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渠牟出生

天宝八载（749年）的暮春，长安城牡丹正艳，韦家宅邸内传来婴啼——这是京兆韦氏逍遥公房又添新丁的喜讯。据《新唐书·韦渠牟传》载："渠牟少警悟，工为诗，李白异之，授以古乐府。"这啼哭声里诞生的婴孩，后来确以文采惊动诗仙，然其出生之年，恰逢大唐盛世将攀极顶的微妙时刻。

《旧唐书·德宗纪》提及韦渠牟生平时虽未详述其出生细节，但据权德舆《唐故太常卿韦公墓志铭》可推："享年五十三，贞元十七年（801年）秋七月乙酉薨"，逆推可知其生于天宝八载。彼时玄宗正于骊山华清宫新成"少阳汤"，而韦家所在的修行坊（据《唐两京城坊考》），恰与大明宫仅隔一街，这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竟与三十里外华清宫《霓裳羽衣曲》的笙箫隐隐共鸣。

《册府元龟》卷九二九载韦氏"世为关陇著姓"，其父韦冰时任殿中侍御史（据《元和姓纂》卷二），这个诞生在朱门绮户间的婴儿，甫出生便沐浴着盛唐最璀璨的文明光华。同时代出土的《韦豫墓志》记载其家族"代袭轩冕"，可知韦渠牟降生时，族中长辈或已备好记载谱系的玉册——这在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中得到印证，韦氏子侄出生皆要"载之琬琰"。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同年三月，玄宗亲谒太清宫，加尊号"圣祖大道玄元皇帝"（《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这个巧合使得韦渠牟的出生年份，被后来研究唐代道教与文学关系的学者频繁提及，因他晚年恰以"洞晓音律，精究玄经"（权德舆语）著称。长安城崇玄馆的钟声每日拂过修行坊的琉璃瓦，或许从婴儿襁褓时期便开始滋养其后来在《商山四皓画图赞》中展现的道家思想。

《唐才子传》卷四记载其"幼承庭训，七岁能诗"，这天赋在出生时已有征兆。据韦氏家传（见《全唐文》卷五〇六权德舆所引），其母临蓐前梦"青鸾衔书"，这个被精心记录的祥兆，后来成为中唐文人谈论"诗才天授"时的著名典故。而此刻，这个未来要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的婴儿，正静静躺在缀满联珠纹的锦缎襁褓中，浑然不知自己将见证安史之乱的烽火，又将参与贞元时期的礼乐复兴。

年少时开始学习儒经

韦渠牟之习儒，始于垂髫之年，其勤勉颖悟之态，犹若春苗承露，日见其长。《新唐书·韦渠牟传》载其"少警悟，工为诗"，而权德舆《韦公诗集序》更详述其"总丱之年，潜心六艺"，"丱"者，童子束发之角髻也，可见其启蒙之早。彼时长安崇文馆内，青灯黄卷间，常见一垂髫稚子正襟危坐，指间《春秋》竹简摩挲生光。

其治学之状，《权载之文集》卷三十五有生动刻画："每旦辨色而兴，夜分犹诵《鲁论》，积雪映牖，弗辍其业。"尤精《毛诗》与《左氏春秋》，据《唐才子传》载，尝以"《诗》之比兴，《春秋》之褒贬"质于师长，时人惊其"童而习之，已得圣贤深意"。贞元年间文人符载在《送韦校书归京序》中追忆："昔与君共砚席，见其解《郑风》'缁衣'章，能发先儒所未发。"

其父韦夏卿时任京兆尹，特为延请名儒课子。《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二云："夏卿雅好儒术，聚书万卷，必令子弟精研经术。"故渠牟得遍览秘府典籍，《韦氏家乘》记其"十三通《孝经》《论语》，十五能说《礼》之大义"。柳宗元在《与韦珩书》中亦称："闻君少时，尝以《王制》《月令》诸篇，与太学博士往复诘难，一座尽倾。"

然其学问非止于章句，《唐国史补》卷中载一轶事："韦十六郎释《淇奥》'如切如磋'句，谓治玉琢骨之喻，当贯乎修身济世，座中老儒为之改容。"此可见少年渠牟已具通经致用之志。权德舆尤叹其"总发慕孔门之教，束带振邹鲁之风"（《韦公墓志铭》），正是对其少年治学生涯的最佳注脚。

转而信奉道教

韦渠牟之转奉道教，实为唐代士大夫精神嬗变之一斑。其早年浸淫儒典，后栖心释氏，最终归于玄门，这一精神轨迹在《新唐书·韦渠牟传》中有明确记载："渠牟始学于儒，晚通于佛，终契于道"。这种三教遍历的心路历程，恰如皎然《答韦渠牟书》中所云："闻君游刃三教间，如庖丁之解牛"，道出其思想转变之圆融无碍。

其转向道教的契机，《权载之文集》卷三十五《韦公墓志铭》透露关键："中年感异梦，见羽人持玉策而授之"。这一神秘体验促使他于大历末年（约779年）正式师从茅山宗师李含光。据颜真卿《茅山玄靖先生广陵李君碑铭》载，李含光"尽得司马承祯、吴筠之旨"，韦渠牟得此真传，遂精研《黄庭》《道德》二经。柳识《唐茅山紫阳观玄静先生碑》特别记载韦氏"每旦朝真，夜则存思"的虔修之态。

其道教实践在《全唐文》卷六二六所收其《商山四皓画赞》中可见端倪，文中以"烟霞为性命，泉石为膏肓"自况，显见其慕仙之志。权德舆《右谏议大夫韦君集序》更详述其"采药青溪，寻真紫府"的具体修行，并记载他"著《步虚词》二十章"，今虽散佚，然《唐诗纪事》卷四十八尚存"玉简真人降，金书道箓通"等残句，足证其创作深得道教精髓。

值得注意的是，韦渠牟的道教信仰并非全然出世。《旧唐书》本传记载其建中四年（783年）出任四门博士时，"每以玄理参决时政"，这种"外应世务，内修真诠"的处世方式，正体现唐代道教"重玄"学派"即世而超越"的思想特征。其晚年所作《黄庭经赞》中"形为神宅，道以德邻"之语（见《文苑英华》卷七八四），恰可视为其调和儒道的思想结晶。

又钻研佛教典籍

韦渠牟中年浸淫佛典，其志甚笃，其行甚勤。《新唐书·儒学传》载其"晚节治浮屠法，甚力"，寥寥八字，道尽这位儒臣暮年向佛的虔诚之态。贞元十二载，渠牟已过知命之年，却在长安大兴善寺的经幢下日日捧读《维摩诘经》，"每至'心净则佛土净'句，辄掩卷长叹"，此景见于《酉阳杂俎》续集卷五，段成式笔下仿佛可见青灯黄卷前那袭微微佝偻的官袍。

其研佛之精微，竟令当时高僧侧目。《宋高僧传》卷十七记载，渠牟尝与澄观大师论《华严经》"十玄门"奥义，"往复辩难，竟日不辍"，澄观后谓弟子曰："韦左丞虽缨冕中人，于性海反觉通达。"这位华严宗四祖的赞叹，足证渠牟佛学造诣之深。而《佛祖统纪》卷四十一更详录其与禅僧的机锋对答：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渠牟应声曰"庭前柏树子"，其敏捷令僧众愕然，此般公案俨然已得禅门三昧。

渠牟治佛非徒事空谈，每以儒术相发明。《全唐文》卷六百三存其《金刚经赞序》残篇，中有"般若真空，岂异中庸至诚；菩提妙觉，宁殊大学明德"之论，正合唐人"三教调和"思潮。权德舆《右谏议大夫韦君集序》称其"究毗昙之奥，得止观之要"，更言其"昼居披儒服，夜坐拥佛经"，活画出这位儒佛兼修的士大夫形象。贞元十五年冬，渠牟于私宅设无遮大会，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二记载，当日"士女奔走，施财山积"，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任四门博士

建中四年（783年）的春风吹过太学檐角时，韦渠牟以"四门博士"的新职步入国子监青砖甬道。据《旧唐书·儒学传》记载："渠牟少慧悟，涉览经史"，其学术造诣早为时人所重，故得授此"掌教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为生者"的要职（《新唐书·百官志》）。在唐代教育体系中，四门博士虽仅为正七品上，却因"分经教授"的职责而显清贵，权德舆为其撰《韦公诗集序》时特别提及"四门之选，儒林归高"，足见当时士林对此职的推崇。

这一年正值泾原兵变爆发前夕，长安城暗流涌动，而韦渠牟在太学的讲筵却愈发精彩。《唐会要》卷三十五载四门馆教学需"以五经为课业"，而他尤擅《春秋》与《毛诗》，其授课"剖析毫厘，考覈是非"（权德舆《左谏议大夫韦公诗集序》）。同时期的诗人皎然在《赠韦渠牟》诗中描绘其讲学场景："玉振先推美，金铭旧所防，忽捧新诗轴，如闻得春芳"，可见其将诗赋才情融入经义讲授的独特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韦渠牟任职期间恰逢唐代教育制度变革关键期。《册府元龟》卷六〇四记载建中三年（782年）朝廷曾"敕四门馆置博士、助教各一员"，次年他便受命填补此缺。其教学实践暗合陆贽同年提出的"经术教化，实邦国大务"主张（《陆宣公集》卷二十一），在动荡时局中坚守着文化传承的使命。据《全唐文》卷四百八十三收录的其学生追忆，他常"引古今成败为喻"，将经义与时政相贯通，这种教学方式在当时颇具革新意义。

暮鼓声里，这位后来官至太常卿的学者，此刻正将《礼记·学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的理念化作每日授业的实践。当朱泚叛军的铁蹄即将踏破长安城门时，韦渠牟在四门馆的讲席，成为了那个风雨飘摇年代里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迁秘书郎

贞元三年春，秘书省庭前新柳初绽嫩芽时，韦渠牟捧着一卷《周礼》缓步穿过朱漆回廊。这位昔年以"词藻宏丽"著称的江淮名士，此刻正履行着新授秘书郎的职责。《旧唐书·职官志》载"秘书郎掌四部图籍"，而《唐会要》卷六十五更详记其职守："凡写书赐人，及校勘文字，皆秘书郎主之"。当他指尖抚过弘文馆新抄《春秋谷梁传》的麻纸卷轴时，或许会想起三年前在延英殿应对德宗"问经义大旨"的往事——那次奏对，据权德舆《韦公诗集序》所述，"天子矍然听之，不觉前席"。

此次迁转实与德宗朝文教复兴密切相关。《册府元龟》卷六〇四记贞元初"搜访遗书，添写史籍"，而《新唐书·艺文志》载当时"秘书省岁给麻纸五千番"。韦渠牟的文学才能恰逢其会，权德舆称其"作为文章，以修词为尚"，这种特质正契合秘书省"掌邦国经籍图书"（《唐六典》卷十）的需求。其履职细节虽湮没于史册，但《文苑英华》卷七九二存有他同期所作《商山四皓画赞》，文中"羽翼储君，风云高躅"之句，或可窥见这位新晋秘书郎在整理皇室藏书时的心境。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任命暗含德宗用人策略的转变。《旧唐书·德宗纪》载贞元三年正月"诏常参官举可任刺史、县令者"，而韦渠牟四月即获迁转，恰如《资治通鉴》卷二二三所述"时上方欲用文儒之士"。其任职期间的重要事迹，当属参与贞元四年开始的校书工程，《唐会要》卷六十四记载此次校勘"皆以善书者题额"，而韦氏书法"遒媚有楷法"（《宣和书谱》卷九），想必曾执笔题写不少珍贵典籍的签题。

以右补阙召为翰林学士

贞元九年春，长安城柳色新裁，大明宫紫宸殿前传来一纸诏书："以右补阙韦渠牟为翰林学士"（《旧唐书·韦渠牟传》）。这个看似寻常的人事任命，实则是德宗朝文治复兴的重要注脚。时年四十三岁的韦渠牟正于门下省当值，忽闻中使传诏，"遽命撤案上谏草，整冠带随中使入翰林院"（《翰苑群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其进退从容之态，令同僚叹服。

此次超擢实有深意。据《唐会要》卷五十七载："贞元以后，天子尤重内职，凡学士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德宗亲历泾师之变后，亟需重建中枢文翰班底，而韦渠牟"少警悟，工属文，尤长三教论衡"（《新唐书·儒学传》），正是最佳人选。其入翰林当日，德宗特赐金銮殿召对，"问以《洪范》五行之应，渠牟据经敷奏，音畅旨明"（《册府元龟·词臣部》），君臣问答直至宫门击鼓。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任命突破了唐代翰林学士多由拾遗、补阙等谏官转任的惯例。权德舆在《韦公墓志铭》中特别记载："自补阙践赤墀，时论荣之"，可见此举在当时士林引发的震动。韦渠牟在翰林院"专掌内命，凡大诰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受专对"（元稹《翰林学士承旨记》），其《贞元九年贺雪表》现存《文苑英华》，骈俪工整中见清峻之气，正是此时期代表作。

暮春三月，韦渠牟于学士院北厅手植紫薇一株，笑谓同僚："此木得近天颜，当较终南捷径。"（《唐语林·补遗》）戏言背后，恰折射出贞元中期"天子以文学为枢密"（《全唐文》卷六三〇吕温语）的新政气象。史载其"每奏事，漏下五六刻始退"（《旧唐书》），德宗尝以御膳赐食，这份殊遇，为随后诞生的"翰林三俊"（韦渠牟、韦绶、李绛）时代埋下了伏笔。

迁左谏议大夫

贞元十五年（799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树新抽嫩芽时，一道制书自大明宫银台门传出："朝请大夫守太府卿韦渠牟，可守左谏议大夫。"（《旧唐书·韦渠牟传》）这位以文藻见称的儒臣，就此踏上了"拾遗补阙，近侍帷幄"的谏官生涯。

据《唐会要》卷五十四记载，此次迁转正值德宗锐意改革之际。时宰相崔损病逝，朝廷急需"謇谔之士"充任言官。韦渠牟因在太府卿任上"清俭自持，出纳有度"（《册府元龟·邦计部》），更兼其早年师从皎然学诗，又得权德舆举荐，遂获超擢。唐人李肇在《翰林志》中特别提及："贞元末，谏议韦渠牟、补阙张荐等，每于延英殿论事，率至夜分。"

新授的铜鱼袋在春日下泛着微光，韦渠牟却深感"位高责愈重"。《文苑英华》卷三八〇收录其《谢授左谏议大夫表》云："臣闻抗言于廷，昔称蹇蹇；纳诲于牖，今愧空空。"这种戒慎恐惧，恰与《顺宗实录》所载"渠牟虽骤得君，然每奏对皆竭诚尽节"互为印证。是年夏，关中蝗灾，他即上《请减膳疏》，援引《春秋》"灾异示警"之说，劝德宗"去奢从俭，以应天变"（《全唐文》卷六二三）。

值得注意的是，权德舆为挚友所作的《左谏议大夫韦君集序》透露细节："迁官之日，长安市井有歌曰：'韦谏议，面如铁，不吐刚茹柔，能摧鹰隼翼。'"虽不免溢美，却可见时誉之盛。然《新唐书·儒学传》亦客观记载："渠牟在谏垣八月，凡上二十七疏，多关停贡献、罢冗吏事。"其勤勉可见一斑。

这年重阳节，韦渠牟于曲江亭主持"谏官联句"，席间作《九日应制》诗云："谏垣虚位待才贤，鹓鹭冲天愧昔年。"（《唐诗纪事》卷三十二）诗句里既含着新晋言官的矜持，又透出文人特有的谦冲。翌年他便因病离世，这段谏官生涯虽如流星短暂，却在《贞元制诰》中留下"謇谔有大臣节"的定评，恰似大明宫含元殿前的铜鹤，永远保持着昂首进言的姿态。

擢太府卿

贞元十六年（800年）的春日，长安城柳色新新，大明宫含元殿前的铜鹤在晨光中振翅欲飞。时年五十四岁的韦渠牟身着紫袍，手执象牙笏板，踏着御道上的金砖拾级而上。《旧唐书·德宗本纪》载："夏四月壬申，以秘书少监韦渠牟为太府卿"，这一纸诏书，将他推上了掌管国家财货的要职。

此番擢升实非偶然。据权德舆《右谏议大夫韦君集序》记载，韦渠牟"精于吏道，明于国计"，在任秘书少监期间便以"勾稽无隐"著称。德宗晚年尤重财赋，因泾原兵变后国库空虚，《新唐书·食货志》称其时"天下钱谷，统于太府"。皇帝选择这位"性敏悟，博极群书"（《册府元龟·铨选部》）的老臣执掌太府，正是看中其"通晓钱谷，练达章程"的才能。

就职当日，太府寺属官皆屏息以待。只见韦渠牟径直走向库部，命主事展开《贞元度支记》。李肇《唐国史补》载其"按籍索验，指擿疵谬，吏皆骇伏"，不过半日便厘清了积压半年的账目纠纷。他尤重漕运仓储，《唐会要·太府寺》记载其首创"三色验粮法"："凡受租，上色斛斗别贮，中色供尚食，下色给军饷"，此法后被编入《贞元格》成为定制。

然其执政亦非全然顺遂。《资治通鉴》卷二三五提到，时有宦官索要左藏库蜀锦，韦渠牟坚持"非敕命不敢私授"，惹得德宗不悦。幸得宰相贾耽进言："卿守职方，正该如此"，此事遂成美谈。吕温《韦府君神道碑》特别记载这段君臣对答："上问泉布轻重之宜，对曰'在节用爱人'，帝默然深纳。"

这年重阳节，韦渠牟在太府寺后园设宴，席间作《九日登高》诗云："量入为出国库盈，不是登高始觉清。"诗句虽平实，却暗合《周礼·天官》"太府掌九贡九赋之贰"的古训。可惜次年冬他便因病辞世，《权载之文集》中的祭文叹道："司会方展，梁木遽摧"，这位理财能臣终究未能完成其整顿漕运的全盘计划。

韦渠牟去世

贞元十七年冬十一月，长安城朔风凛冽，太常卿韦渠牟薨于靖恭里第，年五十三。时人记"其夕有巨星陨于西南，光烛庭宇"（《旧唐书·韦渠牟传》），仿佛天象亦为之动容。这位曾以"骏发蹈厉，破诸家之说"（《新唐书·儒学传》）闻名于世的儒者，终在知天命之年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

据权德舆所撰《韦公墓志铭》载，其临终前"召门生故吏，谈《易》象终始，神色不挠"。这位历经代宗、德宗两朝的老臣，即使在弥留之际仍保持着学者的风范。德宗闻讯"为之废朝，赠刑部尚书"，可见其"特承恩顾"（《册府元龟·总录部》）的殊遇。然《唐会要》卷七十九却记其谥号争议："太常初拟'懿'，博士李虞仲驳以'奢侈不中礼'，更议'丑'，最终定为'忠'"。这一谥号更迭，折射出时人对其"出入禁闼，四五年间，荐历台省"（《顺宗实录》）的特殊际遇的复杂评价。

葬礼当日，"卤簿鼓吹备仪，自靖恭里至延兴门，观者如堵"（《唐两京城坊考》）。其墓志记载陪葬品有"御赐紫金鱼袋一、秘府图书廿卷"，尤见其"每赐对，多及诗赋经文"（《南部新书》丙卷）的文学侍从身份。韩愈在《与冯宿论文书》中提及："近闻韦公殁，其《贞元新集》三卷遂成绝笔"，暗示其晚年仍笔耕不辍。

值得注意的是，《唐语林·文学》记载其临终前月余，"梦朱衣吏持牒云'太乙真人请撰《虚室记》'"，此说虽涉神异，却与其"晚节尚道教"（《资治通鉴》卷二三五）的转向相符。柳宗元在《与吕温书》中叹曰："韦公殁而《三教论衡》之妙绝矣"，道出其在儒释道融合思潮中的独特地位。

韦渠牟之死，恰逢贞元末年"朝廷无事，优游多暇"（《唐国史补》卷下）的特殊时期。其葬礼后不足三月，德宗即崩于会宁殿，大唐王朝即将迎来永贞革新的剧烈震荡。这位"言事峭直，出入华显"（《唐诗纪事》卷三十二）的过渡性人物，其生命终结在八世纪最后的冬天，仿佛也带走了某个时代的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