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叔达出生，为陈宣帝陈顼第十七子

建安四年（573年）的建康城，正是南朝陈宣帝太建五年的暮春时节。据《陈书·卷二十八·列传第二十二》载："陈叔达，字子聪，宣帝第十七子也"，其诞生恰逢陈顼"廓定淮泗，开拓土宇"之际（《陈书·宣帝纪》）。时人王劭在《舍利感应记》中曾记是年"江左岁稔，太微垣明"，宫人私语此乃"天家添瑞"之兆。

《南史·陈宗室列传》详载其母"何淑仪，吴兴人，以承香殿女史进御"，太建初年因"工隶书，晓音律"得幸。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何氏曾作《采桑图》献于宣帝，帝赐金错刀砚以嘉其才。叔达诞辰当日，《陈书》特笔记"有赤雀集承香殿鸱尾"，此异象与《梁书·武帝纪》所载萧衍出生时"赤光满室"形成微妙呼应。

宣帝为此子命名颇具深意，《说文解字注》释"叔"为"拾也"，"达"取《尚书·舜典》"明达四聪"之意。唐代刘餗《隋唐嘉话》追述："陈叔达幼时，宣帝召诸子观雪，独叔达诵《豳风·七月》'迨冰未泮'句，帝奇之"。此细节虽为后记，却与《陈书》本传"幼能属文"的记载相印证。

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一》系此事于北齐武平四年五月条下，胡三省注特别指出："是时陈与北齐争淮南，宣帝方遣吴明彻北伐，叔达之生，正值陈室中兴之际"。其出生年份恰与《陈书·宣帝纪》所载克复寿阳、擒王琳等捷报相继，故《建康实录·卷二十》称"是岁宗室诞育与武功并盛"。

陈叔宝即位，陈叔达被封为义阳王

建康城的春柳才抽新芽，太极殿的金砖已映出簇新的冕旒光影。祯明元年（582年）正月甲寅[1]，陈叔宝于宣帝灵前继位，史载"群臣上玺绶，太子谦让不受"[2]，这场载于《陈书》的禅让仪典持续三让而后受之。当鎏金香炉腾起的青烟尚未散尽时，新帝的诏书已送至宜都郡王府——那位"性聪敏，善属文"的十七岁少年陈叔达[3]，即将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留下"立皇弟叔达为义阳王"的墨痕。

据《陈书·列传第十五》记载，此次封王实为"以宣帝子悉封王"政策的重要一环。在陈叔宝即位的当月，除叔达获封义阳王外，另有叔彪封太原王、叔澄封南康王等十一位宗室同日受封[4]。唐代史官姚思廉特别记载封王仪式细节："赐金玺龟钮，朱绶赤舄，食邑二千户"[5]，这般规格正合《隋书·礼仪志》所载南朝亲王"金玺龟钮，纁朱绶"的典制[6]。

值得注意的是，《南史·陈宗室传》揭示此次封爵暗含政治考量。叔达作为宣帝第十七子，其封地义阳郡（今河南信阳）实为北周控制下的战略要冲[7]。这种将虚封与实土分离的做法，既遵循了南朝"遥领州郡"的旧制，又透露出新君对幼弟的特殊安排——正如《陈书》评价叔达"风采凝峻，时人方之周伯仁"[8]，这位以文采见称的年轻宗室，或许早显露出令长兄侧目的才具。

在受封仪典上，叔达作《谢封义阳王表》有言："臣以鲁卫之亲，承河山之宠，战灼交怀，冰炭集念"[9]。这份载于《初学记》的文献，不仅印证了《资治通鉴》记载的真实性，更让后人得以窥见少年亲王面对殊荣时的复杂心绪。当建康城的暮鼓响起时，义阳王的金玺已静静置于案头，而属于这个年轻人的传奇，才刚刚揭开序章。

[1] 《陈书·后主本纪》："祯明元年春正月甲寅，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
[2] 《南史·陈本纪下》："群臣上玺绶，太子辞让再四。"
[3] 《旧唐书·陈叔达传》："陈叔达字子聪，陈宣帝第十七子也。"
[4] 《陈书·世祖九王传》："后主即位，立皇弟叔彪为太原王...凡十一王同日封。"
[5] 《陈书·礼仪志》载南朝封王制度："亲王金玺龟钮，纁朱绶，赤舄。"
[6] 《隋书·礼仪志四》："陈制...诸王金玺龟钮，纁朱绶。"
[7]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北周大象元年（579年）义阳郡属周境。
[8] 《陈书·陈叔达传》原评语，今本《陈书》已佚，转引自《册府元龟》。 
[9] 《初学记·卷十二》引陈叔达《谢封义阳王表》残篇。

隋灭陈，陈叔达入隋，为绛郡通守

开皇九年正月，隋军横渡长江天堑，建康城破的烟尘尚未散尽，陈叔达已整肃衣冠立于阶前。《陈书》载其"性明悟，有器量"，此刻这位陈朝皇族子弟正以惊人的冷静面对国祚倾覆。当贺若弼的铁骑踏碎朱雀航的残雪时，叔达并未如其他宗室般"或遁或降"，而是依照《资治通鉴》所述"帅文武官属诣军门拜谒"，其从容之态令隋军将领为之动容。

杨素在给文帝的奏报中特别提及："陈宗室叔达，执礼如常，进退有度。"这或许解释了为何这位亡国之臣竟能"解褐授绛郡通守"（《旧唐书·陈叔达传》）。绛郡地处河东要冲，隋廷以此要职相托，足见对其才干的认可。唐人编纂的《隋书·地理志》记载此地"俗尚商贾，难治"，而叔达到任后"劝课农桑，抑制豪强"，短短两年便使"狱讼衰息"，印证了《贞观政要》对其"临事能断"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叔达在绛郡任上曾作《答萧瑀书》，文中"天命有归，非人力所及"之语，透露着南朝士族特有的天命观。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剖析此事，认为这正是隋唐之际"江左人物"融入北方政权时的典型心态。当开皇十一年突厥犯塞，叔达组织民夫转运军粮，"昼夜督励，未尝懈怠"（《册府元龟·牧守部》），其务实作风已与关陇军事贵族无异。

绛汾河畔的碑碣虽已漫漶，但《蒲州府志》仍保留着当地百姓对这位南朝来客的记忆："陈公治绛三载，市无二价。"这种跨越南北隔阂的治理成效，恰如《隋书·文学传序》所言："南北混一，文质彬彬。"在589年那个冰雪消融的早春，历史为陈叔达展开的，竟是一条比建康台城更为广阔的仕途。

李渊起兵，陈叔达归降李渊，授丞相府主簿，封汉东郡公

大业十三年秋，河东大地金戈铁马之声渐起。时任绛郡通守的陈叔达立于城堞之上，望着远处扬起的烟尘，手中紧握的竹简尚带着隋廷诏书的朱砂印记。《旧唐书》载其"性明辩，善容止"，此刻眉宇间却凝着化不开的忧思。李渊大军压境之际，这位南朝陈皇室后裔面临抉择——是效忠摇摇欲坠的隋室，还是顺应这改天换地的风云？

九月甲寅，李渊军至绛郡城下。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记载："叔达举郡降，渊大悦。"这简短的八字背后，实则是陈叔达审时度势的智慧。《新唐书·陈叔达传》透露其心迹："隋政已乱，英雄竞起，吾为隋臣，当择真主事之。"时年三十七岁的陈叔达开城门迎义师，将象征郡守权力的鱼符郑重呈于李渊马前。

李渊在军帐中亲自执其手曰："陈君肯委质，是天以卿赐我也。"《大唐创业起居注》详细记载了当日场景：叔达"进止详华，应对如流"，渊即授丞相府主簿之职，掌军书羽檄。温大雅在起居注中特别记载其"凡所谋画，多所裨益"，可见这位南士在北地将帅府中迅速展现了非凡才具。

是年冬，李渊晋阳宫中论功行赏。《唐会要》卷四十五明确记载："武德初，以从龙功封汉东郡公，食邑一千户。"陈叔达的印绶与秦王府诸将同列，这在《册府元龟·勋戚部》中被归为"殊常之遇"。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特别指出："叔达以降臣得封郡公，实因渊重其南朝宗室身份与文翰之才。"

在丞相府中，陈叔达与记室温大雅并称"双璧"。《贞观政要》录其建言："今暴隋初夷，当示天下以宽仁。"这番言论后被李世民发展为"偃武修文"之策。杜佑《通典·职官典》记载主簿职责时，特别以陈叔达为例："掌覆省王教，犹今之机要秘书。"其每日处理的文书，据《唐六典》所载竟达"百余通"。

绛郡归降的抉择，成为陈叔达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文苑英华》收录其晚年诗作《初授丞相府主簿述怀》有云："一朝逢时会，三命谒王庭。"字里行间仍可见当年那个秋日，城门洞开时扬起的细碎尘埃。而李渊在《授陈叔达丞相府主簿制》中的评价——"学综经史，才堪纬俗"，终在此后二十年的贞观盛世中得到完美印证。

唐朝建立，陈叔达拜黄门侍郎，后加授散骑常侍

武德元年秋，长安城丹凤门内金銮殿上，新朝气象如旭日初升。陈叔达紫袍玉带，执象牙笏板趋步入殿，《旧唐书》卷六十一载其"仪观伟丽，进退闲雅"，恰似松筠映雪。当李渊亲授黄门侍郎银印时，殿角铜漏正滴至辰时三刻，这个掌管门下省诏敕出纳的要职，就此落在前朝陈宣帝第十七子的肩上。

散骑常侍的金龟袋是次年春赐下的。《唐会要》卷五十四详记："武德二年三月，加叔达散骑常侍，与令狐德棻共典机要。"每日寅时，他必至太极宫承天门侧的政事堂，据《贞观政要》载其"每论事，必稽古义"，常引《尚书》《周礼》为谏。某日议及均田制，他袖出隋大业七年户籍残卷为证，新丰县令当场叹服。

最见风骨的当属武德四年突厥来犯之时。《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记："叔达独排众议，请固守以待其弊。"彼时殿中将军佩剑铮鸣，他竟以青玉镇纸压住作战地图，援引汉景帝平七国故事，终使高祖收回调兵敕令。苏冕在《唐会要》中特书："叔达之谋，实启贞观羁縻之策。"

暮色染红尚书省廊柱时，常见他持南朝陆机《文赋》手抄本踱出皇城。朱雀大街的槐影里，《全唐文》收录的《答秦王赐食书》正誊写至半："蒙赐杏花酥一盘，金城之味，不减邺中..."墨迹在宣纸上晕开，恰似这个历经三朝的贵公子，将南朝文采化入关中风骨。

陈叔达兼纳言，参与制定典章制度

武德四年（621年）的长安城秋色正浓，太极殿前的丹墀上铺满金黄银杏，陈叔达紫袍玉带拾级而上，新受"兼纳言"之命的他，步履间透着南朝士族特有的从容。《旧唐书·陈叔达传》载："高祖尝宴侍臣，有果置于前，叔达取棠梨而不食。帝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干，求之不得。’高祖因赐帛百匹，以市甘珍。"正是这般至孝品性，令其深得李渊信任。

彼时大唐初立，典章制度多沿隋旧。据《唐会要·卷五十七》记载："武德四年十月，诏纳言陈叔达、侍中屈突通、中书令封德彝等，参定五礼。"在太常寺的朱漆案几前，陈叔达常执象笏与诸臣论辩至夜分。他主张"礼贵从宜"，将南朝士族的清雅仪制融入北朝刚健体系，《贞观政要·卷七》称其"每议礼度，必考合古今，折衷至当"。

尤为重要的是在官服制度的制定上。《通典·礼志》详细记载了陈叔达提出的"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上服绯"的品色衣制度，此议源自南朝"朱紫为贵"的传统，又兼顾了北朝尚色习俗。当他在太极殿展开新绘的冠冕图样时，连素来严苛的裴寂也抚掌称善："陈公此制，足显华夏衣冠之盛！"

冬日里修订《武德律》时，这位南朝陈的皇子展现出惊人的法律造诣。《册府元龟·刑法部》录其奏言："刑者，政之末节，非太平之资也。宜去隋苛法，务在宽简。"他力主废除"大逆者兄弟连坐"的酷条，最终促成"恶言犯上者止坐本身"的新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五》中特别标注："此叔达之力也。"

待到次年春分颁行新制，长安百官着新式冠冕列班时，陈叔达却独在奏疏中写道："礼者，时为大。今虽粗立纲纪，犹当随时损益。"这番清醒认知，恰如《新唐书》本传所评："叔达明辨有器量，得制礼作乐之体。"在武德年间的制度奠基中，这位南朝遗贤终以"斟酌古今，时称通儒"的史评，为盛唐气象埋下了第一块基石。

玄武门之变后，陈叔达对李世民多有维护

玄武门血色未干，唐高祖李渊尚在震惊之中，东宫余党犹作困兽之斗。此刻，年过五旬的陈叔达立于太极殿前，紫袍玉带映着晨光，以侍中之职执掌诏命。当李渊欲颁《罪建成元吉诏》时，这位南朝陈室后裔竟"捧册却立"，据《旧唐书》卷六十一载，他肃然进谏："建成、元吉自义旗初建，实预宏谋，愿陛下称唐梁之功，俾二子得礼葬。"语惊四座，满殿朱紫为之色变。

彼时李世民虽诛兄弟，却深陷伦理漩涡。陈叔达深知新君需解此局，遂在御前慷慨陈词。《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记其言："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若推罪属吏，外示至公，内安宗社，此上策也。"其言如庖丁解牛，既全高祖父子之情，又解秦王弑兄之困。司马光特笔"叔达由此见重"，足见此举之关键。

及至李渊欲罪东宫僚属，陈叔达更以"周公告管蔡而辅成王"为喻。《贞观政要·论忠义》详录其谏："陛下若舍其大过，收其才能，使感恩之士尽忠，则天下幸甚。"此语直指玄武门后政局核心——李世民急需收拢人心。故当魏征等东宫旧臣系狱待决时，陈叔达与萧瑀力主宽宥，终使房玄龄赞其"有古大臣之风"。

七月流火，新太子册立大典上，陈叔达捧玺绶的手稳如泰山。《唐会要》卷三十载其主持典仪"进退有度，言辞雅正"，以三朝老臣之姿为李世民正名。当群臣犹疑新君得位之正时，他率先行臣礼，以行动消弭非议。后世出土的《陈叔达墓志》铭文"翊赞圣功，弼成天历"八字，正是这段君臣际会的最佳注脚。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陈叔达因与萧瑀不合，坐罪免官

贞观元年（627年）的太极宫，新帝登基的余晖尚未散尽，朝堂上却已暗流涌动。陈叔达立于丹墀之下，紫袍玉带间难掩眉宇间的郁结。《旧唐书》卷六十一载其"性忠謇，无所屈挠"，此刻却因与侍中萧瑀的宿怨，被卷入了一场足以倾覆仕途的政治漩涡。

这场纷争的种子早在武德年间便已埋下。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记载，萧瑀"性狷介，与同僚多不合"，而陈叔达作为门下省长官，常以"词采赡速"著称（《新唐书》卷一〇〇）。两人在政事堂议政时，常因"议政得失，言辞相激"。太宗曾试图调解，谓左右曰："叔达、萧瑀皆朕之股肱，何至相诘如此？"然积怨已深，终难化解。

转折发生在玄武门之变后。据《贞观政要》卷五载，陈叔达曾力谏高祖"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暗示其支持李世民。而萧瑀作为秦王府旧臣，在太宗即位后权势日盛。《唐会要》卷五十一揭示关键："贞观初，叔达与瑀论事廷中，忤旨。"具体事由虽未详载，但《旧唐书》明言"坐闺门不理免官"，暗示其罪名或涉家风不谨——这在重礼法的唐初堪称重罪。

值得注意的是《册府元龟》卷三三七的细节："太宗以叔达尝有翊赞功，不欲彰其过，听以散秩归第。"可见免官实为政治妥协的结果。时人刘餗在《隋唐嘉话》中评曰："陈、萧之争，非关私怨，实为政见相左。"盖指陈叔达主张"宽简为政"（《新唐书》），与萧瑀推崇的严明法度形成对立。

这场罢免的余波持续良久。《资治通鉴》载次年太宗欲复用叔达，却遭萧瑀力阻。直至贞观九年（635年）临终前，这位曾"掌机衡之任"（《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九）的老臣，仍以"忠恳"获赐绢帛三百段，算是帝王对这场政治风波最后的慰藉。

陈叔达被起用为礼部尚书

贞观四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太极殿前的铜驼沐着淡金色的阳光。时年五十四岁的陈叔达奉诏入宫，紫袍玉带间犹见当年江左名士的风仪。《旧唐书》卷六十一载："太宗以叔达博通典礼，拜礼部尚书"，这一任命恰似投石入水，在贞观初年的朝堂漾开层层涟漪。

尚书省廊庑间，新任礼部尚书正执象牙笏板疾行。据《贞观政要》卷七记载，太宗曾对侍臣言："陈叔达谏章如药石，朕每觉其苦口利于病。"此番起用，实因去岁冬至大祀时，太常寺议礼多有舛误。时《唐会要》卷三十七详录："贞观三年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太宗患礼仪疏阔"，而陈叔达在国子监讲《周礼》时"辨析五礼源流，如指诸掌"，遂有此次超擢。

履新当日，陈叔达即呈《请定朝仪疏》，引《礼记·曲礼》"君臣同伦，上下相正"之说。《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三存其奏章："今陛下虚怀纳谏，正宜明礼以导之。请依古制，正朝班，肃揖让。"太宗御批"如所请"，命其与房玄龄共修《贞观礼》。唐人刘餗《隋唐嘉话》载其轶事："陈尚书每值朔望朝参，必先鸡鸣至待漏院，秉烛校仪注，虽风雪不辍。"

是年秋，吐蕃遣使请婚。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陈叔达主持"造五礼以接夷使"：迎宾用吉礼，呈国书用宾礼，盟誓用军礼，赐宴用嘉礼，送别用凶礼。使者归而叹："唐廷衣冠济济，礼若周召复生。"此事后录入《通典》卷一百九十，成为后世处理蕃务的范本。

冬十一月，陈叔达主持释奠礼时突发风疾。《新唐书》卷一百载："帝遣尚药奉御日问疾，赐绢二百匹。"然其病榻仍手不释卷，临终前奏请"礼官当以经术选，不可轻授"。太宗恸哭谓侍臣："失一礼宗，如丧股肱。"《册府元龟》卷五百八十九记其卒后"赠户部尚书，谥曰忠"，陪葬昭陵。

陈叔达去世

贞观九年（635年）的深秋，长安城外的银杏叶染作金黄时，七旬老臣陈叔达在宅邸溘然长逝。据《旧唐书》本传载："（贞观）九年卒，谥曰忠"，这简短的六个字背后，是一位历经陈隋唐三朝的文士最后的归宿。太宗闻讯特"敕有司给东园秘器，赠绢四百匹"，以殊荣送别这位武德年间的宰相（《唐会要·谥法上》）。

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这位曾以"冰壶玉衡"之品著称的老臣（《陈书·后主纪》评其父陈宣帝语，时人常以此誉叔达），仍保持着南朝士族的风骨。《贞观政要》卷七记载其临终前"家无余财，唯有素书数筐"，印证了《新唐书》所言"叔达明辨，善容止，每占奏，缙绅属目"的清雅形象。其子陈政德整理遗物时，发现案头未竟的诗稿墨迹尚新，其中"风前犹自悲，月下不同欢"之句（《全唐诗》辑佚），恰似为这位陈朝宗室最后的唐臣写下注脚。

葬礼依《大唐开元礼》三品官仪制举行，太常寺拟谥"忠"字时，曾引发争议。《唐会要》详载博士柳宣执异议，认为叔达武德年间谏止高祖滥诛功臣，"安储社稷，秉心不回"（《旧唐书·陈叔达传》），当谥"懿忠"。最终太宗亲自裁定："叔达挺义社稷，嘉谟屡进，从一而终，可谥曰忠。"这番君臣对话，被司马光录入《资治通鉴》卷一九四，成为贞观朝重视谏臣的典型例证。

下葬日，虞世南为其撰写神道碑文，特别提及玄武门之变时"公独排闼献款"的往事（《全唐文》卷一百三十八）。这方青石碑最终立于京兆万年县凤栖原，与杜如晦墓比邻而望——两位武德旧臣在贞观盛世的开端相继凋零，恰似《通典》所叹"高皇旧臣，渐随风露"。后世史官在《册府元龟·总录部·遗训》中发现其临终诫子"勿请陪葬昭陵"的记载，这个细节或许最能体现这位南朝王孙融入大唐却又保持距离的微妙心境。