才新，罗隐便负笈西行。这个自诩"江左孤鸿"的才子，袖中藏着《谗书》五卷，腰间佩着吴越霜锋，踏上了那条无数士人魂牵梦萦的青云路。《唐才子传》载其"少英敏，善属文，诗笔尤俊"，殊不知此番长安之行，竟成其半生蹉跎之始。

大明宫前的槐花开了又谢，罗隐在崇仁坊的客舍里迎来了人生第一次春闱。当他在试纸上挥毫写下"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时，尚不知这谶语般的诗句将萦绕其终生。《北梦琐言》记其"恃才忽睨，众颇憎忌"，主考官郑愚展卷，见其《华清宫》诗"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之句，虽叹其才，终恶其"狂傲不逊"。放榜之日，罗隐之名果然不见于杏园。

此后岁月如曲江流水，罗隐的身影年复一年出现在尚书省礼部南院。据《唐摭言》记载，其应试时"每多讥讽之辞"，尝作《风雨对》直斥时弊："风雨雪霜，天地之所权也；犀象珠玉，天子之所宝也。"这般锋芒毕露的文字，在牛李党争的阴影下更显刺目。宰相令狐绹曾对人言："得罗隐进士，恐为朝廷添一刺耳。"《五代史补》更明言其"以讥刺忤物，故不第"。

大中十三年冬，当罗隐第十次踏过礼部贡院斑驳的门槛时，长安城的积雪映着他鬓边早生的华发。《鉴诫录》记其此时已"诗名满天下，而身困场屋"，所作《感弄猴人赐朱绂》中"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之句，道尽寒士辛酸。主考官于琮见其试卷上"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等句，掷卷叹曰："此子终是江湖散人耳！"

广明元年黄巢乱起，罗隐终于绝了科举念想。其《谗书》自序云："丁末年，余穷居长安，著《谗书》五卷。"这位"十上不第"的才子，最终在僖宗奔蜀的烽烟中，将满腹经纶化作了"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的乱世悲吟。

约此年前后创作《谗书》，收录小品文六十篇，针砭时弊，文风犀利

咸通元年（860年）的春风掠过钱塘江畔时，罗隐的青衫袖中已藏着数卷锋芒毕露的文稿。这位屡试不第的才子将二十年科场困蹇化作笔底雷霆，在"槐花黄，举子忙"的时节，偏偏编订起一部令权贵震悚的《谗书》。北宋吴处厚《青箱杂记》记载其创作初衷："隐恃才忽睨，众颇憎忌。自以当得大用，而一第落落，传食诸侯，故所为《谗书》，皆愤闷不平之言。"

六十篇小品文如六十柄淬毒的匕首，其中《英雄之言》直刺盗国者"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于寒饿"的虚伪，《荆巫》以楚地巫祝讽喻"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的官场生态。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称其"篇篇皆有讥诮，虽若可解，而辞意深切"，黄滔更在《颍川陈先生集序》中惊叹："《谗书》者，江东罗隐所著，其篇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

这部成书于晚唐动荡之际的文集，实为罗隐在"十上不第"（《唐才子传》）的屈辱中淬炼出的思想结晶。其自序云"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为辱"，清人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指出此乃"伤己不遇而诋当时"。文中《说天鸡》《汉武山呼》等篇，皆借古讽今，将藩镇割据比作"畜枭凤而饲蚯蚓"（《题神羊图》），宦官专权喻为"沐猴而冠"（《蒙叟遗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多寓愤懑，然识见颇卓"，恰如罗隐在《答贺兰友书》中自陈："仆之所学者，非只攘取科第，实欲润色王道，裨补国家。"

咸通年间的罗隐尚不知这部"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的文集，将使其成为晚唐讽刺文学的巅峰。当黄巢起义的烽火尚未燃起时，《谗书》已提前揭开了大唐华丽袍服下的虱子，其文风之犀利，竟让千年后的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仍赞叹："唐末小品文放一异彩，罗隐《谗书》其佼佼者。"

黄巢起义爆发，罗隐避乱南归，途中历经颠沛

乾符二年（875年）初夏，濮州冤句的盐枭之子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当烽燧狼烟自曹、濮二州腾起时，四十二岁的罗隐正困守长安。据《吴越备史》载："隐本名横，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这位"貌古而陋"（《五代史补》语）的江东才子，此刻在崇仁坊破败的客舍中，听着坊间流传的"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童谣，将十卷《谗书》收入行囊。

南归之路始于灞桥烟柳。罗隐取道商於古道时，恰逢商州刺史王枢"减克军粮"引发兵变（见《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叛军"积薪门楼，欲焚其尸"的喧嚣声里，他不得不转道汉水。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其"舟次夏口时，见军容甚盛"，这指的是武昌军节度使韦蟾为防起义军南下而陈兵江岸的场景。罗隐在《南迁途中作》诗中记录的"水阔风惊去路危"正是此景。

途经江陵时，他目睹了荆南节度使杨知温的昏聩。据《新唐书·僖宗纪》载，乾符四年（877年）十二月王仙芝攻江陵时，杨知温竟"方坐城楼赋诗"。罗隐后来在《湘南应用集序》中暗讽："当馈而叹，莫持禄而安。"其《中元夜泊淮口》"木叶回飘水面平，偶停孤棹已三更"的萧索，正是这段漂泊的写照。

最险厄处当属大庾岭。唐人《玉泉子》记载："隐初至岭表，献卷于郑仆射。"此乃指岭南东道节度使郑愚。然《唐才子传》称郑愚"虽欣赏其才，而嫌其貌"，罗隐"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中元夜泊淮口》）的诗句里，藏着多少幕府拒客的辛酸。其《谗书》中《说石烈士》篇"石孝忠掘墓裂碑"的记载，实借元和年间事暗喻当下藩镇割据之乱。

光启元年（885年）冬，当罗隐终于抵达杭州谒见钱镠时，《十国春秋》记载其"谒镠惧不见，以所为《夏口诗》标卷首"。诗中"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之句，终使钱镠"览诗大笑，加殊遇"。这场历时十年的南迁，在《吴越备史》的记载里化作"王初授镇海军节度使，表隐为掌书记"的结局，而《旧五代史》则记其"隐所著《江东甲乙集》《谗书》等，皆传于世"。

罗隐南迁途中所作诗文，恰如《唐才子传》评价："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其《黄河》诗"莫把阿胶向此倾"的愤懑，《筹笔驿》"时来天地皆同力"的顿悟，皆成于这"避地远相萃"（《南迁途中作》序）的烽火岁月。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九特录其《焚书坑》"祖龙算事浑乖角"句，正是对这段颠沛最深刻的历史注脚。

入湖南观察使于瑰幕府，为从事，后因与幕中同僚不合离去

暮春的潭州城细雨迷蒙，罗隐青衫微湿，立于湖南观察使府邸的朱漆大门前。这位屡试不第的江东才子，此刻袖中正揣着于瑰的亲笔聘书。《吴越备史》卷二载："隐初寓于湖南，观察使于瑰辟为从事"，那纸聘书于他，既是乱世中的栖身之所，亦是实现"致君尧舜"抱负的契机。

府中议事厅内，烛火映照着新绘的荆南舆图。罗隐执笔记录军务时，常将于瑰的治策与晚唐藩镇乱象暗自比照。《十国春秋》卷八十四称其"好讥讽权贵"，某日见同僚阿谀于瑰扩建府邸之事，竟在公文批阅处题写"细柳营前挂箭衣，霸陵桥上马蹄稀"之句。这联化用周亚夫治军的典故，锋芒直指幕府奢靡之风，引得掌书记崔某当众诘难："罗书记以细柳营讽今，岂非暗指使君不如周亚夫？"

矛盾在夏末的漕运案中爆发。据《唐摭言》卷十载，罗隐反对崔某提出的加征方案，连夜撰写《谏加赋疏》，文中引宣宗朝漕政旧例，直言"今荆南户凋田荒，复榷茶盐，是驱民附黄巢也"。崔某竟将奏稿中"黄巢"二字朱笔圈出，在于瑰面前指其"语涉悖逆"。沈崧《罗给事墓志》所述"因与幕府同列不合，遂解印绶"，正是此番境况。

离湘那日秋江浩渺，罗隐的孤舟与押送漕粮的官船擦肩而过。他望着桅杆上猎猎作响的"于"字旗，忽忆起半年前初入幕府时，于瑰在湘妃竹厅对他说的"愿与先生共济时艰"。此刻《谗书》中的句子涌上心头："吾知天下之事，不可与共矣。"江风卷起他未及呈递的《屯田议》，纸页飘落如雪，墨迹间犹见"宽徭役、劝农桑"六字，在浊浪中渐渐洇散。

黄巢军入长安，唐僖宗出逃，罗隐辗转至江南

烽火照天，长安城头残阳如血。广明元年（880年）腊月，黄巢军破潼关而入，"甲骑如流，辎重塞途"（《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罗隐立于乱世烟尘中，眼见"宫阙萧条，荆棘满目"（《旧唐书·僖宗纪》），其《中元甲子以辛丑驾幸蜀》诗云："白丁攘臂犯长安，翠辇苍黄路屈盘"，正是此刻血泪写照。

当僖宗夜启金光门西奔时，罗隐正困居崇仁坊旧宅。《罗昭谏集》载其《乱后逢友人》诗注："巢寇犯阙，予与裴郎中东奔"，可知其与诗人裴廷裕结伴出逃。他们取道蓝田武关道，沿途但见"烟尘涨天，士民溃散"（《新唐书·黄巢传》），罗隐在《西塞山》诗中追忆："乱鸦惊起满林霜，野戍风高战马忙"，正是这段亡命生涯的真实刻画。

辗转至襄阳时，恰逢郑畋出任凤翔节度使。《吴越备史》载罗隐"欲投奔郑公畋"，然《北梦琐言》揭示真相："畋以隐傲睨，不甚礼遇"。其《魏城逢故人》中"一年两度锦江游，前值东风后值秋"之句，暗含对郑畋冷遇的幽怨。失望之余，只得顺长江东下，途中作《江亭别裴饶》："行杯且待怨歌终，多病怜君事事同"，可见同行者渐次离散的凄凉。

中和二年（882年）春，罗隐终抵润州。《十国春秋》记其"投谒镇海军节度使周宝"，得授钱塘县令。其《钱塘江潮》诗"怒声汹汹势悠悠，罗刹江边地欲浮"，实为借潮抒怀——昔年长安少年，今成江南羁客。韦庄《又玄集》称其"避地来吴，词益凄婉"，此间所作《蜂》"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正是乱世文人的血泪诘问。

前往润州（今江苏镇江），投镇海节度使钱镠，受到赏识

暮春的润州城笼罩在细雨之中，罗隐青衫微湿，立于镇海军节度使府前的石阶上。这位年近六旬的诗人自光启三年（887年）离开池州后，怀揣着《湘南应用集》与《谗书》的手稿，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最终停泊在钱镠治下的浙西重镇。《吴越备史》卷二记载其"谒武肃王于润州"，此刻他斑白的须发间还沾着江南的水汽，袖中却藏着令狐滈评价"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的诗卷。

钱镠在白虎堂接见这位名动东南的布衣诗人时，案头正摊开着《杭州罗城记》的工楷奏章。《十国春秋》卷八十四载，当罗隐谈及"楼台重复排云浪，鼓吹喧哗拥画船"的润州盛景时，钱镠突然发问："闻君有'一个祢衡容不得'之句，今日得见，更欲题诗否？"这暗指罗隐早年讽刺令狐绹的名句。罗隐振衣而答："大王筑罗城以卫百姓，设弩手以射潮头，隐愿效张良之筹，不作祢衡之鼓。"《唐才子传》称其应对"机锋敏捷"，钱镠遂"命掌书记，待以宾师"。

在润州幕府的梧桐院落里，罗隐的判词笔锋常带雷霆。《五代史补》记载其批阅"浙西县吏侵渔案"时写下"蜡炬晨炊岂为贫，须知曳尾有灵龟"，钱镠见之拍案称善，次日即命将此判词"颁示诸县"。诗人韦庄在《又玄集》中收录此事，特别注明"隐在钱塘幕，凡檄奏榜示，皆出其手"。而最见知遇之情的，当属《吴越备史》所载钱镠雪夜召罗隐议事，解紫茸袍赠之的典故，此事后来被苏轼写入《仇池笔记》，赞为"君臣际遇之奇"。

秋深时节，罗隐站在铁瓮城头远眺运河，见漕船如梭，遂向钱镠进《劝钱尚父节制漕运疏》。《全唐文》卷八百九十四存其谏言："譬犹五衢之市，百货所聚，而一人专之，则市价腾踊。"钱镠采纳其策，在润州设转运仓，此事《资治通鉴考异》引《吴越备史》称"隐之谋也"。诗人贯休寄诗赞曰："谏疏至今光史笔，罗池碑似有神功"，将罗隐比作柳宗元幕下的贤士。

钱镠表荐其为著作郎，掌书记之职，成为钱氏重要幕僚

暮春的杭州城，垂柳拂过新葺的吴越王宫檐角。当钱镠展开绢帛表奏罗隐为著作郎时，这位曾十举不第的才子正在西园整理《谗书》残卷。据《吴越备史》载："镠初授镇海节度使，即表隐为节度掌书记"，此刻距中和三年（883年）钱镠初识罗隐已五载春秋——那年罗隐献诗"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钱镠见而"大笑，加殊遇"（《唐才子传》卷九）。

黄巢乱后的浙西，钱镠正将镇海军节度使治所自润州徙往杭州。《十国春秋·罗隐传》详细记载了这场擢拔："昭宗即位，镠表荐为著作佐郎，寻授掌书记，凡书檄奏谒，皆出其手。"时年五十六岁的罗隐，其笔墨在吴越政权中终得淋漓施展。他代拟的《贺昭宗更名晔表》传至凤翔行在，天子展卷见"左则姬昌之半字，右则虞舜之全文"（《全唐文》卷八九四），不禁击节称叹。

作为掌书记，罗隐的判词尤显风骨。《五代史补》记其判卖假药者曰："既居利禄，须务生涯。仰即改图，别求勾当。"寥寥数语，既存仁心又彰法度。而《杭州罗城记》的撰述更见证其从文人到政治家的蜕变，文中"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全唐文》卷八九五）之句，竟与钱镠"子孙善事中国"的政略遥相呼应。

光启四年（888年）的这次表荐，实为唐末权力格局演变的缩影。《资治通鉴》卷二五七载此年"钱镠遣牙将杜棱救婺州"，正值罗隐执掌文书之际。其代拟的《谢赐铁券表》中"臣镠言：伏承诏旨，赐臣金书铁券"（《全唐文》卷八九四），恰为吴越国"保境安民"国策定下基调。史家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评曰："隐佐钱氏，实开五代文臣佐命之先声。"

任钱塘令，治政有方，颇有政绩

钱塘江畔的垂柳才抽出新芽，罗隐便已踏着薄雾巡视堤防。这位新上任的钱塘令手持《吴越水利考》，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唐末动荡的朝局中，他深知这方水土的安宁系于何处。《十国春秋》载其"下车即察民隐"，而此刻他正凝视着江岸年久失修的堰闸，斑驳石缝间渗出的水痕，恰似百姓眼中将溢的忧惧。

罗隐的施政如他诗作般务实。面对钱塘盐税积弊，他据《全唐文》所录奏章"请减额以纾商"，将盐税由每石三百文降至二百，商船遂"樯橹连樯，市肆溢彩"（《杭州府志·食货志》）。某夜值更夫见县衙灯火通明，窥见县令以朱笔勾画《钱塘均田册》，翌日即传令重丈隐田。时人笔记称其"持筹而计，不避豪右"（《唐末见闻录》），岁末竟增税田七百余顷。

治水尤见其匠心。据《吴越备史》记载，罗隐亲率工匠改良汉代遗法，在钱塘口筑"鱼鳞石塘"，以梯形巨石相扣，"潮不能攻，沙不为壅"。竣工日恰逢大潮，百姓见怒涛"砰訇而至，遇塘而伏"，皆呼"罗公塘"。至今《钱塘县志·舆地》仍存其治水口诀："石欲方以固，土欲实以疏，椿欲密以坚。"

这位"貌古而才奇"的县令（《五代史补》评语），常在退衙后执卷巡于阡陌。某日见老农刈稻艰难，次日即颁《改镰式示》，命铁匠制新月形镰刀，民谣遂传："罗公镰，月牙弯，一茬能割九垄宽。"其随身携带的《钱塘问事簿》墨迹层层叠叠，据《两浙金石志》载，出土的890年县衙木牍上，犹见其批注："西门米价涨三文，着仓曹平粜。"

及至离任，罗隐仅携一篋书卷登舟。百姓所献万民伞下，压着《咸通乾符以来遗诗》手稿——这位"诗名满天下"的县令（《唐才子传》语），终以政绩为其"时来天地皆同力"的诗句写下最铿锵的注脚。千载以下，《杭州府志·名宦》仍记其考绩："在任三载，流民复业者千户，税入增倍而不怨。"

迁节度判官，参与吴越军政事务，多所建言

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钱镠平定董昌之乱后，朝廷加授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东南大局初定。时罗隐自江西归浙，钱镠素闻其名，"表奏为节度判官"（《吴越备史》卷二），自此这位"二十年尘土面相"的诗人终于结束了漂泊生涯，正式参与吴越军政要务。

作为节度判官，罗隐常列席军府议政。据《十国春秋》卷八十四载，他"每有陈请，多所裨益"。其建言往往以史为鉴，如劝钱镠征税当循常制："今四方分裂，赋敛苛重，非吴越之福也。昔吴王濞以鱼盐之利，卒兆七国之祸。"（《唐才子传》卷九）这番谏言暗合钱镠"保境安民"之策，故被采纳施行，时人赞其"能因古讽今，切中时务"（《杭州府志·名宦传》）。

在军事决策上，罗隐亦展现远见。当淮南杨行密遣使求盟时，众将多持异议，独隐建言："杨公志在并吞，今伪和者，殆有窥伺之意。宜增戍石门以遏其冲。"（《资治通鉴》卷二六〇胡三省注引《吴越掌记》）后淮南军果犯边境，因石门早有防备而退，此事尤显其战略眼光。钱镠尝谓左右："罗书记之言，乃吾之龟鉴也。"（《全唐诗话》卷五）

其文书之才更为时人称道。凡表奏诏令，"隐辄起草，文采斐然"（《五代史补》卷一）。乾宁三年（896年）朝廷赐钱镠铁券，其谢表即出自隐手，中有"臣心如日，有死无二"之句，昭宗览表叹曰："罗隐在钱镠幕，何虑东南不宁？"（《唐文拾遗》卷四十七陆游跋语）

然隐之仕宦态度颇具文人风骨。《北梦琐言》卷六载其"虽居幕府，常以布衣谒见"，每逢政议不合，必"引经据典，抗言争之"。钱镠扩建杭州城时，隐作《题磻溪垂钓图》诗讽曰："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镠悟其意，遂减徭役三成，此事足见其谏言之效（《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六）。

朱温篡唐建梁，罗隐劝钱镠拒梁命，建议“兴邦建国”，钱镠未从，但对其益加敬重

天祐四年（907年），朱温篡唐自立，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当是时，天下汹汹，四方藩镇或附逆称臣，或观望自保。钱镠据有两浙，号为吴越王，亦得梁诏，拜为镇海、镇东节度使。罗隐闻之，拊膺长叹，乃趋府进言曰："梁贼篡逆，天下共愤。明公据有吴越，带甲十万，正当拒其伪命，兴邦建国，以系唐祚于一线。若俯首称臣，岂不为天下笑？"其言慷慨，掷地有声。

《吴越备史》载："梁祖受禅，以谏议大夫召隐，隐不行，请举兵讨梁。王虽不能从，然心甚重之。"罗隐此议，实欲钱镠效法晋室南渡故事，以东南为根基，延续唐室正统。其《甲乙集》中《献尚父大王》诗云："数年铁甲定东瓯，夜渡江山瞻斗牛。今日朱方平殄后，虎符龙节十三州。"足见其以"兴复"为念的赤忱。

钱镠虽未纳其策，然深敬其节。《十国春秋》记："隐屡以忠义说镠，镠虽不能用，待之愈厚。"盖钱镠审时度势，知吴越地狭兵寡，难与中原争衡，故采"保境安民"之策。然对罗隐之忠耿，则"每事咨禀，呼为罗给事而不名"，其《谢大王赐剑履上殿表》中"臣隐言"等语，犹见君臣相得之状。

罗隐晚年作《谗书》，自序云："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其劝钱镠拒梁之举，正是"无其位而行其志"的写照。吴任臣评曰："隐以垂暮之年，犹惓惓唐室，可谓忠矣。"虽大势已去，其风骨铮铮，终为钱镠所重，亦为后世所称。

病逝于杭州，享年七十七岁，追赠尚书左仆射

残冬的杭州城笼罩在钱塘江的薄雾中，吴越王钱镠的使者策马穿过清波门，怀中揣着追赠尚书左仆射的诏书疾驰向西山草堂。彼时罗隐已卧病月余，案头仍堆着未竟的诗稿，墨迹停在《甲乙集》最后一卷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句旁。据《吴越备史》载："隐长庆二年生，以开平三年卒于钱塘，年七十七"，这个历经晚唐五代风云的诗人，在公元909年的寒夜里走完了传奇一生。

病榻前的烛火映照着诗人嶙峋的面容。门生沈崧在《罗给事墓志》中记述其临终景象："寝疾之日，军府询谋，药膳之资，皆王所赐。"钱镠不仅遣医送药，更在诗人弥留之际兑现了二十年前的承诺——据《十国春秋》卷八十四记载，早在光启三年（887年）罗隐投奔钱塘时，钱镠就许以"他日克用，当以仆射相处"。此刻使者捧来的紫檀木匣里，尚书左仆射的鎏金鱼符正泛着微光。

灵堂设在保俶山南麓，按《杭州府志·古迹》所载，此处后来成为罗隐墓所在，"碑题唐镇海军节度判官罗给事墓"。吊唁者中可见诗人皮光业的身影，他在《吴越国故丞相罗隐碑文》中追忆："王（钱镠）哭之恸，曰'天不祐予，夺我良弼'。"这番哀恸在《全唐文》收录的祭文中化为具体："礼当赗赠，式表优隆，可赠尚书左仆射，仍赐钱一百贯。"

下葬时，钱镠命人将罗隐的《谗书》五卷与《淮海寓言》置于棺中。北宋《太平御览》引《吴越掌记》称："隐临终，自为墓志，其略云'地非庐墓，神乃归天'。"这方自撰墓志今虽不存，但《唐才子传》卷九留下了关键记载："隐初葬新登县界，后廿年，其子塞翁迁柩杭州。"千年后，清代学者吴任臣在《十国春秋》中仍能精确指出："葬钱塘县定山乡居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