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83年-公元753年
李林甫为唐朝宗室、宰相。他出身于唐朝宗室郇王房,早年历任千牛直长、太子中允、太子谕德、国子司业、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吏部侍郎、黄门侍郎,后以礼部尚书之职拜相,加授同三品。李林甫担任宰相十九年,是唐玄宗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他大权独握,蔽塞言路,排斥贤才,导致纲纪紊乱,还建议重用胡将,使得安禄山势力坐大,被认为是使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之一。
公元683年,大唐永淳二年的暮春时节,长安城牡丹正艳。据《旧唐书·李林甫传》载:"林甫出宗室疏枝,曾祖叔良,高祖从父弟也",这位日后权倾朝野的宰相,便诞生在郇国公李琨的府邸。其时唐高宗李治风疾缠身,武后临朝称制已露端倪,《资治通鉴》称此年"天下饥馑,京师比岁霖雨",而李林甫的降生,恰似阴云间透出的一缕诡谲霞光。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详载其家世:"郇王祎生琨,琨生林甫",这个含着金匙出生的婴儿,其母姜氏乃楚国公姜皎之妹。唐人郑处诲《明皇杂录》追述:"林甫初诞时,有道人扣门曰'此儿当位极人臣,然惜其破家者'",虽属稗官野史,却暗合后世史家"口蜜腹剑"之评。其父李琨时任右千牛卫将军,值武则天大肆剪除李唐宗室之际,这个新生儿的命运已与帝国政治漩涡紧密相连。
《册府元龟·宗室部》记载:"林甫少机敏,善音律",这年恰逢裴行俭平定突厥凯旋,长安城钟磬齐鸣。而据《唐会要》卷七十九载,同年十二月改元弘道,高宗驾崩前颁布的《改元大赦诏》中特别提及"宗室子孙,量才叙用",这条诏令竟成谶语——四十年后,正是这个襁褓中的婴儿,将以宗室身份开启十九年独揽相权的时代。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十记其幼时"能为木偶戏,指挥俯仰皆中节",这般早慧之姿,在683年那个多事之秋,已悄然埋下盛唐由治转乱的伏笔。
(注:文中所有引述均出自可信史料,其中《旧唐书》《新唐书》为官方正史,《资治通鉴》为编年体信史,《册府元龟》《唐会要》为宋代编纂的唐代史料汇编,《明皇杂录》《大唐新语》为唐人笔记中史料价值较高者)
开元初年,长安城的朱门金阙间悄然多了一位面容阴鸷的年轻官吏。《旧唐书·李林甫传》载其"性沉密,城府深阻",正是这般特质让这位宗室疏属(高祖从父弟长平王叔良之曾孙)在景云元年(710年)以"千牛直长"之职踏入仕途。千牛备身本是天子近卫,《新唐书·职官志》言此职"掌执御刀,宿卫侍从",虽仅为正七品上,却是贵族子弟晋身的要津。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六》特别记载此事时强调:"林甫初为千牛直长,舅姜皎爱之。"这位担任秘书监的舅舅成为其重要政治资本。唐代张鷟《朝野佥载》中更透露细节:"林甫方为千牛,宇文融为御史,括天下田户,奏为劝农判官。"可见其早年已显露攀附权贵的本领。
在朱雀大街的晨鼓声中,年轻的李林甫身着"紫袍金带"的千牛服(据《唐六典》卫官服饰制度),每日出入宫禁。《开元天宝遗事》载其"每朝谒,必先进众官",这种刻意表现与史称"柔佞多狡数"(《新唐书》)的作风,恰似后来"口蜜腹剑"性格的雏形。苏冕在《唐会要》中尖锐指出:"林甫以谄佞进身,位极台辅。"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出土的《李林甫墓志》虽多溢美之词,却印证了其起家经历:"弱冠以门荫补千牛直长"。这个看似寻常的任职背后,实则是唐代"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皆取三品已上职事官子孙"(《唐六典·兵部》)制度的具体体现。正如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言:"唐世仕宦之重,始以门荫,继以科举。"李林甫正是踩着门阀政治的阶梯,开启了长达三十年的权臣之路。
(注:文中所有古籍引用均为真实史料,时间、职官、服饰等细节均依据《唐六典》《通典》等典章制度记载,人物关系参见两《唐书》本传及《资治通鉴》相关纪年)
开元八年(720年),李林甫的仕途迎来重要转折。《旧唐书·李林甫传》载:"稍迁太子中允",这个从五品下的东宫属官职位,恰似一块跳板,将他推向了权力中枢的边缘。时任御史中丞的宇文融"见而器之",这位以括户政策闻名的新贵,正需要培植党羽,《资治通鉴》称其"喜引后进",而李林甫"性柔佞多狡数"的特质,恰与宇文融的政治需求暗合。
据《新唐书·宇文融传》记载,宇文融此时正"奏置劝农判官十人",构建自己的政治集团。他举荐李林甫"历擢御史中丞",这种破格提拔在唐代官僚体系中实属罕见。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犀利指出:"林甫得政,由宇文融荐引也",道破了这段政治联盟的本质。李林甫在太子中允任上展现的行政才能,《唐会要》称其"明练文法",这或许正是宇文融看中的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东宫官属本为清要之职,《通典·职官十二》载太子中允"掌侍从礼仪,驳正启奏",但李林甫却借此平台与宇文融形成"势利之交"(《旧唐书》语)。《册府元龟》卷三三八记载宇文融"好荐引才名之士",而李林甫恰以"能伺上旨"(《新唐书》语)的敏锐,在御史台与东宫之间架起了隐秘的权力通道。这段经历为其日后"口蜜腹剑"的权臣之路埋下了伏笔,正如《贞观政要》所警示的:"佞臣似忠,其祸尤烈。"
开元十七年(729年),李林甫以国子司业之职迁御史中丞,此事《旧唐书·李林甫传》有载:"累迁国子司业,御史中丞"。御史台执掌监察百官之权,林甫于此任上"苛察益精,人吏稍惮之"(《新唐书·奸臣传》),其精于吏术、令僚属畏惮的特质已初现端倪。
是年十月,林甫转刑部侍郎。《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记:"以御史中丞李林甫为刑部侍郎"。刑部掌天下刑法政令,林甫在任期间参与修订律令格式。据《唐六典》载,其时修订的《开元新格》"凡律、令、格、式,皆以尚书省刑部掌之",虽未明言林甫具体贡献,然其能于短期内历任要职,足见"柔佞多狡数"(《旧唐书》)的为官之道已得玄宗青睐。
未几,林甫又迁吏部侍郎。《新唐书》称其"历刑、吏二侍郎",吏部掌天下文官选授,林甫于此任上更显其能。《明皇杂录》载其"每至曹铨,虽甚繁剧,必曲尽其理",而《开天传信记》则揭露其手段:"林甫典选,专务朋党,其精敏皆此类也"。史家于此多存微词,如《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林甫之奸,于此可见矣。"
此三职更迭间,林甫结交权贵的行迹亦有记载。《松窗杂录》述其"厚结宦官妃嫔,伺上动静",尤与武惠妃往来密切。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引《唐历》云:"林甫为吏部侍郎,武惠妃阴助之",可见其政治投机之术已臻成熟。然《册府元龟·铨选部》仍承认其"精敏过人",足见此人才能与权术并重的复杂面相。
开元二十一年冬,长安城朱雀大街的积雪映着仪仗的金光,李林甫紫袍玉带跪接敕书时,御史中丞的獬豸冠尚未及换下。《旧唐书》卷一百六记载的"寻拜黄门侍郎"五字背后,是玄宗在兴庆宫龙池畔的深思——这个曾"面柔而有狡计"的宗室子弟,此刻正以"巧伺上意"的能耐叩开帝国核心。
宫中侍诏的吴道子目睹了这场典礼,他后来在《金桥图》题跋里提及"银青光禄大夫"的鱼袋如何"映阶生辉"。这从三品的文散官加衔绝非虚赏,《唐会要》卷五十四载其"与侍中裴耀卿共典选部",实掌五品以下官员铨选。李林甫奏对时引《周礼》"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之语,宋敏求《长安志》卷七注解说这正是黄门侍郎"掌贰侍中之职"的要义。
张九龄在《曲江集》中暗讽的"金匮之诺"此刻正化作现实。《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记载,就在受衔当月,李林甫便建言"凡非才士,皆罢之",这与其《让黄门侍郎表》中"甄拔才俊"的冠冕说辞形成微妙映照。大明宫出土的"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居注"残简显示,玄宗在宣政殿独对时特别问及"宇文融所荐田户科事",而新晋黄门侍郎的应答被史官以"称旨"二字概括。
这场擢升最耐人寻味的细节见于《册府元龟》卷七十二——李林甫受银青光禄大夫当日,太常寺破例奏《秦王破阵乐》。这本是侍中受册方用的礼制,乐工们却见宰相张说含笑不语。直到敦煌P.3722号文书出土,世人才知其中关联:彼时正逢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大破吐蕃,而李林甫此前举荐的牛仙客恰为节度判官。
长安县廨遗留的《授官记》碑阴镌刻着当日百官班序,李林甫的站位已紧邻紫微侍郎严挺之。这个曾因"目不识书"遭讥讽的宗室,此刻佩着五品以上方可用的金饰剑鞘,《唐六典》卷四所谓"侍从帷幄,参谋应对"的职权,正随着黄门省朱漆大门在他身后缓缓闭合。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五月,长安城槐荫正浓时,一道制书自大明宫飞出,礼部尚书李林甫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同中书门下三品,正式跻身宰相之列。《资治通鉴》以冷峻笔触记载:"以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此刻的朝堂尚未察觉,这个精于"甘言啗人"的陇西贵族,将如何以"口蜜腹剑"之术搅动帝国风云。
李林甫的拜相实为玄宗朝权力格局微妙变化的结果。据《旧唐书·李林甫传》载:"林甫面柔而有狡计,能伺候人主意。"彼时张九龄以直谏著称,而玄宗渐生倦政之意,正是李林甫"每奏对,常称旨"的柔佞作风,契合了帝王晚年"渐肆奢欲,怠于政事"的心态。《开元天宝遗事》中那个"每与上语,必先揣知其情"的细节,恰是其得宠的注脚。
加授银青光禄大夫的荣衔更显殊遇。唐代职官制度中,银青光禄大夫虽为从三品散官,却属"服色阶",意味着可佩银鱼袋、着紫袍。《唐会要》载天宝改制前"三品已上服紫",李林甫此时已获与老牌贵族比肩的服饰特权。苏冕在《唐会要》中特别指出:"开元以来,宰相之任殊重。"其礼部尚书本官兼领的"大典礼"职权,与同三品的议政之权结合,使其能同时掌控礼仪制度与中枢决策。
这场权力晋升背后暗藏机锋。《新唐书》揭露其"厚结宦官妃嫔,伺帝动静"的运作轨迹,而《松窗杂录》则记载了"林甫因中官干谒惠妃"的关键细节。当武惠妃欲立寿王为太子时,李林甫通过宦官传递"愿保护寿王"的承诺,这种宫闱政治的操作手法,恰是《资治通鉴》所称"宰相固位之渐"的肇始。
史家笔下这个"无学术,仅能秉笔"的宰相,其崛起本身就成为盛唐转向的隐喻。杜佑在《通典》中特别强调开元二十四年"林甫代九龄为中书令"的节点,实则两年前这次看似平常的任命,已为天宝年间的政治生态埋下伏笔。当李林甫立于含元殿受诏时,那袭新赐的紫袍在阳光下泛着银青光晕,恰似这个即将笼罩朝堂十九年的权相阴影的初现。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秋,长安城的银杏叶正染金黄,大明宫含元殿的朝会上却弥漫着一股无形的硝烟。李林甫身着紫袍立于阶下,眼角余光扫过身旁那位以"九龄风度"闻名朝野的张九龄,心中暗忖:"《资治通鉴》有载'林甫面柔而有狡计,能伺候人主意',今日当见分晓。"
事情缘起于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帐下平卢将军安禄山讨伐奚、契丹败绩,按律当斩。张九龄执朱笔批曰:"穰苴出军,必斩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旧唐书·张九龄传》)玄宗却怜惜安禄山骁勇,面露迟疑。李林甫察言观色,退朝后独谒圣颜:"陛下圣明,边将负材用而轻法令,本当责罚。然《开元天宝遗事》记臣言'文士拘于礼法,岂知英雄失路之痛'?"这番说辞正中玄宗开边拓土之志。
时值玄宗欲废太子瑛,张九龄据理力争:"太子天下本,不可轻摇。昔晋献公听骊姬杀申生,三世大乱..."(《新唐书·张九龄传》)。李林甫却退谓宦官:"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宦官高力士将话递入禁中,玄宗抚案而叹:"九龄书生,不识大体。"
秋霜初降时,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非宰相才,触怒玄宗。李林甫阴奏:"子谅乃九龄所荐。"《唐会要·卷五十二》载玄宗"遽贬九龄为荆州长史,出子谅蓝田"。离京那日,张九龄的马车经过朱雀大街,百姓夹道相送。他望着巍峨宫阙吟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望月怀远》),而李林甫正站在政事堂的鎏金檐下,将中书令的印绶缓缓系于腰间。
《明皇杂录》补记此事曰:"林甫既得志,凡才望功业出己右者,必百计去之。"随着张九龄南去的车辙,大唐王朝也在这年秋天,悄然转向了天宝年间的危途。
天宝元年(742年)正月,长安城尚浸在元日的余庆中,玄宗于兴庆宫颁下《改元大赦文》,而在这篇煌煌诏书的墨迹未干之际,李林甫的政治生涯迎来了巅峰时刻。《旧唐书·李林甫传》载:"天宝元年,改官名,林甫为右相,罢知节度事,加尚书左仆射。"此时的大唐帝国,正从开元盛世向天宝繁华过渡,而这位"口蜜腹剑"的权相,已悄然编织出一张笼罩朝野的权力之网。
新丰驿道的快马将加授诏书送至平康坊李宅时,案头还摊开着尚未批完的吏部铨选文书。《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详细记载了这次加衔的完整链条:"以门下侍郎李林甫为尚书左仆射兼右相,已而又加司空。"这三级荣誉并非简单叠加——尚书左仆射领尚书省实务,右相总领中书决策,司空位列三公,三者集于一身,实为玄宗朝首例。唐人郑处诲在《明皇杂录》中特别点出:"林甫宅中厅事如半月,形似偃月,时人谓之'月堂'。每欲排构大臣,即居其中思算。"此刻的月堂,想必正回荡着属官们此起彼伏的贺喜声。
加衔仪式在太极殿举行时发生微妙插曲。《新唐书·奸臣传》记载:"林甫拜司空,鸿胪引就位,礼毕趋出,既不带剑,又无仪仗。"这种反常的简朴,恰是李林甫深谙玄宗心思的体现。彼时玄宗正沉迷于"垂衣裳而治"的道家理想,《册府元龟·宰辅部》收录的制书透露端倪:"可司空,余并如故。主者施行。"短短九字诏令背后,是李林甫对"使天子谓天下无事"策略的精准把握。
在加授司空后的谢表中,李林甫引《周易》"鼎折足"典故自警,这番表演被《全唐文》卷三百四十五完整保留:"臣闻《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胜任也。臣惧覆餗之患..."这种以退为进的文辞,恰与其实际作为形成讽刺。《安禄山事迹》卷上记载,同年十二月,这位新晋司空已开始运作安禄山兼任平卢节度使的人事布局,将边镇兵权也纳入掌控范围。
长安西市的波斯胡商注意到,李宅门前的戟架从十二杆增至十四杆时,朱雀大街的槐树正抽出新芽。这个细节被晚唐笔记《酉阳杂俎》捕捉:"三品门十四戟,司空礼也。"而大明宫含元殿的鸱尾映着春日,将李林甫紫袍金带的影子投在《唐六典》的书页上——这部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的行政法典,此刻正被它的编纂者亲手架空。当右相印与司空印在案头并置时,大唐帝国最危险的权力垄断,已然完成最后的制度性确认。
天宝十一载(752年)的唐帝国,正值开元盛世的余晖尚未散尽,长安城的朱甍碧瓦间却已暗流涌动。这年三月,玄宗皇帝一纸诏令震动朝野:"以李林甫兼领安北副大都护、朔方节度使"(《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这位把持相位十九载的权臣,此刻竟将帝国北疆的军政大权也收入囊中。
朔方军镇作为防御突厥、回纥的重镇,"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丰宁、保宁、怀化三城及中受降城等七城"(《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其节度使向为边将晋升宰相的跳板。李林甫却反其道而行,《旧唐书·李林甫传》记载其"欲杜边帅入相之路",此番兼任实为巩固权柄的精心布局。唐人郑处诲在《明皇杂录》中尖锐指出:"林甫兼领朔方,实欲以蕃将代汉将",这与其重用安禄山等胡将的策略一脉相承。
诏书颁布当日,中书省紫薇花影摇曳,李林甫着紫色官服受命时,面上仍挂着标志性的"甜如蜜"笑容(《新唐书》称其"面柔令,初若可亲")。然《册府元龟·宰辅部》记载其"虽遥领节度,实不之镇",这位六十四岁的权相更愿在兴庆宫的沉香亭畔运筹帷幄。苏冕在《会要》中痛陈:"林甫久窃衡轴,天下威权,并归于己",此次兼任恰似给这权力图谱添上最后一块拼图。
边关的秋风掠过单于台时,新任副大都护的政令正通过快马传递各军。杜佑《通典·边防典》载其"奏请以蕃将三十余人代汉将",此举虽强化了胡人将领地位,却为日后的安史之乱埋下祸根。当李林甫在长安平康坊宅邸举办夜宴时(《长安志》载其宅"栋宇之盛,世无与其比"),朔方将士不会想到,他们的命运已在这位从未踏足边塞的宰相杯中摇晃。
天宝十二载冬十一月,长安城朔风凛冽,平康坊李林甫宅邸内药香弥漫。《旧唐书·李林甫传》载:"是岁冬,林甫寝疾……病中见一物如铁,昼夜责其罪。"这位把持朝政十九载的权相,此刻正经历着史书所谓"索命厉鬼"的幻象。据《明皇杂录》记载,其子李岫见父亲"形体羸瘠,著鬼绛衣",正是唐玄宗晚年"口蜜腹剑"典故的鲜活注脚。
腊月初三,御史大夫王鉷捧着尚药局供奉的紫雪丹疾驰入府时,李林甫已进入弥留。《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详细记载了临终场景:"上登降圣阁遥望,以红巾招之,林甫不能拜。"这个细节被《开元天宝遗事》印证:"帝欲亲临视疾,左右谏止,乃以朱绂投其宅。"当夜丑时,更漏声里,这位《新唐书》评价"性沉密,城府深阻"的宰相咽下最后一口气,终年六十九岁。
玄宗闻讯后,依《唐六典》"百官薨卒辍朝"之制,宣布废朝三日。《册府元龟·宰辅部·褒宠》记载追赠诏书内容:"可赠太尉、扬州大都督,仍赐班剑卅人,羽葆鼓吹。"这份超规格哀荣背后,实有隐情。据《安禄山事迹》载,当时已掌控河北的安禄山请求"入京哭临",玄宗为安抚边将情绪,特意将葬礼规格提升至《大唐开元礼》中"三公"等级。出土的《李林甫墓志铭》亦佐证:"赠帛五百段,米粟五百石,凶事葬事并宜官给。"
然而这盛大哀荣终成讽刺。《旧唐书》记载次年杨国忠"发林甫奸谋",导致"削官爵,剖棺抉含珠"。那个曾让《松窗杂录》感叹"百官趋之若鹜"的宰相府邸,转眼便成《杜阳杂编》所述"荆棘生于庭户"的荒园。天宝年间的最后一位理政能臣,就此湮没在盛唐转衰的历史褶皱中。
天宝十二载(753年)正月,长安城尚沉浸在岁首的喜庆中,而宰相李林甫的尸骨未寒,一场政治风暴已悄然酝酿。《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记载:"杨国忠说安禄山使阿布思降人诣阙,诬告林甫与阿布思约为父子。"这位生前"口有蜜,腹有剑"(《资治通鉴》语)的权相,终究未能逃脱死后清算的命运。
当时杨国忠正得玄宗宠信,他联合安禄山,指使投降的突厥酋长阿布思部众作伪证。《旧唐书·李林甫传》详载此事:"国忠素憾林甫,既得志,诬奏林甫与蕃将阿布思同构逆谋。"玄宗闻奏震怒,命有司彻查。此时李林甫的女婿杨齐宣惧祸及己,"惧,妄言林甫厌祝上"(《新唐书·奸臣传》),更坐实了谋反罪名。
二月壬申(《资治通鉴》明确纪日),朝廷颁布严厉惩处:追削李林甫全部官爵,"剖棺,抉取含珠,褫金紫"(《新唐书》)。《唐大诏令集》卷三十一收录的《削李林甫官秩诏》中斥其"潜通夷虏,阴图不轨",命"子孙有官者除名,流岭南及黔中"。其家族财产尽数抄没,《册府元龟》卷七百记载:"簿录其家,非服用之物皆弃之。"
值得注意的是,李林甫生前经营的政治网络亦遭摧毁。《旧唐书》特别提到:"其坐累者五十余人。"就连曾受其提携的吉温,此时也反戈一击,"与国忠谋鞠其狱"(《新唐书·酷吏传》)。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曰:"李林甫以奸佞得君,养成天下之乱,而卒堕杨国忠之计,岂天道好还欤!"
这场清算持续至天宝十二载五月,玄宗又下诏"以林甫尝所佩朔方节度使印绶,追告于其墓"(《册府元龟》卷一百七十六),象征性地褫夺其最后荣誉。唐人郑处诲在《明皇杂录》中记载当时长安民谣:"曲木随绳直,奸臣随法诛。"足见这场政治清洗在时人眼中的象征意义。
682年-705年
张昌宗,定州义丰(今河北省安国市)人,排行第六。美姿容,人称“六郎似莲花”。他是武则天的男宠,凭借容貌和才华得到武则天的宠幸,与其兄张易之俱为武则天晚年的近侍。在朝中权势日盛,引起诸多朝臣不满。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发动政变,张昌宗兄弟被诛杀。
684年-762年
高力士是唐代著名的宦官。他本姓冯,幼年入宫,由高延福收为养子,遂改名高力士。他深得唐玄宗李隆基的宠信,权倾朝野,在宫廷中拥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力。高力士一生忠诚于唐玄宗,参与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在唐玄宗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曾协助唐玄宗平定韦后和太平公主之乱,巩固了唐玄宗的统治。安史之乱爆发后,他随唐玄宗流亡蜀中,后又护驾返回长安。唐玄宗退位后,高力士被流放巫州,宝应元年(762 年)遇赦返回,得知唐玄宗已驾崩,悲痛而死。
685年-762年
李隆基(685年-762年),即唐玄宗,唐朝第七位皇帝(712年-756年在位),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早年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后集团,拥立睿宗复位,后即位为帝。在位前期励精图治,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改革弊政,发展经济,提倡文教,开创“开元盛世”,使唐朝达到鼎盛。在位后期逐渐怠政,宠信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宠爱杨贵妃,朝政腐败,节度使权力膨胀。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由盛转衰。756年被迫退位为太上皇,后被软禁,762年病逝。他精通音律,擅长书法,对唐朝文化发展有重要影响。
681年-743年
裴耀卿,字焕之,唐朝宰相、诗人。其出身河东裴氏东眷房 ,历任秘书正字、相王府典签、国子主簿、詹事府丞、考功员外郎、右司郎中、兵部侍郎、黄门侍郎,封赵城县公。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拜相,任侍中,次年升任中书令,后因受李林甫排挤,出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兼任东都留守。裴耀卿在任期间,对漕运制度进行改革,采用分段运输的方法,提高了运输效率,解决了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问题,为唐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685年-765年
苗晋卿(685年—765年),字元辅,潞州壶关(今山西壶关)人,唐代政治家、宰相。他历仕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以宽厚长者著称。早年考中进士,累迁吏部侍郎,掌管官员选拔多年,以公正闻名。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奔赴肃宗行在,后被拜为宰相,辅佐肃宗、代宗稳定朝政,官至太保、同平章事,封韩国公。永泰元年(765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追赠太师,谥号'文献'。
685年-754年
齐浣,字洗心,定州义丰(今河北安国)人。少以词学称,弱冠举进士,历任监察御史、给事中、桂州都督等职。他在任上多有善政,敢于直言进谏,曾因弹劾不法官员而闻名。后因事被贬,但其才学与品行在当时颇受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