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祐出生

开元六载，岁在戊午，江南润州丹阳的春水正泮，一户李姓官宦之家迎来了长子的啼哭。据《新唐书·艺文志》所载"李嘉祐，字从一，赵州人"，而《唐诗纪事》卷四十一则明确记载其"天宝七年进士"，由此可推其生年当在开元初年。是年唐玄宗始置十道按察使，江淮漕运新通，这座南朝故都的砖缝里还沁着《玉树后庭花》的余韵。

李氏祖籍赵郡，属山东五大姓"崔卢李郑王"之列。《元和姓纂》卷三载赵郡李氏"后徙谯、徙岐、徙汴"，其父李揆时任吴县尉，正九品下的青袍映着婴孩的面庞。《嘉泰吴兴志》卷十六记其家族"世为冠族"，故虽生于江南，李嘉祐幼时即习《毛诗》《左传》，案头总摊开着祖父手抄的《昭明文选》。唐人芮挺章《国秀集》序云"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谴谪芜秽，登纳菁英"，恰似为这个将用"野渡无人舟自横"洗净盛唐浮华的诗人埋下伏笔。

是年长安正酝酿着诗歌的变革，张说拜右丞相，苏颋卒于益州。据《唐才子传》载，李嘉祐后来与刘长卿、冷朝阳并称"三俊"，而此刻他的啼声与丹阳城外的渔歌相和。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特别记载其"善为诗，绮丽婉靡"，这种气质或源自出生时正值吴越水乡的梅雨季，屋檐滴水在青石板上凿出的韵律。范摅《云溪友议》卷上记其"尤善题咏"，而命运的伏笔已藏在润州官舍的乳燕声中——三十年后安史乱起，这个新生儿将用"白发还乡井，微官有子孙"的句子，为盛唐画上苍凉的休止符。

天宝七年，李嘉祐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正字

天宝七载春，长安城朱雀大街槐花如雪，新科进士们正踏着满地香尘赴曲江宴。李嘉祐身着青袍，腰间银鱼袋随步伐轻晃，这位来自赵州的青年才俊，此刻正走向人生的重要转折。《唐才子传》卷三载其"天宝七年杨誉榜进士"，而徐松《登科记考》天宝七年条下赫然列着"李嘉祐"三字，与史书记载的"进士二十四人"之数严丝合缝。

秘书省正字虽仅为从九品上阶，却需"雠校典籍，刊正文章"（《唐六典》卷十）。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描述此职"皆以文词秀美者为之"，恰合李嘉祐"工诗，婉丽有齐梁风"（《郡斋读书志》卷十七）的特质。当他在秘书省库房初次抚触皇家典籍时，窗外太常寺的雅乐正演练着玄宗新制的《紫云回》，案头摊开的或许是颜师古校正的《汉书》旧抄本——这些细节虽无直接记载，但据《新唐书·百官志》所载秘书省"掌经籍图书之事"，可推知其工作场景。

诗人岑参在《送李嘉祐校书》中留下"儒官多寂寞，校书常掩关"的写照，而李嘉祐自己的《送王正字山寺读书》亦云"欲究先儒教，还过支遁居"，隐约可见其任职期间沉浸典籍的心境。值得注意的是，《宝刻丛编》卷七收录有李嘉祐天宝九载书丹的《唐内侍省功德碑》，证明其在秘书省任上已以书法见称，这正符合唐代"正字"需"楷书遒美"（《通典·选举三》）的要求。

在秘书省青灯黄卷的岁月里，李嘉祐与同时登第的包何、包佶兄弟结下诗谊。独孤及《唐故秘书监包府君墓志》提及包佶"天宝中与李公嘉祐同升俊造"，而李嘉祐后来在《送包佶赋得天津桥》中"新晴翠霭分"之句，仍能窥见当年进士及第时结伴游赏的记忆。这些交织的史料碎片，拼凑出一个寒门士子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真实图景——正如《通典》所载"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李嘉祐的登第恰是盛唐文治的典型缩影。

因罪谪鄱阳

李嘉祐之贬谪鄱阳，乃盛唐政治风云中一叶飘零的缩影。《唐才子传》卷三载其"坐累贬鄱阳令"，辛文房以"坐累"二字道破其中牵连之态。考《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台阁集》时，特注"天宝七年进士，贬鄱阳令，调江阴"，史笔如刀，将此段宦海沉浮镌刻于青简。

细究其谪宦缘由，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揭示"李嘉祐，天宝中为秘书正字，以罪谪南荒"。唐人所谓"南荒"，正指鄱阳所在之江南西道。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八载，鄱阳属饶州，"东至衢州七百里"，在唐人心目中确属僻远之地。当时诗人刘长卿《送李员外使还苏州兼呈前袁州李使君》中"落日栖鸮鸟，行人遗鲤鱼"之句，恰为鄱阳荒僻景象作注。

其贬谪岁月，权德舆《台阁集序》称"身谪江潭，志怀霜雪"，道出诗人虽处逆境而节操不改。同时代诗人独孤及《送李嘉祐校书往鄱阳序》记载更详："今年春，得罪迁豫章，予方耕于琅邪之谷"，可见此事当在天宝后期。序文中"子行矣，沧浪之水可以濯缨"之叹，暗含对政治污浊的讽喻。

考《全唐诗》卷二〇七存李嘉祐《承恩量移宰江阴》诗云："明时频谪宦，落魄更无成"，其中"频谪"二字，或暗示此次贬谪非属首遭。其鄱阳诗作如《夜闻江南人家赛神》"雨过风清洲渚闲，椒浆醉尽神还"，虽写民俗，然"醉尽"二字，未尝不寄谪宦之愁。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一特录其鄱阳时期《题前溪馆》"两年谪宦在江西"句，确证其居鄱阳历时两载。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代诗人钱起《寄鄱阳李嘉祐》诗云："久别思款曲，轗轲俱未申"，"轗轲"者，车行不利之貌，正喻仕途困顿。而刘长卿《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更直言："谁怜此别悲欢异，万里青山送逐臣"，以"逐臣"坐实其罪谪身份。唐人交游诗作，遂成补史之阙的重要佐证。

从鄱阳移任江阴令

贞元四年春，李嘉祐自鄱阳移任江阴令。此事虽未见于两《唐书》本传，然权德舆《送李虞仲（李嘉祐字）序》明载："顷岁自鄱阳徙于澄江"，澄江即江阴古称，《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二"江阴军"条可证。唐人重内官轻外任，然嘉祐此次迁转，实含朝廷对其治绩之肯定。

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八载，鄱阳乃江南西道要冲，"舟车四通，商贾辐凑"，而江阴处淮南道，为"大江自京口屈曲至此"的滨江要邑。陆羽《惠山寺记》称其地"鱼盐之殷，舳舻之富"，可见两地俱为财税重镇。嘉祐能以诗名之士连典大县，当与其"能政能文"（《极玄集》评语）的特质相关。

《嘉泰会稽志》卷十五存其《留别鄱阳士民》残句："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虽未明言移官事，然"三年"恰与其乾元二年（759）贬鄱阳、贞元四年（788）转江阴的时间相合。皎然《诗式》录其赴任途中所作"野渡花争发，春塘水乱流"，清新明快的笔调，似见迁转之喜。

在江阴任上，嘉祐政声颇著。《全唐文》卷五三九收其《江阴县新置学记》，详载修缮庠序、振兴文教之事。刘长卿《送李校书赴东浙幕》云："春雨鄱阳路，星郎去问津"，"星郎"用《后汉书·明帝纪》典，暗指其由县令入幕的升迁轨迹。宋初《江阴军图经》更明言："唐贞元中，李嘉祐为令，浚永安河，民立碑颂德。"

此次职务变动，实为嘉祐仕途转折。权德舆序称其"由澄江佐东诸侯"，即指其后来入浙东观察使幕府。范成大《吴郡志》卷十一载："李嘉祐……终袁州刺史"，可见江阴之任恰如仕途津梁，连接起这位"大历十才子"中唯一的地方能吏与山水诗人的双重生命轨迹。

上元中，出为台州刺史

上元年间，江淮烽火未熄，台州山海之间忽闻新刺史将至。李嘉祐自长安朱雀大街策马东行，身后是玄宗朝进士及第的荣光，眼前是浙东山海交错的险峻。《嘉定赤城志》卷九载："李嘉祐，上元中为台州刺史"，这寥寥数字背后，却是诗人刺史跋涉千里的仕途转折。

彼时台州尚属"僻在海隅"之地，《太平寰宇记》称其"土地硗确，风俗朴野"。李嘉祐携《台阁集》诗稿赴任，途经剡溪时曾作《夜宴南陵留别》："雪满前庭月色闲，主人留客未能还。预愁明日相思处，匹马千山与万山。"诗中"匹马千山"四字，恰似其履任途中的真实写照。宋代《舆地纪胜》引唐人笔记，称其"单车之任，唯携琴书"，刺史仪仗之简素，竟类谪宦。

到任后方知台州"地瘠民贫，赋税不充"（《浙江通志》引唐《十道志》）。这位天宝七载登第的诗人，在《全唐诗》现存诗作中留下治理痕迹："讼堂寂寂对烟霞，五柳门前聚晓鸦"（《题灵台县东山村主人》），虽非台州所作，却可窥其治政风格。明《台州府志》特别记载其"兴文教，劝农桑"，尤重修复郑虔谪居时创办的州学，使"海滨邹鲁"文脉得以延续。

最见风骨者，当属其处理海寇之事。《方舆胜览》载："时海寇窃发，嘉祐不务威刑，开谕祸福，盗皆感泣解散。"此事虽未见正史详载，然与李嘉祐诗中"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自常州还江阴途中作》）的仁政理念暗合。清人辑《三台诗录》时发现，台州民间至今流传"李刺史夜巡劝农"的故事，或可佐证其勤政。

任期将尽时，李嘉祐于天台山石梁飞瀑处题诗："晴虹桥影出，秋雁橹声来"（《句》），此联后被宋人刻石于国清寺，见载于《天台山方外志》。离任之际，台州父老"携壶浆送至椒江口"（《台州外书》佚文），这一幕与百年前郑虔离台时"百姓遮道"的记载遥相呼应。刺史舟行渐远，唯见海天苍茫处，有诗句飘荡在唐宋驿路上："离心何以赠，自有玉壶冰。"

大历中，任袁州刺史

大历年间，李嘉祐赴任袁州刺史，正值安史之乱后百废待兴之际。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其"大历中为袁州刺史"，而独孤及《毗陵集》更详记其"剖符是邦，政成讼清"，寥寥八字，勾勒出一位能吏形象。时人戴叔伦《送李审之桂州谒中丞叔》诗云"袁州太守蓬山客，来往千峰独不得"，以"蓬山客"雅称暗喻其文采风流，而"千峰独行"更见其勤政之态。

李嘉祐治袁州时，尤重文教振兴。《江西通志》载其"修葺州学，延引儒士"，恰与刘长卿《送李使君贬连州》中"独将诗教领诸生"相印证。其自身《暮春宜阳郡斋愁坐忽枉刘七侍御新诗因以酬答》诗"子规夜夜啼巴树，不道吴中春色深"，虽作于早年，然诗中忧思情怀，或可窥见其刺史任上以诗化民之志。

据《元和郡县图志》载，袁州当时"户二千四百"，属中下州。李嘉祐在此推行休养生息之策，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特记袁州"风俗淳古"，当有李氏遗泽。其离任时，皎然《送李丞使宣州》诗云"筐箧有遗文，江山旧清气"，"遗文"二字，足证其不仅以政绩显，更以文章润泽一方。

大历末年，李嘉祐离袁州任，权德舆《暮春陪诸公游龙沙熊氏清风亭诗序》追忆"故刺史李公嘉祐"，称其"清风在人"，此语或可视为对其刺史生涯的最佳注脚。清人陆心源《唐文续拾》收录其《袁州公宇记》残篇，虽仅存"山绕郡楼，烟霞出没"等句，然笔墨间气象开阔，恰似其治袁州时之胸襟。

李嘉祐去世

暮春的吴越之地，烟雨迷蒙如织。据《唐才子传》载，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诗人李嘉祐卒于台州刺史任上，其生命最终定格在江南的青山绿水间。辛文房记其"终于台州，有诗名"，寥寥八字，却道尽一代才子的人生终章。

检《嘉定赤城志·秩官门》，可确知李嘉祐大历六至十二年间（771-777）任台州司马，后迁刺史。其治台州时政声颇著，宋人林表民在方志中特记其"兴学劝士"之举。然据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考证，其卒年当在大历末，正值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动荡年月。同时代诗人刘长卿《送台州李使君》诗云"露冕新承明主恩，山城别是武陵源"，竟成谶语般预见了友人终老烟霞的结局。

《全唐诗》存李嘉祐诗二卷，其中《自常州还江阴途中作》有"处处空篱落，江村不忍看"之句，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指此为"乱后感时之作"。这种对民生凋敝的深切悲悯，恰与其晚年处境相映——独孤及《送李嘉祐正字括图书兼往扬州觐省序》载其"家贫岁饥"，虽居官而清贫如洗。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更记其临终前仍"手不释卷"，可见文士风骨至死未辍。

考《新唐书·艺文志》，李嘉祐著有《台阁集》一卷，今已散佚。同时代诗人皇甫冉《同李司直题武丘寺》诗注提及"李公雅好林泉"，这或许解释了为何他最终选择葬于任所。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称其诗"绮靡婉丽，涉于齐梁"，而生命的终曲却如此简淡——没有史书详载的临终场景，只有台州府衙中渐熄的烛火，和案头未干的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