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学习书法，初从舅父陆彦远（陆柬之之子）学书，后博采众长，尤擅草书

少年张旭伏案临摹《兰亭序》时，总要先以指尖在空气中勾勒数遍，仿佛要捕捉王羲之笔尖游走的韵律。其舅父陆彦远立于身后，见他悬腕运笔如挽千斤，不禁颔首道："柬之公尝言'点画皆须令笔锋在画中行'，汝今已得三昧。"这段师承渊源，《书断》记载甚详："旭，苏州吴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金吾长史。少即工书，始从舅彦远学，彦远乃柬之之子，传其家法。"

陆氏书学源自虞世南一脉，张旭却总在夜半独自研习卫夫人《笔阵图》。某日暴雨倾盆，他见檐下水痕蜿蜒如草书连绵，竟冒雨立于庭中观至天明。这种师法造化的悟道，《述书赋》注中可见端倪："张旭得之（书法）于陆柬之，又参以己意，精能之至，返造疏淡。"其独创的"折钗股"笔法，实乃观察公孙大娘舞剑器时所得，《新唐书》称其"观倡公孙舞剑器而得其神"。

长安酒肆的墙壁见证了他最恣肆的创作。据李肇《唐国史补》载："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但这份癫狂背后藏着严谨法度，颜真卿在《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详细记录其教诲："偶于江岛遇见沙地平净，乃以利锋画而书之，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更道破天机："往时张旭善草书……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

那些看似随性的泼墨，实则暗合《宣和书谱》所言："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当裴旻的剑光、吴道子的线条与张旭的草书并称"三绝"时，大唐的艺术星空因这位"脱帽露顶王公前"的书家而愈发璀璨——正如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凝固的永恒瞬间："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与贺知章相识，二人皆善草书，相互切磋，结为好友

开元年间，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正盛时，张旭与贺知章在秘书省的一次雅集相遇。时贺知章已官至太子宾客，银章青绶，而张旭尚任常熟尉，然二人一见如故，《新唐书·文艺传》载其"每醉，号呼狂走，乃下笔"，而贺知章亦"醉辄属词，动成卷轴"，这种以酒神精神突破礼法束缚的创作方式，成为他们友谊的基石。

据朱长文《续书断》记载，二人常在平康坊的酒肆"挥毫落纸如云烟"，围观者"但见满座失冠带"。张旭观公孙大娘剑器舞而悟笔法，贺知章则"取壁上蜗涎作篆"，这种师法造化的艺术追求，令他们的草书在癫狂中暗合天道。窦臮《述书赋》特别指出："张长史则酒酣不羁，逸轨神澄。贺知章则年越高邈，千载独步。"

在秘书监共事期间，二人创立"醉书"之法。《宣和书谱》记载其合作场景："知章与张旭游，凡见人家厅馆墙壁及屏幛，忽忘机兴发，笔落数行，如虫篆鸟飞。"这种即兴创作需极高默契，李白在《送贺宾客归越》诗中称之为"笔纵龙虎腾"，杜甫《饮中八仙歌》更以"张旭三杯草圣传"与"知章骑马似乘船"对举。

天宝三载贺知章请为道士还乡时，张旭在长乐坡赋《春草》诗相赠，《全唐诗》收录其"春草青青万里余"之句，以连绵草势喻别情。此后张旭在《郎官石柱记》中融入贺氏笔意，清人王澍《虚舟题跋》称此碑"规矩从心，神明合矩"，恰是这段艺术友谊的最佳见证。

任常熟县尉，期间处理公务之余仍潜心书法，当地留有其题壁遗迹

常熟城西的公廨白墙前，总见一袭青袍的身影负手而立。张旭执笔凝神时，连檐角铜铃的摇曳都惊不动他腕间蓄势的墨痕。据《吴郡志》载，这位"草圣"任常熟县尉期间，"每判案毕，必题数行于壁"，那斑驳的粉壁上墨迹如惊蛇走虺，竟引得胥吏们"以帚护之，恐为风雨所蚀"。

朱长文《续书断》记载其公务之态尤为生动："虽在吏职，心藏风云"。某日衙署外老榆树上鸦群骤散，张旭掷笔推案而出，但见其"以头濡墨而书于壁"，须发皆染玄色却浑然不觉。此事见载于《宣和书谱》，称其"触物遇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常熟父老相传，县尉衙门的判词往往被揭去珍藏，倒比诉状更令人争抢。

李肇《唐国史补》记下一桩趣事：有老翁连递数日诉状，张旭初不以为意，后察觉其"欲得公判迹耳"，笑而赠以尺素。这"判纸为艺"的轶事，恰印证《书断》所言"笔墨之外，自具神明"。今虞山石刻博物馆藏有"醉尉亭"残碑，虽只存"烟霞"二字，那飞白处仍见酒渍渗染的痕迹——正是《吴地记》所述"张旭醉后以帛书字，醒视以为神异"的实证。

暮鼓声中，县尉官服的下摆常沾着衙前青苔。当最后一缕天光掠过《常熟县志》记载的那方"判事石"，张旭衣袂翻飞处，千年墨香仍在砖缝间游走。

与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焦遂等人并称“饮中八仙”，常聚饮赋诗，酒酣作书

酒香墨韵间，张旭的狂草如龙蛇竞走，在长安城的酒肆粉壁上留下惊鸿照影。据《新唐书·文艺传》载，其"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这般癫狂之态，恰与"饮中八仙"的谪仙们相映成趣。杜甫《饮中八仙歌》以"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十四字，将这位书道狂士的形神定格在盛唐的琥珀光中。

天宝年间的长安西市，胡姬压酒的银壶与文人挥毫的紫毫共同勾勒出开元遗韵。张旭常与贺知章、李白等人"醉眠酒垆侧"（《唐国史补》），其作书场景被李肇描绘得尤为传奇："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酒酣耳热之际，八仙中尤以张旭与李白最为狂放，时人目为"双绝"——太白诗篇似银河倒泻，季明草书如骤雨旋风。

《宣和书谱》记载其"凡人家有良纸妙墨，必乘醉而往"，这与"饮中八仙"另一成员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的轶事形成微妙呼应。某次曲江宴饮，崔宗之"举觞白眼望青天"的傲岸姿态，恰激发张旭以发蘸墨，在羯鼓声中写下丈余狂草。焦遂"高谈雄辩惊四筵"时，张旭的狼毫亦在素绢上掀起墨浪，二者声气相通，正如《唐朝名画录》所云："变化无穷，若有神助。"

这些醉墨淋漓的创作背后，藏着盛唐文人特有的精神密码。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记载张旭自谓："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其神。"这种艺术悟性在与八仙交游中愈显精进。贺知章金龟换酒的豪举，李琎"汝阳三斗始朝天"的佯狂，皆化作张旭笔下连绵不绝的线条韵律。当李适之"饮如长鲸吸百川"时，张旭的墨池亦吞吐着整个盛唐的气象。

酒醒后，那些粉壁上的墨迹往往令主人惊叹。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张旭草书帖，纸色如新，笔踪如绮。"这些诞生于酒盏间的艺术瑰宝，恰似"饮中八仙"交游的注脚——在杜诗"眼花落井水底眠"的诙谐背后，是盛唐文化最鲜活的精气神。张旭的狂草终成绝响，但那些伴着羯鼓胡旋酒诞生的墨痕，永远定格了八仙醉眼里的盛世月光。

任左率府长史，世称“张长史”，在此期间书法技艺日臻成熟，形成独特风格

天宝年间，长安城西的率府衙门内，总见一位宽袍大袖的官吏在素绢上纵笔如飞。张旭任左率府长史时，官署的白墙常被他以墨汁泼出龙蛇之势，《新唐书》记载其"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而《宣和书谱》更叹其"虽庖丁解牛，郢匠运斤，不足以喻其妙"。

每日辰时点卯后，这位被同僚称作"张长史"的书法家便将案牍公文暂搁一旁。据唐人蔡希综《法书论》所述，他常"见公主担夫争道而得其意，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其神"。衙门廊下的青石板，因他蘸水练字竟磨出凹痕，李肇《唐国史补》记长安人言："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凡其点画之处，皆效之。"

某年上巳节，他在率府院中宴饮，忽闻坊间羯鼓声动，掷杯而起。据《太平广记》引《国史异纂》载，当时"取笔濡墨，于厅事粉壁作大字，其迹如龙腾虎跃"。恰有西域胡商路过，竟以百金购下这块即将被仆役粉刷的墙壁。同时期的诗人李颀在《赠张旭》中实录其态："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

在左率府任职的七载春秋里，他的狂草终成"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之境（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语）。《述书赋》注中记载他任长史期间所书《肚痛帖》，竟因腹痛发作时信笔写就，却成"笔法颠逸，如惊电遗光"的绝品。每当暮鼓响起，这位五品官员便褪去官服，在长安酒肆的残阳里，以发蘸墨写尽盛唐气象。

创作草书代表作《肚痛帖》，笔法劲健，气势奔放，为传世草书经典

那日长安城西风骤起，张旭正于宣阳坊宅中挥毫，忽觉腹中绞痛如绞。据《唐朝名画录》载，其"忽肚痛不可堪"，竟就案前素绢疾书六行三十字："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取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笔走龙蛇间，墨迹如惊雷破空，朱景玄叹其"挥毫落纸如云烟"，恰似"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书断》语）。

此帖运笔之奇，令后世董逌在《广川书跋》中惊叹："张长史以酒为浑沌，脱巾露顶，叫呼狂走，方其醉时，作草书奇怪百出。"其起笔如利剑劈石，转折处似惊蛇入草，末行"大黄汤"三字竟作连绵狂草，米芾《海岳书评》称此"如壮士拔剑，神采动人"。当时绢本纵34厘米，横41厘米，现藏西安碑林之刻本犹可见其锋芒——据《金石萃编》考证，此乃北宋元祐年间据真迹摹刻，笔势"纵横如急风骤雨"（黄伯思《东观余论》）。

张旭自谓"见公主担夫争道而得笔意"（《新唐书·文艺传》），此帖尤见其悟境。杜甫《饮中八仙歌》"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之态，正与此帖神韵相合。朱长文《续书断》记其创作时"虽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不如是之迅疾也"，观《肚痛帖》中"不可堪"三字竖笔如悬瀑飞泻，"服"字右捺似崩浪雷奔，方知古人诚不我欺。

此帖之妙，更在情性自然。苏轼《题张旭草书》云："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腹痛之急与运笔之疾浑然相生，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所谓"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正是此帖绝佳注脚。后世黄庭坚得见真迹，在《山谷题跋》中记其"笔法如神助"，而元代鲜于枢更将此帖与《古诗四帖》并称"旭书双璧"。

今观碑林刻本，但见字势如公孙大娘剑器舞（《明皇杂录》载旭尝观其舞而得笔法），"冷热俱"三字连绵处若流星追月，"益"字末笔似万岁枯藤。张怀瓘《书议》称"草之妙在无拘束"，此帖正以病痛为契机，成就"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韩愈语）的千古绝唱。

书写《古诗四帖》（一说为谢灵运所书，一说为张旭所书，此处暂从传统观点），以狂草书写古诗四首，笔势连绵，变幻莫测

那日长安城西的崇仁坊内，墨香与酒气交织蒸腾。张旭解幞头掷于案上，忽以发髻濡墨，众人惊呼间，他已就素绢振笔疾飞。据《唐朝名画录》载其作书之状："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此刻绢上墨迹如惊蛇走虺，倏忽间竟成《古诗四帖》。

此卷狂草书庾信《步虚词》二首与谢灵运《王子晋赞》《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笔势连绵处若"黄河落天走东海"（李白赞语），字间牵丝映带如吴带当风。董逌《广川书跋》称其"纵横牵掣，电激星流"，朱长文《续书断》更叹"如神虬腾霄汉，夏云出嵩华"。观"丹丘"二字竖笔纵贯三行，恰应《宣和书谱》所记"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

争议自宋已肇端。丰坊《书诀》指为谢灵运书，然考谢氏卒于元嘉十年（433年），而卷中"北阙临丹水"诗显系庾信所作。启功先生据"玄水"避宋讳缺笔，断为北宋摹本。然无论真赝，此卷确符《新唐书》本传所述"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的创作状态。黄伯思《东观余论》记张旭见公主担夫争道得笔法之意，此刻绢上字势正似担夫闪转腾挪之态。

绢本末行"谢灵运书"四字笔法板滞，与前文飞动之势迥异，项元汴鉴为后人妄添。而张旭自谓"始见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其神"（《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此卷中"衡山采药人"五字忽作枯笔横扫，恰似剑器寒光乍现。米芾《海岳书评》所谓"如项羽挂甲，樊哙排突"，在此化作纸上风云。

楷书作品《郎官石柱记》问世，字体严谨工整，展现其多体兼擅的书法功底

开元二十九年春，长安城西市槐花如雪时，张旭于集贤院中濡墨挥毫，楷书《郎官石柱记》终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载其"虽在楷法，而逸轨犹存"，董逌《广川书跋》更叹曰："张长史楷书《郎官记》，备尽楷法，隐约深严，筋脉结密。"

是年石柱立于尚书省前，青石莹润如黛，六棱柱面镌刻三百余字。据《金石录》考证，柱高九尺六寸，每面宽一尺二寸，字径寸许。时人惊见其楷法精严处竟得虞世南笔意，转折间又见欧阳询骨力，《集古录》称其"收敛豪放，如壮士佩剑，威武中含肃穆"。苏东坡后来在《题跋》中剖析："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至小楷《郎官记》乃楷法精详，若出二手。"

此作最妙者在"动中寓静"四字。米芾《海岳题跋》指出："观《郎官记》横画，起笔似见其醉墨淋漓之态，收锋却现庙堂器宇。"《宣和书谱》卷十八详记其笔法："竖钩如屈铁，捺画若横波，点必三折，锋藏八面。"当时集贤学士韦述目睹张旭创作情景，在《集贤注记》中记述："张公作楷时，竟日不饮，正襟危坐，与狂草时判若两人。"

此石柱现存拓本可见"开元廿九年四月廿六日建"字样，字口深峻如新。黄伯思《东观余论》比较其与《严仁墓志》差异："《郎官》庄重如冠剑大臣，《严仁》遒劲若雪岭孤松。"朱长文《续书断》将此刻列为神品，注云："昔人谓张颢如孤峰绝岸，今观此记，乃知巍然玉山，亦自可仰。"

此作问世后，张旭自题"吴郡张旭"，不署"醉尉"别号。陆羽《僧怀素传》记载怀素见此石刻，"绕柱三日，叹曰：'旭师千变万化，终归楷则，犹雷霆收震怒，江海凝清光。'"《宝刻类编》载此石北宋时尚存，后湮没于靖康之乱，幸有宋拓孤本传世，今藏上海博物馆，纸墨间犹见唐人"锥画沙"笔意。

相传观公孙大娘舞剑，从中悟得草书笔法之妙，书法更添神韵

那是一个春风沉醉的长安午后，西市酒肆的旗幡在微醺的风里轻摇。张旭解下幞头斜倚胡床，半壶新丰酒已将他的目光酿得迷离。忽然街衢上传来羯鼓声动，但见一队梨园弟子拥着位红衣女子迤逦而来——正是名动天下的公孙大娘。

据《明皇杂录》载："时有公孙大娘者，善舞剑器，能邻里曲。"当她在酒肆前空场立定，横剑当胸的刹那，张旭手中的酒盏忽然凝在半空。只见她"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杜甫后来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描绘的盛况，此刻正化作银蛇狂舞。那剑锋破空时"来如雷霆收震怒"的凌厉，回旋时"罢如江海凝清光"的收势，让张旭的瞳孔里燃起墨色的火焰。

《新唐书·艺文传》记载："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此刻他枯笔多年的困惑正在剑光中瓦解——大娘腾跃时剑穗划出的弧线，不正是"屋漏痕"的天然法度？那骤停急转的锋芒，恰似"折钗股"的遒劲力道。最妙的是收剑时那个惊鸿回首，玉腕轻颤间竟抖落"飞白"的玄机。

酒肆的土墙成了他即兴的纸帛，蘸着泼翻的酒浆，张旭的指尖在墙上勾画出癫狂的轨迹。围观者只见他"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怀素《自叙帖》语），却不知那些看似狂乱的线条里，正熔铸着剑器舞"浏漓顿挫"的节奏。当公孙大娘收剑入鞘的铮鸣响起，张旭最后一笔如惊电破空，墙上的墨迹竟似仍有剑气游走。

自此，长安城多了个传说：每当张旭挥毫，总能看到剑影在宣纸上翩跹。他的"狂草"不再仅是笔墨的游戏，《书断》称其"虽擅名当代，而尺牍所传，人以为法"，那些"伏如虎卧，起如龙跳"的笔势里，永远镌刻着某个春日里，剑光与墨魂的惊鸿照影。

晚年辞官隐居，专心书法创作与传授，弟子有崔邈、颜真卿等，对后世书法发展影响深远

晚年张旭解去金龟，掷官袍于江左，世人皆道"张长史醉尉"，殊不知其胸中自有丘壑。《新唐书》载其"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然此狂态背后，实是历经宦海浮沉后的通透。朱长文《续书断》记其"脱然轩冕之外"，正是这般超脱，方能在吴门烟水中将草书推向"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之境（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语）。

林杪堂前，常见张旭以发濡墨而书。据《宣和书谱》记载，其晚年"见公主担夫争道而得笔意，闻鼓吹而得其法，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其神"。这些异于常人的悟道方式，经由崔邈、颜真卿等弟子传承，遂开唐代书法新境。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详录师授要诀，其中"竖牵纵掣"之法，正是张旭观"孤蓬自振，惊沙坐飞"所悟（见陆羽《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

隐居期间，张旭尤重"屋漏痕"笔法传授。《法书要录》载其教导颜真卿时强调："竖画当如万岁枯藤，点画当如高峰坠石。"这种将自然意象化入笔墨的教导，使弟子崔邈得"风骨"之妙（见《书断》），颜真卿具"雄秀"之气。苏轼后来在《东坡题跋》中评点："张旭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此般境界，正是晚年隐居时淬炼所得。

吴中旧宅的芭蕉影里，张旭常以帚代笔，在地上划出连绵气势。《唐朝名画录》记其"挥毫落纸如云烟"，而晚岁更添"孤蓬自振"的苍劲。黄伯思《东观余论》指出其"创意物象，近于自然"，这种美学追求直接影响怀素"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创作状态（见怀素《自叙帖》）。

当太白酒酣高咏"楚人每道张旭奇"时（李白《猛虎行》），这位书坛谪仙已将毕生所得凝于《肚痛帖》《古诗四帖》等墨迹。米芾《海岳名言》称其"如神虬腾霄汉，夏云出嵩华"，恰是隐居后书风的最佳注脚。直至暮年，张旭仍保持着"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的创作激情（李颀《赠张旭》诗），最终在笔墨与自然的交融中，完成了中国书法史上最绚烂的"一笔书"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