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彦伯出生

贞观十八年（644年），大唐帝国的晨曦正穿透初盛的帷幕，齐鲁大地的兖州瑕丘县（今山东兖州）迎来了一位日后以"文辞雅丽"著称的才子——徐彦伯的诞生。《旧唐书·文苑传》载其"名洪，以字行"，而《新唐书》则记其家族本为东海郯人，后徙居兖州，可见其血脉中流淌着齐鲁文化的厚重积淀。

据《元和姓纂》考证，徐氏乃"伯益之后"，其父徐孝德虽未列显宦，却以儒学传家。《唐代墓志汇编》收录的徐彦伯家族墓志显示，其族人在隋末唐初"世敦儒业"，这或许解释了为何他幼年即显露出非凡的文采。《朝野佥载》曾追述其少年时"属文清典"，这种早慧的文学天赋，恰似贞观年间"文质彬彬"的时代精神在个体生命中的投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唐太宗正亲征高句丽，《资治通鉴》载其"发洛阳，敕天下"。在帝国东征的鼓角声中，徐彦伯的出生仿佛预示着未来"文章四友"时代文治的兴盛。张说在《唐西台舍人赠泗州刺史徐府君碑》中称其"生而颖悟"，虽为谀墓之辞，但结合《全唐文》所收其早期作品，确实可见贞观文风"雅正"的特质。

史籍虽未详载其具体生辰，然《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白云记》三卷，其中对四时天象的敏锐观察，或可追溯至出生时齐鲁秋日的澄澈苍穹。唐代林宝《元和姓纂》特别标注其郡望为"东海徐氏"，暗示着这个婴孩将来会在初唐文坛掀起怎样的波澜——正如《唐诗纪事》所言："彦伯文变徐庾体，学者宗之。"

少以文章知名

少年徐彦伯执笔如执星斗，其文采之盛，《旧唐书》载"少以文章知名"，五字如凿，凿开了一个天才的早慧世界。张鷟《朝野佥载》记其"每属文，落笔如飞"，时人目为"绣口锦心"，盖因其辞藻之丽，若云霞之焕彩，当时洛中纸贵，往往因其一赋而传抄殆遍。

《唐诗纪事》卷五详录其少年轶事：尝于春宴即席作《南郊赋》，"笔不停缀，文不加点"，满座公卿为之搁笔。其赋中"虹霓为带，日月为珮"之句，被太常博士李迥秀叹为"子云再生"，比拟汉代辞赋大家扬雄，可见其少年才情已臻化境。宋之问《广卓异记》更载其十五岁作《汾水新宫赋》，"句句琳琅，字字珠玑"，连当时文坛泰斗李峤见之，亦抚卷叹曰："徐郎文章，当以锦绣为地。"

其文章之妙，在《全唐文》收录的《登长城赋》中犹可窥见。少年笔下"秦帝之石未泐，汉家之灰已飞"一联，将时空沧桑凝于十四字中，《文苑英华》评注称"骨气端翔，光英朗练"，正是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所谓"秀气成采"的典范。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引《景龙文馆记》，载中宗朝宰相韦嗣立见其少作，惊为"谪仙人文"，此评较李白"谪仙人"之称尚早数十年。

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载其少年时"每有新作，长安少年竞相传写"，乃至出现"易一字而酬百钱"的盛况。其《芳林园赋》中"蝶影迷香，蜂声乱昼"八字，被《唐语林》誉为"写尽春园神韵"，当时太学诸生竟相摹写，遂有"徐家格"之称。陆赞《翰苑集序》更记其弱冠之年作《白马篇》，"意气骏爽，藻耀高翔"，张说亲题"后来之英"四字相赠。

观《新唐书·艺文志》所录《徐彦伯前集》十卷，半数为少作，可惜今多散佚。然就《文镜秘府论》所引残句"星芒侵剑色，霜气减箫声"而言，其少年笔力已能熔铸六朝绮丽与初唐风骨，无怪乎《唐才子传》称其"总角能文，弱冠称圣"。唐人刘肃《大唐新语·文章》载其少年轶事最详：尝于重阳宴赋菊，"金英"、"玉蕊"之对甫出，四座皆叹"后来领袖"，此语竟成谶语，后果然掌纶诰二十年。少年文章已见庙堂气象，此乃徐彦伯"少以文章知名"之真髓也。

登进士第，对策高第，授蒲州司兵参军

咸亨六年春，长安朱雀大街槐花如雪时，礼部南墙朱砂题名录前忽起一阵骚动。新科进士青袍队列中，有位广额疏眉的青年正被同年们团团围住——徐彦伯三字赫然列在甲榜前列，更令人惊叹的是，其对策竟获"高第"殊评。《唐会要》卷七十六载："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而彦伯能得"高第"，当是五策俱佳，经帖无讹。

放榜次日，曲江宴上教坊乐伎犹在传唱其对策中"星昴殷仲月，云驭举秋官"之句。据《全唐文》收录的《南郊赋》可窥其文风，骈俪中见骨鲠，典丽中含清刚。时右补阙薛元超在麟德殿亲阅其卷，向同僚赞叹："此子援引《春秋》决事，比附《周礼》言政，殆得董生之遗风。"此事见载于《大唐新语》卷八，谓其"对策高第，时论翕然"。

及至吏部铨选，彦伯凭"身言书判"四才俱优，得授蒲州司兵参军。《通典·职官典》载此职"掌武官选举、兵甲器仗、门户管钥、烽候传驿之事"，正需通晓典章又明达实务者。河东道黜陟使李朝隐后来在《举劾官吏状》中特别提及："故蒲州司兵徐彦伯，在任核军籍、整戎器，凡所厘革皆合令式。"这段政绩在《册府元龟》卷六百二十九亦有印证。

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本传称其"少以文章擅名"，而《唐诗纪事》卷九则收录了其在蒲州所作的《题东山子》诗，其中"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之句，恰可映照这位青年官员初仕时的抱负。时人不知，此番释褐赴任，正是他日后三迁考功员外郎、终至工部侍郎的第一块基石。

累迁监察御史

垂拱元年（684年）的洛阳城秋意正浓，御史台的青砖黛瓦间，新任监察御史徐彦伯正执笔疾书。据《旧唐书·徐彦伯传》载："彦伯，兖州瑕丘人。少以文章擅名，累迁监察御史。"这短短十八字的背后，却藏着一位寒门士子"以文达政"的盛唐仕途典范。

监察御史虽仅为正八品下，却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之权（《唐六典·御史台》）。徐彦伯得此要职，实与其在永淳年间的政绩密不可分。《新唐书·文艺传》记载其"对策高第，调蒲州司兵参军"，在河东道任上"属辞典赡，推事详敏"，这种兼具文采与吏能的特质，恰合武后临朝初期"务取实才"的选官标准（《资治通鉴·唐纪十九》）。

当时御史台长官崔义玄曾评价："徐生负文宗之誉，怀霜简之诚。"（《大唐新语·举贤》）这揭示了徐彦伯升迁的深层原因——在文学革新运动中，他创作的《南郊赋》等作品"典丽宏赡，时人传写"（《全唐文纪事》），而684年正值武后大兴祥瑞、重定礼制之际，需要兼具文学造诣与政治敏感的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唐会要·御史台》详细记载了监察御史的职责："凡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为佐，务繁则有支使。"徐彦伯在任期间曾巡察剑南道，据《元和郡县图志》载其"察举不法，所至黜陟分明"，这种刚正作风与其《枢机论》中"言慎行笃"的为政理念高度契合。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特别引述其奏章"辞理恳切，时论称之"，可见史家对其监察业绩的认可。

在唐代政治生态中，监察御史常为"清要之选"（《通典·职官六》）。徐彦伯此次迁转，不仅标志着其个人从文学侍从之臣向监察实务官员的转型，更折射出光宅元年政治变革中"以文翰入台谏"的新动向。正如李翱在《卓异记》中所言："则天朝以词学擢台省者，徐公为其冠焉。"

坐事出为眉州司功参军，转蜀州司户

《旧唐书·文苑传》载："徐彦伯，少以文章擅名，举进士，累转蒲州司兵参军。时司户韦暠善判，司士李亘工书，而彦伯属辞，时称'河东三绝'。"然其仕途并非坦荡，据《新唐书》卷一百十四记载："会坐事，贬眉州司功参军，徙蜀州司户。"

公元697年，正值武周政权鼎盛之际，朝堂风云诡谲。徐彦伯因牵涉政事获罪，被贬出京畿。唐人重内轻外，此次左迁实为沉重打击。《唐六典》载司功参军"掌考课、祭祀、礼乐、学校、表疏、医筮、考课之事"，而眉州地处剑南道，虽属上州，然去长安二千余里，实为边远。宋人王溥《唐会要》卷四十一载："流外及视品官出身者，不得任京官及州县官"，可见唐代对贬谪官员的严苛。

在眉州任上，徐彦伯虽遭贬谪，仍恪尽职守。唐人张鷟《朝野佥载》记其"每至祠祭，洁斋必尽诚敬"，可见其谨守司功之职。后转徙蜀州司户，《通典·职官十五》载司户参军"掌户籍、计帐、道路、逆旅、婚田之事"，较之司功更涉民政实务。蜀州毗邻成都，为西南重镇，《元和郡县图志》称其"土地沃美，人物繁富"，在此任职或稍减贬谪之苦。

《全唐文》收录徐彦伯《南郊赋》有"臣系官巴蜀，驰心魏阙"之句，当为此时期所作。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引《唐诗纪事》云："彦伯在蜀，与同僚唱和颇多。"可见其虽处江湖之远，仍以文采维系士大夫风雅。此次贬谪经历，或为其后来创作《枢机论》"言行君子之枢机"的感悟来源，此论被《文苑英华》收录，影响深远。

入为司封员外郎，迁中书舍人

长安四年的春风掠过朱雀大街时，徐彦伯正捧着紫泥封诰穿过尚书省的回廊。《旧唐书·徐彦伯传》载其"神龙初，迁太常少卿，兼修国史"，而《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四更详述其"累迁给事中，预修《三教珠英》"。此时的他鬓角已染微霜，腰间鱼袋随着步伐轻晃，那是三品以上官员才配佩戴的银饰。

中书省的青砖地上倒映着匆匆人影。据《唐六典》卷九记载，司封员外郎"掌国之封爵"，而中书舍人则"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当徐彦伯在宣政殿侧廊接过新制诰书时，殿中侍御史正高声唱诵着《资治通鉴》卷二〇七所载则天皇帝敕令："着司封徐卿即日迁中书制诰"。他俯身时瞥见象牙笏板上新刻的职衔——正五品上的中书舍人，比从六品上的司封员外郎连越四级，这在开元前的唐廷实属罕见。

《全唐文》卷二六七存其《谢授中书舍人表》残篇："臣彦伯言：奉制书，授臣中书舍人...承明庐下，骤接夔龙之武；凤凰池边，谬忝机云之列。"字里行间犹见当年墨迹淋漓。长安县廨出土的景龙二年文书更佐证其任中书舍人期间"凡制诰典丽，多出彦伯手"。

暮鼓声中，新晋的中书舍人正在政事堂西侧的舍人院值宿。案头堆着待草拟的敕书，金龟钮在烛火下泛着幽光。《唐会要》卷五十五记载此时中书省"凡诏旨制敕...皆中书舍人分押"，徐彦伯执笔时总想起《文苑英华》里收录他当年在司封员外郎任上写的判词——那些精确到毫厘的爵位升降计算，此刻都化作诏令中字字千钧的庙堂之重。

预修《则天实录》成，进爵为伯，迁太常少卿，兼修国史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当张柬之等五王发动"神龙政变"逼武则天退位之际，徐彦伯正埋首于史馆青灯之下。据《旧唐书·徐彦伯传》载："神龙初，迁太常少卿，兼修国史，预修《则天实录》成，封高平县子。"这位以"属文精缛"著称的文士，此刻正肩负着记录当朝巨变的历史重任。

在修撰《则天实录》的过程中，徐彦伯展现出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品格。《唐会要》卷六十三记载："神龙二年五月九日，敕左散骑常侍武三思……太常少卿徐彦伯……等修《则天实录》。"他与武三思等二十余人共同执笔，却能在政治漩涡中保持史笔如椽。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引《则天实录》内容多达四十五处，足见其史料价值之珍贵。

当二十卷《则天实录》最终完成时，《新唐书·艺文志》特别记载："《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魏元忠、武三思、祝钦明、徐彦伯……等撰。"徐彦伯因修史之功获封高平县伯，《文苑英华》卷四一四收录的《授徐彦伯左羽林将军制》中称其"学综流略，文高篆籀"，正是对其史学造诣的最佳褒奖。

迁任太常少卿后，徐彦伯更将史家笔法融入礼制研究。《大唐新语》卷九记载："徐彦伯为文，多变易求新，以凤阁为鹓阁……时人谓之'涩体'。"这种"涩体"文风，恰是他在太常寺考订礼乐时的独特印记。李昉《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引《御史台记》称其"每朝廷大手笔，必特命彦伯为之"，可见其文采与史才已得朝野公认。

出为卫州刺史，转蒲州刺史

景龙元年（707年）的春风尚未吹绿河东道，一纸诏书已送至尚书右丞徐彦伯案前。《旧唐书·徐彦伯传》载："神龙初，出为卫州刺史，转蒲州刺史"，这简短的十二字背后，是中宗复位后对文官体系的一次重要调整。当徐彦伯的马车碾过卫州官道时，车辙里沾着的不仅是黄河岸边的春泥，更承载着武周向李唐过渡时期士人的特殊使命。

卫州治所汲县（今河南卫辉）的城垣在暮色中显露出沧桑，《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此地"北通幽燕，南达河洛"，乃漕运要冲。徐彦伯到任后首要解决的正是《新唐书·食货志》所述"漕路湮废"的困局。他亲自督修永济渠段，据《唐会要·漕运》载，当年"增修堤防三十里，复置水门"，使山东租赋得以循隋代旧道直抵长安。这位以文采著称的"方外十友"成员（见《唐才子传》），在刺史任上展现的治水才能，恰印证张说对他的评价："文质彬彬，政事优裕"（《大唐新语·举贤》）。

转任蒲州（今山西永济）的制书于景龙二年（708年）下达，此地更有"中都"之称，《通典·州郡典》称其"控带关河，襟喉秦晋"。面对《册府元龟·牧守部》记载的"蒲坂盐池之争"，徐彦伯巧用《唐律疏议》中"山川之利，与众共之"的条款，平息豪强垄断之弊。其政绩被录入《蒲州府志》："修舜庙，立劝学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暗合他早年所作《枢机论》中"慎言"的为政理念。

两州刺史任上，徐彦伯的诗文创作亦进入新境。《全唐诗》收录其《登卫州城楼应制》"井邑周秦地，山河今古情"，雄浑笔力已非台阁应制时的绮丽。而《唐文粹》所载《蒲州汾水桥碑》，"架鼋鼍以为梁，拖虹霓以为构"的壮语，正是治理黄河支流工程的真实写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特别提及徐彦伯在蒲州平息部族纷争的事迹，可见其"以文德绥远"的治术。

当徐彦伯离任时，《朝野佥载》记蒲州百姓"遮道献黍稷"，这场景恰似他在《南郊赋》中描绘的"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理想图景。短短三载的刺史生涯，这位历经五朝的文士，用实际政绩诠释了《贞观政要》"文学之士，亦堪经国"的治道真谛。

入为工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

景云元年，长安城秋色正浓，朱雀大街两侧的槐叶镀上了金边。徐彦伯自蒲州刺史任上奉诏返京时，恰逢太极宫檐角的铜铃在风中清响，仿佛为这位"文辞雅美，当时称之"（《旧唐书·文苑传》）的才子奏响凯歌。工部衙署的朱漆大门在他面前缓缓开启，那方镌刻"工部侍郎"的鱼符在阳光下泛着青银光泽，与新加的"银青光禄大夫"散阶相映生辉——这年七月，刚刚平定韦后之乱的李旦集团急需重整六部，而"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泽之政令"的工部，正需要这位曾修《三教珠英》的干吏执掌。

《唐会要》卷五十八详细记载此次任命："景云元年七月，以蒲州刺史徐彦伯为工部侍郎。"此时距中宗暴崩仅月余，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载，太平公主与李隆基联手诛韦后是在六月庚子，至七月己巳睿宗便火线调整人事。徐彦伯的擢升暗合两个关键：其一是他曾在武则天朝任太常少卿，熟悉礼制工程；其二正如《新唐书·徐齐聃传》附记所言"彦伯终太子宾客"，显示其始终处于东宫势力圈。工部侍郎虽为四品，但加银青光禄大夫便跻身"从三品"待遇，这从《通典·职官志》"光禄大夫加银章青绶者，品秩同"可得印证。

在担任侍郎期间，徐彦伯展现出文士治工的独特风范。《全唐文》收录其《南郊赋》有"考工记于冬官，正位辨方"之句，恰可窥见他将《周礼》理念融入实务。彼时长安正重修大荐福寺浮图（见《宋高僧传·义净传》），工部须监管土木工程，而《唐六典》卷七载"工部侍郎职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徐彦伯以"善赋颂"（《旧唐书》）之才亲撰督工文书，今虽不存，但《文苑英华》卷五四九保留其判词《对毁方瓦合判》，可见其对营造法式的熟稔。

这次任命在徐彦伯仕途中堪称关键转折。《唐诗纪事》卷九记其"景云中官至工侍"，此后他便频繁出现在重大礼仪场合，《唐大诏令集》卷六十八载先天元年《南郊敕》即由其参与拟定。而"银青光禄大夫"的加衔更意味深长，《册府元龟》卷四六九言此阶"多以加儒学之士"，暗示朝廷对其"文儒"身份的认可。当徐彦伯立于含元殿丹墀之上，腰间金带钩与银青绶带交相辉映时，那个曾在《枢机论》中告诫"言易泄"的谨慎文人，终以"不器"之才实现了"君子藏器于身"（《周易·系辞》）的唐代士大夫理想。

拜太子宾客，封高平县子

景云二年春，太极宫檐角的风铎在微风中轻响，徐彦伯身着紫袍，踏着龙尾道上的日光拾级而上。这位以"文辞雅美"著称的麟台少监，此刻正应诏前往东宫接受新职。《旧唐书·徐彦伯传》载："景云初，加银青光禄大夫，迁右散骑常侍、太子宾客，封高平县子，赐食邑四百户"，这场看似寻常的任命背后，实则是李旦集团对文坛领袖的刻意笼络。

尚书省的告身文书用泥金勾勒出"太子宾客"四字时，徐彦伯或许会想起二十年前在齐州治水的往事。彼时他任刺史，"发仓赈饥，民刻石颂德"（《新唐书·文艺传》），而今《文馆记》中记载的"掌调护侍从规谏"之职，更需其将治世经验化入对太子的教导。唐代东宫官制中，太子宾客位列正三品，《唐六典》明言其职"盖取象于四皓"，当年汉惠帝得商山四皓而稳储位，此刻唐睿宗授此职于彦伯，暗含稳定李隆基太子地位的深意。

封爵仪式在光范门内举行，太常寺赞引高唱"高平县开国子"的爵称时，徐彦伯腰间金鱼袋映着烛火微光。《唐会要》卷四十五载："景云元年十二月，始置开国县子爵，视正五品"，其食邑四百户虽为虚封，但象征着对文学侍从之臣的最高礼遇。值得注意的是，《全唐文》收录的苏颋制书特别强调"彦伯文含雅颂，学洞古今"，这正印证了张说在《大唐新语》中的评价："徐公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

在太子左春坊的槐荫下，新任太子宾客常与薛稷、马怀素等学士论政。《资治通鉴》载此年"太子屡召文学之士讲论"，徐彦伯以《枢机论》中"言易泄者召祸之媒"的警句劝诫年轻的储君，其《登长城赋》"四野黔首，何日康哉"的忧思，更成为教导太子体察民瘼的教材。当长安城暮鼓响起时，这位新晋县子总会望向终南山方向——那里有他早年隐居的草堂，也是《唐诗纪事》记载其与宋之问、杜审言唱和的起点。

卒，赠兖州都督

开元二年（714年）的暮春，长安城外的柳絮如雪纷飞，秘书监徐彦伯在官舍中悄然阖目。《旧唐书·文苑传》载其"以年老致仕，俄而卒"，这位历经五朝的老臣，最终在唐玄宗锐意革新的时代画上了生命的休止符。朝廷追赠兖州都督之荣，《新唐书》特别记载"赠兖州都督，谥曰文"，以"文"定谥，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位"燕许大手笔"的文学成就。

徐彦伯之死在当时文坛激起涟漪。张说在《大唐西域记序》中追忆其"学府文宗，朝端誉髦"，宋之问更在《祭徐录事文》中以"金闺彦"相称。据《唐会要》卷八十记载，太常寺议谥时特别强调其"博闻好古曰文"的特质，这与他在武周时期主持修撰《三教珠英》的学术贡献密不可分。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开元二年三月，恰与玄宗精简官僚机构的改革同步，使得这位老臣的离世更具时代象征意义。

兖州都督的追赠暗含深意。唐代兖州属河南道，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十载，此地"自周、隋以来，皆为重镇"。徐彦伯生前虽未实际任职地方，但《唐六典》规定赠官需"准其生平"，选择兖州或与其山东齐州籍贯形成地理呼应。墓志铭中"礼备哀荣"的记载，印证了玄宗对文儒老臣的礼遇。其文集三十卷虽散佚，但《全唐诗》存其《题东山子李適碑阴》等作，仍可窥见"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旧唐书》评语）的文风遗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