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絪出生

是岁唐天宝十一载，长安城牡丹初绽时，郑絪降生于荥阳郑氏南祖房宅邸。《新唐书·郑絪传》载其"字文明，系出荥阳"，而《元和姓纂》详记其族谱曰："北祖郑氏晔生茂，茂生胤伯，胤伯生幼儒，幼儒生道瑗，道瑗生怀节，怀节生絪"。此子诞时，正值玄宗朝盛世将阑，《资治通鉴》载天宝十一载"三月乙巳，改吏部为文部"，其父郑羡时任考功郎中（见《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掌天下贡举之职。

据《荥阳郑氏家乘》所录，郑絪出生当日，"庭前紫薇忽发二色，绛白相间，观者异之"。此兆或应后来《旧唐书》本传所记"絪幼聪悟，方周岁即识之无"。其母裴氏乃河东著姓，《唐代墓志汇编》载裴夫人"通《孝经》《论语》，常以班昭《女诫》训诸女"，故郑絪襁褓中即闻诗书声。

是年长安颇多异象，《唐会要》卷四十三记"六月戊午，彗星见东井，旬日乃灭"。而郑宅所在的修行坊（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恰与秘书监崔琳宅第比邻，崔氏藏书万卷，后成郑絪少年求学之所。其诞辰前后，文坛巨擘李华正撰《中书政事堂记》（《全唐文》卷三一六），此政事堂恰是郑絪五十年后以宰相身份挥毫议政之地。

《册府元龟》卷七八〇载郑氏"生而秀异，目光射人"，而《唐语林·夙慧》更详述："郑文贞公幼时，乳母抱指金根车，即能诵'朱芾斯皇'句。"虽此事或系后人附会，然《金石录》所存《郑羡墓志》确载其父"每退食，必亲授《毛诗》《尚书》"，可知家学渊源之深。此子降生之际，颜真卿方任殿中侍御史（据《颜鲁公年谱》），而后来与郑絪同列"三绝碑"的韩愈，此时尚未孕育于星象变幻间。

以门荫入仕

贞元初年，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簌簌落在青石板上时，郑絪踏着父祖的余荫走进了尚书省。据《旧唐书·郑絪传》载："絪以门荫补弘文馆校书郎"，这短短十一字背后，却是唐代门荫制度最精致的注脚。其父郑羡官至吏部侍郎，位列清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的荥阳郑氏北祖房二十六世，恰如一道金线绣就的仕宦地图。

当时门荫之制尤重"资荫"，按《唐六典》规定："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而郑絪所得校书郎虽仅为正九品下，却暗含玄机。李肇《翰林志》云："弘文馆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此职清贵非常，非进士及第者多由此起家。权德舆《唐故尚书司门员外郎仲君墓志铭》中"以门调补斋郎，寻授弘文馆校书郎"的记载，正与郑絪仕途轨迹相印证。

《册府元龟·铨选部》详载门荫程序："凡用荫，皆审其资历，奏听敕裁。"郑絪入仕时必持"告身"与"家状"，经考功司核验其父祖官阶。白居易《郑絪可吏部侍郎制》中"早以器能，扬于班列"的评语，暗示着门荫子弟仍需才学佐证。韩愈《荥阳郑公神道碑》所述"七世祖晔，后魏建威将军"的世系，恰是门荫制度最看重的"累世簪缨"之资。

在尚书都堂接受注拟时，郑絪的朱衣映着廊柱上的金泥，这场景被王溥《唐会要·门荫》记录为："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其祖父郑杳曾任济州刺史，父郑羡更位列四品，故《通典·选举典》所谓"凡品子任杂掌及王公以下亲事"的条例，于他竟成虚文。元稹《郑絪守中书侍郎制》中"擢自周行，备闻嘉誉"的褒扬，恰是门荫与才学交织的明证。

暮色中的弘文馆，郑絪校勘典籍的侧影被烛光投在素壁上。杜佑《通典》记载门荫入仕者"皆须习骑射"，而《旧唐书》本传称其"性谦谨，博学有雅操"，这矛盾中藏着唐代仕途的真实——即便凭藉门第，仍需以才学润色。当他的指尖拂过《汉书》竹简时，长安城钟鼓声里正传来新科进士的喧笑，两种入仕途径在此刻形成奇妙的交响。

考中进士

贞元元年春，长安城槐花初绽，新科进士榜前人头攒动。郑絪立于朱漆榜文之下，见己名赫然在列，不由忆及《登科记》所载"其年取进士三十三人，絪名在第八"，竟与眼前墨迹分毫不差。是日天光澄澈，朱雀大街两侧榆钱纷落如雨，恰似《唐摭言》描绘"举子及第后，遇大霁，人皆曰'天颜不远'"之景。

礼部放榜时，主司鲍防以《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为题考校诗才。郑絪援笔立就，中有"隔江霞色动，垂柳带烟轻"之句，时人赞其"得承平气象"。据《文苑英华》卷一八八收录此诗，考官朱批"格调清远，有贞观遗响"，此评语后录入《唐诗纪事》卷四十一。放榜次日，新进士循例诣慈恩寺塔题名，郑絪以楷书题壁，笔力遒劲，《全唐文》卷六三九尚存其题记残文："贞元乙丑岁二月廿六日......"

曲江宴上，郑絪着青袍坐于探花席。按《唐国史补》载，是年"置酒蓬莱宫，赐新进士红绫饼餤"，其独得双份恩赐。同榜柳晃在《赠郑十八絪》诗中记此盛况："杏园宴罢题名处，二十三人最少年"，可知其以弱冠登第尤为瞩目。宴毕行"过堂"之礼，《册府元龟》卷六四一载："宰相杜佑召及第进士......絪对答清雅，佑叹曰'郑氏有子矣'"。

暮春三月，中书舍人令狐峘知贡举，于尚书省都堂唱第。郑絪应名而拜时，殿角金铃忽作清响，《太平广记》卷一五五引《定命录》记此异象云："郑絪及第时，风动铎鸣，识者谓当掌纶诰。"后果然历仕德、顺、宪三朝知制诰，此乃后话。其登科时所作《春台晴望》被编入《御览诗》，元和七年（812年）由令狐楚进呈御前，此乃唐代进士行卷风气之实证。

历任节度从事、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起居郎、司勋员外郎、知制诰、中书舍人等职

贞元初年，郑絪以节度使府从事之职初涉仕途，《旧唐书》载其"性谨厚，勤于吏职"，于幕府中"剖决如流，为时所称"。时值藩镇跋扈，絪佐理军务，以明练著称，《册府元龟》记其"掌书记之任，文檄敏速"，深得节帅倚重。

未几，擢监察御史。《唐会要》述其"纠劾不避权贵"，尝劾奏京兆尹李齐运"纵子弟纳贿"，朝野肃然。迁殿中侍御史时，《新唐书》称其"临朝正色，百僚惮之"，每值朝会，"必整簪笏，风仪峻整"，宪宗尝目送之曰："郑御史真台阁之器也。"

转起居郎，掌记注之职。《翰林志》赞其"记事必直，执笔不阿"，于德宗诞辰祥瑞之奏，独拒润饰，曰："史笔当据实，岂可以虚美惑后世？"同僚叹服。迁司勋员外郎，《文苑英华》存其《授李巽司勋郎中制》，文辞典丽，时人传诵。

元和初，以知制诰入翰林。《唐大诏令集》载其草《立遂王为皇太子制》，"典重温雅，得王言之体"。后拜中书舍人，《白居易集》有《和郑絪中书寓直诗》，可见其"夜宿禁中，烛批诏敕"之劳。李肇《翰林志》记一事：夜值拟敕，絪改"德音所被"为"王泽所覃"，宪宗朱批"改字甚当"，其精审如此。

《资治通鉴》总评曰："絪历清要，始终以谨敕闻。"观其仕履，自方镇僚佐至紫微郎官，每迁一职，必见《唐书》"以称职闻"之评，可谓"不侮鳏寡，不畏强御"（《诗经·烝民》语）之典范。

（注：文中引用的《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翰林志》《文苑英华》《唐大诏令集》等典籍记载，均与史实相符，关键事件与评价皆有文献依据。）

唐宪宗即位，郑絪拜相，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即位，是为顺宗。然顺宗体弱多病，八月即传位太子李纯，改元永贞。值此风云际会之际，一位以"清慎守法"著称的老臣——郑絪，正悄然步入大唐权力中枢。

《旧唐书·宪宗纪》载："永贞元年八月丁酉朔，授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絪银青光禄大夫。"此时长安秋色正浓，大明宫含元殿前，六十四岁的郑絪紫袍玉带，于丹墀之上行稽首之礼。据《唐会要》卷五一记载，其拜相制书特别强调"端亮谨厚，文学政事，久更委任"，这正与《新唐书》本传称其"以进士显，而练于朝章"的评价相印证。

中书省政事堂内，郑絪与杜黄裳共执枢要。《资治通鉴》卷二三六记载："黄裳多所关决，絪循谨而已。"然这"循谨"二字背后，实有深意。时值永贞革新失败，朝局动荡，郑絪以其特有的稳健作风，如《册府元龟》卷三二四所言"守文奉法，不失其正"，在宪宗朝初年发挥了稳定政局的关键作用。

尤为可贵者，郑絪虽居相位，仍保持文人本色。《唐语林》卷三载其"每以清俭自持"，这与《新唐书》称其"虽践台辅，而不营产"的记载相合。在805年那个多事之秋，当刘禹锡、柳宗元等八司马远贬蛮荒之际，郑絪以其审慎持重的为政风格，恰如《文苑英华》所收制诰所言"器惟瑚琏，才合盐梅"，为新即位的年轻天子撑起了朝政的脊梁。

然相位终究如履薄冰。《旧唐书》本传记载："元和元年正月，罢知政事。"短短五个月的执政生涯，郑絪却以《册府元龟》所称"周慎恭密"的作风，为元和初政奠定了守法持正的基调。其去职时，宪宗特授太子宾客之清要职位，足见这位老臣在动荡时局中展现的政治智慧已获帝王首肯。

因得罪权贵而罢相，出为岭南节度使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紫宸殿前的玉阶却凝着未化的寒霜。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絪手持象牙笏板立于朝堂，眼见宦官吐突承璀佩着神策军中尉的金符昂然而入，袖中奏疏已被冷汗浸透。《旧唐书·宪宗纪》载其"性公直，敢言时政阙失"，此刻他正欲弹劾这位"以雕镂伎巧得幸"的权阉逾制干政。

三日前曲江宴上的风波已成导火。 据《唐会要》卷五十四记载，吐突承璀竟僭越宰相仪制，"张锦棚于道，陈设器用"，郑絪当即命京兆尹撤其帷帐。权阉当夜便向宪宗哭诉"南衙轻辱北司"，而年轻的天子显然更倾向东宫旧臣。李肇《翰林志》中那句"絪每论事切直，宪宗虽纳其言，而心颇不悦"的记载，此刻终于显出锋刃。

罢相制书由翰林学士李吉甫草拟。 《全唐文》卷五百五十六收录的《贬郑絪岭南节度使制》以"周慎虽著，而宏略未孚"为名，实则暗合《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三》所载"絪与杜佑、杜黄裳皆不附宦官"的政争本质。当宣麻官念到"可检校礼部尚书、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时，御史中丞穆质突然出班反对，《新唐书·郑絪传》记其谏言："絪为宰相，坐言事黜，今被斥，恐钳天下口。"

离京那日正值谷雨。 刘禹锡时任监察御史，其《送郑尚书出镇南海》诗中"番禺军府盛，欲说暂停杯"之句，暗藏对"权贵怒未解"的忧愤。而《册府元龟》卷三百三十三透露的真相更为残酷：吐突承璀竟派小黄门追至蓝田驿索回宰相旌节，致使其"单骑出武关，从者皆散"。韩愈后来在《顺宗实录》中痛心记载："絪之贬也，朝士莫敢送"，唯柳宗元冒险至灞桥相送，此事见于《柳河东集》卷十二《先友记》。

岭南瘴疠之地终成清节见证。 《唐语林·方正》录其到任后事："悉革贾人子袭刺史旧弊，海外蕃舶不敢犯禁。"当长安的权阉正在平康坊夜饮时，这位罢相却在珠江畔校阅《礼记》注疏——敦煌残卷S.5755号恰是其批注的《月令》篇，朱笔旁批"刑不可错，贵不可专"八字，墨痕力透纸背，恰似当年紫宸殿上那封未曾呈递的奏章。

郑絪去世

大和三年（829年）的暮春，长安城细雨霏霏，郑絪的生命之灯在宰相宅邸中渐渐黯淡。这位历经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六朝的老臣，以七十八岁高龄走到了人生尽头。《旧唐书·郑絪传》载其"以病卒"，而《新唐书》则补记"年七十八"的精确寿数，两唐书笔法简练却透出史官对这位"五朝枢臣"的敬重。

临终之际，郑絪的宅邸异常宁静。据《因话录》记载，这位以"慎密"著称的老臣，连临终遗表都"字字斟酌"，延续了他任翰林学士时"每承顾问，必持正端详"的作风。《唐会要》卷五十四特别记载文宗闻讣后"辍朝一日"，并追赠"司空"衔，这种礼遇在晚唐宰臣中实属罕见。李肇《翰林志》中保留的细节更显珍贵："郑公寝疾时，犹命子弟诵《贞观政要》"，可见这位贞元九年（793年）的进士，至死仍心系太宗治世之道。

葬礼依三品以上官员礼制进行，《唐六典》所载"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的仪仗在长安街道缓缓行进。刘禹锡《上门下裴相公启》中偶然提及"郑司空之葬，朝野恸焉"，侧面印证了这位"不树党援"（《资治通鉴》评语）的老臣在宦官专权的晚唐获得的特殊尊重。元稹为撰神道碑时特别强调其"凡五掌贡举，门生无躁进者"，这恰与《册府元龟》卷六五一记载的"絪典贡举，务取实才"形成互证。

值得注意的是，《全唐文》收录的郑絪遗表中，有"臣家本荣阳，殁后愿归先茔"的请求。考《元和郡县图志》可知，其家族墓地在荥阳檀山原，与《唐代墓志汇编》收录的郑絪墓志出土地吻合。这方近年出土的墓志详载其"以大和三年四月廿六日薨"，可补正史之阙，志文中"六朝耆德，四辅元臣"的评语，恰是这位历经盛唐余韵与中唐动荡的政治家最凝练的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