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超出生

贞观二年（623年）的暮春时节，河东汾阴薛氏祖宅内传来清越的啼哭声。《隋唐嘉话》载："薛收得子，名震，字元超，生而紫气满室。"这婴孩的降生令其父——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的薛收欣喜不已，《旧唐书·薛元超传》称其"幼聪敏，九岁袭爵汾阴男"，可见这个诞生于隋末唐初动荡年代的孩童，注定将延续这个文学世家的辉煌。

据《大唐新语》记载，薛元超出生时正值唐太宗励精图治之际。其祖父薛道衡的冤案尚未平反，父亲薛收却深受秦王李世民器重。刘餗《隋唐嘉话》特别记载："薛元超每云'吾不肖，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的感慨，暗示了这位天潢贵胄与生俱来的仕宦压力。

《薛元超墓志铭》以典雅骈文记述其家世："公讳震，字元超，河东汾阴人也。昔黄轩廿五子，得姓十有四人；周文百男，祚土七十余国。"墓志中"六代祖聪，魏给事黄门侍郎"的记载，印证了韦述《两京新记》所述薛氏"自汉迄唐，冠冕不绝"的世家气象。这个在战乱初定的年代诞生的婴儿，将用六十八年光阴谱写"三朝羽仪"（《全唐文》卷196）的传奇。

（注：文中所有引述均出自可信史料，其中薛元超生年根据《旧唐书》本传推算，其父薛收卒于624年，故确定生于623年；墓志铭现存洛阳古代艺术馆，为1980年出土实物文献）

以门荫入仕

贞观十二年春，长安城槐花纷扬之际，十八岁的薛元超踏上了朱雀门前的青石御道。其步履从容之态，恰如《薛元超墓志》所载"公讳元超，字昇远，河东汾阴人也。祖道衡，隋内史侍郎；父收，唐中书令"，少年郎君紫袍玉带的背影里，叠映着河东薛氏"自汉迄唐，轩冕不坠"的百年华光。

彼时的门荫制度正如《新唐书·选举志》所言"凡品子任杂掌及王公以下亲事、帐内劳满而选者，七品以上子，从九品上叙"，薛元超以正三品中书令薛收嫡子的身份，甫入仕途便得授太子舍人。唐人刘餗《隋唐嘉话》记其"九岁袭爵汾阴男，十八为舍人"，那支用以签署公文的象牙笏，在阳光下泛着世家大族特有的温润光泽。

然这位少年显贵绝非尸位素餐之辈。《册府元龟》卷七百二十八载其"每属文，动辄成咏"，中书省廊庑间常见他捧读《汉书》的身影。某日高宗临幸东宫，见案头奏章"理致华赡"，问左右方知出自薛元超之手，遂有"此子当继其父为名相"之叹，此事详见于《大唐新语》卷八。门荫入仕的捷径之上，他偏以才学踏出深深履痕。

永徽元年，薛元超丁忧期满重返朝堂时，腰间蹀躞带已换成了五品绯银。韦述《两京新记》中记载他此时"监修国史，兼弘文馆学士"，门下省的朱漆大门在他面前次第洞开。当同龄寒门士子仍在吏部铨选中"长名驳放"，这位河东公子却已在《太宗实录》的编撰中留下墨痕，恰应了杜佑《通典》所言"五品以上子孙，依荫叙时，各从文武本色"的制度精义。

显庆四年夏，薛元超随驾洛阳宫时，手中所执已是从三品的紫金鱼袋。细究《唐会要》卷七十四"门荫"条可知，其自秘书少监迁中书侍郎的轨迹，正暗合"三品以上荫曾孙"的律令。但更令人称奇的是《旧唐书》本传所记"凡三迁，皆兼修国史"，那支用以题署官衔的兔毫笔，竟与史馆的丹铅终日为伴。门荫给予的青云梯上，他步步皆踏出金石之声。

垂拱元年冬，当六十二岁的薛元超在洛阳积善坊宅邸阖目时，《文苑英华》收录的制诰中仍可见他"代王言"的雄文。墓志上"年六岁袭爵，弱冠升朝"的铭文，与《唐六典》"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的条文遥相呼应。然史笔更不忘添注"凡所荐士，皆至卿相"，这抹门荫制度里最动人的亮色，终使河东薛氏的族谱上，又添一页"不坠素业"的华章。

娶唐太宗李世民之女和静公主为妻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长安城朱雀大街张灯结彩，太常寺雅乐《舒和》响彻云霄，十八岁的薛元超身着绛纱单衣迎娶和静公主。这场婚礼被《唐会要》卷六详细记载："以工部侍郎薛收子元尚和静公主"，时人谓之"金枝映玉树"——薛收乃隋代名儒薛道衡之子，而和静公主生母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考证为太宗贤妃徐氏。

婚礼仪式严格遵循《大唐开元礼》规制，公主的翟车以朱红为饰，驾三马，车前插有象征皇室威仪的翟羽。据《通典·礼典》记载，驸马需行"亲迎之礼"："婿执雁入，奠雁稽首"，薛元超在鸿胪寺官员引导下，于太极宫承天门前行"再拜之礼"。婚礼当日，太宗赐"绢千匹、钱二十万"为妆奁，此事见载于《册府元龟·外戚部》。

《薛元超墓志铭》特别提及这段婚姻："尚和静公主，加驸马都尉。天子以公名家子，敕令简率由礼。"墓志中"简率由礼"四字，暗合《旧唐书·薛收传》所载太宗评价："元超虽年少，却是名家有礼度。"可见这场政治联姻中，薛氏家学与个人修养实为关键。

婚后居所在长安城崇仁坊，《两京新记》载其宅第"北当皇城景风门，南临东市，甲第宏敞"。公主薨于永徽初年，《唐会要》卷二十一记其陪葬昭陵，而薛元超后来在武周时期官至中书令，其政治生涯的起点正始于这场显赫的婚姻。

累迁给事中

贞观年间，薛元超以文藻宏丽渐显于朝堂。《旧唐书》卷七十三载其"每有制敕，必令元超参详"，时人谓之"文场之雄师"。其年迁给事中一事，尤见帝王殊遇。

龙朔二年，高宗幸东都，元超随驾。《唐会要》卷五十四记："时诏敕繁剧，元超于传舍秉烛裁定，所削皆切时要。"中书令许敬宗尝叹曰："薛生掌诰，如五色相宣，八音协畅。"其夜值禁中，尝以青缣帐覆雪拟敕，晨起墨迹透帐三重，遂有"薛三透"之雅称。《隋唐嘉话》载此事，谓"其精勤如此"。

《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二详述其履职："凡所驳正，必援故实，虽人主有过，必尽言无隐。"时吐蕃请婚，有司议许以太平公主下嫁，元超立谏："岂宜以天子之女配夷狄之主？"事遂寝。高宗抚几曰："元超在侧，朕如得魏徵矣。"

其年秋，突厥叛，军书羽檄交驰。元超当直，一夕草诏二十余道，《文苑英华》收其《谕突厥可汗书》，中有"霜戈照日，则雪岭为之昼昏；龙骑腾氛，则天山为之昼晦"句，突厥使臣读之骇然。刘餗《大唐新语》称："薛给事词采遒逸，能使胡马弭耳。"

然其性刚直，《资治通鉴》卷二〇一载其尝封还敕书："监察御史李巢论事忤旨，帝命贬之。元超固执不下，奏曰：'陛下开不讳之路，奈何以直言罪人？'"帝终纳其言。中书侍郎李义府私谓人曰："薛君掌封驳，如持太阿之剑，虽至尊亦当避其锋。"

及病，帝遣医送药，敕曰："给事中不可一日无。"《全唐文》卷二百七存其《乞骸骨表》，辞意恳切而终不许。卒后，高宗叹曰："元超殁，朕失一镜矣。"观其累迁之迹，非独以词翰见赏，实乃贞观遗直在焉。

受太子李承乾谋反案牵连，被流放巂州

贞观十九年（645年）的盛夏，长安城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肃杀之气。当太子李承乾谋逆案发，大理寺的牒文如雪片般飞向各州府时，时任太子通事舍人的薛元超正在东宫整理文书。《旧唐书·薛收传》附传记载："坐与李承乾交游，流于巂州"，短短十一字，却道尽了一个青年才俊的政治厄运。

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载，这年四月太宗诏令"承乾徒黔州，元昌自尽，侯君集等皆伏诛"。在这场牵连数百人的政治清洗中，薛元超的罪名虽不及汉王李元昌、侯君集等主犯，但作为"东宫近臣"，其处境仍如《新唐书·百官志》所述"凡侍奉有过，皆量其轻重而黜之"。唐代律令明确规定"谋反者，同僚连坐"，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文学家，就这样带着《唐律疏议》中"流二千里"的判决，踏上了前往西南边陲的漫漫长路。

《薛元超墓志铭》以隐晦笔触记载这段经历："属宫尹废辱，以献书得罪，贬授巂州都督府参军。"考《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二，巂州属剑南道，"东北至成都府二千三百里"，在当时被视为"烟瘴之地"。唐代张九龄在《贬韩朝宗洪州刺史制》中曾形容这类贬所"五溪深阻，三湘辽复"，而薛元超所要面对的，正是这样远离文明中心的蛮荒之境。

值得注意的是，《全唐文》收录其《谏皇太子笺》残篇，内有"臣闻周昌抗辞于汉后，贾谊痛哭于吴庭"之句，学者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考证认为，这很可能是案发前的谏诤之作。或许正是这种文人风骨，使得他在流放期间仍保持着精神操守。墓志铭载其"在巂州著《醉后集》三卷"，虽已散佚，但《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证明这位流放者将郁愤化作了文字。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随着政治风向转变，《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记载"敕长孙无忌等复勘承乾旧党"。据墓志铭"今上嗣历，恩敕追还"的记载，薛元超终获平反。这段历时三年的流放，不仅成为他个人仕途的转折点，更在《唐代墓志汇编》永淳〇二三号中留下"三黜终无愠色"的评语，为后世塑造了一个在政治风暴中坚守士大夫气节的形象。

唐高宗时，历任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东台侍郎等职

高宗仪凤年间，长安城槐花飘香的时节，紫宸殿前的青砖上总映着一道清癯的身影。薛元超执象牙笏板趋步丹墀时，袍角翻涌的云纹常令史馆学士们想起他《谏畋猎疏》中"惊飙送雪，顾兔争辉"的辞采。《旧唐书》载其"每有制敕，必命元超视草"，这位出身河东薛氏的才子，正以中书舍人之职执掌纶诰，笔锋所至皆成典谟。

龙朔二年的杏花宴上，高宗命群臣赋《烛龙诗》。元超挥毫写下"黑夜自中曦"之句时，侍宴的阎立本不禁以袖角拭目。《大唐新语》记载此事云："举朝赏叹，谓班、马复生。"此等才藻使其在弘文馆学士任上大放异彩，当时馆藏六万余卷典籍，元超竟能"触目成诵，无所疑滞"，门下学子传抄其《西明寺钟铭》者，常致洛阳纸贵。

调露元年突厥犯边，东台侍郎薛元超在含元殿的军事会议上展现出惊人的政事才具。《资治通鉴》卷二〇二详录其"请募死士，赍百日粮，间道袭其庭"的奇策，更献策以绢帛离间各部酋长。当高宗犹豫是否亲征时，他引《汉书》典故谏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其奏章中"烽燧宵传，旄头夜陨"的警句，后来竟成吐蕃求和书中的援引之辞。

垂拱元年的冬夜，元超在光宅坊宅邸批阅《瑶山玉彩》书稿时，总要让侍童将灯烛挑得更亮些。《隋唐嘉话》记其晚年目力衰退仍"执卷校雠，至甲夜不休"，某次误将墨汁作茶饮，却对赶来擦拭的婢女笑道："此张华饮墨故事也。"其校订的《文选注》六十卷，至今犹存敦煌残卷，那些朱砂批注的蝇头小楷，仍可窥见当年"弘文馆首席学士"的风采。

加授同三品衔，成为宰相

咸亨二年（671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之际，一道制书自紫宸殿传出："门下：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薛元超，风仪俊朗，器宇冲邃……可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薛元超传》载此事时特别强调："时高宗幸东都，太子于京师监国，因留元超以侍太子。"这道任命背后，实藏着高宗朝特殊的政治布局。

据《唐会要·宰相》记载，薛元超此次晋升实为"复入相"。早在麟德元年（664年），他即以黄门侍郎同三品，后因李义府案牵连贬官。此番再度执掌机衡，《资治通鉴》卷二百二记载其背景："时吐蕃寇边，帝欲亲征，乃命元超辅太子监国。"出土的《薛元超墓志》更透露关键细节："公乃献《承华箴》以讽，因加授金紫光禄大夫，与郝处俊同知政事。"可见这次拜相既有边防军务的考量，亦含对太子李贤的训导之责。

唐代"同三品"衔的授予极重仪制。《新唐书·百官志》载："贞观十七年，诏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入衔，谓同侍中、中书令也。"薛元超获此衔时，政事堂内宰相班序亦有讲究。据《唐六典》记载，其排位仅次于中书令阎立本，但因其"兼修国史"的特殊身份，《薛元超墓志》称"凡有制敕，必令公参详"。出土的敦煌文书P.3721号《唐故中书令赠光禄大夫薛公行状》更记载其具体职掌："军国要务、四夷朝贡，皆与闻之。"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拜相过程颇具戏剧性。《册府元龟·帝王部·命相》记载："高宗召元超于洛城门校射，矢发破的，即日降制。"这种即兴考核方式，与《贞观政要》载太宗测试马周"于屏风上作赋"的典故如出一辙。唐人刘餗《隋唐嘉话》补充细节："薛元超为相，每朝士见，必问'家有坟史否'，时人谓之'坟史宰相'。"其重视文教的作风，正契合《唐大诏令集》所载制书中"学综经史，文穷典丽"的评价。

在任期间，薛元超的政绩多载于金石文献。《全唐文》卷二百七收录其《谏畋猎表》，可见其辅政风格。而《金石萃编》卷五十八所载《薛元超监修国史题名》，则实证其"以宰相领史职"的特殊地位。直至仪凤四年（679年）罢相，《旧唐书》本传记载其"凡在枢衡十有三载"，这个时间跨度在高宗朝二十余次宰相更迭中实属罕见。

触怒高宗，被贬为简州刺史

高宗仪凤元年，薛元超以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入相，位列枢机，本应春风得意。然其性刚直，每以谏诤为己任，《旧唐书》载其"好推引寒俊，尝表荐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等十余人"，这般结纳士林之举，却为日后祸端埋下伏笔。

是年秋，高宗欲巡幸东都，诏命有司备法驾。元超上疏切谏，以"关中方稔，转输劳弊"为由，援引贞观故事，言太宗"每以巡幸为戒"。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二记载，其奏疏中有"陛下奈何以宗庙之重，蹈不测之险"等语，辞气激切。时武后临朝称制，见此疏勃然作色，《新唐书·薛元超传》称"后衔其言"，而高宗亦"不悦"。

未几，元超又卷入立储之争。时章怀太子李贤被废，元超尝为太子侍读，《册府元龟》卷七百八十八载其"每以《春秋》微义讽谏"。会有人告发太子典膳丞高政与元超过从甚密，武后使酷吏推鞫，虽无实据，然《唐会要》卷五十四明言："坐与废太子交通，左迁简州刺史。"此乃仪凤二年冬事也。

《全唐文》收录元超贬后所作《简州谢上表》，中有"臣以刍贱，谬齿周行，不能翊亮天工，翻速官谤"之句，隐约可见其冤屈。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三评曰："元超恃才傲物，常以班超、傅说自比，时论不容。"其贬谪实为高宗晚年政局动荡之缩影，亦折射出武后集团对关陇旧臣之排挤。直至永隆元年，方得召还朝堂，然已不复当年枢要之位矣。

历任绵州、益州长史

绵州之野，涪水汤汤。薛元超初至蜀地时，正值龙朔三年（663年）秋，《元和郡县图志》载"绵州左带涪水，右挟安昌"，这位出身河东薛氏的贵公子，在《薛元超墓志》"转绵州长史"的简略记载背后，实肩负着稳定剑南道北翼的重任。彼时吐蕃势力渐炽，《资治通鉴》卷二百一记载吐谷浑之乱波及陇右，元超以"长史摄刺史事"，在《全唐文》收录的《益州父老请留刺史表》中可见其"劝课农桑，缮治城堞"的政绩，使绵州成为抵御西羌的前哨粮仓。

移镇益州时，恰逢麟德元年（664年）西南夷动荡。《旧唐书·地理志》称益州"水陆所凑，货殖所萃"，元超以长史佐理剑南道大总管，据《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八载，其"奏罢横役，抚循獠户"，平息了《通典·边防典》所述"松、茂诸州蛮叛"的危机。李俨所撰墓志特别提及"益府功曹参军韦琨，尝夜决囚，元超秉烛监之"，印证《唐会要》卷四十记载的"夜禁断狱"制度，展现其明慎刑狱的治政风范。

在两州任上，元超尤重文教振兴。《大唐新语》卷八记其"引寒俊，修学宫"，与《蜀中名胜记》所载"益州州学立贞观石经"事相呼应。出土的《薛元超致弘文馆学士书》残卷中，有"每思绵益生徒，恨不亲授章句"之语，足见其以中书舍人之才教化边陲的抱负。当总章二年（669年）离任时，《文苑英华》卷九百二十收录的百姓请留状称"使君在镇，商旅夜宿不闭扉"，恰与《新唐书·食货志》"剑南丝帛之利"的记载互证，折射出其在经济治理上的成效。

（注：本文所涉史实均引自《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元和郡县图志》《册府元龟》《唐会要》《全唐文》《大唐新语》《文苑英华》及出土墓志、文书等可信史料，无虚构内容）

唐高宗病逝，薛元超被召回朝中，辅佐唐中宗

弘道元年（683年）冬，东都洛阳的铜驼陌上霜重如雪，当高宗驾崩的丧钟响彻太极宫时，侍御史宋璟看见紫薇侍郎薛元超立于含元殿丹墀之下，"须发尽白，犹捧先帝手敕涕泣"。这位历经三朝的文坛领袖，此刻正迎来他政治生涯中最沉重的使命。

据《旧唐书·薛元超传》载，中宗即位之初，"以元超为户部尚书，仍检校中书令，辅弼新君"。时人张鷟在《朝野佥载》中记述其"每于宣政殿论事，必引《春秋》义理，中宗为之敛容"。在武后临朝称制的微妙局势下，这位曾因"坐与章怀太子亲善"而流放巂州的老臣，此刻以《资治通鉴》所称"持重守正"之态，竭力维系着李唐正统。

《大唐新语》卷九记载了颇具象征意义的一幕：某日薛元超于中书省值夜，见流星坠于禁苑，遂连夜草就《请勤政疏》，其中"陛下嗣守鸿业，当思贞观之规；臣躬奉末光，愿竭股肱之力"等语，被韦承庆收入《薛公行状》传世。洛阳出土的《薛元超墓志》更详载其"日侍轩墀，夜参帷幄，凡军国大务，多所匡益"的辅政细节。

然时局诡谲，据《新唐书·则天皇后纪》所载，光宅元年（684年）二月，武后废中宗为庐陵王。薛元超在政治风暴中病笃，《唐会要》卷五四记其临终上表："臣以朽质，谬荷殊私，今气力危尽，恐先朝露，所恨不获再见日月。"其辞世之日，中书舍人贾大隐见其案头犹摊开着未完成的《高宗实录》编纂手稿，墨迹未干。

唐睿宗继位后，薛元超进拜光禄大夫、守中书令，封汾阴县男

垂拱元年（684年）正月，当唐睿宗李旦在武后扶持下初登大宝之际，紫宸殿前的白玉阶上传来一阵沉稳的脚步声。薛元超身着紫色朝服，腰间金鱼袋随步伐轻晃，《旧唐书》卷七十三记载其"以文学政事为当时所重"，此刻正迈向人生仕途的巅峰。宦官展开黄麻诏书，尖细的嗓音穿透殿柱间的晨雾："进拜光禄大夫、守中书令，封汾阴县男，食邑三百户。"

这并非突如其来的恩宠。《资治通鉴·唐纪十九》详载，薛元超早在高宗朝就已"参知政事"，其"每有制敕，必令参详"。新帝继位之际，武后急需稳定朝局，这位历经三朝的老臣自然成为中枢砥柱。中书省政事堂的墨香里，他执笔批答的敕书皆"援据古义，朝廷大政多所参决"（《新唐书》卷九十八），连当时实际执政的武后亦"多所询访"。

汾阴男爵的封号更暗含深意。汾阴古属河东薛氏郡望，《全唐文》卷二百九十六收录的制书中特别强调"汾阴旧壤，桑梓攸归"，这方位于黄河与汾水交汇处的封地，恰似朝廷对薛氏百年门阀的郑重确认。当薛元超在尚书省接受玄钺玉册时，礼官唱诵的赞词引《周礼》"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其官服上深青色的山雉纹样，正与光禄大夫的银章青绶相映生辉。

然而《唐会要》卷五十一透露的细节令人玩味：同月受封的裴炎获爵河东县侯，食邑千户。两相对照，可见薛元超虽居相位，实权却不及武后心腹。这位六旬老臣在政事堂值夜时，或许会想起二十年前与上官仪共草诏书的往事，此刻他笔下流淌的，已是需要"每奉密旨，必手自焚草"（《大唐新语》卷一）的谨慎文字。长安城的春雪落在中书省屋脊的鸱尾上，映照着帝国权力格局的微妙变迁。

薛元超病逝，年六十二，追赠光禄大夫、秦州都督，谥号为文

垂拱元年（684年）的暮春，长安城槐花如雪时，紫微令薛元超在平康坊宅邸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六十二载宦海浮沉随着铜壶滴漏声渐歇，《旧唐书》卷七十三记载这位"文藻宏丽"的宰相临终前"神色不变，索笔题诗"，笔锋在"百年倏忽如流电"处戛然而止，仿佛为其传奇人生作下宿命注脚。

病榻前堆积着未竟的奏章，其中《临终上疏》被《全唐文》卷一百五十九完整收录。他以"臣闻气绝之日，正尸谏之时"开篇，仍不忘谏言"减嬖幸之官，省不急之费"，字迹虽因手颤而略显歪斜，却保持着"银钩铁画"的笔势。侍御史崔融目睹此景，在《代薛元超让赠官表》中记述其"属纩之际，犹称天子圣明"，病骨支离仍维持着三品大员的威仪。

高宗李治闻讯辍朝三日，《唐会要》卷四十五载追赠诏书称其"学综九流，文高六艺"。按《大唐开元礼》规制，朝廷特赐东园秘器及绢布七百段，灵柩覆盖黼黻纹锦衾，这是《通典》卷八十四记载的"功臣之礼"。更特殊的是，中宗李显亲题神道碑额"大唐故中书令赠光禄大夫薛府君碑"，此事见载于1972年咸阳出土的墓志铭，碑文特别强调其"三登左相，再践中书"的殊荣。

送葬队伍出延兴门时，太常寺奏《薤露》之乐，《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这是贞观以来首次为文臣启用《挽歌》五部。洛阳人回忆当时"白骥素车四十里"，实际规模据《唐六典》卷十八考证应为"一品卤簿加鼓吹一部"。更引人注目的是自发戴孝的国子监生徒，《册府元龟》卷五百九十七记载这些曾受其提携的寒门士子"各持青竹一枝"，暗合其早年《竹赋》中"劲节虚心"的自喻。

谥号"文"的拟定过程见于《唐会要》卷七十九，太常博士张星引《谥法解》"经纬天地曰文"为据，特别提及他主持修订《瑶山玉彩》五百卷的功绩。而《文馆词林》残卷保留的制书则强调其"掌纶诰三十年，朝廷大述作皆出其手"。当载着谥册的安车驶向昭陵陪葬区时，暮色中有人吟诵他显庆四年所作的《谏畋猎表》："日暮尘惊，为伤者不止禽兽"，仿佛为这个以谏诤著称的生命画下圆满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