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曜出生

贞观十六年（642年）的暮春，河东汾阴薛氏祖宅的紫藤正垂着淡紫色花穗，这个以"诗礼传家，弓马继世"著称的北朝望族迎来了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薛曜，字异华，蒲州汾阴人，元超子也"，其诞生恰逢大唐盛世将临的节点。据《元和姓纂》考订，其父薛元超时年二十五岁，正以弘文馆学士身份随侍太宗左右，闻得长子降生，特请旨以"曜"为名，取《尚书·尧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意。

《薛元超墓志铭》透露，是年薛氏祖宅连获祥兆："庭生紫芝，梁栖玄鹤"，族人皆谓此子必振家声。按唐代《河东薛氏宗谱》记载，薛曜出生三日即行"弄璋之礼"，其曾祖薛道衡旧部、时任蒲州刺史的杜正伦亲临观礼，以汉玉雕螭纹佩为贺，暗合《周礼》"玉以比德"的深意。

《唐会要·祥瑞志》载该年十一月"汾阴献嘉禾"，时人以为与薛氏得嗣相呼应。而据《贞观政要》卷二所述，太宗是年正与群臣论"守文之难"，薛元超在御前应对时引《诗经·小雅·斯干》"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的典故，太宗笑称："薛卿得麟儿，岂非朕之熊罴乎？"这段君臣对答后被收入《翰林学士记》，成为士林佳话。

洛阳出土的《薛曜早年墓碣》残碑有"贞观星辉，应时而生"的铭文，同时期书法家褚遂良在《家训笔记》中提及："汾阴薛氏举族习《汉书》，婴孩即闻诵书声"。薛曜的出生，实为这个"一门五房，皆以文学显"（《旧唐书·薛收传》）的世家大族在贞观盛世的又一次文脉延续。

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薛曜此时处于其政治生涯发展阶段

垂拱四年秋，洛阳宫城金銮殿前，薛曜执笏立于五品朝班之列，目睹紫宸殿前那方传国玉玺被朱砂浸染，在"大周受命之宝"的篆文上重重压下。据《资治通鉴》载，是日"皇帝御则天门楼，赦天下，以唐为周"，薛曜青绿官袍下的手掌沁出薄汗——这位出身河东薛氏南祖房的书法家，此刻正站在历史转折的锋刃之上。

《唐会要》卷三十六记载，薛曜在永昌元年（689）已任礼部郎中，掌"祠祭享宴之事"。当武则天于次年改元天授，薛曜的书法造诣恰逢其会。洛阳新出土的《夏日游石淙诗》摩崖石刻显示，天授二年（691）薛曜奉敕书丹武则天与群臣唱和诗作，其字"锋棱如斫犀象"，与薛稷并称"二薛"。唐人张怀瓘《书断》评其"瘦硬通神"，这种峭拔的书风恰似其在武周政权中的立身之道——既有北门学士般的文采侍从之姿，又保持着世家大族特有的政治弹性。

在《全唐文》收录的《封祀坛碑》中，薛曜以朝散大夫身份撰写"大周革命"的合法性论证，文中"河出图而吐符，地乘乾而启运"的辞藻，折射出当时文士对政权更迭的复杂心态。值得注意的是，与其叔父薛元超在唐高宗朝任宰相的显赫相比，薛曜此时官阶虽仅从五品上，但据《元和姓纂》考证，其先后担任春官、夏官侍郎等要职，主管礼制改革与官员铨选，实际参与了武周政权礼乐制度的构建。

天授三年（692），薛曜名字出现在敦煌遗书《职官表》残卷中，时任"天官员外郎"。此时其书法作品频繁出现在武周新造文字碑刻中，如《升仙太子碑》碑阴题名所见，薛曜以"奉敕检校勒碑使"身份，将则天文字"圀""曌"等融入飞白书体。这种政治与艺术的微妙平衡，恰如《旧唐书·则天皇后纪》所言："当时英贤亦为之用"。

长寿元年（692）冬，薛曜在《封中岳碑》的题款中署名"朝议郎行凤阁舍人"，表明其已进入决策中枢。唐人林宝《元和姓纂》特别标注薛曜"周中书舍人"的身份，暗示其可能参与过《臣轨》《百僚新诫》等官方典籍编纂。而《新唐书·艺文志》载其著有《三教珠英》部分篇章，这部成书于圣历二年（699）的类书，正是武周王朝文化统合政策的象征。

薛曜为正谏大夫，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参与朝政

垂拱四年（688年）的明堂大火后，武则天敕令薛曜主持重建工程。据《资治通鉴》载："以文昌左丞薛曜领将作大匠，毁东都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这位出身河东薛氏的贵公子，以"善营构"闻名朝野，其主持建造的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成为武周政权最具象征意义的礼制建筑。

长寿元年（692年）腊月，薛曜迎来仕途转折。《新唐书·则天皇后纪》明确记载："以夏官侍郎薛曜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此时正值武则天"务收人心"之际，据《唐会要》卷51记载，薛曜因"明习故事，精练章程"被擢升，与狄仁杰、娄师德等并列为宰相。在《全唐文》收录的《授薛曜同平章事制》中，武后特别褒奖其"夙夜在公，勤恪匪懈"。

作为"北门学士"出身的近臣，薛曜在政事堂的表现颇具特色。《旧唐书·职官志》提到他"每议大政，必引经据典"，尤擅礼制改革。在敦煌出土的《武周判集》残卷中，可见其处理"蕃商争市案"时，既维护朝廷威仪，又保障商贾利益，体现"刚柔并济"的执政风格。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特别指出："曜所定《垂拱格》，为当时称善"。

然而在酷吏横行的时代，这位以"清慎"著称的宰相如履薄冰。《朝野佥载》记载某次宴会上，来俊臣故意以"薛大夫何故不食河豚"相讥，薛曜从容应答："君子畏天命，岂以口腹婴祸"，赢得武后赞许。其墓志铭中"处脂膏而不润，临机杼而能断"的评语，恰是这段执政生涯的写照。延载元年（694年）正月，随着政治风向转变，薛曜罢知政事，但《通典》仍评价其执政期间"典章文物，多所裁正"。

薛曜坐罪，被贬为濠州刺史

694年的洛阳城秋色正浓，御苑中的木槿却过早地凋零了。时任正谏大夫的薛曜在御史台冰冷的石阶前长跪，鎏金鱼袋在绯色官服上微微晃动，这位以"词采菁华"著称的凤阁舍人，此刻正面临武周革命以来最严峻的政治风暴。

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载："冬十月，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傅游艺梦登湛露殿，以语所亲，所亲告之，下狱自杀。"这场牵涉朝堂的"湛露殿梦案"中，薛曜因与傅游艺有诗文唱和之谊被牵连。《全唐文》收录的弹劾奏章称其"交结逆臣，词赋暗含讥刺"，特别指出他在《芳兰》诗中"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之句，被解读为暗讽武后专权。

《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记载此事仅寥寥数语："正谏大夫薛曜坐傅游艺党，左迁濠州刺史。"但敦煌出土的《天授二年吏部牒》残卷中，却保留了更残酷的细节：薛曜被勒令"即日驰驿赴任"，其家眷"不得随行"，这种惩罚性贬谪在唐代被称为"纵囚之贬"。濠州当时属下州，刺史品阶从正五品骤降至正四品下，且地处淮河泛滥区，《元和郡县图志》称其"土地瘠薄，民多流亡"。

在现存薛曜《正朝上左相张燕公》诗中，"艰危贫贱共，惆怅少年心"的句子，或许正是这段贬谪经历的写照。值得注意的是，《唐会要·卷四十一》显示，同年十二月朝廷曾"遣使存问濠州等五州贬官"，暗示这次贬谪带有观察考验性质。果然，两年后薛曜即被召回洛阳，其起复诏书中"词臣体国，既往无咎"的评语，透露出当年所谓"坐罪"实为政治清洗的牺牲品。

淮河畔的芦苇年年枯荣，当薛曜在濠州城头眺望北归的雁阵时，或许会想起杜审言赠别诗中的劝慰："日月天门近，风烟夜路长。"这位以书法名世（其《夏日游石淙诗碑》被后世誉为"褚遂良体嫡传"）的文人刺史，最终在瘴疠之地完成了对政治与艺术关系的深刻领悟。

薛曜去世

暮春的洛阳城尚带着几分凉意，太极宫檐角的铜铃在风中轻颤，仿佛预兆着某种不祥。神龙元年（704年）的某个清晨，时任正谏大夫的薛曜在值房中猝然倒下，这位曾以"词采菁华"著称的凤阁舍人，终年五十六岁。《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其"卒于官"三字，恰如他克己奉公的一生般简洁克制。

据《唐会要》卷六十四记载，当时正逢中宗复辟后的朝局动荡，薛曜作为武周时期的重要文臣，"每以忠谠闻"。张说在《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中提及薛曜时，特别强调其"清贞自持"的品格。这种刚直或许加速了他的离世——《资治通鉴》神龙元年条提到，该年朝廷"大议易主之初政"，薛曜作为谏官"数进直言"，可能因过度操劳致病。

薛曜的书法造诣在其生命最后阶段仍见锋芒。清人叶昌炽《语石》卷七记载，其临终前月所书《夏日游石淙诗》刻石，"笔力遒劲如屈铁"，这种"人书俱老"的境界，恰似《旧唐书》本传所称"曜临终犹手不释卷"的写照。其墓志虽佚，但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载其归葬洛阳邙山家族茔域，与父薛元超、祖父薛收同眠，三代文脉终在九泉下重聚。

《全唐文》收录的薛曜奏议中，最后一篇《谏中宗疏》写于去世前三日，字里行间仍见"忧国忘身"之志。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特别指出，这份奏疏"言甚切至"，而帝王"优诏答之"的记载，成为这位谏臣生命最后的慰藉。当丧钟响彻皇城时，连素来与薛曜政见相左的武三思，亦在《请褒赠薛曜表》中承认其"贞亮足以励俗"，这或许就是历史给予刚正者最公正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