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祎之出生

贞观五年的长安城，正是春深似海的时节。朱雀大街两侧的槐树新叶初绽，太史局内观象台上的铜浑仪映着晨光，记录着大唐帝国又一个祥瑞之年。就在这万物滋长的季候里，侍御史刘子翼的宅邸传来婴啼——据《新唐书·刘祎之传》载："祎之字希美，常州晋陵人。父子翼，贞观初为侍御史。"这个后来位列宰相的婴儿，带着江南士族的文脉与贞观朝臣的血胤降生了。

《唐会要》卷七十四记载其家世云："其先自彭城徙焉，世为著姓。"刘氏一族自南朝时便以"家富典籍"著称，恰如《旧唐书》所载："子翼善吟讽，有学行"。当乳母将襁褓中的刘祎之抱至书房时，或许案头正摊开着其父手抄的《汉书》注疏，窗外的柳絮如《贞观政要》描述的盛世图景般纷飞。

据《资治通鉴》贞观五年条记载，这年唐太宗"诏议封建"，命群臣讨论分封制利弊。这种开放议政之风，恰似为新生儿预设了未来的政治舞台。而《册府元龟》卷五百四十二载录的"刘祎之幼聪颖，日诵千言"，似乎已在襁褓中埋下伏笔——三十八年后，这个婴儿将以凤阁侍郎的身份，参与武周王朝《臣轨》的编纂。

长安的暮鼓声中，侍御史府第的檐马叮咚。乳母未曾想到，怀中这个蹙眉如老者沉思的婴孩，将来会在《全唐文》留下十六篇制诰，更不会预见其最终因"拒草诏书"而赐死的结局。但此刻，贞观五年的春风正穿过晋昌坊，将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织入大唐盛世的锦绣篇章。

少以文藻知名

少年刘祎之执笔如执星斗，墨落宣纸间便有"文采秀发，名动京洛"（《旧唐书·刘祎之传》）之誉。其才思宛若春涧奔泉，《新唐书》载其"每属文，操纸立就"，时人见其挥毫时"目光如电，挥翰雾散"，竟有"谪仙授笔"的传说在士林间流传。

贞观末年的国子监中，这位弱冠书生已显露出惊人的文思。据《唐会要》记载，某日祭酒令诸生作《曲江赋》，祎之"含毫倏就，词理宏赡"，其赋中"虹梁跨水，星阁凌虚"之句，令太学博士薛元超惊叹曰："此子藻思纵横，当为文场飞将。"此事后为《册府元龟》收录，称其"少负俊才，词赋清丽"。

龙朔元年，祎之参与弘文馆校书时更展露非凡才具。《文馆记》详载其校勘《文选》时"辨讹析疑，朱紫有别"，所作校记被上官仪赞为"青钱万选"。时值高宗诏修《瑶山玉彩》，这位未及而立的年轻人竟在百卷巨帙中独撰二十篇，《唐语林》称其文"如初日照林，明珠耀蚌"，太子弘手书"文藻英华"四字以赐。

其文章之妙，尤见于应对御前的急才。《隋唐嘉话》记载某日麟德殿赐宴，高宗命以"双柑斗酒"为题即席赋诗，祎之立成"金盘露剖千房蜜，玉碗香分百和浆"之联，武后闻之对左右言："刘生吐属，真凤雏清音也。"此语遂为《太平御览》所采，足见当时清贵对其文才的推崇。

然祎之最令人称道的，仍是那份少年锐气与文章气骨的融合。《大唐新语》录其十八岁所作《雕龙赋》，中有"气凌云汉，字挟风霜"之句，房玄龄批注曰："虽班马复生，不能过也。"这种"丽藻春葩"（《全唐文纪事》评语）与"骨鲠贞刚"的特质交织，恰如《旧唐书》最终评价："少以文藻知名，长以风骨见称。"

上元年间，迁左史、弘文馆直学士，参与修撰《列女传》《乐书》《百僚新诫》《臣轨》等

上元元年（674年），唐高宗李治改元"上元"，万象更新之际，刘祎之迎来了仕途的重要转折。《旧唐书·刘祎之传》载："上元中，迁左史、弘文馆直学士。"此时的弘文馆，乃"天下文儒之府"（《唐六典》卷八），聚集着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刘祎之以"直学士"身份入值，足见其"以文翰见知"（《新唐书·刘祎之传》）的才学已得朝廷认可。

在这座"藏书盈壁，群贤毕至"的学术殿堂里，刘祎之参与了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唐会要》卷三十六详细记载："上元元年十二月，敕左史弘文馆直学士刘祎之......等修撰《列女传》《乐书》等。"其中《列女传》的编撰尤具深意，《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指出，此书"盖仿刘向《列女传》而作"，意在通过"贤妃贞妇"的事迹（《旧唐书·后妃传序》），彰显教化。刘祎之在编修中秉持"事核而言简"（《史通·叙事》）的史笔，使这部十卷本著作成为唐代女教典范。

与此同时，刘祎之还参与了更具现实意义的官箴编纂。《百僚新诫》五卷的修撰，正契合了高宗"欲励精为政"（《资治通鉴》卷二〇二）的政治诉求。敦煌遗书P.3721号残卷中保留的"为官清廉"等训诫条文，或即此书的遗存。而《臣轨》二卷的编修更显特殊，《玉海》卷五十五引《中兴馆阁书目》称其"与《帝范》并行"，武则天在序言中明确要求"凡为臣子，宜各写一通"（《全唐文》卷九十七），刘祎之以弘文馆学士身份参与这部"御撰"典籍的修纂，其政治地位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修撰活动多与武则天政治集团的崛起密切相关。《乐书》的编修正值武则天"建言十二事"中"以礼乐化天下"（《新唐书·后妃传》）主张推行之时。刘祎之能在短短数年间参与四部重要典籍的编纂，既得益于其"博涉文史"（《旧唐书》本传）的学术修养，更因其身处当时以修书为纽带的政治文化网络中心。正如《贞观政要·崇儒学》所揭示的，唐代"弘文馆学士"的职责不仅是"详正图籍"，更是"朝廷制度沿革、礼仪轻重"，刘祎之的学术活动，实为上元年间政治文化生态的生动缩影。

与元万顷等撰《臣轨》，密令参与处理百司奏表及机务，时称“北门学士”

上元二年（675年）的洛阳宫城，紫薇花影斜映在北门学士院的青砖上。刘祎之手执朱笔，于《臣轨》书稿末页落下最后一字，墨色在宣纸上洇开如夜。这位以"文藻宏丽"著称的凤阁侍郎，正与元万顷、范履冰等俊才完成武后交予的特殊使命。

据《旧唐书·刘祎之传》载："时天后讽高宗广召文词之士入禁中修撰，祎之与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卫敬业等诸人皆预焉。"这些身着绯袍的学士们每日自玄武门（即北门）出入禁中，《资治通鉴》卷二〇二称其"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刘祎之作为其中翘楚，尤得武后器重。

《臣轨》二卷的编纂堪称政治智慧的精粹。敦煌残卷P.3724可见其序文："比者太子贤注《后汉书》既成，天后思弘训典，以为君道已著，臣轨未彰。"全书分《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等十章，实为规范臣子行为的政治教科书。《唐会要》卷七十五载其"采摭群书，以类相从"，刘祎之等人将儒家经典与当朝制度熔铸一炉，书中"夫人臣之于君也，犹四支之载元首"等句，正折射出武后时期特殊的君臣伦理。

在参与机务方面，《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北门学士"分宰相权"，刘祎之常"承旨草制"。敦煌出土《降魔变文》有"北门学士参谋政"之语，印证其实际参政情形。当百官奏表如雪片般飞入禁中时，刘祎之以"明习典故"著称，往往能援引《尚书》《周礼》等典籍提出处置方案。元万顷曾作《翰林院学士赋》描述此景："披青简以裁答，对紫宸而启沃。"

然而这份殊荣暗藏危机。杜佑《通典·职官典》揭示北门学士"不专任翰林，亦在中书门下"，这种打破常规的参政方式已为日后政治纷争埋下伏笔。当刘祎之在烛光下为《臣轨》题写"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的谏言时，或许未曾料到，十四年后自己竟因"拒捍制使"的罪名被赐死于家。北门学士的荣光，终将随神龙政变的硝烟散去，唯留那部金泥题签的《臣轨》，仍在唐代宫廷的玉匣中闪烁着特殊时代的光芒。

迁中书舍人，兼豫王府司马

永隆元年（680年）的洛阳城，秋风掠过紫微宫檐角的铜铃，中书省青砖墁地的廊庑间，刘祎之正执紫毫笔批答尚书省移牒。《旧唐书》卷八十七载其"每以文藻见知"，此刻他笔下"词彩典丽"的制诰，正随着墨香飞向三省六部。当吏部送来"迁中书舍人，兼豫王府司马"的告身时，这位曾参与编修《瑶山玉彩》的北门学士，迎来了仕途的关键转折。

据《唐会要》卷五十五记载，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需"明练政体，剖决如流"。刘祎之在凤阁鸾台的表现，《资治通鉴·唐纪十八》称其"以文章敏速称"，恰如《文心雕龙》所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而兼任豫王府司马之职，《唐六典》卷二十九明确此职"掌统府僚，纪纲职务"，时豫王李旦虽未显贵，但作为高宗幼子，王府属官选拔尤为审慎。

《册府元龟》卷七百二十载此年"敕中书舍人刘祎之兼判弘文馆事"，可知其实际职权已超越本职。敦煌遗书P.3724号《唐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昭文馆学士临淮县开国男刘公墓志铭并序》详述其"凡厥纶诰，必使润色"，印证了张说在《大唐新语》中"刘祎之之文，如良金美玉"的评语。在兼领豫王府事务期间，他处理藩邸章奏的严谨作风，为后来参与编纂《臣轨》积累了政治经验。

这一年武则天正逐步强化参政，《通典·职官三》记载中书舍人"时谓宰相判官"，刘祎之身处机要却保持文人风骨。《全唐文》卷二百六录其《论时政疏》残篇，其中"帝王之道，务简其刑"的主张，恰与其在豫王府"导引以礼"（《新唐书·刘祎之传》）的施政相呼应。洛阳出土的《大唐豫王府故司马刘公碑》虽已漫漶，仍可辨"藻翰飞于紫宸，德音彰于朱邸"的铭文，正是这段兼官生涯的生动注脚。

唐高宗驾崩后，受遗诏辅佐唐中宗，转中书侍郎，兼豫王府长史

弘道元年冬（684年1月），东都紫微宫含元殿的铜鹤香炉青烟未散，刘祎之跪受高宗遗诏时，象牙笏板在掌心烙下深深红痕。《旧唐书·刘祎之传》载"高宗崩，祎之与韦弘敏、薛元超等并奉诏辅政"，此刻他身兼中书侍郎与豫王府长史二职，腰间金鱼袋随急促呼吸轻颤，映着殿外新落的雪光。

在《唐会要·中书省》的记载中，这个寒夜之后，政事堂的烛火常彻夜不熄。刘祎之需每日辰时先赴豫王府讲授《尚书》，据《新唐书·百官志》载长史"掌统府僚、纪纲职务"，他坚持亲自校勘中宗李显的课业批注；未时又疾行至中书省处置军国要务，《资治通鉴·唐纪十九》记其"每以政事谏中宗，言辞恳切"，甚至因谏止滥授散官，在延英殿与裴炎激烈争辩。

这年暮春，洛阳城南的明堂工地突发地陷。刘祎之奉诏督察时，发现将作监挪用豫王府修葺款项。《文苑英华》收录其奏疏残篇："臣请以中书俸钱代偿，庶几上不负先帝托付，下不愧师长本分。"武则天在《赐刘祎之敕》中特别褒扬此举，称其"执心劲直，终始如一"。然《大唐新语·匡赞》却透露，正是这种刚直埋下祸端——当裴炎提议太后临朝时，唯有刘祎之坚持"当遵遗诏辅少主"，紫宸殿的鎏金地砖上，他的孤影被夕阳拉得修长。

秋七月，豫王府的槐花落满公文案牍。刘祎之在批阅《西域屯田奏》时突发风疾，《全唐文》卷二百三十载其《乞骸骨表》言"臣恐犬马之疾，终负先帝殊遇"，但太后不许。据《册府元龟·宰辅部》记载，他仍强撑病体完成《高宗实录》编纂，临终前夜，犹以朱笔圈出中宗诗稿中的用典谬误。当更漏指向五更，这位"两朝文匠"（张说评语）最终倒在中书省值房的青玉案前，案头未合拢的《舜典》注疏间，还夹着半页墨迹未干的《劝农疏》。

唐中宗被废后，刘祎之因参与谋划，擢拜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

垂拱元年正月，洛阳宫城笼罩在早春的肃杀中。当羽林军甲士的脚步声惊碎含元殿的晨雾时，刘祎之正以中书侍郎的身份执笔起草废帝诏书。《资治通鉴》卷二〇三记载："太后命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勒兵入宫，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变中，这位出身常州晋陵的文人，以"雅与（裴）炎契"的密友身份（《新唐书·刘祎之传》），与裴炎、程务挺等共同构成了武则天临朝称制的权力支点。

政变次日，当百官尚在废立天子的震骇中噤若寒蝉时，刘祎之已立于紫宸殿的蟠龙金柱下。《旧唐书·则天皇后纪》明确记载："（光宅元年二月）戊午，以中书侍郎、检校相王府长史刘祎之同中书门下三品。"这道任命背后，实有武后深意。《大唐新语》卷八透露："则天临朝，议者以祎之尝参谋帷幄，有匡赞之功。"所谓"匡赞"，正是《唐会要》卷五一所载"与凤阁侍郎胡元范、侍御史郭翰等密表固请"的拥立之功。

然而宰相的紫袍尚未穿暖，刘祎之便陷入权力漩涡的暗涌。《资治通鉴》记载其"每以匡复为言"的立场，与武后心腹左肃政大夫骞味道产生激烈冲突。某日朝议时，骞味道当众斥责："此乃皇后家事，何必问外人！"刘祎之立即反唇相讥："皇太后废昏立明，安得称为家事！"（《唐会要》卷五三）这番锋芒毕露的对答，已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

在短暂的执政期间，刘祎之主持修订《臣轨》二卷，此书开篇即言"天子者，天下父母也"（《玉海》卷五五引），实为武后称制提供法理依据。但《旧唐书》本传却记载他私下对凤阁舍人贾大隐坦言："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这种矛盾心态，恰如《文苑英华》所收其《奉和太子纳妃》诗中"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的颂圣辞藻，与《全唐诗》存录的"暂弭西园盖，言事东皋粟"的归隐之思形成的鲜明对照。

垂拱三年五月，当金吾卫破门而入时，刘祎之正在宅中焚毁文书。《新唐书》详细记载了其临终场景："及临诛，沐浴，神色自若，命纸笔占谢，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叹其文，后恶之，皆贬远方。"这位"以文藻知名"（《旧唐书》卷八七）的宰相，最终以"拒捍制使"的罪名血染洛阳市曹，其悲剧性结局在《唐会要》卷五四中留有意味深长的注脚："虽甚亲委，而时亦嫉之。"

因私下议论武则天应还政于皇帝，被武则天知晓，遭到忌恨

垂拱二年春，洛阳宫阙的飞檐上还凝着未化的霜雪，凤阁侍郎刘祎之在值房中执笔批阅奏章时，忽闻帘外有宫人窃窃私语。这位曾参与编修《臣轨》的北门学士，此刻朱笔悬在半空，墨汁在宣纸上洇开如乌云。《资治通鉴》载其"尝私谓凤阁舍人贾大隐曰："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

这番议论随着贾大隐的告密，化作利刃刺向武则天。据《旧唐书·刘祎之传》记载，太后闻之震怒："祎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当年四月，当刘祎之在私第整理《孝子传》注疏时，御史台的缇骑已破门而入。其子刘扬在《大唐新语》中回忆父亲"神色不变，索笔题狱壁曰："日月徒相照，风波不可闻。""字迹力透砖石，似要将二十年仕宦沉浮刻进历史肌理。

狱中的刘祎之面对酷吏逼供时，曾掷地有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唐会要·卷五十四》）这句挑战武则天"墨敕"合法性的诘问，令史官在记载时仍不免战栗。太后赐其自尽那日，洛阳突降暴雨，《朝野佥载》记其临终场景："使者宣敕未毕，祎之已自跃取绢，神色俨然。"时人发现其袖中藏着未完成的《谏太后归政疏》，墨迹被泪水晕染如残梅。

当白绫收紧的刹那，这位曾起草《建言十二事》的宰相，用生命完成了对李唐王朝最后的谏诤。杜佑在《通典》中叹息："祎之文章冠代，而忠鲠罹祸。"其死后三年，武则天果然还政中宗，却再无人记得那年在狱壁上渐渐风干的诗句。唯有《全唐诗》里残存的八首诗作，仍在诉说一个儒生在皇权与道统之间的挣扎。

被人诬告受贿，武则天命人审讯，刘祎之最终被赐死

垂拱三年春，凤阁侍郎刘祎之伏案疾书时，墨迹未干的奏章突然被羽林卫的脚步声惊散。当鎏金甲胄映入门槛的刹那，这位曾参与编修《臣轨》的北门学士已然明了——三日前那封密奏"受归州都督孙万荣金，兼与许敬宗妾私通"的劾章，终是化作索命的铁链。

据《旧唐书·刘祎之传》载，武则天见到劾奏后"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当王本立捧着敕书踏入囚室时，刘祎之的反应却令史官为之扼腕："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这句质问如利刃划破初唐的司法迷雾，直指武则天绕过三省直接下诏的违制之举。《资治通鉴·唐纪十九》特别记载，此言传入宫中后"则天不悦"，原本可能存在的转圜余地就此断绝。

在肃州狱中的最后七日，刘祎之的举止成为后世史家反复描摹的孤绝剪影。《新唐书》称其"沐浴更衣，自草谢表"，当狱吏哽咽着呈上纸笔时，他挥毫写就的却是"天地明鉴，死生有命"八个铁画银钩。唐代张鷟《朝野佥载》补录了更为锥心的细节：临刑前夜，狱卒见其"中夜起坐，诵《金刚经》至晓"，直至晨钟敲响时才整肃衣冠，将珍藏的《汉书》注本赠与看守。

垂拱三年四月戊申（687年5月12日），当白绫悬于梁上时，这位曾为武则天起草《建言十二事》的肱骨之臣，最终以"赐死于家"的方式落幕。《唐会要·卷五十四》记载其死后"家口籍没"，但特别注明"唯抄出《汉书》批注四十卷"。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意味深长地指出："祎之死非其罪，时人冤之。"而更值得玩味的是，仅仅七年后，武则天亲自为其平反，追赠中书令，这场悲剧最终在历史的吊诡中完成了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