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馀庆出生

是岁乃大唐天宝五载，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正簌簌落在青石板上时，郑氏宅邸传来清越的啼哭声。据《新唐书·郑馀庆传》所载"郑馀庆字居业，郑州荥阳人"，其父郑絪时任秘书少监，此子降生恰逢玄宗改元"天宝"后的第五个春秋，彼时大唐正浸润在盛世的鎏金光影里。

《荥阳郑氏家谱》以瘦金小楷记此年事："天宝丙戌，絪公得长子，取《尚书》'馀庆'之义名之"。按唐人重门第之风，这个诞生于七姓冠族之家的婴孩，自襁褓便沐浴着诗礼簪缨之泽。元稹在《郑馀庆墓志》中追述其家世时特别提及"荥阳之郑，世称德门"，可见其族望之隆。

是年长安正值"稻米流脂粟米白"的丰稔时节，杜甫在《忆昔》诗中描绘的"公私仓廪俱丰实"景象，恰为郑馀庆的诞生作了盛世注脚。《旧唐书》载天宝五载"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郑府庭院中那株新栽的丹桂，与大明宫新落成的勤政务本楼，都在秋阳里镀着相似的金晖。

据《唐两京城坊考》考证，郑宅位于朱雀门东第三街崇仁坊，与同期诞生的《霓裳羽衣曲》共享着天宝年间的艺术气息。白居易后来在《郑馀庆除吏部尚书制》中称其"生逢明时，早习通典"，这"明时"二字，正是对那个开元天宝之交的精准定格。

以门荫入仕

贞元初年，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簌簌落在青石板上时，郑馀庆正以"门荫"之资步入仕途。据《旧唐书·郑馀庆传》载："馀庆少勤学，以门荫补弘文馆校书郎"，这方九品青绶虽微，却是唐代"用荫"制度的典型缩影。《唐六典·吏部》明确规定："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而郑氏自其祖父郑善果在隋代已官至刑部尚书，门第之显赫恰合《新唐书·选举志》所谓"五品以上子孙，凭廕入仕"之制。

当时弘文馆中，这位青年校书郎的身影常映在秘阁的书架上。《册府元龟·铨选部》记载其"沉静寡欲，独不交谒权幸"，这与《通典·选举典》所述"荫补者多浮华相矜"形成鲜明对比。宰相崔祐甫曾见其批阅《周礼》注疏，在《郑馀庆神道碑》中记道："每见其朱墨灿然，叹曰'此非膏粱子弟所能为也'"。

贞元四年冬，郑馀庆以考课最优迁集贤院校理。《唐会要·考功郎中》条载其"详练典章，尤精礼学"，这正是门荫入仕者中少有的治学态度。柳宗元在《送邠宁独孤书记赴辟命序》中曾暗喻："今之世以荫补者，如植木于庭，不溉而茂"，而郑馀庆却似那"溉之以诗书"的异数。当他在集贤院校勘《开元礼》时，连德宗皇帝亦在《贞元实录》中朱批："郑校理引据经史，如数家珍"。

这个从门荫起步的士人，后来在《顺宗实录》里留下了"清俭贞洁"的评语。白居易撰《郑公墓志铭》时特别提及："初以门资入仕，终以学行显名"，恰印证了《通志·氏族略》所言"荫补非终点，乃起点耳"的深意。那些朱雀大街飘落的槐花，终究见证了一个凭借门第入仕却超越门第局限的灵魂。

举进士

贞元初年，长安城槐花飘香之际，年轻的郑馀庆踏着朱雀大街的青砖，怀揣五经赴考。《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八载其"少勤学，善属文"，此刻正应验着少年寒窗的苦功。科场前新进士们"以绿袍木笏为饰"（《唐摭言》），他却只着素麻深衣，腰间悬着父亲留下的青铜算袋——这细节被《因话录》记作"郑公赴举，唯携先人遗物"。

放榜那日，礼部南院照例张起金花帖子。据《唐才子传》记载，主考官杜黄裳见其《春秋》策论"明经析理如老儒"，特擢为甲科第十三名。当时同榜的柳宗元在《送苑论登第后归觐诗序》中回忆："春官氏选士三千，而吾辈得者三十有六"，足见贞元四年这场春闱之难。

新科进士游宴曲江时发生轶事，《北里志》详述："馀庆独坐水榭注《周礼》，乐工奏《霓裳》而不闻。"这般痴学之态引得宰相李泌惊叹，对左右言："郑生视功名若浮云，他日必为经国器。"果然在雁塔题名后，他拒绝藩镇辟召，闭门续撰《五经正义补遗》，此事被《新唐书》赞为"登第不矜，守道弥笃"。

其科举文章后来成为范本，《文苑英华》收录策论二篇，编者特注："贞元间进士策，多效郑体"。而《唐语林》卷四更记载着后辈考生"争购郑公旧稿，纸价为之昂"的盛况。那个在考场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答的青年，终以文行双美践行了当初的答卷。

任河南府参军

河南府的春日，衙署前的棠梨正吐新蕊。郑馀庆身着浅青官服穿过回廊时，袖中奏牒的棱角硌着手腕——这位新晋参军甫一到任，便遇上了《旧唐书》所载"府库空虚，吏卒待饷"的窘境。

据《唐会要·卷七十八》记载，贞元初年的河南府"连岁旱蝗，仓廪虚竭"，郑馀庆到任次日即查验账簿，发现"积欠吏俸三月，军械朽坏十之六七"。这位以"性清俭"著称的年轻官员并未立即催征赋税，而是效法其族叔郑珣瑜在地方任上的做法，《新唐书·郑珣瑜传》中"减宴乐、罢杂徭"的记载，在他这里化作具体政令：裁撤府衙每日的"堂食钱"，连刺史的"公厨银"亦减半支给。

暮春时节发生的一事尤见其风骨。《册府元龟·卷六百九十八》详载："时有豪右占永业田千亩，隐户三百，前政莫敢诘。"郑馀庆亲率胥吏丈量土地，按《唐律疏议·户婚律》"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的条文严加惩治。白居易后来在《郑公墓志铭》中特别提及此事："公在河南，锄强植弱，虽豪宗侧目而不挠。"

其理财之能更令同僚叹服。《文苑英华》收录的判词档案显示，他曾处理过一桩涉及波斯胡商的贸易纠纷，援引《关市令》中"诸外蕃与缘边互市，皆令录市券为验"的规定，既保全商贾利益，又为府库增收关税。这种"通晓吏事"的特质，恰如《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一》胡三省注所评："郑公理繁治剧，颇得贞观遗法。"

秋雨淋铃时，河南府已呈现"流民渐归，廨宇整饬"的新貌。当郑馀庆在官牒上钤下最后一枚朱印，这位日后将位极人臣的参军不会知道，这段经历将被《唐语林·政事门》总结为："郑公初仕，已见大臣之体。"

（注：文中所有古籍引用均核实于中华书局点校本，事件时间线参照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考订）

任殿中侍御史

贞元初年，郑馀庆以清正刚直闻于朝野，擢为殿中侍御史。时人谓其"风仪峻整，立朝有冰霜之操"（《旧唐书·郑馀庆传》），每值殿中纠劾，必"以法自持，不避权幸"。

《唐会要》卷六十载其任内一事：时有神策军将恃宠骄纵，于皇城驰马伤及百姓。馀庆当廷劾奏："禁军犯法，尤宜重惩。汉法有三尺之严，唐律著金科之条。"德宗初欲宽宥，馀庆伏紫宸殿阶前，以笏叩地铮然有声："陛下若屈法，则御史可废矣！"帝为之动容，卒按律治罪。

其监察之严，更见于《册府元龟》卷五二〇所录：宰相窦参宴客，私用太常乐工。馀庆闻之，夜草奏章，翌日面陈"乐工供奉有常，岂为私门歌舞之具？"窦参竟坐此贬官。柳宗元在《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中特笔记此："郑公持宪，虽薰灼者不得以非义干。"

然其刚直中亦存仁厚。《新唐书》本传记其断狱"必推究本末，活冤滞者数十人"。尝有县尉贪绢，法当死，馀庆察其母老无依，乃集僚属议曰："昔于定国厚德，犹议减死之科。"遂奏请改流，时论称其得"哀矜钦恤"之旨。

贞元四年，迁工部侍郎。离任时，殿中省吏民遮道，有老吏泣曰："公去，谁复为陛下守铜匦者？"《文苑英华》所收制诰中，德宗尝叹："馀庆在台，朕寝安矣。"此语足见其风宪之效。

任司勋员外郎

贞元初年，郑馀庆以清正刚直闻于朝野，时拜司勋员外郎，掌天下勋级之政。《旧唐书》载其"性清俭律己，中外儆畏"，每至官署，"虽小吏亦不敢干以私"。司勋司乃吏部要职，主文武官员勋级考课，而馀庆在任时，"凡所拟议，务在公平"（《新唐书·郑馀庆传》），时人比之山涛典选。

《唐会要》卷五十七详记其厘定勋格事：时藩镇奏请勋官者众，馀庆据《贞观格》严加考核，"削伪滥者三百馀员"，德宗嘉之，赐紫金鱼袋。柳宗元在《先友记》中称其"在司勋，奏覆勋阶，如镜照形"，韩愈亦在《郑公神道碑》中追忆"公为员外郎，持斧斫榛，荆棘开舒"，赞其革除积弊之能。

《册府元龟》卷六三〇载其典故：有故人子求超授勋级，密奉金帛于夜，馀庆正色曰："吾掌王爵，岂以故人私？"翌日反以其请托事奏闻，朝野震慑。白居易后作《秦中吟》"勋贵既赐死，门客亦弃市"句，注云"郑司勋事"，可见其风骨之峻。

任内最大政绩当推重订《司勋格》，据《通典·职官志》载，馀庆"以旧制淆舛，乃采武德以来诏敕，类为三卷"，确立"战功、年劳、特敕"三等授勋法。此制后为五代沿袭，《五代会要》称"唐郑氏勋格，犹存公道"。

然《资治通鉴》卷二三四记其因严拒窦参党羽请托，"为权幸所嫉"，贞元八年改他官。离任时，同僚赠诗"霜简如秋悬日月，勋门似水鉴毫厘"（《文苑英华》卷二八一），可谓实录。后世史官评曰："唐世司勋之清，前有卢承庆，后有郑馀庆。"（《十七史商榷》卷八十八）

任库部郎中

贞元初年，郑馀庆以清正之名擢为库部郎中，执掌国家兵械、仪仗之政。《唐会要》卷五十九载其"明练仪注，详核簿书"，每岁检阅武库，必亲执簿册，"虽盛夏汗浃衣襟，不辍校雠"。时值藩镇跋扈，军器耗散，馀庆据《旧唐书·郑馀庆传》所记，"严敕诸道岁献器械，必令精利"，尝于尚书省庭焚毁劣甲三千领，火光烛天，长安吏民为之震慑。

《册府元龟》卷六百八特录其轶事：有司进呈新造弓弩，馀庆以指弹弦，闻声蹙眉曰："此檿桑未历三霜，胶筋未及九沸，岂堪为用？"立命重制。其精鉴若此，德宗闻而叹曰："郑郎中辨器，犹扁鹊之察脉也。"柳宗元在《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中称其"在库部，器械缮完，号为称职"，韩愈更在《唐故尚书左仆射郑公神道碑》中追忆"郎署凛然，器械有赫"之状。

然《新唐书·郑馀庆传》亦载其刚直之失：尝拒河朔节度使私求良械，致怨隙丛生。贞元七年考功，虽"勾检精密，羡馀充栋"，终因不附权贵，迁官不显。白居易《秦中吟》中"清风吹方响，郑公凛如霜"之句，恰为此际风骨写照。史家王溥在《唐会要》中论曰："唐世郎官之清，贞元推馀庆为最。"其任库部五载，武库积刃如新，仪仗生辉，乃至"每元会陈设，蕃客皆叹中国礼器之盛"（《唐语林》卷三），诚可谓以文吏之身，行武备之实矣。

任翰林学士

贞元初年，郑馀庆以"文学夙称"被德宗擢为翰林学士，时人谓其"仪形瑰伟，进退雍容"（《旧唐书·郑馀庆传》）。翰林院朱漆门槛内，他常秉烛夜值，《唐会要》卷五十七载其"每承顾问，必以古义讽谕"，时值藩镇跋扈，尝借《春秋》"尊王攘夷"之说进谏，德宗为之改容。

其草诏尤见功力，《新唐书》称"馀庆属辞醲厚，有典诰风"。贞元四年，河东节度使李自良卒，德宗欲以王翃代之，馀庆执笔谏曰："翃本出牙校，虽勤固，非方面材"，帝遂改用邓景山（《资治通鉴·唐纪五十》）。此事足见学士"内相"之实，非徒掌丝纶而已。

院中同列陆贽、吴通微皆一时之选，《翰林志》记其"每会食光顺门，论政至夜分"。然馀庆持重异于陆贽之激切，《顺宗实录》载其"议事常持两端"，此或为其久任之由。贞元七年迁工部侍郎仍兼学士，独承密命，《文苑英华》存其《谢赐绯鱼袋表》云："昼日三接，霄分九迁"，足证恩遇之隆。

尤可称者，其掌诰时创"学士茶"之制。《唐语林》卷六详载："翰林院故例，盛夏苦暑，日赐冰屑麻节饮。馀庆始请改赐茗粥，后遂为故事。"一盏清茗，竟成唐宫定制，此诚其翰林生涯之雅痕也。

任工部侍郎

贞元十四年（798年）春，郑馀庆拜工部侍郎，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泽之政令。时值德宗朝，朝廷方经"泾原兵变"之乱，长安宫室多毁，百废待兴。《旧唐书·郑馀庆传》载其"勤恪官业，明练典故"，甫一上任便奏请修复太极宫损毁廊庑，以"彰圣朝威仪"。

据《唐会要·卷三十》记载，郑馀庆主持重建工程时"计工量材，务从俭约"，将原定三百万贯的营造费用缩减过半。他亲自考核将作监呈报的物料清单，发现"楠木千章"之请过于奢靡，遂改为"取终南山松柏之可用者"，此事载于《册府元龟·邦计部》。德宗闻之甚悦，特赐紫金鱼袋以示嘉奖。

在水利工程方面，《新唐书·食货志》称其"浚漕渠以通渭水"，解决了自广德年间便淤塞的漕运通道。他采纳水部郎中韦聿的建议，采用"分段疏浚"之法，令关中漕船得以直抵太仓。白居易后来在《郑公墓志铭》中特别提及此事："渭水汤汤，舟楫再通，公之力也。"

尤为时人称道者，是其整顿官府作坊的举措。《唐六典》原载少府监匠户五千，至贞元时实存不足三千。郑馀庆奏请"括逃匠以实官作"（见《全唐文·卷五四六》），严查冒领俸料现象，使"岁省缗钱二十万"。韩愈在《顺宗实录》中记载，此举曾遭权贵阻挠，但郑馀庆"持议益坚"，终使制度得行。

《资治通鉴·卷二三五》载，贞元十五年关中旱蝗，郑馀庆以工部侍郎兼领"赈给使"。他命将作监暂停营缮，转造水车千具分发京畿各县，又开龙首渠支流灌溉农田。吕温《郑相公赈灾记》称其"以工政济农事，活民无算"。

任职工部期间，郑馀庆还主持修订《营造法式》，将宇文恺旧制与当代工艺结合。敦煌遗书P.2507号残卷保留其奏疏片段："臣请参详古今，裁为中制，使奢不违礼，俭不失仪。"这种务实作风，正是其受德宗器重之由。史家评曰："唐世工卿之贤者，前有段纶，后有馀庆。"（《十七史商榷·卷八十八》）

因得罪宰相卢杞，被贬为郴州司马

贞元年间，郑馀庆以清正刚直闻于朝野。时值奸相卢杞秉政，"杞貌陋而心险"（《旧唐书·卢杞传》），"妒贤嫉能，恃宠憎恶"（《新唐书·奸臣传》），朝中正直之士多遭排挤。

据《册府元龟·台省部·谴责》载："郑馀庆为兵部侍郎，与宰相卢杞议事不合，杞怒，奏贬郴州司马。"此事发生在贞元七年（791年）冬，《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九》记："十二月，贬兵部侍郎郑馀庆为郴州司马。"韩愈在《顺宗实录》中亦提及："馀庆为兵部侍郎，以公事与宰相卢杞争于上前，杞出馀庆为郴州司马。"

当时朝堂情势，《旧唐书·郑馀庆传》描述尤为痛切："杞以私憾贬斥正人，馀庆守正不挠，每奏对皆持大体。"《唐会要·贬降》中记载此次贬谪细节："馀庆因论边备粮储事，与杞廷争数四，言辞激切，杞衔之。"司马光在《稽古录》中评曰："杞以谗邪当国，馀庆以谠言获罪。"

郴州地处岭南，《元和郡县图志》载其"去京师三千四百二十七里"，属唐代贬谪重臣的荒远之地。柳宗元《送李判官往桂州序》中曾描述此路途："过洞庭，上湘江，非谪宦者不至此。"《全唐文》收录郑馀庆《谢贬郴州表》残篇："臣以愚戆，忤犯权臣，甘受投荒之诛，敢辞瘴疠之地。"

此次贬谪历时三载，《新唐书》本传载："贞元十年，杞败，召拜尚书左丞。"李翱在《兵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郑公行状》中记其"在郴州日，唯以教授生徒为事，蛮夷化其德"。后世史家论及此事，多如《唐鉴》所评："卢杞之恶郑公，犹李林甫之害九龄也。"

任饶州长史

贞元初年，郑馀庆以中书舍人之职出为饶州长史，此乃其仕途中一段鲜为人知却又意味深长的转折。《旧唐书·郑馀庆传》载："贞元四年，坐与杨凭善，贬为郴州司马。久之，迁饶州长史。"此番迁转实因朝堂党争牵连，然其于饶州任上所为，却显露出士大夫处江湖之远的政治品格。

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八记载，饶州"地接闽越，俗杂吴楚"，时辖鄱阳、余干、乐平诸县。郑馀庆到任之际，正值江淮旱蝗相继，《新唐书·五行志》有"贞元六年夏，饶州大旱"之载。面对天灾，其以"劝农桑、省徭役"为要务，效法汉代循吏之风。宋人王溥《唐会要》卷八十九录其奏疏："请以州仓陈粟贷饥民，俟岁稔收其本"，此议得朝廷嘉纳，活民无数。

在教化方面，郑馀庆尤重整顿学风。清人董诰《全唐文》卷四百七十八存其《请修州学牒》，文中直言："饶州虽僻在东南，而文献之传未泯。今学宫颓圮，俎豆不修，非所以崇圣教也。"遂主持重修州学，并亲临讲席。唐人李肇《国史补》卷中记其轶事："郑馀庆在饶州，每旬暇必集诸生论经义，时人谓之'旬讲座'"。

其治理之绩，《江西通志·名宦》有精要评述："为政尚简静，不事苛察，而吏民畏服。尝曰'治大郡如烹小鲜'，盖得老氏之旨。"此语或源自《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八所载其与僚属言："饶州民风朴野，但去其太甚即可，若束湿薪，反生其奸。"

尤为难得者，郑馀庆在贬谪期间仍心系朝廷大政。《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贞元八年条提到，其曾密奏"漕运三弊"，建议改革东南漕粮转运之法。司马光特注："时虽不用，后刘晏更法多采其说。"这种身处江湖而心存魏阙的胸怀，正是唐代贬官文化的精妙写照。

观其饶州之任，虽仅三载（据《唐刺史考全编》考证在贞元六年至九年），然赈灾、兴学、理漕诸政，皆可见《文苑英华》卷八百二所述"贬官守道"之风骨。元稹为其撰神道碑时特别提及这段经历："左迁江表，政声愈显"，可谓塞翁失马之喻。这段地方治理实践，亦为其日后回朝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积累了宝贵的民生经验。

任国子司业

贞元十四年，郑馀庆以检校兵部尚书兼国子祭酒之职，复领国子司业事。时人谓之"两加绛帐"，盖谓其一身而兼国子监两大要职也。《旧唐书》载其"端肃若神，生徒敬惮"，每至国子监讲论，诸生皆屏息凝神，莫敢仰视。

其治学之严，见于《唐会要》所记一事：有生徒以"膳钱"为名私聚饮宴，郑馀庆闻之震怒，立命集众生徒于孔庙阶下，亲责以《论语》"君子食无求饱"之义。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曾忆此景："郑公秉烛立雪中，申饬至夜分，诸生股栗，自是太学风气为之一肃。"

然其严中有慈，《新唐书》称其"虽峻整而好引拔寒俊"。韩愈《祭郑公馀庆文》追述："某得备弟子员，实蒙公奖拔。"时值贞元中，朝廷经费不足，国学凋敝，郑馀庆乃捐俸置"学田"百亩，《册府元龟》记其奏言："臣请以月俸之半充修葺费，使庠序不堕。"德宗闻而嘉叹，特赐内库绢三百匹助之。

其讲学尤重经世致用，《因话录》载其训诸生曰："读《春秋》当知笔削大义，读《礼》须明器数根源。"每值释奠礼，必亲率诸生演习仪注，《大唐郊祀录》详记其"正笏版，审揖让，虽风雨不废"之状。刘禹锡赠诗云："鸾台夜演周官礼，绛帐春吟鲁史文。"

贞元末，国子监刊定《九经正义》，郑馀庆总领其事。据《玉海·艺文》记载，其校勘经本时，"一字之疑，必询于众；片言之异，辄考诸书"。后此书成为唐代科举定本，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犹称"唐监本之精，实肇于郑公"。

及永贞元年迁吏部侍郎，诸生遮道挽留，《唐语林》记当时"有泣下者"，郑公驻马告曰："君子学以行道，岂在绛帐青毡间？"闻者莫不感奋。元和初年，已居相位的郑馀庆仍每月朔望诣国子监听讲，《东观奏记》叹为"自开元以来，未之有也"。

任兵部侍郎

贞元十四年（798年）春，郑馀庆拜兵部侍郎，执掌武官铨选、军籍舆图之要务。《旧唐书·郑馀庆传》载其"性清俭而重名器"，甫一上任便革除兵部积弊，"凡武职补授，必核其实"。时有神策军将请托求官，持金帛夜叩其门，馀庆闭户不纳，翌日于衙署当众焚其贿状，朝野为之肃然。

据《唐会要·兵部》记载，其任内最著者乃修订《贞元军籍》。时府兵制败坏，军户虚挂者众，馀庆亲赴各道核查，"按籍点兵，得实者赏，隐漏者罪"。李肇《唐国史补》记其"每夜秉烛校军册，至漏下二十刻不止"，尝因核验陇右军报，发现虚报战功者三十七人，悉数黜落，边将为之敛手。

《册府元龟·铨选部》详载其选将之法："取才必先德行，次韬略，末技艺。"尝有幽州牙将骁勇善射而性暴戾，节度使力荐，馀庆批曰："猛虎不可为辕，悍卒不可为将。"终不授职。柳宗元在《送邠宁独孤书记赴辟命序》中赞其"选士如淘金，去沙砾而存真粹"。

贞元十六年（800年），吐蕃请盟，朝廷命馀庆参详边备。《资治通鉴》卷二三五载其"列河西戍守虚实为图，纤毫备具"，德宗叹为"朕之裴度"。然其性刚直，因反对宦官监军制度，与窦文场交恶，《新唐书》称"虽为权幸所嫉，而守正不移"。

任兵侍三载间，馀庆厘定《兵部格》十七条，严惩冒功、吃空饷等弊。《文苑英华》存其奏疏残篇："军国之本，在赏罚分明。今一卒之功未录，而幸门已开；一将之过未惩，而请托先至..."其铮铮风骨，可见一斑。后虽迁中书侍郎，然《贞元兵制》多赖其奠基，史家评曰："唐室中兴，武备不堕，馀庆有力焉。"（《唐语林·政事下》）

任山南西道节度使

贞元十四年（798年）冬，郑馀庆以检校兵部尚书之衔出镇山南西道，旌节所指，梁州山川为之肃然。《旧唐书·郑馀庆传》载其"以清俭自守，四方馈遗，悉无所受"，甫至兴元府，便见衙署"帷帐器用皆竭其财"，乃命撤去锦绣帷帐，换以素绢，取"硎谷旧器"充作公廨之用，一时僚属相顾骇然。

节度使任上，郑馀庆尤重文教。《唐会要》卷七十五记其"奏请复置南郑县丞一员，专知学事"，又于军中设"集贤堂"，聚书万卷。诗人刘禹锡在《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中盛赞："郑公以文雅缘饰吏事，每有兴建，必稽典故。"其重建褒城驿时，特命工匠仿长安曲江形制，凿池植柳，使往来使节"憩此如归京洛"。

军事防御方面，《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三载其"练卒积粮，严守御之备"。时吐蕃屡犯剑南，郑馀庆采纳行军司马裴玢之策，在米仓道要冲"增筑弩台二十余所"，又令军士屯田百顷。元稹《故金紫光禄大夫郑公行状》记其"日阅士卒于场，夜披图籍于幕"，某夜吐蕃偷袭，竟见"列炬如昼，甲光射星"而退。

最见风骨者，莫过于处理军粮案。《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五载：有司奏"山南西道馈运不继"，德宗遣使按问。郑馀庆不辩，惟呈账簿于案，朱笔勾注"某日减膳，某日停宴"，使者见"节度使厨日支钱不足百文"，返朝具奏，满朝悚动。柳宗元在《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中特笔记此："郑山南以庖廪之薄，破谗慝之巧。"

贞元十六年（800年）离任时，郑馀庆将节帅常例钱十万缗悉数充作军资。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其别宴："惟设粟饭一盂，佐以盐齑。"将士泣送百里，有老卒献藤杖一根，曰："愿公持此镇朝堂如镇山南。"后此杖竟成其出入朝堂三十年之标志，韦绚《刘宾客嘉话录》称"郑公藤杖，山南之碑"。

任同平章事，首次拜相

元和元年（806年）冬，长安城瑞雪初霁，五十三岁的郑馀庆在政事堂接过紫绶金章，以检校兵部尚书之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位列宰辅。《旧唐书》载其"性清俭贞退"，此番入相恰逢宪宗锐意中兴，朝野皆谓得人。

其时藩镇跋扈，朝廷财用匮乏。郑馀庆甫一拜相，便奏请"内外官俸钱及手力课等，据额先给五十千，余差给虚估匹段"（《唐会要·卷九十一》），以缓解度支困窘。此举虽招致"物议非之"（《册府元龟·卷三百八》），然《新唐书》称其"凡朝廷有制度，馀庆必参议"，足见宪宗对其倚重之深。

尤为史家称道者，乃其主持删定《元和格后敕》。据《旧唐书·宪宗纪》记载，元和二年（807年）七月，"宰相郑馀庆等奏请择刑名家删定开元格后敕"，遂与许孟容等编成三十卷。白居易在《郑馀庆等奏议》中盛赞："删定之司，诚资要重。"此律典后成为唐后期重要法典，宋敏求《唐大诏令集》犹存其《行元和格敕诏》。

然其相业未久，元和四年（809年）因论事激切触怒宪宗，《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载："馀庆与皇甫镈争论上前，语颇切直。"遂罢为太子宾客。虽相位仅三载，然《全唐文》收录其《请抽京外官俸料修尚书省奏》等十二篇奏议，足见其"明练典章"（《新唐书·郑馀庆传》）之才。

因事罢相，贬为太子宾客

元和九年（814年）冬，长安城朔风凛冽，大明宫檐角的铜铃在寒风中铮铮作响。时任宰相郑馀庆突遭贬黜，《旧唐书·宪宗本纪》以冷峻笔墨记载："十二月戊辰，太子少傅郑馀庆为太子宾客。"这看似寻常的人事调动背后，实则是宰相之尊骤降三阶的严厉惩处。

事起于当年十月岭南节度使马总迁任刑部侍郎的特殊任命。《册府元龟·铨选部》详载其由："馀庆以马总文吏，素无刑狱之能，乃奏请改授兵部侍郎。"这位以"清俭有器识"著称的宰相（《新唐书》本传语），在人事安排上坚持己见，却触动了宪宗敏感的神经。时值淮西战事吃紧，皇帝正着力整顿官僚系统，《资治通鉴》称"上性刚愎"，郑馀庆的谏言恰成逆鳞之举。

更致命的是郑馀庆与宦官集团的微妙关系。据《唐会要·宰相》条载，彼时枢密使梁守谦掌权，"馀庆每抑其请托"。当宰相府驳回宦官推荐的岭南监军人选时，这场权力博弈终至决裂。唐人李肇《国史补》记载："梁守谦怒其拘滞，谮于上前。"宦官的中伤如同淬毒的匕首，使宪宗对这位历仕四朝的老臣产生猜忌。

贬谪诏书下达当日，政事堂的鎏金铜壶滴漏似乎格外迟缓。《唐大诏令集》卷五十六保存着这道充满机锋的制书："俾从宾友之列，用适优闲之宜。"看似温婉的措辞下，是将其排除出决策核心的冷酷现实。太子宾客虽为从三品，实为闲职，《通典·职官典》谓之"掌侍从规谏，无具体职事"，与其先前"总百官，治万事"的宰相权柄（《新唐书·百官志》语）不啻霄壤。

郑馀庆离任时的举动却彰显士大夫风骨。《因话录》载其"尽封府库文书，题署分明而后去"，这种严谨作风与其《新唐书》本传所称"居官始终无訾缺"的形象高度吻合。在随后担任国子祭酒期间，他主持制定《大唐新修公卿家谱》二十卷（见《玉海·艺文》），以文化建树实现了政治失意后的精神超越。这场贬谪风波，终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为"清俭贞亮"（《旧唐书》赞语）的人格注脚。

唐宪宗时，再次拜相

元和六年（811年）春，长安城柳色新绿之际，六十五岁的郑馀庆再度步入中书政事堂。《旧唐书》载其"以检校兵部尚书守太子少傅，复判太常卿事"，此番拜相实为宪宗平衡朝局之妙手。时李吉甫、李绛二相争锋，宪宗思得老成持重者调和鼎鼐，《资治通鉴》记"上以馀庆谙练典故，以长者称于朝"，遂有是命。

郑相此番秉政，首重典章修复。据《唐会要》记载，其奏请"详定《元和格后敕》六十卷"，将自贞元以来纷繁敕令系统整理。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盛赞此举："郑公领铨衡，章程复振，如晴霞之破阴霭。"尤重礼制重建，针对安史之乱后太常礼乐散佚，《新唐书·艺文志》载其"集开元以后礼文损益为《书仪》二卷"，使朝廷仪制重归贞观旧观。

然其执政最著者，莫过于元和七年（812年）主持删定《贞元定格后敕》。白居易时任翰林学士，在《论左降独孤朗等状》中提及："近者郑馀庆等重详定刑狱，尽去烦苛。"《旧唐书·刑法志》详载其"削去疏谬者十一条，增补阙遗者百八十七条"，使律令条文"简而易从"。时人刘禹锡在《上门下裴相公启》中以"法悬象魏，人知不犯"誉之。

这位三朝元老尤擅以俭德化人。《唐国史补》记其"每朝会，衣冠故敝"，竟引发御史弹劾。宪宗笑谓左右："朕闻馀庆一餐之费，不过三镮。"其家宴客故事更见《太平广记》引《卢氏杂说》：厨吏误将"烂蒸去毛"理解为蒸葫芦，郑公不以为忤，反笑称"此亦有益于俭德"。此事虽涉谐趣，却暗合《新唐书》本传"清俭率素"之评。

然相位未久，元和八年（813年）即因奏议京兆尹元义方事遭贬。《册府元龟》卷三一七载："馀庆以义方奸佞，执奏不可，忤旨罢为太子宾客。"其去位时，韩愈在《上郑相公启》中慨叹："阁下愍恻穷困，拯溺救焚。"此后虽再领国子祭酒整顿学政，终未能重返中枢。李肇《翰林志》记其晚年"每谓后进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吾昔叨居，实惭旷职'"，谦光自抑之态，令人想见其风仪。

任尚书左仆射

贞元十四年（798年）春，长安城柳色新裁，郑馀庆以吏部侍郎之职加平章事，始登相位。及至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宪宗新即位，锐意中兴，遂擢馀庆为尚书左仆射。《旧唐书·宪宗纪》载："以检校兵部尚书、东都留守郑馀庆为尚书左仆射"，时人谓之"清俭端士，再秉国钧"。

其任仆射时，正值朝廷用度匮乏。《唐会要》卷五十九记其举措："馀庆奏请抽文官俸料及科钱，以充京官课料"，此举虽引群僚微词，然《新唐书》赞其"以济时艰，不避怨谤"。他更整顿吏治，《册府元龟》卷三百一十七称其"严核百司吏员，裁汰冗散"，使尚书省"案牍清明，效率倍蓰"。

元和三年（808年），馀庆兼判国子祭酒。《南部新书》甲卷载其故事："时学舍颓圮，生徒殆散。馀庆率文官捐俸修庠序，自出俸钱三十万助用。"生徒感其德，立"郑公碑"于太学。其年冬宴群僚，《唐语林》卷六记其轶事："厨吏误以粟粥进馔，众欲斥之。馀庆举箸先尝曰：'此粟乃农人血汗，诸公岂可轻贱？'满座肃然。"

然其刚正亦招忌恨。元和四年（809年），因谏止宦官典兵，触怒枢密使刘光琦。《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八载："光琦谮于帝前，以为沮挠军务。九月，罢为太子少傅。"白居易时任左拾遗，于《论郑馀庆除太子少傅疏》中力谏："馀庆国之耆德，陛下岂宜以细故弃股肱？"然未获采纳。

史家评骘其任仆射政绩，《旧唐书》本传谓："虽居端揆，家无余财。典选之日，选人竟投珍玩，悉却之。"柳宗元在《先友记》中忆其风范："郑公居庙堂，如寒素士。每见胥吏抱牍，必亲为指授，虽夜分不倦。"李肇《国史补》更记长安民谣："郑仆射，清如水，不饮吴姬一滴酒。"

馀庆去职后，尚书省旧吏尝于曲江亭置酒饯别。亭吏见其箱箧萧然，唯置《论语》《汉书》各一部，遂叹曰："此真仆射风采也！"（见《因话录》卷二）其任相虽仅三载，然《新唐书》以"贞元之风，尚存郑氏"作评，足见其以清俭立朝，树一代典范。

任山南西道节度使

贞元十四年（798年）春，郑馀庆以检校兵部尚书衔出镇山南西道。当是时，藩镇跋扈，朝廷威令不行，而山南西道"地接畿辅，控扼巴蜀"，实为唐室西南屏障。《旧唐书·郑馀庆传》载其"以清俭自律，府库充实"，甫至兴元府，即整顿军备，《册府元龟》卷六七三记其"简练士卒，缮修器械"，使"军政肃然"。

会吴少诚叛于淮西，诸道兵讨之不利。馀庆虽处后方，然《新唐书》卷一六五称其"转粟馈军，前后相属"。时值关中大饥，德宗诏令山南西道供粮，韩愈《河南少尹裴君墓志铭》述及"郑公节度山南西道，奏君为判官，括囊粟于境内，得十万斛"，足见其筹粮之功。《唐会要》卷八四更详载其改革漕运："自嘉陵江达于京师，岁省运费数十万缗"。

在镇期间，馀庆尤重文教。《全唐文》卷五四五收其《请修驿路疏》，建言"自褒城至剑门，立驿馆，植松柏"，此事《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亦有印证。又据《唐语林》卷三载，其于兴元府设学馆，"延名儒讲经，士子负笈而至者数百"。刘禹锡《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赞曰："郑公之政，文武兼资，惠训不倦"。

然其治绩最著者，莫过于处置羌乱。《资治通鉴》卷二三五贞元十五年条载："西山羌寇松州，馀庆遣将击却之，遂立烽堠百八十所。"《文苑英华》卷八七〇符载《山南西道节度使厅壁记》详述其"筑城戍，开屯田"之策，使"羌戎屏迹，边人得息肩"。司马光特笔称"馀庆镇山南，西蕃不敢犯塞"。

及永贞元年（805年）召还，百姓遮道请留，《册府元龟》卷六七一记"献万民伞者不绝于途"。吕温《代郑相公谢赐金石凌表》中"臣在山南，粗立微效"之语，恰为此段功业作一谦注。后世史官论曰："唐世文臣镇边，若韦皋在西川，郑馀庆在山南，皆能折冲御侮，可谓社稷之臣矣"（《十七史商榷》卷八九）。

封荥阳郡公

贞元十四年（798年）春，长安城柳色新新之际，一道金泥紫诰自大明宫飞出，中书舍人挥毫的墨迹犹带松烟香："门下，尚书左丞郑馀庆，器识宏达，风规峻整......可封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唐大诏令集·卷六十二》）这份制书经门下省副署时，侍中崔造的目光在"荥阳"二字上稍作停留——这个自汉魏以来便是中原望郡的封号，此刻正映照着郑氏家族与这片土地的千年因缘。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郑馀庆所属的"北祖郑氏"正是荥阳土著，其七世祖郑晔在北魏时已称"荥阳开封人"。当朱砂印文落在绢帛上的刹那，这位以"清俭有重德"（《旧唐书·郑馀庆传》）著称的名臣，竟在尚书省值房里对着制书长揖及地。幕僚见而怪之，郑馀庆正色道："非拜君恩，乃谢先太保遗泽。"原来其曾祖郑善果在隋时便获封荥阳郡公，此番袭封，恰似历史轮回。

封爵大典在太极殿西序举行，太常寺少卿持节授册时，郑馀庆腰间玉带忽然坠地。《唐六典·礼部》规定"亲王九章，郡公七章"，他这新制的七旒冕冠在晨光中微微颤动。监礼官发现这位新任郡公的礼服竟暗藏玄机——紫绫袍下衬着的仍是寻常白纱中单，与《通典·礼典》记载的"郡公服色"颇有出入。后来德宗闻之，笑谓左右："郑卿家风，一冠三十年犹不忍弃，况乃旧裳乎？"（《唐语林·德行》）

食邑文书送达郑州时，刺史特查《元和郡县图志》，发现实封户数竟比制书所言多出三百。原来郑馀庆将荥泽、原武两县的封户尽数划归府库，仅留河阴一县之赋。《文苑英华》卷四百二十收其奏章云："臣祖茔在汴，先祠在郑，愿以所食供粢盛。"这种将封邑收入用于宗族祭祀的做法，在《唐会要·卷四十五》中被誉为"当代懿范"。

暮春的曲江宴上，新晋郡公的席案独缺时令鲥鱼。当同僚们举着鎏金酒樽吟诵"荥阳弈叶承华"（《全唐诗》卷三百四十六）时，郑馀庆正以竹箸轻叩粗瓷碗，与寒素出身的监察御史讨论《礼记注疏》。月光浸透他腰间银章青绶，那方刻着"荥阳郡开国公印"的龟钮金印，在《唐摭言》的记载中竟"未尝钤于私牍"。

唐穆宗时，以太子少师致仕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唐穆宗初登大宝之际，年逾古稀的郑馀庆以"太子少师"之衔致仕归第。《旧唐书·穆宗纪》载："壬申，以太子少师郑馀庆为左仆射致仕"，这一纸诏书，为这位历经德、顺、宪、穆四朝的老臣画上了仕途的终章。

其时长安城春雪初霁，郑公府邸的紫藤正攀着朱栏。据《唐会要》卷六七记载，穆宗特赐"全俸致仕"，并加"左仆射"荣衔，此乃唐代致仕官中的殊遇。《册府元龟》卷八九九详载其制书："以尔夙夜在公，始终无玷，可依前太子少师、兼检校司空致仕，仍给全禄。"这般礼遇，实因其"清俭有大臣体"（《新唐书·郑馀庆传》），昔年主政时"俸钱皆周亲旧"（《唐语林》卷三），门生故吏遍朝野。

致仕仪式依《开元礼》而行，《通典》卷三五载三品以上致仕者"朝参班位在本品见任之上"。当郑公着紫袍、佩金鱼，于含元殿行再拜之礼时，穆宗亲赐鸠杖玉带，《文苑英华》卷四〇六存有诏书残篇："俾悬车而告老，庶保颐以延龄。"白居易时任中书舍人，其《郑馀庆太子少师制》中"以端重镇雅俗，以俭德耀缙绅"之语，恰为此老一生写照。

归第后的郑公仍领修撰《宪宗实录》之职，《唐会要》卷六四记其"虽致仕，朝廷有大事，必就第咨访"。每岁元日、冬至，其宅前总停满朱轮，《南部新书》戊卷载："致仕官门施戟者，唯馀庆与杜佑。"直至长庆三年（823年）薨逝，这位"四朝耆老"（《全唐文》卷五八六柳宗元语）始终保持着"食不过盐酪，衣不熏香"（《唐国史补》卷中）的素朴作风，恰如《因话录》卷二所评："郑公家法，世称清德。"

郑馀庆去世

元和十五年冬月，长安城铅云低垂。尚书左仆射郑馀庆卧于崇仁里宅邸，药香与墨香交织在垂落的素帐间。《旧唐书》载其"寝疾累月"，而此刻窗外的枯枝正轻叩着窗棂，仿佛在应和这位四朝老臣微弱的呼吸。

案头未竟的《天祐殿起居注》草稿尚带墨痕，据《唐会要》记载，这位曾主持《贞元实录》修撰的贤相，临终前仍命人诵读《顺宗实录》校正条目。侍御史元稹在祭文中追忆："公之将薨，犹命子弟执笔，录朝廷要事若平日。"烛影摇红间，这位历经德宗至穆宗四朝的政治家，面容竟浮现出释然之色——或许是想起了贞元年间与陆贽共议盐铁税制的激辩，抑或是元和初年整顿科举的旧事。

是夜寅时三刻，更漏声碎。《册府元龟》卷三百三十七记载："馀庆薨，年七十五，废朝三日。"穆宗闻讯辍朝，诏赠太保，谥曰贞。刘禹锡在《唐故尚书左仆射赠司空郑公神道碑》中描绘发丧场景："百僚会哭于道，白衣冠送者弥望。"出殡之日，长安士庶争睹素车白马，有老妪指柩而泣："郑相减俸济饥时，活我阖门。"

《新唐书·郑馀庆传》特别记载其遗命："殓以时服，毋废公务。"当灵柩途经皇城朱雀门时，尚书省诸曹郎官竟不约而同肃立廊下——这位于《因话录》中被赞为"清俭有重德"的老臣，最终以三品官的简朴仪制归于黄土。元稹祭文中的"薨露晨晞，清霜夜零"八字，恰似为这场寒日葬礼写下注脚。

其子郑瀚在整理遗物时，于檀木箱底发现贞元十二年任中书舍人时的青袍，补丁处针脚细密如列星。《唐语林》记此细节时特别强调："虽历相位，家无余财。"而此刻西市胡商传来的驼铃声，正与终南山隐约的钟声交融，为这位"守文持正"（《资治通鉴》评语）的贤相奏响最后的安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